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误入白虎堂”，方悟出胡适“新红学”之妄，所写《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一文，承《内江师范学院学报》青睐，刊于2017年第1期。又因要弄清“新红学”何以致妄，方触及胡适的全人。通过新旧史料的剖析，发现胡适不仅“思想”可议，即从传统观念的“道德”“文章”，现代观念的“理论”“道路”，都是大有可议的角色，又写成这篇《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从胡适日记的“空白”入手，直面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看他到底对日记“筛选”掉了什么，亦即想对大众隐瞒些什么，识者正之。

一

居于五四时代中心位置的胡适，为什么没在日记中留下第一手记录？——仿佛是为了回答后人的质疑，胡适在日记中多次申述：这段时间自己没有写过日记。如1930年12月1日写道：

最可惜的是我在民国六，七，八，九年中未留有日记。若记了日记，中国近年思想史可添不少史料。

1939年9月10日又写道：

整理我的日记，始知我回国后的三年多（1917-1921）虽然没有日记，自从一九二一年四月起，直到今天，十七八年中，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些日记，有些日记是很详细的。

然核查全部日记，呈现出的实际情况是：“缺失”的是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两年；1919年7月10日-8月23日有《杂记》，11月12日-12月23日有《日程与日记》，1920年1月8日-5月26日有《日程与日记》，8月27日-9月17日有《日程与日记》，所以，说“1917-1921年没有日记”是不对的。一生喜欢写日记的胡适，在这前后都有“很详细”的日记，而最重要的1917年7月至1919年7月两年，为何偏偏没有日记，以便为“中国近年思想史添不少史料”呢？从1930年、1939年两次表白推断，他在这个时候动手将日记“处理”了。

有人说，历史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五四运动无疑属于这种“关键时刻”。那么，胡适在五四中究竟做了什么？日记固然已经不存，但他的“雪泥鸿爪”，仍然是可以捕捉到的。

暂且撇开经过“筛选”的史书，直接来看5月4日的新闻，也许能让我们回到那风云翻滚的现场。1919年5月5日《申报》专电，最及时地报道了事件的进程：

北京电：今日午后两点，各校生五千人入使馆界，执旗书“誓死争青岛”及“卖国贼曹、陆、章”字样，后又拥至曹宅。初极文明，警察弹压，激动公愤，有举火烧宅者，警察遂逮捕，被捕甚众。经钱派员慰喻，尚相持未散。东交民巷已戒严。（四日下午九时）

北京电：学生团已劝散，教部责成各校长约束，被捕者允释回。曹宅之火，认为碰坏电灯走电，曹不欲深究。风潮渐平。（四日下午十时）

北京电：章宗祥在曹宅为学生殴伤，已入医院，曹仓皇乘汽车奔赴使馆界，避居六国饭店。（四日下午七时）

北京电：章宗祥毙，大学解散，教育长辞职。（五日下午五时）

北京电：被捕学生三十馀人，有“军法从事”说，顷十四校长赴警厅保释未允，又赴部赴院，蔡元培愿以一人抵罪，各校齐罢课，风潮扩大。（五日下午六时）

北京电：津电章宗祥寓被毁。（五日下午六时）

北京电：陆使昨电告，自意总理离法京后，和会前途非常复杂，于我所提各案，亦甚有影响，至为焦虑。（五日上午十时）

《申报》同时发表了署名“冷”的时评：

青岛问题至于今日，国人不能无一种表示之态度，此为各国常有之事，亦人类共有之性，无可遏也。惟表示者当计有益于国，勿自蹈隙，转资人利耳。

政府对之，更当善为处置，不当专于压抑。盖压抑将旁溢而横决也。若如京电所传，伤人罢课，解散大学，以及以军法处置所捕学生等事，内自骚然，我恐今后患不特在外，而又入于萧墙之内矣。

胡适当时不在北京，自然不处于运动的“中心位置”。然耿云志《胡适年谱》载：“5月7日，在上海参加国民大会游行。”[①]张德旺则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当天，他正在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5 月 7 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学生及其他各界群众在体育场举行的反对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无理决议和声讨亲日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国民大会及会后游行。”[②]言下之意，胡适参加了上海集会、“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事实是否如此，《申报》关于上海国民大会的系列报道，让我们有了验证胡适言行的参照系。

先是5月7日的《申报》，在报头左侧醒目刊出《国民全体大会紧要通告》，中说：“兹为山东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定于本月国耻纪念日（即五月七日）午后一时，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全体大会，务乞各界届时踊跃惠临，一致对外。”

