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种很奢侈的习惯
上海教育：读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您曾介绍过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张灏和一位已经去世的博士生张刚的读书故事。您是如何看读书人与读书的？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学家杨国强教授在学校毕业典礼上曾讲过一句话：现在知识分子好找，读书人难找。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
现在在我们周围有各类专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但是读书人却不多。我所理解的读书人，他们不是因为读书有用而读书，是把读书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读书“有用”，指的是有些人因为考试要读书，有些人因为要靠读书解决学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考试通过了，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去读书而去干些别的事情。所以从这点看，读书不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读书人而言，读书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谓真正的读书人，意义在乎于此。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一个学者想要真正有所创造，就需要耐得住一些寂寞。张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单从工作和个人职业发展角度看，他是没有必要读书的。
他得了绝症后的人生直面死亡的恐惧，我想读书是他战胜死亡的一种方式，他依靠读书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
张灏教授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很低调，几乎不与公众接触，他一生写的书和文章也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思考，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完全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计划去读书去写作，他读书写书是为了思考。
读书是一种很奢侈的习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诱惑也太多，现在比读书有趣的事情多得是。我乘车超过半小时就会带一本书，这种读书并没有太多功利在里面，要多“有用”，只是习惯。
上海教育：您曾谈到您在上世纪80年代求学时，有幸受惠于老教授们，又感叹现在的大学是个沉重的闷锅。您是如何看待学校的传承的？
许纪霖：我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进入大学。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所培养的，除了个别优秀的老师，他们大多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就是学问比较“薄”，这也造成了很多学生对这些老师不以为然。
同学们反而亲近那些老先生们，形成了学术上的“隔代遗传”。我们接上的是那一个传统，当然这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觉得真正的文化也好，学术也好，体现在那些民国过来的老先生们的学问根底上，体现在他们的关怀、他们的风采上，这在今天叫做民国范，这些才是令我们神往的。
我们特别喜欢听老先生的课，而这些课其实我们当时是听不懂的。这批老师年轻的五十多岁，年长的有七八十。
我记得当时华东师大有位老先生徐怀启，他是圣约翰大学博士毕业，研究的是基督教，然后又在圣约翰大学做教授，1949年后到华东师大，他自然一直待在冷宫。直到我们进了大学后系里才让他每两周开一次基督教讲座。
我们当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我也是完全听不懂上课内容，但就是觉得徐先生的学问那真是好——上课时，他会在黑板上写一串串拉丁文，我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
上海教育：您觉得我们现在如何培养出读书人的民国范儿？
许纪霖：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此外我也不喜欢用“培养”两个字。一说到培养，就有要有工程，就是有意为之。现在很多事情都被这样太过功利的搞坏了。
读书是一种氛围，而氛围是需要熏陶的。读书不能靠老师对学生说：这些知识是有用的，你们去读吧。老师可以告诉学生，这些知识是好的，是有魅力的，读书能帮助你健全人格。形成了氛围，这才能慢慢使学生觉得，原来除了看手机外，读书也很美妙。
今天的世界太匆忙，而读书可以让人静下来，到处都是匆忙的快餐，而在好书里你可以慢慢回味，让你思想得深刻点。这个世界有很多接地气的事情，但我想反过来说，很多智慧未必是接地气的，它们和现实有一段距离。读书让你产生这样的距离。
距离不是让你脱离现实，而是隔开一段距离来看现实。我们往往看清了细部而模糊了整体，或以为细部就是整体，许多判断失误与此有关。读书恰恰可以产生一种隔膜感，对现实产生一种有距离的审视，看世界就看得更深刻，这都是读书的好处。
上海教育：那我们老师能对学生读书做点什么？
许纪霖：老师们不要老想着将自己放在一个相对学生很高的位子上，搞一个工程或什么活动。如果读书不是一项“工程”不是一种“培养”，我觉得作为老师，言传身教是最重要的。
如果老师自己不读书，你还怎么指望学生会读书，老师自己没有阅读的品位，你还怎么指望学生有品位？现在有关读书的最大问题不是出在学生身上，而是在老师身上，老师不读书，没知识或者只教学生“有用”的知识，谈吐也缺乏老师应有的那种趣味与品位，老师们又靠什么来影响学生？
