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引孟子的话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先生赶过时髦，这固然也是有的。然而，真正做了时代“弄潮儿”的，其实还是他的后世弟子。
现在，人们都知道儒学大摇大摆地走上政治舞台，是在西汉，即所谓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从这一点上看，孔夫子的弟子们确乎是很争气的。想当年，孔先生坐在牛车上，辗转多少国家，吃过多少苦头，受过多少羞辱——以至于鲁迅先生曾考证出落下了慢性胃炎的毛病——来推销兜售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思想。但奔波一生，却终无所成，以至落了个“恍恍若丧家之犬”的名号，至今还在受着人们的“戏落”。可是，仅仅数百年之后，他的弟子们，却是将儒学推上了“国教”的至尊，孔先生大约也是很可以含笑九泉的了。
汉朝的皇帝为什么不像春秋时代的国王们，竟然“买”——那时的学者们是信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生意哲学的——下了儒学呢？原因是汉朝的儒士们摸透了帝王的脾性，把个儒学稍加改造，弄得让皇帝们喜欢起来了。改造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引法入儒”，亦即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学的法家化”。这正如对一件老旧的产品，给予了改进，使人喜爱起来一样——有一些儒士追赶了时尚，投了“消费者”的所好罢了。
刘邦打败项羽，得到天下之后，虽然对儒生们多有羞辱，以至于曾拿了儒生的帽子做了便器，但儒生们还是愿意积极地向他靠拢的。因为，“入世”做官，帮助天子“治天下”，是儒学的最高理想之一。又因为儒家是不主张自己来做王的，这从他们主张的“孝道”中可以看出——孝亲是为了忠君，不像西人柏拉图，主张由极聪明的哲学家来做王，即“哲学王”，也不像刘邦，看见秦始皇的威风，但好生羡慕地大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所以，要想实现这一理想，第一要务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可是要得到皇上的信任，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得到刘邦的信任，则更不容易，因为多少有点儿泼皮性的刘邦原本就是看不起书生的。然而，汉初的儒生叔孙通，却是在刘邦那里得意得很，因为他帮助刘邦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
刘邦做了皇帝之后，那些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由于差不多都是与刘邦相同的出身，除了会打打杀杀之外，于礼节上实在是乏得可怜。史书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这个景像，确实是有点不成样子，毕竟不是呼啸山林的大王了，刘邦怎会不有些忧虑呢？这个时候，叔孙通便看了出门道，提议由他到鲁地，也就是孔子的家乡去征召他的弟子来，“采古礼与秦仪”后“共起朝仪”。
叔孙通曾经做过秦朝的博士，对所谓的古礼知道多少不敢妄猜，但对秦仪自然是很熟悉的。所以，从他为刘邦设计的朝仪看，其实倒是货真价实的“秦仪”，也就是“尊君卑臣”的那一套。果然，朝仪一行，刘邦大为赏识，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除此之外，公孙通又提出了“人主无过举”的高论，也就是说皇帝是永远是对的。这就更得了刘邦的心。所以，从那时起，“人主无过举”便成了对待皇帝的金科玉律，把个皇帝的尊严弄得至高无上。叔孙通得到了刘邦的赏识，看上去是给儒生们长了一个大脸，可实际上却是由此而始，儒学已是明里顶了儒学的帽子，暗中向着“法家”眉来眼去，阴相交通了。司马迁于史记中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现在，不妨来看一看“法家”。以韩非等为主要人物的法家的主要观点是：“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而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则是强调“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也就是说，在“法家”统治下的国家里，只有“法”这一种东西，对有功臣的人赏以功名利禄，对犯上作乱的人，不论高低贵贱，有无功劳，一律处以死刑。其他，便全都要遵从“一教”，也就是“知万物之要”的明君的教育，这就是除了把个皇帝捧得高高在上，其他人全都微不足道了。
