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每至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便会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1600年代中叶，是明清两大专制王朝交替的时期，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交接时期。言其特别，是因为接班的一方，是汉族之外的满清。而满族，则是明朝知识分子言必称之的夷狄，是异族。所以，在明朝知识分子看来，满人接管了王权，则是“亡国”。可在满人，入主中原，则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的德举，是建立了更大的“中国”。
那时知识分子对待明朝的亡掉，表现在言行上，则是要对明朝效忠。而他们之所以要效忠，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他们受了许多年的“皇恩”或“国恩”。1644年，满清占据了北京而南进之时，当时的名士，徐州阎尔梅给史可法写信，称自己“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之桑梓。”1645年6月，多尔滚的弟弟多铎率兵进入南京，南明户部郞中刘成治，看到众官员列队归降大清，对其夫人言：“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言毕，在家中自缢身亡。同年8月，顾炎武的母亲在家中绝食而死。死前留有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顾炎武后来绝仕于满清，且一直暗中策动复明，也算是遵此遗训了。
所谓“三百年之恩泽”、“国家养士三百年”，均指明朝的“皇恩”。三百年，朱元璋家得国之后，传十二世，历十六帝，享国276年的约数也。何谓“国恩”，这里讲得十分明白，即国家的恩养。所谓国家所养，自然也就是坐在龙庭上的朱家所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恩自然也就等于皇恩。
但何谓“养”，又何以“养”？明代规定，儒生按照不同的品级可免除不同的丁、粮和杂役，即“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具体为凡有庠生以上功名者，即秀才以上身份的士子，即享有免除赋税和杂役的特权。在明代，这是一项很可观的福利。这一项特权，实则是西人所说的，皇上拿了多数国民的税赋，来贿赂一小部分国民。
而这种“养”，在明代，尤其是明朝的后期，还衍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利益，即投靠。也就是其他承担税赋的农民，当应缴的数额超出了土地所有者的能力时，他们便会“投靠”到仕子名下，即把自己的土地言称卖与仕子，也就是拥有免税特权的仕子名下。按受“投靠”的仕子，就可以去官府的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自己来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那块土地的旧有者，便成为了地的佃户。所以，投靠就是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土地与劳动。顾炎武曾说：“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投靠的兴起，使得登籍仕子的门下，差不多成了可以收取投靠者地租的“封国”。
除了经济上的这个巨大利益之外，明代士子，凡获得庠生以上功名者，还有政治上的特权。科举登第，出世为官，是自然的。即便不为官者，又有律法上的优待，譬如秀才犯法，在去掉功名前，不能用刑。此外，庶民见了秀才或士绅，要用官礼谒见，违者按违律论处。这一种特权，使得地方上的秀才或士绅，在县官等地方官员面前，颇有些平等与独立的意思，但这种平等，不过是皇上的特授之权。说拿了去，只要一道诣意，那秀才的帽子，便如同被风吹走一样简单。绝无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人格之意。士子是极明白这一点的，所以，这自然也是“国恩”的一种。
这个“国恩”的现实与观念，显然暗附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天下之财产，诸如土地、矿产等，均为皇家所有。皇家不收我家的税赋，又暗许我接受“投靠”，支持我发财，便是一种特殊的恩惠。果真如此吗？譬如明朝的朱家，朱元璋在得国之前，实乃上无片瓦、下无锥地的穷汉。别说天下之财归其所有，而是一位吃百家饭的乞丐。后来所得的天下，不过是他纠集了团伙，用了武力从他人手中抢夺过来的。既如此，这一种观念，也就等于承认，对于天下，谁抢得到便归谁所有的“丛林法则”。而由此推理，满清也就可以从朱家手中，把天下夺了过来，归爱新觉罗家所有了。
这一观念还表明，知识分子们既然承认自己是朱家所养之人，是朱家的食客，自然也就不是独立的文化人。读明史，常有人称赞明朝的知识分子有气节，敢于批评皇上，譬如海瑞等。其实，他们连人都认为是皇家的附属，哪里有什么独立的人格？所谓的骂皇上，也不过是焦大之骂罢了。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朱家的奴子，真心地为朱家的帝业永祚，与天天赞皇上圣明的士子，其实是一样的心思。
但这却常被歌颂为义节。1645年6月，南明礼部官员黄伯端，在南京被清人占领后，友人劝其扮为和尚逃往深山，被拒而困于城内。清满的豫王多铎召见他，也被他拒绝。后被清兵押至大营，见了多铎又拒行脱帽礼。多铎不仅不以为意，反以此为骨气，愿意给他官做，也拒受。多铎问黄伯端，福王是什么样的君主？黄答：“贤君。”多铎问道：凭什么说他是贤王？黄答：“子不言父过。”至此，士人与君王的关系，由于“国恩”的掺入，在明朝已降为“父子”关系。后来，黄被杀，并被载入史册：有士子气节。（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二版）
蒋廷黻先生认为：“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群言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而这一个饭碗，也就是被他们所称的“国恩”，也正是他们的精神底色。而知识分子的精神，如果一直在自己所捧的饭碗里，而又将那饭碗视为他人的所赐的“国恩”，便表明中国还是处在轮回的磨道里。后来的满清岂不是如此？
2017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