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美国时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居然会在国内带起一个社会思潮，汇成一个社会运动，靠的是什么？——李敖《播种者胡适》给出了答案：“以《新青年》为源头”，是说得对的。因为此文已在美国《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尔后“一稿两投”抄寄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1日《青年杂志》，竟然一炮打响，走红全国。
李敖颁给的头衔是“播种者”，胡适则自称“逼上梁山”。播种，先得有园地可耕；上梁山，也得有寨主可投。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就是这块园地；创立刊物的陈独秀，就是这位寨主。
早在1904年初，陈独秀就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章程第一条是：“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报中文章分十三门：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来文，比起胡适1915年夏天关于白话的“乱谈”，要早上十一年。
1913年陈独秀参加“二次革命”被捕，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逐渐悟到改造中国的重任，应由有新思想的新世代承担，于是着手创办《青年杂志》。《社告》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杂志分政治、思想、戏剧、小说、传记、文艺思潮、青年妇女问题、国内外大事述评、世界说苑、通讯各栏，陈独秀自任“国内外大事”与“通讯栏”的编撰。其时之形势可套用《水浒》名句：“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林冲夜奔梁山，携有柴大官人的书信；名不见经传的胡适，从美国向《青年杂志》投稿，亦免不了引荐之人，这个人就是汪孟邹。汪孟邹（1878－1954），字炼，亦名梦舟，安徽绩溪城内人，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1904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共23期）。汪孟邹1913年来到上海，创立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1915年来沪办《青年杂志》，自许可轰动一时，汪孟邹介绍与群益书社陈子佩、子寿兄弟洽谈，答应每期编辑费银圆二百元。
胡适本不认识汪孟邹，更不认识陈独秀，牵线搭桥人是许怡荪。许怡荪（1888－1919），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村人，与胡适是地道的同乡，又是上海中国公学同学，交谊甚密。胡适考留美官费生的旅费与养母之费，都由许怡荪设法筹措。胡适留学美国后，与许怡荪通信频繁，还寄去自己的日记，以汇报学习生活。许怡荪愧悔自己学无所成，故乐为胡适处理家乡事务。他与汪孟邹都是教育家胡子承的学生，便常向章士钊、陈独秀说项，为胡适的日后进取创造条件，同时解决他经济上的困难。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中云：“今日邮呈群益出板《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12月13日，汪孟邹再次写信，中云：“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可知《青年杂志》甫一出版，汪孟邹即寄给胡适。而许怡荪1916年3月13日给胡适信中说：“尊译裴伦诗稿，去岁过沪，本拟属其登入《甲寅》，后以其志尚未刊载英文，于例微格，以是搁置。近屡得孟邹来函，乞将此稿借与《青年杂志》（陈仲甫号独秀所办，皖人也。）一登，属向足下言之。”（《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信中所说译裴伦诗稿，见于胡适1914年2月3日日记：
裴伦（Byron）之《哀希腊歌》，吾国译者，吾所知已有数人：最初为梁任公，所译见《新中国未来记》；马君武次之，见《新文学》；去年吾友张奚若来美，携有苏曼殊之译本，故得尽读之。兹三本者，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者；曼殊所译，似大谬之处尚少。而两家于诗中故实似皆不甚晓，故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吾尝许张君为重译此歌。昨夜自他处归，已夜深矣，执笔译之，不忍释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尔时群动都寂，独吾歌诗之声与风声相对答耳。
胡适看到张奚若带来的苏曼殊译本《哀希腊》，“得尽读之”，有感于“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马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苏译虽“大谬之处尚少”，然“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决定重译此歌。许怡荪推荐给章士钊，因《甲寅》无刊载英文之例，以是搁置；又由汪孟邹“借与《青年杂志》”，仍然未得发表，此为胡适投稿之一挫。1916年8月14日，许怡荪信中又说：“前过沪上，陈君独秀属为致书足下，丐每月为文一篇，以冠《青年》之首，并邀请国内耆宿为文以相辅助，而推足下主盟，其意甚盛。告以‘适之方伏案著书，功在垂成，日力有限，恐难分心耳；然必将尊意为道达’。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鄙意思将寄示札记另录简编，……即颜曰《藏晖室札记节钞》，寄登陈独秀君所办《青年》，以塞海内知交之望，未审尊旨如何？能允所请否耶？”（《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44-145页）但《藏晖室札记节钞》的刊发，仍然毫无音信，此为胡适投稿之二挫。