老师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到读书是好的，通过谈吐能体现出一个读了不少书的人风度是不一样，老师再讲出一些话学生才会敬佩。学生模仿能力是很强的，自然而然也就像老师一样去读书去了。
因为今天不要说年轻的“90后”“00后”学生，像我这样大学里的文科教授都觉得周围有太多比读书精彩好多的事物。具体到阅读来说，现在手机上即刻消费型的知识资讯让读者很舒服——这类“轻阅读”，读了赏心悦目，看了心情很愉快，读完就忘记了。所以大家都很浮躁，哪怕发泄式的阅读也很痛快——但读书本是慢悠悠的事，需要静下心来，在读书中读出趣味来。
当然，老师们除了上课，回到家里还一地鸡毛，已经很辛苦了。但每个人最终总是想让自己得到肯定，肯定的一个方式是工作中的成就，另外一个是自己的业余追求。我觉得很多中学老师缺乏一种业余的追求，老师们需要给自己留下一点心灵的空间。读书也好或其他有趣味的事情也罢，即使自己做不了也可以影响学生来做，你未必成功，可能自己的学生倒成功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
对一所优秀的中学或大学来说，如果一定要说有培养的话，那是培养学生的品位。品位就是学生他自己知道什么书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平庸的。所谓基础要打好，这个基础首先是学生的品位。现在老师和学生经典读得太少，读得都是“时文”，所以混淆了经典和平庸。
但是现在我们学校充斥着各种指标，都在鼓励学生一旦有些什么成果就赶快发表，中学生们也在创作各种作品。我觉得这些都是揠苗助长。大家可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研院史语所。当时年轻人一进入院里，院长傅斯年就给他们定规矩，三年之内好好做学问，不准发表文章。
我自己的成长也得益于1982年留校任教后学校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想想那个时候学校还真是很宽容。那时候老师多，上课都轮不到我们新教师，故此1982-1987年五年时间我做了五年冷板凳，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文章，后来我觉得这五年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不以功利心去教育下一代
上海教育：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学校越来越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纪霖：大学也好中学也好，我感觉整个氛围都太功利了。我最近在看《王鼎钧回忆录》，他抗战时期所读的小学中学确实都各具风格，校长有眼光，培养出的学生都有个性。
现在学校都用升学之类的指标考核，从校长到班主任整天围着行政设定的指标在转。数学家丘成桐谈及一个现象：中国出了这么多中学数学国际大赛的获奖者，但大部分都因为恨透了数学改行了。
所以丘成桐总结学习最重要的是趣味，要在数学里觉得其乐无穷。今天我们已经从小学开始就不让孩子玩，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童真，失去了好奇心，失去了玩的权利，被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模式里面，学校成为北大李零教授所称的“养鸡场”。
最好的研究和学问都是玩出来的，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都是闲暇的产物。他们对待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就像普通人网吧打游戏那样觉得好玩，这种玩才能玩出大家。正因为是玩出来的，所以研究的结果才不是设定的目标，才是真正的创新。
要让中学生包括大学生觉得学习好玩有趣，然后他们才不会计较学习带来多少负担，学习读书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中国目前教育制度有一点好，训练出的学生在知识方面的确很扎实，应试能力极强。不过，考试适应能力强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做高级打工者，但是他们很难胜任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氛围功利性太强，逼着他们不断学习直至目标——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虽然目标定得很大，但目标越大，措施越明确，抓得越紧，就越毁人才。
这几年上海学生PIZA测试成绩很好，堪称天下无敌，但是同样将上海这些学生和美国的学生相比较，二十年三十年后谁的生活和事业会更精彩呢？
上海教育：您曾在2014年谈及高考是社会的需要，您觉得我们高考改革应该注意什么？
许纪霖：我作为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在更大的一个社会文化历史里思考高考。考试选拔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大问题，如隋唐门阀制度瓦解，清末废除科举与辛亥革命中的游士等。高考承担了双重的功能，它除了培养选拔人才以外，还承担了社会公平的功能。比较之下，高考的后一个负担更重。中国今日的高考和过去的科举是一样的，它背负着解决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的责任太大。
上海教育：具体到中学教师，您觉得他们该如何应对高考？