接着5月8日的《申报》，又以《五月七日之国民大会》为题，以整版篇幅作了极其详尽的报道。报载“因力争山东青岛问题，参预公共体育场国民大会的团体”有：促进和平会，联义善会，国民学校全体，东吴大学，河南同乡会，江北旅沪维持会，绍兴旅沪学校，国民励耻会，四川同乡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全国自治禁烟会，上海公学全体，民义联合会，华侨联合会，全国平和期成会，安徽协会，上海和平期成会，山东同乡会，复旦大学全体，湘事维持会，震旦大学全体，上海贫儿院，中华工业协会，五族少年保国会，南洋中学青年会，中学中国儒教游说团，福建善后协会，全浙旅沪同乡会，湖北善后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沪江绅学全体，中国文学研究会，招商局公学浸会，明强中学，南洋路矿学校，留云小学，中国体操学校，中国青年会，学生策进地方自治会，绍兴万国改良会，清正实业学校，东吴第二中学，圣约翰学校，上海留法俭学会，运输公会，温州同乡会，金业私立各种学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校，三育学校，育才学校，中国救济会，正业院附属第一二国民学校，中华采矿团，崇明代表等57团体，以及临时加入者十馀团体，约计共有五六千人。

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会议的盛况：

会场门前扎有白布一块，上书“国民大会”四字，佐以国旗二方，门内设有招待办事等处，场中两边各植木竿一枝，上悬白布，所书“开会秩序”、“游行顺序”等旗各一。演说台设在场西台上，设方桌三张，居中者为演说席，左右为书记席。旁置扶梯以便上落。会场中贴有各团体之提议案，如国民大会提议通函东洋停办货物，又致钱业公所不用钞票，又致全国断绝商业关系，又有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提议：（一）惩办卖国贼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二）打销大借款；（三）收回青岛；（四）释放被捕学生。其会场秩序：（一）推定主席；（二）报告开会宗旨及经过情形；（三）宣布办法：（甲）致电巴黎和会及我专使；（乙）要求惩办卖国贼；（丙）要求释放北京被拘学生；（四）演说；（五）游行。于午后一时半旧钟点开会，首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登台演说，继之者为王容实、叶刚久、汪宪章、朱隐清、光明甫等计共六人，演辞均极激昂，台下掌声雷动。至二时半演说毕，遂公同决定按照规定游行程序，同往外黄浦滩旧德国总会南北和会晋谒代表，要求照议办理，其迟到各团体，则令在南北和会处取齐，以便一致进行决定后，当在场前排班出发。先以一人跨自动车开路，二人执团旗随行。第一队南洋公学，二人执行秩序，白布旗一面（五百人），第二队中国体操学校（一百二十八人）……

报道还说：“午烈日如炙，炎威甚炽。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之国民大会万众立于广场中，不避骄阳，不畏炙热，迨北排队出行，尤能耐劳忍渴，其精神殊可惊。体育场门首原有‘非国人不招待、六字，故数小时内，场中不见一外国人。”演说台前高揭’先后为序不得逾五分钟‘十字。登台演说者，咸以喇叭之传声筒大声疾呼，台下掌声起伏如沸鼎。”具体演说的内容是：

《救国日报》王兆荣君演说，有“争山东不成，他事更难措手，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上海为万国观瞻所系，一方表示民气，一方严守自治”等警语。同济医校代表叶君演说有“办事宜有主旨，有系统”等警语。某君演说有“学生最大任务是为改良人心，不是干预政治，改良人心，必须有办法，办法何在？须有智识”等警语。主席提数要项，俱经大众同声赞许。乃由焦易堂君宣言，有“每队须以一二人维持秩序，请以代表赴德国总会”等语。

游行开始，各队整列成行，其出发时所持狭长小旗，有布制者，有纸制者，有横长似风旛者，有横方似软匾而以两人并行夹持者。最先标明各队各团体名游行秩序之大白旗旁，即有一小白旗，上署“伤哉日也”四字，馀如南洋中学之“步我东林”，上海公学之“椎血誓日”，泉漳学校之“时日害丧”，圣约翰大学直书之“快来救国”，均称特大。最最特别的是：“对此可惊可骇之多人之会议，除警察保持沿途秩序外，并未加班，绝无一兵一士踪影，会场以内全由童子军分任照料，并一警察而无之，诚为可感也。”

上海不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最大的产业中心，广大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组织精神，传达出了中国人发自心底的最强音。在这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里，胡适究竟作何表现呢？他写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无意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今年四月底，我到上海欢迎杜威先生，过了几天，便是五月七日的上海国民大会。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热，诸位大概总还有人记得。我到公共体育场去时，身上穿着布的夹袍，布的夹裤还是绒布里子的，上面套着线缎的马褂。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我回到一家同乡店家，邀了一位同乡带我去买衣服更换，因为我从北京来，不预备久住，故不曾带得单衣服。习惯的势力还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里去寻布衫子，羽纱马褂，布套裤之类。我们寻来寻去，寻不出合用的衣裤，因为我一身湿汗，急于要换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们走完一条石路，仍旧是空手。我忽然问我自己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布的衣服？因为我有服在身，穿了绸衣，人家要说话。我为什么怕人家说我的闲话？”我问到这里，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买绸衣服，买了一件原当的府绸长衫，一件实地纱马褂，一双纱套裤，再借了一身袜衣裤，方才把衣服换了。