林冲雪夜上梁山，王伦说：“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什么是“投名状”？用朱贵的话说，“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胡适自幼熟读《水浒》，这个典故自然是知道的。他察觉虽有汪孟邹、许怡荪的引荐，还得自己把一个“投名状”来。不过，他递上的“投名状”却有两份，它们是1916年2月3日与1916年8月21日写给陈独秀的两封信。
三十六岁的陈独秀，是声名远播的老革命家，更是决定外稿取舍的大主编；二十四岁的胡适，不过飘泊异国的留学生，渴望赢得赏识的投稿人。一般说来，主编当然希望广辟稿源，但约稿信的客气话，原是当不得真的；投稿人当然希望文章能予录用，大致诉说一己的专长与抱负，以便能中主编者的青眼。但胡适却不按常理出牌，写给陈独秀的信，一没道仰慕之意，二没道求学之志，三没道提携之恩，而是对所刊诗文提出了近于苛刻的批评。
1916年2月3日的第一信原件不存，摘要见于此日的《留学日记》：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Wilde’sTheIdeal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
此信开宗明义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用以呼应陈独秀翻译外国文学的意愿；“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则是表白对翻译的严谨态度，首先博得了陈独秀的好感。接着，郑重其事地指出：《青年杂志》所刊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选材不当，该剧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二是译笔不称，“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信发不久，就给汪孟邹寄去了《决斗》的译稿，1916年5月19日汪孟邹回信：“《决斗》一首炼与群益交谊极深，定无异词。”但由于《上海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打侵权官司，在1916年3月一卷六期出版后宣告停刊。半年后的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回复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
《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拟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直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直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馀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马君武君顷应为《青年》撰文，第八号当可录出。足下所译摆伦诗，拟载之《青年》，文学语有侵焉处，可稍改之乎？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卒复不庄。
陈独秀的复信，没有回应王尔德《意中人》是否选材不当；大约是出于对胡适“仰望足下甚殷”，全盘接受了对翻译的批评：“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而胡适翻译的《决斗》，顺利地在9月15日复刊改名《新青年》二卷一号刊出。
胡适的批评，实有许多可斟酌之处。首先，《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以来，每期封面均有名人画像，第一卷为卡内基，第二卷为屠格涅夫，第三卷即为王尔德。一卷二号开始连载他的剧本《意中人》，篇首有薛琪瑛的“译者识”：
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民国四年秋。
又有陈独秀执笔的“记者识”：
此剧作者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爱尔兰都城Dublin之人也。幼秉母教，体弱耽美，时作女装，衣冠都丽。十一岁学于Emnikillen学校，文学之才，崭然出众，数学功谋，绝无能力。十八岁入Oxford大学，氏生性富于美感，游Oxford，闻Jhon Ruskin之美术讲义，益成其志。当时服装之美，文思之奇，世之评者，毁誉各半。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一八九五年，以事入狱，禁锢二载，旋以贫困客死巴黎，年仅四十有六。所著随笔、小说、剧本，已出版者凡十余种，文章巧丽天成，身殁而名益彰。剧本流传，视小说加盛，所作喜剧，曰《温达米尔夫人之扇》 ( Lady Wendermere's Fan )，曰《无用之妇人》 (A Woman of No Importancs)，曰《热情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并此剧而为四，悲剧一，即有名之《萨乐美》 ( Salome)是也。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两人一致以为，这部“爱情喜剧”体现了健全的人格理想，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薛琪瑛特别指出：“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完全契合时代之精神。相比之下，倒是俄国泰来夏甫的《决斗》，讲西方男人动辄拔剑相向的决斗风习，与“容忍”“仁恕”毫不相干，更谈不上“与国人心理接近者”。胡适1915年5月10日给母亲写信，中说：“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每月付笔资若干。如有所得，即令由瑞生和转寄来家为家用。该处系友人主持，虽力不能多酬笔资，然亦不致令我白做文字也。俟后有定局，再写信通知吾母及瑞生和号。”出发点既然是谋取稿酬，哪有选择优良原本的心思？
