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的。”所谓的“这件事”，是指1960年发生在台湾岛内的“雷震案”。唐先生接下来写道：“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震案中真毕露无遗。……后来，我拜读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其觉得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遗憾的是，唐德刚先生虽一再述说胡适先生对于“雷案”的“内疚”，但胡先生内疚的是什么呢？语焉不详。
从唐先生说胡适有“懦弱的本性”看，胡适的内疚，似乎是他内疚于他未能以其之力，英勇地站出来，拼了性命为雷震先生奔走呼号。倘如是，“雷案”的结局，或许真的会是另一种样子，——雷震会因胡先生的勇为而脱出牢狱之灾，也未可知。可惜，我手头没有胡适先生的日记，查不到唐先生所说的那个“自嘲”，到底“嘲”了些什么。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雷案”发生时，胡适正身在美国。雷震一案的消息传到海外后，有许多海外媒体采访胡先生，更有岛内的媒体专门派出记者，赴美国访问他，除了请他发表对于雷案的看法外，更问他何时回到岛内。胡适先生在回答台湾《公论报》专程赴纽约采访他的记者李曼若时说：“我回‘国’是一定的，原来预定在9月底，因为我的老牙医去世后，现在另外换请一位牙医，第一次诊断还没有结论，所以要等第二次诊断……”“譬如我出‘国’回‘国’与雷案本来是不相干的事，现在都像有了连带关系。”（汪幸福著《胡适与〈自由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1版，下引不再注明）而这一个回答，被认为是胡适以医牙为名，而延迟回台，不想过深地卷入“雷案”的托词。
现在，回过头来看，胡适先生对于雷震一案的内疚，我觉得可能是“疚”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唐先生所说的“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雷震因主办《自由中国》杂志而被拘，而胡适与这一份杂志，自始至终，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杂志的创办，胡适算是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自由中国》的创办，动议于1949年年初的上海，当年5月，胡适在赴美途中的海上为其写了“办刊宗旨”。只是待杂志正式创刊，已是国民党溃退于台湾后11月。在开始的三年里，胡适是杂志挂名的发行人。依照当时岛上创办杂志的规定，杂志的发行人便是杂志的法人，要负法律上的责任。虽然在杂志登记时，备案的发行人为雷震，但印在杂志上的却是胡适，而且他还是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之一。此其一也。
其二，从胡适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态度看，他是将这一份杂志看作是验证国民党政府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是真自由、民主还是假自由、民主的试验田的。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民主的政府，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看媒体是否能讲真话。他的这一个态度，使他成为了杂志的精神领袖。虽然，胡适自1958年从美国回台，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后，对于杂志刊载的文章中有些稍显激烈的言论，有所保留，特别是对于雷震另组新党的做法，更是不予认同。（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是站在杂志的一边的，他仍是杂志精神的支持者。
《自由中国》杂志之所以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满，直倒最后把雷震以通谍名义交军法处审判，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其中，有些则是由胡适的文章直接引起的。杂志引起当局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杂志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批评了情治机关“造案弄钱”的勾当。社论发表后，引出了一场风波。后经多人协调，以杂志发表了一篇经陶希圣修改过的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致歉，算是平息了风波。但未曾料到的是，胡适在美国读到了那篇“诱民入罪”的社论后，大加赞赏，专门给杂志写了一封信，并在信末附言：“此信可以在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能不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杂志遂于9月1日出版的第5卷第5期上发表了胡适的这封信。“由于此信在社会上影响巨大，《自由中国》又惹出大麻烦。”