被誉为“五四旗手”的胡适，既没有参与上海国民大会的策划，也没有发挥自己演说家的特长，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在台下当一名冷漠的看客。激愤的“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呼声，根本没有触动他的神经；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新散文大家，絮絮地讲自己马褂夹袍，对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却毫无感悟。他“故挤到台前”，不过“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看看是不是够得上水准。——这才是他对上海国民大会的态度！策划这次大会的，除了报道提到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还有《民国日报》邵力子，据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五月五日夜间十时半，复旦公学接到邵力子电话，始悉北京学生壮烈举动。六日上午八时，邵先生到校，手里夹着一卷报纸，向大众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以军警镇压的经过，以沉痛的语言说：“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全体同学当场议决两案：（1）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2）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两案当场一致通过后，同学即分头出发，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间，始将电报发出[③]。有人说胡适于5月7日与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一起参与过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④]，惜胡适日记不存，无法确认。尤为不公的是，历史早将1818年3月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年5月领导留日学生救国团在北京进行“抗日拒约”宣传活动、7月奔赴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在大会上呼喊“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王兆荣（1887－1968）忘却，反将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胡适奉为“五四运动主帅”，未免有点滑稽了。

等回到北京，胡适的表现如何呢？沈尹默回忆说：“‘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⑤]“激进”的革命，是胡适一贯反对的，所云“采取非常手段”，不过是一时的冲动，他真正的主张是停止罢课，立即复课。尽管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要让运动半途而废。更荒谬的是要师生签名，放弃北大，撤到上海另建新校。总之，一是妥协，一是逃跑，全无良策。江勇振钩稽胡适的心态道：蔡元培5月8日辞职，等杜威夫妇到了北京，胡适已是北大校务维持委员会里的一员。6月4日早晨，胡适告诉杜威夫妇，北大已成为一座监狱，军警的帐篷包围了法科，贴了告示，说里面关着扰乱公安、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就在紧要当口，胡适萌生了去意。杜威夫人在6月初的家信里透露胡适有独善其身、隐遁美国的想法：“胡适想要哥大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注：胡适在哥大留学时的汉学老师，1917年退休]退休以后空出来的位子。不是今年，是明年。他担心这种动荡的局面会阻碍他专心作学问，久而久之，他会变得生疏。从他想为中国人奠定一个思想的基础的角度来说，这算是哪门子的爱国的思想逻辑呢？”杜威的信里从“同情的了解”的角度，描摹了胡适所处的困境：

时局干扰他，使他治学不能专心，这让他觉得很挫折；他想多做研究，多写书。如果哥大聘他为中文教授——如果那位子还空着的话——我想他会接受，最少是去教一段时间。但我无法想象中国能够没有他。想来颇可悲的，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向往着美国的生活。然而，形势比人强。许多事，对过客来说可以是感觉蛮新鲜的；可是，对他们来说意味就大不同了。[⑥]

请看：这像是一位威振疆场、搴旗斩将的“领袖”的心态么？

作为历史人物，不光要看他运动中的表现，更要看他日后对运动的认识。胡适1919年7月10日之后的日记，存有简略的《杂记》与《日程与日记》，从中可以窥见对五四爱国运动的真实态度。

1920年5月4日的《日程与日记》：“女学界联合会‘五四纪念’，演说。”演说内容日记未提，然一年之后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见于由胡适起草、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章表面上肯定五四运动有“加强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激发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丰富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培养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提高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等所谓“五大成效”，却强调指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这番貌似替学生着想的意见，只字不提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却偷换概念，将帝国主义侵略说成“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说什么“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从根本上抽掉五四运动的灵魂。

1920年9月10日日记：“民国六年（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我到北京。今三年了。感念三年来所经历，颇有伤感，想作一诗记之。匆匆中绪又不佳，遂不果。”三年来，东奔西突，斩获甚夥，回首所经历，居然会颇有伤感？想作一诗记之，绪又会不佳？这难道是五四主将的心绪？

1921年5月3日日记，就更妙了：

后日为“五四”后之第二周年，《晨报》与《半周刊》皆将出“纪念增刊”，他们要我做文章。我自公园回来，已九点半了，想出一个取巧的法子，做了一篇文章，章洛声为我抄了一份。

转瞬间“五四”已经二周年了，报刊要出“纪念增刊”，胡适作为北大名教授，人家要他做一篇文章，自在情理之中。怎奈胡适不感兴趣，便“想出取巧的法子”敷衍过去。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没有说。总之，是回避正面谈论五四运动，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心得可言。

1922年7月24日日记：“早八时，监考国文。预科国文题两种：一为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一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我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我大诧异，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试场（共分十五个试场，凡1500人），遇见别位监考的人，他们说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的！有一个学生说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从所出考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看，他是希望引出对五四的负面评价的；怎奈考生竟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东西，甚至问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未免让人啼笑皆非。

唐德刚一针见血地说：“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⑦]唐德刚将“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即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阐述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区分开来，断言胡适反对的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五四运动，是说得不错的。

二

问题的吊诡性在于，这位坚决反对“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的胡适，是怎么与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搅在一块，甚至被奉为“旗手”与“主帅”呢？

