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就是获得真知，并以此让个人、社会、世界变得更加富足、公平、进步、美好。

——李录

前数日北京《法治周末》郑超女士来函，希望我写一篇2021年读书岁记，谈谈自己这一年来的阅读体验与感悟。猛然间觉得还在年头，却在不经意间就到了年尾。回想年少之时感到时间似乎过得缓慢，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迫促起来了。恍惚之间校园里的樱花还在盛开，沙湖畔绿荷上的蜻蜓还在春光中嬉戏，却似乎一瞬之间校园里满地黄花堆积，沙湖之畔也只剩下了一片又一片枯荷在寒风中瑟瑟。对我来说，重返沙湖之畔又一年过去了。在沙畔徘徊之时，心中深感近年来人类社会的巨变旷古未有，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型塑着人类文明的新阶段、重构着社会秩序的新形态及锻造着个人人格的新质素。翻检这一年所读书，我愿意列出其中的六部著作来，如果试图从中凝炼出几个关键词来，或可以用人类文明、法治秩序与自我生位加以表达。

第一部是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第一版）。某一日晚上随意在网上浏览，偶然看到李录先生的一个访谈，其中涉及人类文明及现代化等项，倡导价值投资，读后深有所感，经查知李录先生是我同时代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国内重要大学完成理学学业之后，旋赴美学习经济学，后从事于投资行业，现已成为继巴菲特、芒格之后的第三代价值投资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人物。同时知李录先生著有此书，连忙网购来阅读研究。可以将这部著作理解为李录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投资经历中领悟到的智慧结晶。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介绍此书时，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长程人类文明的概念框架，并为我们每个人如何在人类社会中谋求自己的生位提供了一个指南。李录先生是中国唐山人，少年时代颠沛流离，成人后深为近代中国何以不如西方这一困扰无数当代人的”中国问题“所苦，终在美国悟到了人类文明的阶段理论。李录先生结合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如戴蒙德、莫里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文明三型的概念，并明确指出文明1.0为采集狩猎时代，文明2.0为农业畜牧时代，文明3.0为科学技术时代。他特别强调1776年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及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它们分别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民权制下的有限政府及现代科学技术，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3.0阶段。李录先生指出，在科学技术时代之前的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时间里在经济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并无根本区别，而真正给人类带来经济增长的是人类进入科学技术时代，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时代的经济增长表现为复利的增长。这意味着，凡是生活在科学技术时代的人，都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复利增长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然验之于现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很成功，而另一些人很失败。李录先生告诉我们这决定于人们是否按照价值投资的理念行事。固然一些人短时期获得暴利，然而从长远看，暴利是有对价的，有人获得暴利，必有为暴利买单者。在李录先生看来，唯有坚持价值投资才是正道，可惜的是，真正走在正道的人却很少，大约这正是人间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本原因吧。李录先生特别指出，当下中国尚处于文明2.5阶段，还没有达到3.0的科技文明，但中国作为科技文明的后来者，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在走向文明3.0的征途上，中国前途光明，作为中国人，秉持价值投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生活，中国人未来的美好生活并不是一件不可预期的事。我特别欣赏李录先生在该书中讲到的一句箴言：“人生的意义就是获得真知，并以此让个人、社会、世界变得更加富足、公平、进步、美好。”

第二部是郭世佑先生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印象中郭世佑教授曾在十数年前有一面之缘，清楚记得那次我从广西南宁到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别墅里，玉圣兄告诉我政法大学正在全国招兵买马，要在人文社科领域大放光彩。大约世佑兄长是乘这次东风入住政法大学的吧。世佑兄长给我留下了一个清瘦但灵性的学者形象。转瞬十数年过去。一日忽得世佑兄长来函，且惊且喜，方知世佑兄长已从京城转至沪上任教。从此常得世佑兄文字，或诗或文，灵动恢谐，爱之不舍。又一日得知世佑兄长将来汉参加冯天瑜先生八十华诞会议，心甚喜欢，一边期盼，一边购得世佑兄长著作多本研读，期以聆教。不料沪上疫情乍起，终阻断了世佑兄长莅汉行程。心中虽然甚感遗憾，但能与世佑兄著作相晤面，亦别自一番情趣在。在世佑兄长众多的著作中，我觉得这部著作地位卓出，有拨云见月之感，大约因此而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吧。作为一部探讨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力作，它阐明了在中华大地上清朝末年所发生的变君主专制政体为民权政体的曲折过程，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轫之时。在很长一个时段里，人们往往将革命等同于暴力，看不到革命乃是文明类型的质变，这种心态必然使人们迷恋于暴力而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内涵。将革命与暴力区分开来，阐明革命的真正内涵，乃是世佑兄长是著的重大学术贡献。按照李录先生的人类文明三型视角看，中国晚清正是中国从文明2.0走出来进入文明3.0的关键时刻。从农业时代向科技时代转型，政治上必须从君主专制转向民权政体，经济上也需要完成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换。但完成这种转换并不一定非得诉诸暴力，相反暴力往往阻碍其完成。因此郭世佑先生这部著作可视之为一部告别暴力之作，而非流行的所谓告别革命之作，因为当下的中国还正在转型的路途中。