另一次由胡适的文章直接引的麻烦，是1956年10月的蒋介石七十寿辰一事。为响应蒋介石关于祝寿一事的《婉辞》中“切望全‘国’报章杂志，征求海内外同胞对下列各点，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的号召，《自由中国》的第15卷第9期为“祝寿专号”，胡适在该期杂志发表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借讲故事奉劝蒋要信任下属，多管大事，不管小事。可蒋看了胡文后，“万分愤怒”，在后来半年的时间里，精心组织了一大批文人，把胡文作为“毒素思想”，予以批判。
此外，雷震最后要另立新党，以期形成真正的外部监督组织，胡适虽然明确表示，自己只是“自由主义者，不会参与组织”，拒绝了雷震请其担任新党党魁的邀请，但他却并未明确表示，反对雷震，或者极力制止他的这一行动。因为，虽然胡适并不认为组党的时机是适当的，但在理念上，他却是认同雷震的做法的。
如果说雷震因《自由中国》杂志接二连三的文章，使他一步步走向了通向牢狱的不归之路，胡适先生可能觉得自己也算得上背后的推手之一。而当雷震真的被军法处审判之时，自己却不能站出来，以己之力，从对手的手下将其抢救回来，以其性格，他为“雷案”深感内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再深一步想，蒋介石如此决绝地查办雷震，从某种成分上讲，实在是以办“雷案”为名，来打击以胡适为首的岛内自由主义思潮。从现在公开的蒋介石的日记看，蒋虽然在表面上维持着与胡适的关系，但在内心对于胡是深恶痛绝的。又因为蒋明白，雷震的很多事情，是在胡适的支持下做的。所以，查办雷震，实在是要杀鸡敬猴。以胡适先生对于人情世故的了解，他肯定是明白这一点的。雷震这个“伯仁”因他而受到法办，他却未能尽力营救，内疚必然是“弥深”的了。
而另一个内疚，则可能来自于对蒋介石的一面。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动家。他在学术与思想界，有着当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作为。胡适虽然支持雷震办刊，但他也有对于雷震不放心的一面，那就是他担心雷震反对政府。比如，他曾通过他的学生毛子水，侧面调查了解雷震，直到毛子水告诉他：“无论如何，我意雷君……决不至为有害现在‘政府’的事情”结论后，才对雷震放下心来。
胡适先生之所以如此，一者是他与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则为着与蒋介石的关系。胡适的意思是，岛上的政治改革，还是要通过国民党自身的改革来实现。国民党溃退台湾后，于1952年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前，胡适私下里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希望由蒋来主持改革台湾的政治。在他9月14、15日的日记中，略记了这封信的大意，其中主要有：（1）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之所以未能树立这个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2）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3）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4）表示国民党应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胡适与〈自由中国〉》）直到1959年3月，他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他那篇著名的《容忍与自由》文章。文中所谓的“容忍”，其实是说给两面的人听的，对于执政者那一面，他还是希望国民党要有容人之量，也还是寄希望于国民党自己来改革的。
所以，当国民党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暗里、明里的建议，而且公然不顾舆论与民心所向，以通谍之罪查办雷震，查封杂志，自然会因此而增内疚之情。
但是，由胡适的这个内疚，固然使我们看到了他本性中懦弱的一面，可也使我们看到了胡适先生重情的一面。其实，从《自由中国》在台创办10年的历史看，假若没有了这份杂志的十年，整个岛上哑然无声，只有国民党的一个调子，台湾固然也还会有今天的台湾，但可能不会有那一个时间表上演排下来的台湾。再说，雷震、殷海光等一大批学者，虽然追随胡适先生，但均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与作为，是整个岛上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胡先生，也必定会有雷先生、殷先生，或者是其他先生。因为，推进社会文明的演进，是人性中善与美的本能使然，是人的难以自觉的社群属性使然。胡先生从属于那一个群体之中，又是这个群体中的首望，看到同路的遭遇，心生内疚，自然在情理之中。但从胡先生一生的主张看，那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理念使然，更是他们独立自主的选择，胡适先生原本是可以不必过分地挂怀的。所以，这一点上说，胡适于“雷案”中表现出的“弥深”的内疚，倒也更使我们觉得他的愈加高贵的人格魅力。
2017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