至于薛琪瑛的译笔，陈独秀开初是给了极高评价的，郑重介绍道：“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按薛琪瑛，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家学渊源深厚。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学科，后出国留学，通晓英语、法语、拉丁语兼通拉丁语，后来嫁湖南沅陵朱文长，成为诗人朱湘的二嫂。婚后不久，朱文长因病去世，薛琪瑛带着女儿寡居南京。无锡薛福成故居陈陈列的薛福成世系简表，显示薛琪瑛是薛福成长子薛南溟的四女。薛琪瑛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女作家，而且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的作家。为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兹将《意中人》开场马孟德夫人与裴锡敦夫人二位美女的对话抄录于后：
马：你今晚赴哈脱洛克夜会吗？
裴：我想要去的，你呢？
马：要去的，你看这些会不是怪麻烦吗？
裴：实在是麻烦，究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无论到何处都是这样。
马：我到此地来受教训。
裴：呀，我最厌受人家的教训。
马：我也是这样，这件事几乎叫人和生意买卖人一般，岂不是吗？那亲爱的纪尔泰夫人搿屈路特时常告诉我，人生当有高尚的志向，所以我来此地看看有什么高尚的人。
裴：（用千里镜四面一望介）我今晚还没看见一个人，可叫做有高尚主义的，领我进餐室用饭的那个人，对我讲的无非是他妻子的事。
马：这人何等鄙俗。
裴：真是鄙俗不堪，你的丈夫常讲的是些什么呢？
马：大概是我的事。
裴：（作困倦状）你可喜欢呢？
马：（摇头介）一点也不喜欢。
裴：亲爱的马葛来脱，我们是何等道学？
马：（起身介）这种称呼，和我们最合试。
诸君鉴赏鉴赏，这是不是“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有味”的纯粹白话文？须知，当薛琪瑛于民国四年（1915）用语体白话翻译剧本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不曾“逼上梁山”；当胡适用文言所写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在《青年杂志》刊发时，薛琪瑛翻译的《意中人》已在《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和第二卷2号连续完毕。操着被赵元任认定“你的白话不够白”的胡适，面对薛琪瑛明快流畅的白话，不知将何以自处？谁都明白如下逻辑不能成立：岂有白话文“播种者”播种于后，而白话文佳作结果于前的道理？胡适对薛琪瑛的贬损，完全是出于下意识的嫉妒。
有人也许会想：胡适敢对薛琪瑛的译笔提出批评，想必自己翻译水平一定很高。只是《青年杂志》刊出的《意中人》，有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自可看出问题；而胡适的《决斗》，则无原文比对，无从断其优劣。好在他1914年2月3日所译拜伦《哀希腊歌》，提供了探其译笔的好材料。三十多年来，评论《哀希腊歌》翻译者甚多，对胡适的“定稿”皆赞美有加。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1958年出过一本《胡适与国运》，大陆学者多不看好，以为“整个立论就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实的材料之上”；此书收有王爱维《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文章说在朋友家中吃晚钣，偶然谈起这首诗，有人说：“马、苏、胡的译稿，各有短长；胡译并非空前绝后。其实三人中，苏译格律谨严，最为难得；胡氏不讲格律，最易取巧。因为马氏用的是七言古风，苏的是五言古风，胡的却是骚体。骚体译诗，是最容易不过的：句的长短，句的多少，韵的转换，都极度自由。何况胡译有许多句，还根本不押韵，与散文仅差一间，可说占尽便宜！即使如此，胡译也还未占上风。”他们还拿马、苏、胡、及物理学家李焕乐博土的译稿与原诗对照，发见胡译有许多遗漏和衍文，有许多地方和原诗大有出入。
如第四节的“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王爱维指出：拜伦原诗的“King”，是指波斯王Xerxes，公元前480年率数十万铁骑攻向希腊，乃是侵略希腊的首领，称他做“名王”，这恐怕希腊人不会甘心吧！按“名王”，指古代少数民族声名显赫的王。《汉书·宣帝纪》：“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潘岳《闲居赋》：“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杨师道《咏马》：“徒令汉将连年去，宛城今已献名王。”张孝祥《六州歌头》：“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王爱维认为这是胡适蹈着曼殊“名王踞巖石，雄视沙逻滨”的覆辙，而李焕乐译为：“沙辣米滨石崖峙，元凶踞坐朝阳里。”称之为“元凶”，无疑更为妥贴。