我们知道，对于纪念“五四”，胡适一向是不感兴趣的。但到了1935年4月29日，却写了一篇《纪念“五四”》，刊于《独立评论》第149号。那么，在五四运动十六年之后，胡适为什么会郑重其事地写这么一篇大文章呢？因为在1935年这个年头，中国历史起了绝大的变化：

1928年1月，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6月，攻下北平；7月，祭奠孙中山；10月10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1931年，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1933年。平定“闽变”，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蒋介石的权力达到顶峰。而蔡元培作为光复会创始人，1905年并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负责人。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专使身份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阴差阳错成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到了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3月，中央监察委员会策划清党，秘密会议主席就是蔡元培。“归队”的蔡元培，后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又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于“五四运动领袖”之类虚名，自然毫不萦怀。胡适的政治性质却大为不同。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1926年赴英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都是在北洋政府旗下当差，根本没有蔡元培的根基。1928年出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无非拟充当“反对党”以占一席之地的挑战，熟读《水浒》的胡适，懂得“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理，虽一度为国民党政府查禁，但经过一番磨合，1932年终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班头。“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已于1932年10月15日被捕判刑，“久徒亦等于大辟”，三巨头只剩下胡适一位，正是为自己树立“新文化运动领袖”形象、并为华丽转身创造的最佳时机。

《纪念“五四”》一文曾被多方解读，奉为“经典文献”。此文实可分为四大块：第一块，摘抄《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的材料与第二十五期的记事，介绍五四运动的经过；第二块，摘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署名“毅”的文章，概括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三块，追叙五四运动的起源；第四块，引孙中山评论“五四运动”的话来做结论。细读这四大块，处处可见此乃一篇千古奇文，不可小觑。

第一奇，就在以孙中山的话来为“五四运动”做结论。胡适明明知道，孙中山1920年1月给海外同志写信，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如果承认孙中山所说是“不可磨灭的名言”，为什么不在一周年、二周年纪念五四时痛快引用呢？1921年5月《晨报》《半周刊》将出“五四纪念增刊”，胡适“想出一个取巧的法子”，敷衍成一篇文章，试想，还有比照抄孙中山更“取巧的法子”吗？可惜那时屁股还坐段琪瑞一边，是不会赞成孙中山“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的话的。更为重要的是，“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以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文中的“学潮”“爱国”“革命”，都是他一贯深恶痛绝的。但十六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改天换地，被他鄙夷的孙中山，成了举国尊奉的“国父”，遂不得不以孙中山之“是”为“是”，以孙中山之“非”为“非”，不但动手“阉割”自己的旧作，将表在《努力周报》对孙中山的“不敬”之语删节，对于五四居然也学舌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将自己与国民党混而为一了。文革中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说，胡适实堪为此道之祖师爷，而且他果然达到了目的。就在《纪念五四》发表六年之后，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载记者Ernest Hauser的专门报道《胡适大使》，是这样介绍胡适的：“孙中山于1911年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但孙中山只给出了一个空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等到胡适出来以后才在文字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个新的意义。”[⑧]岂不是终于将胡适凌孙中山而上之了吗？

第二奇，就在对于“‘五四’那天的经过”，完全照抄《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的材料。第一段说：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北京的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集会在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等等字样。他们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中间夹着一付挽联，上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泪挽”。他们沿路散了许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一张传单是这样写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他们到东交民巷西口，被使馆界巡警阻止不得通过，他们只能到美国使馆递了一个说帖，又举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国使馆去递说帖。因为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大队退出东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门紧闭，大家齐喊“卖国贼呀！”曹宅周围有一两百警察，都站着不动。有些学生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片，有几个学生爬上墙去，跳进屋去，把大门打开，大家就拥进去了。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这屋里，群众人太多了，反寻不着这两个人。他们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们打毁了不少的家具。后来他们捉到了章宗祥（驻日公使），打了他一顿，打的头破血流。这时候，有人放了火，火势大了，学生才跑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队赶到，大众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个人。

文章第二段说：

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国的波动。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学生，封禁《益世报》，监视《晨报》《国民公报》，下令褒奖曹陆章三人的功绩。学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长保释了。北京各校的学生天天组织露天讲演队，劝买国货，宣传对日本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来了几次抗议，使中国青年格外愤慨。这样闹了一个多月，到六月三日，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开始捉拿满街讲演的学生。六月四日，各校学生联合会也决议更大规模的爱国讲演。六月三四两日被捉的学生约有两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马神庙的北大理科也被围作临时监狱了。

五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队出发讲演，合计三千多人，分做三个大纵队：从顺治门到崇文门，从东单牌楼到西单牌楼，都有讲演队，捉也无从捉起了。政府才改变办法：只赶跑听众，不拘捕学生了。

那两天，两千多学生被关在北大法科理科两处，北河沿一带扎了二十个帐棚，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帐棚。我们看六月四日警察厅致北京大学的公函，可以想像当日的情状：