“法家”，说到底，治国的方法无非就是严刑竣法，对治下的子民予以赤裸裸的武力管治而已。秦始皇的秦朝，据史书载，到后期，全国受过酷刑的人数已经多于正常人的数量了。秦皇何其雄武也，以偏僻之国，用史杰鹏先生的话说，就是靠了“数人头（割下来的人头）、赏功爵”办法，一举横扫中原，一统天下。可惜，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奉行了“法家”之术的始皇帝，虽然一心想着一世、二世，以至万世，但未曾料到的是二世刚始，被“法制”治得渐渐没了生路的黔首，只好“与汝皆亡也”地造起反来。结果，结果自然是让刘邦得了利了。
汉朝在立国之初，除了缺少“朝仪”之外，也很为确立何样的治国思想，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治国之术而费了不少脑筋的。强秦快速灭亡的教训还在眼前，法家之术是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用了。所以，儒士们还得再开动脑筋，想一些更高明的“学术思想”，以补旧儒的不足。
这当然不乏后人，紧接而来便是有名的汉家儒生是公孙弘。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大耍“两面派”的，比如他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又违背之前的约定，去顺从武帝的意思。都尉汲黯曾因此对公孙弘不满，直接在廷议上指责公孙弘：“齐地之人大多欺诈而不说真话！刚开始与我等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完全违背在之前的说法，为人不忠诚。”武帝于是问公孙弘此事真假。公孙弘却侧面回答说：“了解臣为人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为人的人认为我不忠诚。”武帝赞同公孙弘的说法。此后但凡有在武帝身边的宠臣诋毁公孙弘的，武帝反而越发厚待他了。
武帝之所以厚待他，拜相封侯，我觉得主要还是公孙弘的“学术”更对刘彻的心思，比如公孙弘主张“人主广大，人臣俭节”，把“尊君卑臣”的主张推广到了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余英时《儒家的法家化》）尤其重要的是，公孙弘与汉武时的另一个重要大儒董仲舒，发明了一种至绝的办事方法，那就是“缘饰”“润饰”吏事。关于公孙弘，《史记》载：“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汉书·循吏传》中载：“孝武之世，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经文，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皇帝为何对“缘饰”大悦之，对通“润饰”者器之呢？天子对那些犯了法的人要施之于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人们自然也是知道的。然而，儒生们办起这类案子时，不但要依法而刑，还要引经据典地数其罪恶，用现在的话说，对于犯法之人，不但要杀头，还要将其批倒批臭。不但要毁灭他的肉体，还要毁灭他的精神。董仲舒在这一方面是堪称专家的，为此他著了一部《春秋断狱》，使人每遇案，便可引经书春秋判决。后世学者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可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以，这种法子在政治上真称得上是至绝之术。而后世帝王所搞的“诛心”“腹诽”之类的文字狱，也正是由此而来。
这些汉儒们如此地为天子卖力，天子自然是高兴的。于是，发明了“春秋断狱”的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也就是说，凡异于儒学的全部定为异端邪说，予以打击和压制。
现在，法家提倡尊君，儒学也已经将皇帝奉为永远不会犯错的天子了；法家讲以法治民，儒学也制定了春秋断狱法；法家要一统思想，儒学也要一统思想，所不同的是法家要用“一教”，也就是皇帝的思想来一统，而儒生们则是要用儒学来一统罢了。至些，儒学算是彻头彻尾地法家化了。
现在想来，汉武帝之所以最终接受儒学为一统全国的学说，肯定也是经过一番仔细度量的。一方面，经过汉朝“圣之时者”的改造，儒学已经很是合于皇家的口味了；二则，这经过“引法入儒”了的儒学，治起国来确也是比只讲实用的“法家”好看得多。
所谓“法家”，严格地说起来，算不上是一门学问，它除了有心狠手辣之术外，实在是没有什么自成一体的理论思想，实乃一门实用性的技术而已。而且，那一套法术也确是太过于直露，不过“杀，杀，杀”。如果将这一套“学问”像后来推广儒学那样，让全国的学子们都来“学而时习之”，帝王之道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况且，如果真的将“法家”之术在全国赤裸裸地推而行之，也一定会引起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逆反。将“法家”定为独尊的秦朝短命而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一旦将法家之术披上了儒学的外衣，便大有不同了。儒学是讲“仁义”求“道德”的，仁、义、礼、智、信，虽也不太成体系，但也颇有“理论思想”的样子，念起经书来也极为动听，不像法家那样，满口尽是诛呀杀呀地使人恐怖。可是，当年孔夫子为什么到处推销儒学而不售？就是因为当时的儒学虽有治国思想，内里却是缺少治国之术的。现在，经过他的精于赶时髦的后世弟子这么一改造，可谓成了“两全之学”了，外面讲着仁义道德，内里则又布满了法家之术，既好看又好用起来了。这样的好理论，好思想，只要不是糊涂蛋在做皇帝，哪有不将其定为一尊的道理呢？