又如第五节，王爱维指出：他的“往烈兮难追”，也犯同样的毛病。胡先生自称是学历史的，专考据的，谁敢说他连希腊史都没读过？可是，如果说他读过Salamis战史，还用“名王”“往烈”的字眼，岂不是“认贼作父”？“往烈”，指往昔的功业，先前的功绩。锺嵘《诗品》卷中：“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顾炎武《同族兄存愉拜黄门公墓》诗：“眷言怀往烈，感慨意无穷。”李焕乐译为：“今安在哉黩武军？今安在哉故国魂？”苏曼殊译为：“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马君武译为：“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都比胡译为佳。
又如第七节原诗：“Earthl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our Spartan dead!”，胡译：“吾欲诉天阍兮！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王爱维指出：以“天阍”来译Earth（地），便不止“谬以千里”了！而且陈腔滥调，俗不可耐！而李焕乐译为：“作彼九原呼‘后土！斯巴烈士许生还！’”，完全直译，一点也不增减，但却是地道中国诗。第七节末行“Thermopylae”一字，胡先生译做“瘦马披离之关”。这是一个希腊字，“Thermo”是“热”，“Pylae”是“门”，本来很简单，很典雅；胡先生却用六个字译它，而且译得这样不文（大约是从马译“退某倍黎”来的；苏译作“披丽谷”）！
承河海大学沈琦教授见示，Thermopylae是易守难攻的狭窄通道，一边是大海，另外一边是陡峭的山壁，村庄附近有热涌泉，因而得名温泉关（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温泉关之战，是第一次波希战争马拉松战役十年之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锋，也是第二次波希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希腊军队在这个狭小的关隘依托优势地形，抵抗了三天，阻挡了在数量上几十倍于自己的波斯军队，但由于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在杀了近2万人的波斯军队后，三百名勇士全部牺牲。胡适译做“瘦马披离”，容易引起误导和歧义。
王爱维还指出：第一节“Where Delos rose”一句，马、苏、胡三人都未译出，真不可解！他分析道：
原来这里有一段艷史。根据希腊搜神记：Delos是一个飘流的小岛。希腊的“神王”Zeus，和神女Leto熟恋，妻子Hera大生妒心。神女怀了孕，他的妻便派巨蟒咬她，又要她发誓，不许她在地面居留。神女飘泊无依，后来发见这浮岛，便投那里栖止。“神王”便在爱琴海底，用大石链把它固定下来，并令八风不动，使她安然产下孪生男女Phoebus （Apollo）和Artemis（Dia.na）来。李君用“仙山浮海”来译，典瞻风华，可谓尽“信达雅”之能事！“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如果虚心的话，也应甘拜下风了!（《胡适与国运》第42-61页）
他热情肯定李焕乐所译，有些则一歌三叹，悱恻缠绵；有些则感慨悲凉，声情激越；气象万千，无愧原作。论神韵、风格、音节、气魄，胡译都绝对不是它敌手！既涉及话语分析、文本对照，实证求真，又涉及历史背景、文化转向，入情入理，让不通外文的人也能明白。胡适既然英译并不出色，却要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实则过于年少轻狂。
下面再说第二份“投名状”。1916年8月21日，胡适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开篇询问：上信“附《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可见陈独秀8月13日的复信，胡适此时尚未收读，还不知第一份“投名状”是否奏效，故又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如“温瞩延犀烬（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刘招杳桂英”，“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下句更不通），“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变，四接杞天倾”，上句用典已不当，下句本言高与天接之意，而用杞人忧天坠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则更不通矣。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岂可谓之“耦”耶？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鳞龙识圣颜”；宛约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某君”云云，即指谢无量。谢无量祖籍四川梓潼,生于四川乐至，四岁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在安徽公学任教时，就与陈独秀建立密切关系，与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李亦民，都是《新青年》最早的热心撰稿人。胡适批评的长律，指的是第一卷第三号谢无量五言排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从主编意图着想，增设旧体诗词栏目，为的是丰富版面，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故陈独秀“记者识”曰：“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胡适抓住陈独秀一面否定古典主义，一面又称赞此诗为“希世之音”，“难免自相矛盾之诮”；再发挥“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的理论，大引特引唐人名句以证之，不过文人露才扬己的故伎。陈独秀不察，反大为叹服，将信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通信”栏，并检讨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覯。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