径启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令，派出员警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当时地方秩序颇形扰乱，本厅商承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另案呈请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除函达教育部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此致北京大学。八年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大拘捕学生的电报，各地人民都很愤激，学生都罢课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罢市了。上海罢市消息转到北京，政府才惊慌了，五日下午，北河沿的军队悄悄的撤退了，二十个帐棚也撤掉了。

这回学生奋斗一个月的结果，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免职，二是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不敢在断送山东的和约上签字。政府屈服了，青年胜利了。

如果是真正的斗士，对于那段峥嵘岁月难道真的没有让自己激动过的亲身经历需要回顾吗？为什么要用直录《每周评论》来搪塞呢？表面的理由似乎是“那时我在上海”，对北京的事不能妄加推断；但上海的集会难道不是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纵然没有了日记，但记忆不是还存在脑子里么？写了出来，不是也可为中国近年思想史添不少史料么？拒绝回忆自己的亲历，本质上是不敢触碰自己原先的观念。因为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集会在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学潮，是胡适所不赞成的。在他以往的文章里，从来没有肯定过这些东西；但在当前形势逼迫下，又必须装做“拥护”这些东西的样子。可笑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他得意的门生罗家伦所写，如今却装做不知道的样子，也许是生怕揭明真相，让人误以为他是赞成“激进革命”的吧？

第三奇，就在为“五四运动”下定义，又是借用他人的观点：

“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这里的：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这次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卖国贼）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次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

如果是真正的思想家，对于五四难道不能作出独立的概括，还得借用当年《每周评论》的文章？《每周评论》前25期虽由陈独秀主编，但作为《每周评论》的主撰，胡适不会不记得署名“毅”者，是罗家伦的笔名。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来概括五四运动的精神，虽然未必为胡适所喜，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揭开这层秘密：说《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罗家伦受到我的影响写出来的，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了吗？然而，他要的不是激进革命的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桂冠。

第四奇，就奇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的奇特逻辑。长达六千字文章中，只有这三千字是胡适自己的，而这才是文章的精髓。为省篇幅，逐层剖析于后：

第一层：“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为什么追溯五四运动的起源要扯上蔡元培？因为：“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这班青年教授中的佼佼者，则非胡适莫属。

第二层：“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暂且把蔡元培撇开，再突出陈独秀的《新青年》，再突出“提倡白话文学”；而“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也。

第三层：“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给人扣政治帽子，看来也是胡适的擅长：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林纾代表旧势力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则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便是新势力的代表了。但林纾的门生徐树铮，并没能阻止北洋政府教育部废除文言文，而胡适正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核心成员。胡适还不应该忘记：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自己即是段祺瑞“善后会议”与之对抗八十六人之一，到底谁是“‘卫道君子’之流”呢？

第四层：“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蔡先生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我们在十六七年后回头重读这篇伟大的演说，我们不承认蔡先生的乐观完全失败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又扯上了蔡元培，而且终算和五四沾了一点边，意思是由于蔡元培错误的“乐观情绪”，让青年感到失望，所以才从反面促成了“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

第五层：“天安门演说之后，不多几天，我因母亲死了，奔丧南下。我走之后，独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他们就发起《每周评论》，用白话来做政治的评论。”——终于扯到五四那天的情形：虽然自己奔丧南下，但独秀、守常用他所提倡的白话，在《每周评论》上做政治评论，宣扬“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不想巴黎的电报传来，“日本人自由支配山东半岛的要求居然到手了！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濆涌了，他们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

绕来绕去，终于说到问题核心的“白话”了。要问五四运动是什么，就要问那天学生为什么上街？是白话战胜文言吗？完全不是。提倡白话文与五四爱国运动，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恽代英，运动前夕仍坚信古文的价值，反对片面夸大白话文的作用。请看他1917年9月的三篇日记。

25日写道：

前与予强弟言，诗文乃至雕刻、绘画，皆多少为精神方面之学问，确有可意会不可言传者。即有大巧人能言传者，究终或不如意会之恰切也。昔有观舞剑而悟书法者，精神相合也。教诗文者口干唇敝而无益，精神不相合也。欲精神相合，以多读文为要。多读则渐得古人之精神，而有以成就我之精神。故文不在熟读而在多读也。

26日写道：

陶履恭言，一国之文字为一国之精华，故一国之文，非他国之文所能翻译。然按之各国之所谓文学，固有不可强同之处，盖文学直接由文字而生，文字异，文学自不能同也。至其他学术，由思想或事实来，不自文字来者。在文字缺乏之国，有文字不能形容之苦，若以为不能翻译，则绝对无此理也。

27日写道：

《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我意中国文学乃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又言中国小说，不合于少年阅览，因谓中国无一本好小说。究之《红楼梦》，虽不宜于少年读之，而其结构之妙，必认为一种奇文，不可诬也。故此亦一种过论。[⑨]

恽代英认为对于古文，“多读则渐得古人之精神，而有以成就我之精神”。他赞同陶履恭（陶孟和）“一国之文字为一国之精华”的意见，肯定古文是国家精华的载体。他不认同《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以为“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1918年4月27日，在致吴政觉书中写道：“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信中还特别强调小儿幼时闻说古训古事的重要：