第三部是高瑞泉先生的《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11月第一版）。这是一位哲学家叩问二十世纪中国转型的沉潜之作。二十世纪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之久，但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总结似乎刚刚开始。作者高瑞泉先生本不相识，但读其书想其人，多年来甚为仰慕，终因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之缘而于今年八月间在贵阳相识相知。在相识高老师之前，去年某一日忽得高老师来函，要惠寄一部新著给我，我十分感动。收到书后方知是高老师疏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思想之作，读之不厌。深感高老师是著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系统性哲学思考且直透其中肯綮脉络。它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19世纪晚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表现为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强烈追求，至20世纪未则转向对“秩序的重建”的关切，并探问“新轴心时代”的前景。高老师的这三个论断正好符合前此所探讨的文明类型现代演变的机理，在中国文化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创发出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源，于是人性的新追求与科技的发展共同推动着社会进化，而新的动力所召唤出来社会新形态必然会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原理，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在科技文明的基础上必然走向法治之路。这将是“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并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将跃入一个新的文明高度。

第四部是於兴中先生的《法治与文明秩序》（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第一版）。这是旅美华人学者於兴中教授的一部以通观人类历史及不同文明类型之后的忧患之作。我曾在吉林大学听到过张文显教授称赞於兴中教授是华人学者中读书最多的人，虽然著述不多，但可以说篇篇精粹。这部著作也一样。兴中老师这部著作是由当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部分所构成。据说当年兴中老师博士论文答辩时，曾引起激烈的讨论，一天结束了答辩委员们意犹未尽，可不象时下中国论文答辩如鱼贯而进而出。兴中老师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味，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面向的，它将法治文明视之为一种文明秩序，其原生态乃基于基督教传统，本质上属于一种智性文化，而与其于心性传统的中国道德文明、基于灵性文明的伊斯兰宗教文明相区别。其中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性哲学与社会结构理论，将人性区分为灵性、心性与智性三种构成要素，这是一种洞见，发人之所未发，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种社会秩序/结构，依次是宗教文明、道德文明与法治文明。其二是国内面向的。在当代中国一片法治中国的呼唤声中，法律信仰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之下，於兴中教授认为基于智性的法治文明并不是最优良的人间秩序，还需要辅之以心性的温情与灵性的光芒。这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的震聋发聩呀！

第五部是季卫东先生的《AI时代的法制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2月第一版）。季卫东教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具有创造力的法学学人，他的作品迭出，与时俱进，亦领引时代。这部立足于智能时代研究法制变迁的新著就是季卫东教授充沛创造力的最新表现。它认识到，当代人类生活几乎所有的场面、所有的活动都转换成了数字形式，并积累成大数据，所以数据构成了现代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季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市场的主要交易形态也从往日的物品转换成服务，例如便捷的网约车带来的就是服务，这使个人购车的意义大为下降，从而使以物权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体系发生根本变化。的的确确如季老师所说，法律秩序的基本概念和制度设计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一个智能时代的到来，固然给人类提供了种种便利，也打开了人类自由的巨大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在一个智能时代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与人格尊严，以免人类成为算法的奴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新挑战！

第六部是储昭华先生的《何以安身与逍遥——庄子“虚己”之道的政治哲学解析》（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第一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研究，成果卓著，心甚叹羡。虽然同居武汉，但我在二十多年前相识昭华教授则在京城。一见倾心，相谈甚欢。然二十多年来兄弟见面殊少。前数日因湖北经济学院夏明教授荣休，佳朋满座，我得缘躬逢其盛，巧遇昭华教授。言未及已，昭华教授即从书包里掏出来一部新著，笑嘿嘿地命我哂正。返回即展卷研读，深感昭华兄多年未见，今之思想已大成矣！昭华兄在此书中夫子自道，此前通过解析荀子来探求儒家与现代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今又通过庄子，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一样的“风景”。何种不一样的风景呢？储教授更深切地认识到，荀子与庄子乃思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两种进路，并明确指出荀子的研究可以吸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思想资源从正面导引其现代转化，更多倾向于制度建构，而庄子的“虚己”之道则是从反面激发人们的内在自觉，象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所倡导的乃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从而庄荀本来可视为一体两面。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儒道互补”，是一种如高瑞泉教授所论述的、汤一介先生所瞩望的新的轴心时代已然来临的表现呢？！

魏敦友，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601

20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