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答《新京报》2021年底的三个问题

1.您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可以来自于您研究关注的领域，也可以突破您的研究领域。

吕文浩：历史学者总是从现在回望过去的，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往往启发我们向历史提问的方式。这几年最为社会热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提高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使业已陷入重度老龄化的我国社会能够在未来若干年保持发展的活力。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人，我也从自己专业研究的角度对此有所思考。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是中国近代以来诸多仁人志士着力思考的问题，但我注意到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中国人口问题时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其前瞻性令人惊讶。尽管当时他考虑的还是当时中国如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问题，但他对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规律是了然于胸的。他注意到，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民生活享受日益提高，女子教育日益普遍，生育节制是极易推广的，“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个人享乐变成工作努力的目标。子女绕膝的大家庭变为一种累赘，既妨碍他们的经济享受，又束缚他们的自由活动”。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他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程度的提高、教育设施的完善乃是缩小家庭、减少生育的直接原因，“用不着政府来努力提倡的”。我们现在不就是走在吴泽霖先生70多年前预见的路上吗？我这几年研究比较多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也有这个特点，他对发达国家的近代发展史以及最新情况、最新举措非常熟悉，总是在世界格局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很少有人做到。这启发我想到，我们在制定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时，要特别重视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追踪研究，因为它们昨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他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明天遇到的问题，提前预判形势并汲取发达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必将有助于我国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

2.您在2021年看到了哪一本值得关注，但未引起热议、或未引进翻译、或未受到出版界关注的作品或研究？这部作品在您看来为何值得关注？

吕文浩：《黄敏兰史学文集》（左玉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是一本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全书50余万字，汇集了黄敏兰先生（1953-2016）从1985年到2011年最重要的30篇史学论文。黄先生15岁至24岁时作为北京知青到陕北农村插队，对基层社会的艰苦体会很深，改革开放时代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为业，在专业研究中比较注重思考宏观理论问题，颇具家国情怀。她在对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和分析基础上归纳概括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即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并隐含批判之意。有多篇论文卷入到当时学术界的热点争论，如中国古代社会是否是“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否是“君主专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先生中青年时代曾以好学敏思、富于批判精神闻名于业界，可惜在中年时期不幸身患重病，不得不长期与病魔抗争，但先生以读书思考为最大的精神寄托，身体稍有起色即手不释卷，指不离键，收入本论文集的大部分论文即写作于她患病期间。这是一本凝聚了一个学人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学术积累的理论探索之作，在当今学术愈发专门化、理论思考时常缺席的状况下，重读这本书，可以刺激读者在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关注那些影响全局的理论问题，从而加强史学研究的反思意识。黄先生与同为陕北知青并身患重病的作家史铁生为知己之交，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谱就了一曲充满意志力的生命之歌。她的顽强意志力和纯粹的治学精神在今天对我们仍具鼓舞作用。黄先生身患重病大大地限制了她的活动空间和所能达到的高度，她的职业生涯因其批判精神时有坎坷，其人其书没有成为热议的对象是很自然的。一个生前无职无权无学生的普通研究员，因她的思考有价值，因她的精神有感召力，在她辞世五周年之际能够获得单位的资助，由同事主编她的论文集出版，这对于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学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3.您期待在未来看到怎样的国内原创作品出版？

吕文浩：我最期待在未来看到的国内原创作品是大量的、扎实细致的国情调研报告。我希望看到的调研报告是朴素的，充满事实和数据的，不希望看到客观材料不多而抒发情怀不少的那些所谓的“调研报告”。最近江南大学汪春劼教授主编了一本大学生写家史家事的作品集《父辈的岁月：零零后口述家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这个项目得到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大力资助，尽管调查范围有待扩充、调查深度还有待提升，但那种努力寻求事实和数据的精神让我看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希望这种作品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这种项目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更多支持，不再是汪教授“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