那么，谢无量《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到底写得如何？不妨来品鉴一番。诗前有小序，曰：“己酉（1909）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不诠理，奉寄会稽山人，冀资嗢噱。”查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号“会稽山人”者有二，一为蔡元培，一为陶成章。安徽旅湘公学于1904年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柏文尉、陶成章、谢无量、江彤候等咸集斯校讲学，宣传革命，则以陶成章为是。全诗为:
故国三千里，长江日夜声。扬舲鱼服远，隐几鹃冠轻。驿路春光入，风涛夕数惊。实经巫峡险，真念圣湖清。泥渚焦公草，沧浪孺子缨。浮生仍不击，君子直无营。管席陪书幔，扬亭别酒罂。昔时同载魄，此日黯消精。温瞩延犀烬，刘招杳桂英。离群频子夏，浪迹类罗横。未就持竿去，徒为荷锸行。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东皋淹旅食，南郭竟狂酲。先世承炎帝，于今忆老彭。蜀峰元赴楚，淮岸复通荆。辟地随尸珓，乘流异别今。薄赉缠药里，费日更楸枰。窄濑迟移棹，悬崖逆挂柽。山驱下笏立，江蹴一门成。岛屿参差出，虹蜆咫尺生。屈骚心自苦，汉曲听如喤。夙饲神祠鸟，兼供禹庙牲。受符坛缥缈，刊木岁峥嵘。斑竹泉分泪，幽花冷独荣。瑶姬云不定，杜宇血犹萦。久已无丹凤，虚传画白鹦。仙桥临井路，妖气聚材枪。往往思三户，稍稍骇五丁。猿猱开辟有，斤斧鬼神并。估客皆沾笛，丛霄恍梦笙。滩留高象卧，波倒定龙擎。叹逝嗟何及，观虚道乃莹。下催桑海变，西接杞天倾。复嶂行看尽，环洲远更迎。石钱缘水叠，萝刺倚空撑。镜象明前浦，霞阴转碧泓。平川一帆影，绝壁几茅楹。饥鹘窥人诉，健鸡上屋鸣。峻畦怜菜摘，喧浪得鱼烹。细树澄潭月，香醪小驿筝。人烟通夕步，渔火驻微明。昧爽占风角，萧疏信水程。阵图荒择柳，舟市贱柑橙。鸟道犹宾洞，鹑襟立野氓。一钱宁易死，百丈每先争。沙濯溪金粲，盐烧碛雾平。噫嘘桡户喜，呼咤太公狞。飘泊曾无已，修晨况屡更。莫应添客思，强复记王正。爆竹殷山郭，张灯沸市伧。宫讴严汉朔，台址实巴贞。混混聊同浊，苍苍不易名。薄游从曼衍，疾首念鳏茕。舵佞谁能学，麟伤内暗婴。北辰星隐见，黄道日光晶，多士趋朱黻，明堂仰玉衡。盘盂宣鲁甲，誓令过商庚。海上罗时髦，云台象国桢。季心仍大侠，犀首自名卿。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长短经争奏，中和乐漫赓。笑工依狒狒，语好乱牲牲。锻柳甘疏放，欹冠忘裸裎。伊川飘短发，广汉逐青盲。他日瓢终弃，间行剑懒绷。纵横闻虎豹，细黠玩鼯級。鼎重恒虞折，邻强慎莫撄。裂眦虚见劫，高鼻动要盟。马上诗书废，人间战伐盈。黄龙知己没，鲁卫孰为兄。柱史空修礼，兰陵但议兵。问频忧国蹙，望极何衢亨。尚武兹成俗，依仁意倍诚。若为传道德，敢冀报瑶琼。岷岭断疲役，崆峒早系萌。艺瓜秦垅晚，吹籁越溪哨。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见情。此间丰竘酱，别味胜莼羹。豆叶齐初绿，桃跗启半赪。（此间春旱桃已擎萼）。云封伯益井，苔冷季长莹。松菊应追忆，山川旧徂征。何时回紫气，重得过青城。
此诗记1909岁末尽，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熔蜀中壮丽景物与历代名人于一炉，陈独秀赞之为：“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全诗大气磅礴，颇可吟咏，不能一笔抹杀。胡适指摘的错误如“耦耕”，长沮桀溺耦而耕，都知道两人并耕，诗中省略不算错。所下断语，如“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下句更不通”，“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皆为信口武断，殊不及王爱维指其译诗之有根有据。姑不论古典诗歌造诣不及谢无量远甚的胡适所言是否有当，只要注意他1915年8月9日日记，记载读谢无量《老子哲学》札记，1916年8月始撰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抄袭了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参见拙文《再提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就会发觉他此时之无端攻击，不过掩饰谢著的心虚耳。相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注明曾参考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汉文学史纲要》则将他的《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列入参考书目，真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陈独秀哪里会料到这些委曲？1916年10月5日推心置腹地给胡适写了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略答之《青年》，匆匆未尽欲言，乞足下恳切赐教是幸！
