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产生。长此以往，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辨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很容易让人想到“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无处不在，公园、剧院、会场、广场、车站……任何向大家开放的区域，都算是公共场所。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正在逐渐消失。他是什么意思？是建议政府多修一些公共设施，多建一些城市绿化吗？完全不是。
究竟什么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表述是：“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公共领域与公共意见、公共舆论相连，是它们得以形成的场所。社会个人自愿集合到一起，没有阶级、身份的限制，在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畅所欲言，或品评政府，或臧否人物，或议论文艺，自由发表观点，形成较为一致的公共意见。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很重要的形式。
在西方文明中，公众参与政治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古代雅典，公民热衷于参与政治，有就公共事务在公开场合辩论、表决的传统。哈贝马斯认为，早期公共领域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沙龙。在沙龙中，宫廷臣仆以及部分城市贵族、资产阶级的上流人士聚集在一起，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和批评是他们的共同兴趣。后来，讨论的主题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经济不断发展，加入沙龙的人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广大资产阶级、商人甚至小作坊主、手工业者也逐渐加入到公众讨论的圈子中，广大市民逐渐冲破了阶层限制聚集到了一起。
那时，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最大动力在于推翻当时的专制统治，谋求自身更多的利益。所以，公共讨论日益变得具有政治性和批判性，逐渐形成了以批判意识为特色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公共领域的讨论都是赞同、允许的一致意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是不同的意见相互碰撞，公共讨论才能逐渐形成凝聚成大众批评意见的公共舆论，从而引起政府的重视，起到干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公共舆论批评的目标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公权力，目的并非反对现政权，而是要监督公权力，将民意渗透到施政层面。因此，公共领域对于现代政治健康运行是非常有益的。
到了19世纪，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公共领域。人们自发聚集在剧院、咖啡馆、茶室中，形成各种沙龙、学会，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在松散的社交网络中谈论政治，发表民意。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在20世纪中叶快消亡了，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经历各种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为了应对时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和干预，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典型例子如“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推行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The NewDeal）核心理念包括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故亦称三R新政。实际上，罗斯福新政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长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使美国经济逐渐得到恢复。
政治领域控制的加强，导致公共领域被不断压缩。政府公共舆论监控加强，试图操纵公共舆论，直接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消失。舆论本应的自由表达意见的产物，而现在舆论则被政权操控，成为其向公众灌输思想、进行同化的工具。原本市民聚集在公共领域通过交流谈话形成的政治意见，也逐渐被权力机关的决定取代。市民不仅失去了交流的外部环境，在不断的舆论熏陶之下，连反思的意识都逐渐消失，再次沦为国家的附庸。公共领域不等于公共场所。表面上，沙龙、咖啡馆和剧场等各种公共场所还在，但其中流传的各种观点不是真正的公共舆论，而是被政府操纵的意识形态说辞。就像话剧《茶馆》描绘的那样，裕泰茶馆还在，喝茶的人也很多，就是四处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幅，大家没有评论公共事务的权利。
哈贝马斯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乱已平，发展很快，社会生机勃勃。但是，哈贝马斯却在繁荣之下嗅到了舆论自由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不断强大，给资本主义世界带了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开始推行麦卡锡主义[1]，控制言论思想自由，严重侵扰了人们一直信赖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强烈反对控制人们思想的潮流，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共鸣。麦卡锡本人死后，麦卡锡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民主自由重新得到重视，公共领域也有所恢复。
然而，威胁公共领域的不仅是政府和国家。实际上，商业利益对公共舆论的健康发展的威胁在今天日益严重。随着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越来越大，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大，比如技术创新、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以往不属于严格政治事务的主题日益进入公共领域，商业利益侵蚀公共舆论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今天传媒异常发达，各种意见纷繁复杂，阴谋阳谋，真真假假，教人好似雾里看花。就网络舆论而言，各种大V小V，“水军”“五毛”，谣言、辟谣、为辟谣而造谣……极大地损害了公共领域凝聚公共舆论的功能。不管什么意见，都得仔细想想，自己分辨分辨。
无论如何，记住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能因为公共领域观点鱼龙混杂而因噎废食。言论出版自由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允许公民自由思考，自由发表意见，正义才能被坚持，邪恶才能被鞭挞，问题才能被澄清，社会才能不被愚昧、暴政和阴谋所笼罩。
[1]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有“美国文革”之称。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刘永谋等：《哲人疯语——当代哲学思想中的奇谈怪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其余作者均曾为人大科哲点上硕士生博士生：郭朦、王玮、李曈、赵俊海、李慕航、李佩、乔宇和仇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