许纪霖：事实上我是非常同情中学校长和老师，中学因为行政化管理，被压得负担太重，他们和大学老师的情况还不一样，能做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我作为旁观者或许可以建议应该这样或者那样，但如果我身处中学，很多事情肯定也很无奈，我还真没办法适应现在这样一套考核评价制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老师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因为毕竟体制是鼓励素质教育的。另一方面，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应试教育危害巨大的共识，实际上另一种可能的空间也很大。学校前面是硬的任务，后面是软的任务，软的一面还是有空间，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就我接触到的中学生来看，这些一流中学很聪慧的学生们所思考的问题比我们老师以为的要多得多深得多，只是他们可能不会告诉你老师。华东师大每年都承担科技夏令营任务，我都去给他们讲课。
你猜这些看上去都还是小不点，来自全国的优秀中学生们都在问什么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和宗教有关的，都是老师们想象不到而且习惯性觉得完全“没用”的问题。这类问题，中学大概不会教也不会谈，老师学生也都不会说，但是这些优秀的高中生们一直在思考。
所以我们中学的素质教育说是说接地气，其实是完全是相反的，因为老师你不知道学生在想什么。素质教育应该和学生正在想的事情接轨，比如说他们也非常关心心灵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包括“鬼神”的问题，老师可以针对他们想的问题，让他们读点书，然后和他们交流。
学校在除了教学以外还可做很多事情激发学生自发的积极性，而不是总是由学校来组织活动。如果有些学生有其他的兴趣，学校可以更多的鼓励他们组成各种自愿性的兴趣小组，要让学生自由有组织锻炼能力，不要设什么目标。
实际上在我们的一些素质教育举措中，出发点就把学生想象成一个很功利的人，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去诱导学生。总觉得学生很功利，最好这个活动能加分，那个项目有奖励。实际上我接触了这些小孩子后发觉他们还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有很多不功利的东西。
而凡是你老师学校设立了奖励的东西，最后都败坏了学生自身的趣味：学生来做某个活动，不是因为这个活动有兴趣，而是仅仅为了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最后他就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又因为他够聪明，所以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成功，哪个最容易成功我就干哪个活。对于这样的人，我基本可以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当成功的人，他一定做不了行业的领军人物，一定在历史书上不会提到他，一定对国家人类没贡献。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的宿命，他会遇到一个天花板，发展不上去。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上海教育：现在学校在推行素质教育中都开始关注一个人的教养责任和社交，由此关注通识教育，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许纪霖：在现在这样一个专业大分工、知识大爆炸的社会，实际上知识多一点少一点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人格，而人格不仅仅是通过读书而获得。
现在学校有太多通识教育了，这个英文是generaleducation。这种通识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负担——因为又加课了。我更欣赏从英国兴起的liberaleducation，这是围绕着人格的自由的人格教育。
我们现在一谈到读书就是获取知识，实际上人格教育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读书，而是要去做。这是欧洲贵族教育的传统，也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我们目前的通识教育就是开课程，而很少让学生去实践。相比较而言，美国的中学生做社会公益比中国学生积极多了。
我们的高考不管怎么改革，录取标准还是读书考试，美国学校觉得学生书读得好还不够，特别是一流中学还要培养学生有领袖才华。他们也有考核指标，这个指标是软的。
最近亚裔学生投诉哈佛耶鲁等名校招生逆向歧视，他们不会懂得哈佛耶鲁除了SAT还有其他标准，这些标准是亚裔学生比较缺乏的：你是不是具有领袖才华，是否担任了很多社会公共工作。
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啥事，不参与社会公益慈善社会组织，不善于和人交往沟通，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缺乏领袖才华，这些是我感觉目前“90后”“00后”普遍的大毛病，这不就是通识教育的失败吗？通识教育的标准，应该是按照一个人是否拥有我们社会界定的健全人格来衡量，而不是去考察他掌握了多少知识，所以我们现在衡量标准首先就是错的。
上海教育：您最后对我们老师有什么样的教育建议？
许纪霖：我曾经多次提到华东交通大学原团委书记，他经常早晨带着学生讲早课，义务讲解儒家经典。还带着学生到社区，到养老院，到小学去做慈善公益，他们将儒家经典知行合一，这才是通识教育的正道。
而我自己作为老师，也已经有30多年。我想最大的感悟是，无论在大学中学还是小学，作为老师要为人师表。这不是说说而已，我深刻体会到，做了老师，话就不能乱说，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
往往你老师苦口婆心说的，学生记不住也不要听，你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和同事说的一句话，旁边学生听到会记住一辈子。
我们一直说的“为人师表”的意思，就是你希望学生是怎么样的，你首先要成为那样的人，按照孔子说法：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将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