小儿幼时闻说古训古事，至十三四岁彼之切实的向上心逐渐发达，此等古训古事常能复现于脑中，故彼幼时脑中多善观念者，十三四岁纵受若干外诱，不待教谕亦恒能自省悟，惟患外诱之力过大，虽醒悟不能更振拔耳。观念复现之事，聪颖之小儿尤著，盖其观念本在潜意识中。脑筋健全，此观念受向上心的驱策，须复现显意识中，审判之，重复组织之，然后再归潜意识。故吾人苟知此理，于小儿幼时与以多量善观念，又于观念复现之时与以助力，使抵抗外诱，因醒悟而得振拔，其完成人之品格甚易也。每见聪颖少年于此等年龄自然立志，知必有观念复现之作用于中。[⑩]

当时有一位旅居山东的美人蒋斯鲍尔，观察自1919年5月到7月“五四”的高潮之后的形势，在美国《独立周报》1919年9月20日发表看法说：“中国今日之主人，其为学生乎？彼等无丝毫政治权之可言，然於三月之间，能使一交通总长、一驻日公使、一币制局总裁退职；使一内阁完全倾覆；使徐大总统辞职；使巴黎和会之中国专使拒绝签字；使列强惊讶。何由其力之雄伟如是！此无他，彼等有正当之理由故也。此正常之理由，即欲取还德人昔日在山东之权利是也。山东为孔予孟子生长之地，为东方之阿尔萨斯、劳兰。动山东如动中国人之眼珠，未有不动中国人全体之公愤者也。”[11]这位美国人，不是看到传统文化在促使中国人国家民族意识觉醒中所起的作用吗？

事实就是这样：承认旧文学有不废价值的恽代英，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却对“激进”的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胡适从来没有说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根本不曾以胡适为领军人物。胡适晚年时还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2]在胡适眼中，“五四运动”竟是对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史家还有什么理由说“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在文化领域的投影，它和五四运动是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和影响，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取得如此迅速，彻底的成功”[13]呢？

然而从胡适的角度讲，就在1935年的《纪念五四》发表前后，他发现了日记中关于“五四”的记载与评论，与自己享有的“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新文化运动旗手”绝不相容，为了避免“五四旗手”反“五四运动”的尴尬，维护在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只好将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两年的日记毁弃。安徽绩溪人章希吕，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后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1933年－1937年间，被亚东图书馆派往北京胡适家中，协助抄写整理文稿。他1934年2月2日日记写道：“《藏晖室札记》因抄得太坏，整理吃力，现决计从卷六起重抄，带抄带整理，尚有十二卷约二十馀万字，每日抄四千字计算，大约两个月可整理完。”7月4日日记写道：“《藏晖室札记》十七卷今天抄毕。此书约四十万字，足足弄了半年以上的功夫。把这个艰难工作做好心稍放宽。”（《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2、258页）可惜章希吕没有说明，胡适的留学日记中，1911年10月31日至1912年9月24日近十一个月，是原来所缺，还是后来抽毁。有了抄写整理的成功经历，胡适想让章希吕帮助整理后来的日记。1936年4月27日，章希吕日记写道：“适兄日记从十年四月记起，到去年共十五年，但中间断绝的亦很多，不能天天都有。拟从头翻阅一遍，以便编一部《尝试集》第二集及散文集。”[14]可见，胡适当时交给章希吕的日记，就是从1921年4月27日开头的：

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一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他是那边的编辑主任，因为近来时势所趋，他觉得不能胜任，故要我去帮他的忙（他说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但那话大概是客气的话）。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写日记是需要毅力的，有人时断时续，往往会抱“有时间再补”的心理，于是一拖再拖，乃至中断。让他后来发愤的动因，或是佳节，或遇喜庆，才会重整旗鼓。看胡适这天的日记，既非一年甚至一月的开头，也未遇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不像是中断多年重新开始的模样，分明是人为将前文掐断。当然，他不好明说前面的日记已被截没，只能以“从十年四月记起”来搪塞了。他1930年12月1日与1939年9月10日日记，反复表白“我在民国六，七，八，九年中未留有日记”、“回国后的三年多（1917-1921）虽然没有日记”，实出自“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心虚耳。终生写日记的托尔斯泰，将日记的避而不谈说成“否定的撒谎”，胡适将已成的日记抽毁，那只能说是毁灭证据了。[15]

顺带要说的是，恽代英写了十多年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1917年1月-1919年12月的日记，几乎一天不缺，显示了他的坦荡胸怀与好学上进，与有意处置日记的胡适相比，他才配称“写日记者的绝佳榜样”。