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应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仆拟作《国文教授私议》一文，登之下期《青年》；然所论皆应用文字，非言文学之文也。鄙意文学之文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记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
许怡荪早就告知，“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胡适抓住陈独秀的偏执，深知办刊之大忌，一怕选稿不精，二怕审稿不严，故甘犯“交浅言深”之险，以激将之法揭出杂志的质量问题，陈独秀果然刮目相看，视为“神交颇契”的“可与共事之人”了。十六年后，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可见，登上“新文化运动”舞台之初，胡适就是靠打压别人为自己的升帐服务的。
心高气傲的陈独秀不及细察，反而认定胡适敢说真话，有真学问，乐以引为同道。及至那篇平庸不过的《刍议》寄来，陈独秀何尝看不出“八不主义”的浅薄？也曾指出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不太好理解”，但为了替自己的《革命论》作铺垫，还是毫不犹豫在1917年1月二卷五号发表了，紧接着就在1917年2月二卷六号，发表了自己的力作《文学革命论》。由于文章造势的需要，故以大气磅礴的笔法写道：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资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一些人只看到字面上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与“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认定陈独秀承认“吾友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竟定下千古不磨的的历史基调。有人发现“历史叙述”的问题，不得不补充说：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或“双发动机”；却仍然强调“播种者”是胡适，陈独秀不过“步其后尘”，比胡适“火药味”更猛而已；况且胡适又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标题中加了“建设”两字缓冲，又比陈独秀高明了。其实，胡适不过是观敌料阵的马前张保，陈独秀才是大纛旗下威风凛凛的元帅岳武穆。
命蹇时乖的林冲，幸得杨志到来，方免了“投名状”的差使；而胡适的两份“投名状”，却产生比杀人更严重的后果。而自从收到胡适来信，薛琪瑛译著《意中人》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916年10月）连载毕、谢无量在《新青年》一卷四号（1915年12月）刊出《春日寄怀马一浮》之后，两人姓名从此就在《新青年》上消失。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的陈衡哲的《老夫妻》，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期（1918年10月），早她三年的薛琪瑛从此默默无闻。在她的故乡无锡，有祖父薛福成故居，又有父亲薛南溟故居，文史部门居然无人知道这位本该列入文化名人的薛琪瑛。
陈独秀后来将胡适引入《新青年》，引入北京大学，让他获得两个最可珍贵的平台。不料胡适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一进入《新青年》编辑行列，就要轮流坐庄，就要改变内容，不谈政治，抹淡过于鲜明的色彩，最后闹得分道扬镳。由于疏远了最早的支持者，面对胡适的咄咄逼人，陈独秀显得招架无力。尤其令人齿冷的是，陈独秀后来的厄运，让胡适获得装扮《新青年》主人的机会。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题辞是：“《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已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看似在肯定《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是突出“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须知《新青年》六年九卷54期，前三卷皆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迁往北大后虽由诸人分期编辑，但陈独秀仍是主编；第七卷以后，又确定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胡适用了个“我们当日编辑作文”，就隐在将自己放在主帅的位置；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与之相呼应，在所开列的一大串作者名单中，竟以第二卷方才刊文的胡适打头，将陈独秀置于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之后，名列第七位。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又故意遗漏了在第一期就出场的高一涵，与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自然就更没有了薛琪瑛与谢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