这样“外倡儒学，内行法家”，有一个问题似乎就出来了，那就是后来的儒生们，从小学习的都是讲着“仁爱”的儒学专业，可进入皇家机关后，使用的却又全是法家之术，这中间是不是会有一道隔膜需要打通呢？或者说那些初进皇家体制的儒生们会不会有一种“专业不对口”的痛苦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者自汉家儒生们始，后世儒生所学的儒学，是已经过“圣之时者”的精心勾兑的儒术了，法家的精髓已经不动声色地融合进了儒学之中，正像调合好了的油彩，你已经很难分出哪是“原儒”，哪是“原法”的东西了，比如“春秋决狱”之法，诵读的时候，除了觉得它天经地义之外，哪里又会觉得那原本是法家的技术呢？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最讲“道德治国”，最看不得有人“背德乱道”的，现在引“儒经”而断狱，不但于肉体，还于精神上惩罚那些“败德坏道”者，其实正暗合了儒家要义。孔子是儒学的宗师，他曾在鲁国掌过一段时间的小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很快就杀掉了少正卯。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讲道德讲到极至，就已暗含了“以德杀人”的合理性了。这也是从学术上，法家正从儒家中发展出来的原因——韩非正是从荀子一派的学生。
再从现实的一面说，其实法家的“学说”是太合人的心性和欲望了。皇帝的欲望是他要独享尊荣，独掌权力，统治万民，不受节制，恣意而为。其实，这样的欲望和心性，又岂止天子和能够做天子的人有呢？恐怕是所有心智正常的人所共有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没有超验精神追求，只讲物质享用的国度里，人们所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所以，后世儒生，即便是学得满腹经纶，一心要广大儒学，一旦经过征召、选举、科举进入皇家庙堂，在皇帝面前虽低微得像个孙子，但在他所管治的小民面前，却是可以做做老子的——这自然可以满足一点人性的权力欲望。加上又代皇家收收钱粮，过手之间，又可以弄一点余裕肥己，这又是可以满足一下人性的物质欲望的。
倡导儒学理想固然重要，但满足个人欲望可能更具有诱惑力。因此，儒生们进入“皇权体制”之后，虽然所行的不是儒学之道，但于心理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别扭。而这，也正是那些官员们在大堂之上大讲仁义道德，而在大堂之后却是从容使用着法家之术的原因。
还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明儒暗法”，看上去是完美的两全之策。可施行得久了，人们便会慢慢地看出，或是亲身体会出其中的门道：原来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过是好看的装饰而已；背后的杀头与夺掠，才是真的面目。结果是，儒学的信念与理想悄悄地坍塌掉了，而法家的法术，也没有人去真的信仰与遵守——现实中的遵守，不过是迫于强权的应付而已。这就是中国历史一副“道德不行、法治不兴”的模样的真相与原因。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时教权与皇权合一时，并无二样。
然而，不知道是守着明白装糊涂，还是自以为得计的真糊涂，历代的王者对这一套治国之术，却以为是民众毫无所知的宝贵的“秘密”，千方百计地爱着、用着、守着、护着。比如历朝的官家那么在意的修史。
后一王朝虽然大多用了血雨腥风取代了前一王朝，但天下坐定，修治前朝之史时，把关却是格外地严格，不但要精选信得过的人修史，修完之后还要“御览钦定”：前朝之所以被替代，是因为他们的仁义道德讲得不好，没有爱民如子，以至欲望无穷，盘剥无尽，天道不行。以此来证明现今的自己是仁义之君、爱民之王。共同保守“外儒内法”的秘密，倒也是诸姓皇帝们心照不宣的契约。其实呢？自汉朝以来的儒士们可能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不出来揭破，也是他们历来心照不宣的契约，因为这正是他们生存的买卖。当一个社会上，士人的生存只能靠着这桩惟一的生意时，谁还会出来挑起“贸易战”呢？至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坠落，真的儒学信仰的倒掉，不但不以为意，反倒正是这桩“生意”的由头呢！
2018年4月2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