三

自从1979年“重新发现胡适”以来，由胡适本人定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观，已成为大陆学术界的主旋律。文学史家叙述的微妙处，是将胡适倡导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的运动、青年学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的法令，都装进一个篮子，统统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理而论，海峡两岸的胡适研究，既然同以胡适为研究之对象，故无论出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胡适学术观”应该具有相同的一极；但由于两岸相隔太久，社会背景、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研究者学术功力、志趣导向千差万别，资料掌握与成果问世严重失衡，“异”的一极也不可避免存在。最最令人诧异的是，两岸秉持的是非褒贬，竟然呈现出违背常理的趋向。如胡适的政治态度，季羡林一再表白他并不反共，声言要“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而蒋廷黻却坚持认为：“适之先生是反共的急先锋”，“是从根本上反共”的。他的“新红学”，大陆虽在1954年进行了批判，如今天多数红学家都是他的忠实信徒；而台湾红学家潘重规，早就“否定他全部的学说”，潘氏弟子是当今台湾红学界的主流，大都不赞同胡适的“自传说”。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的地位与作用，台湾方面学术界的看法如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由汪荣祖主编的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五四研究论文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讯，值得一读。

“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在《民初政局与五四》中说：“‘五四’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政治方面而言，是以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为核心，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不仅为民国八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口号，也代表在五四时期关心国是者的心声。‘外争主权’，指向帝国主义争回所丧失的国家主权而言，包括日本自德国手中所攫取的山东利权；‘内除国贼’不仅要除掉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条约的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而且要除掉依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军阀。”[16]没有提及胡适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吕实强，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中说：“所谓五四运动，应该是指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以及其前后全国同胞的一项爱国运动。往远处说，至少可追溯其源流自鸦片战争而后，中国在外力侵逼之下，知识分子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从事的雪耻图强与救亡图存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勤的基本动力是因受列强的压迫，而产生的国家民族意识。它的特徵之一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愈为深重，其表现愈是炽烈坚强。自民国以来，由於人谋的不臧，内忧外患，有加无已。好不容易有欧战数年的机会，使国人更体会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重要，再加上中国既已参加协约，站在战胜的一方，美总统威尔逊复有国际间平等自由共维世界和平的号召，大家满以为巴黎和会会实现挣脱自晚清以来列强不断所加耠我们的各种枷锁，而获得其应有的独立与自由，结果竟使人如此的失望，连仅仅对日本一个国家中的一个问题——山东问题，都至於完全失败。谁能不深感正义何在？真理何存？谁可与谋？谁可倚信？化悲愤为力量，由自立自强而雪耻图存，已经为惟一的也是最后的途径了。因此，可以推论，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固然会发生，没有也会发生，只不过开始的方式，也许会略有不同而已。谁可与谋？谁可倚信？化悲愤为力量，由自立自强而雪耻图存，已经为惟一的也是最后的途径了。因此，可以推论，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固然会发生，没有也会发生，只不过开始的方式，也许会略有不同而已。”[17]虽然涉及胡适的“废除文言，使用白话”，却强调“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固然会发生，没有也会发生”。

与以上两位不同，唐德刚是听得进胡适“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在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的说词的，但却清醒地看到：胡适是反对让纽约华美协进社退休社长孟治“曾在中国被捕坐牢”的五四运动的。唐德刚说：“胡适为什么反对五四运动呢？他说因为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新文化运动据他说，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冲横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熟，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18]

我在台湾还读到一本李守孔的《中国近代史》，属于“三民大学用书”系列，其第三章《毁法与护法》之第二节，题《外患之煎逼与民族自觉》，讲的就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先是民国六、七年间，北京文化界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严重，学术思想之落后，爱国精神之不振，纷纷创办刊物，从事救亡图存之鼓吹。其著者若《新青年》、《新潮》等，领导人物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教授胡适，学生傅斯年等。及欧战结束，国人因受威尔逊所倡和平十四原则所影响，渴望“公理战胜强权”之奇迹出现。及闻巴黎和会中国际现实政治之妥协主义代替威尔逊之和平理想，擅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利权明白规定于对德和约之中，骤失所望，情绪激愤，乃走上干涉政治之途径。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界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口号，初集会于天安门，旋往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投递请愿书，要求各国主持正义，最后至东坡赵家楼，焚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殴辱驻日公使章宗祥，事后警察逮捕落队学生三十馀人。北京总统徐世昌初用高压手段，继续拘留街头演说学生，而学生益愤激，宣传抗日更力。全国各界纷纷响应，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商人羣起罢市支援。相持至六月，北京政府以众怒难犯，不得已将曹汝霖、章宗祥，并一年来经手向日本借款之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释放被捕学生，此一运动始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之重大意义，系学生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精神，以及民族自决精神之表现。为国人思想启一新变化，为国民外交造一新趋势，促成以后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成功。[19]

叙五四运动的经过，大体按胡适所定调子，如突出对“公理战胜强权”奇迹的失望，讲“五四运动”之重大意义，不去强调反帝反封建，而强调学生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精神，以及民族自决精神，基本上都是胡适的观念。最妙的是在第一节，用了“先是”二字，倒叙出民国六、七年间，北京文化界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严重，学术思想之落后，爱国精神之不振，纷纷创办刊物，从事救亡图存之鼓吹。其著者若《新青年》、《新潮》等，领导人物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教授胡适，学生傅斯年等。但着眼点却有两大不同：一是北京文化界有感的是“国家内忧外患之严重，学术思想之落后，爱国精神之不振”，创办刊物的“从事救亡图存之鼓吹”，所谓“启蒙”不同，更没有提“推行白话文”；二是领导人物有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而无陈独秀。蔡元培当然缺不得，没有了他，怎能引出胡适来呢？

除了这本大学用书，在台湾还读到两本儿童读物。一本是”九年一贯最佳辅助教材“注音版《中国历史一本通》，金鼎奖得主幼福公司发行，教育部师铎奖尹老师推荐。其《五四爱国运动》云：

西元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虽然结束清朝的封建统治，但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西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隔年一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并处理战后问题。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巴黎的会议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但是，操纵会议的英、法、美等国，无视中国为战胜国，竟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转给日本。

中国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消息传来，民心激愤，抗议声浪不断。同年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领导学生抗争，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传开以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

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爱国抗争；接著，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在全国人民爱 运动高潮的影响下，上海等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罢市。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撤销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骂名，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20]

一本是方洲主编的《中国历史全知道》，由风车图书出版。其《五四运动》云：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窃取了政权。西元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一次“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应该有权把曾被德国占领的中国土地收回。可是日本人竞然无耻的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及一切财产，应该归日本。令人吃惊的是，这样无理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还准备签字承认。这种卖国的行为传回国以后，兰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五月三日晚上，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学生代表邓中夏站在讲台上激动的说：“同学们，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政府已经成了日本的走狗，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明天下午—点，我们到天安门广埸集合，举行示威大游行，阻止政府签约。”

听了这一席话，同学们情绪激昂，有人咬破了手指，在白手巾上用血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字。一部分学生约好要狠狠的痛打三个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有人甚至写好了遗书，准备好以身殉国。

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专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像潮水般涌向外国使馆区，他们一路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阻拦时，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这时候，队伍中有人高声喊道：“大家找曹汝霖那老贼算帐去！”这一建议，得到全体同学的响应，队伍立刻改变了路线，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走去。

很快的，赵家楼的曹公馆被同学们包围得水泄不通。“杀了卖国贼”的吼声震天动 地。章宗祥和曹汝霖正好在家中，他们听到这吼声，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快要衡进来了，曹汝霖一时慌了手脚，想翻墙又翻不过去，急得几乎掉下眼泪。这时候，他突然看见墙角落有一只箱子，便急忙躲了进去。章宗祥吓得挤进了又小又黑的锅炉房。学生们冲进曹家，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就砸了门窗和一些摆设。不知是谁发现了章宗祥，同学们上前一把揪住他，痛打起来，打得章宗祥跪在地上，连连求饶。学生痛打章宗祥后，心中还是十分气愤，就一把火把赵家楼烧了。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展争了爱国运动来支持北京的学生，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它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21]

两本儿童读物所表述的五四运动，体现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亡图存精神的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得到彰扬的历史人物，不是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而是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中国历史全知道》的插图，甚至有邓中夏的身影，的确是有点出乎意料。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李守孔的《中国近代史》说五四运动“促成以后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成功”，固已囊括在内；而两本儿童读物所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实更为准确贴切。

[①]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②] 张德旺：《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求是学刊》1985年第1期。

[③] 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6页）

[④] 张耀杰：《北大旧事：五四运动中的沈尹默与胡适》，《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23日。

[⑤] 沈尹默：《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

[⑥]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80-86页。

[⑦] 唐德刚：《“刍议”再议》，《五四研究论文集》，经联出版社1979版，第157页。

[⑧] 转引自http://cul.qq.com/zt2013/ysdjt227/index.htm，周质平：《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燕山大讲堂第227期。

[⑨] 《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8年版，第153-154页。

[⑩] 《恽代英日记》，第439页。

[11] 转引自吕实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五四研究论文集》，第41页。

[12]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 页。

[13] http://bbs.tiexue.net/ShowClass_85_1.html/post_4168796_1.html。

[14] 《章希吕日记》，《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0页。

[15]  1932年，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说：“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因为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陈先生的口供，说他自己因为反动，前后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因为在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没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件）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然据《中国档案》1995年第6期朱秀梅《陈独秀第二次被捕与营救》：“６月11日晚，陈独秀、高一涵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八点多钟，警察局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身穿灰布大褂，秘密跟踪。大约十点钟，在楼上西南方的黑暗处，陈独秀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散时，由李文华下手逮捕，密探、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其名片、《道字报》及一大卷传单。”没有提到胡适在场。胡适在1932年大讲他如何与陈独秀一道功传单，还说什么：“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与从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因而是很不可信的。由于担心后人对照查验，只好将1919年的日记销毁了。

[16] 《五四研究论文集》，第3页。

[17] 《五四研究论文集》，第40-41页。

[18] 《五四研究论文集》，第157-158页。

[19]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239页。

[20] 《中国历史一本通》，金鼎奖得主幼福公司发行，第396-398页。

[21] 方洲：《中国历史全知道》，风车图书版，第401-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