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自由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是其是之一。而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价值观，就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审视，甚至是展开讨论。
自由，这个概念在整个世界文化领域内，是一个已经讨论了很久的问题了。这概念从学术上进入中国，并引起关注与讨论，至今也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关于自由的解释，更是很多，涉及的面向也很广泛，个人、民族，社会、政治等，好象都有一个自由的问题。
对此，我的理解是，自由只涉及个人，也只能涉及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人这个个体身上，才会涉及自由这个问题。自由，是人的自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自由。其他的人造组织或社会体，都不具备自由的问题，也不应有什么自由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因为任何人造组织或社会体，都是人为了某一个目标或目的而设立，并且为实现或达到那个特定目标或目的，确立了一种观念，并在这一观念下，依照既定的方式或方法，去实现自己的预设的目标或目的的，所以它就不是自由的；二是任何人造组织或社会体，都是由个体的人来组织的，它为着组织或社会体自身的利益或目的，要对加入其中的个人的意志给以约束，使其组织或社会体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它在运作方式上，也是违背自由的意思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于自由的解释是指个人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也说明，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也是指个人的自由。
可什么是个人自由？很多哲学家、思想家给它定义过。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理解是，所谓个人的自由，就是一个人的思想、言说与行动不受拘系。哈耶克说：“对自由的传统解释是：‘不受他人武断意识的支配’。”“自由的行动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选择自己的方法，进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的实现必须基于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自由在前提上应有一个已知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人无法通过改变外部条件，使行动者只拥有被他人规定的惟一选择。”在自己的领地里，不受任何约束地做任何事情。胡适先生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中说：“自由在历史上意义是‘解缚’，解除了束缚，方可以自由自在。”约翰·密尔说：自由是“按照我们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密尔把这个“走自己的路”去追逐自己的福祉的权利，称之为“个人统治自己的主权”。这个主权的本底，则是建立在个人性格之上的。“一个人，其欲望和冲动是他自己的——这些是他自己的本性经过他自己的教养，加以发展和较改的表现——就称其为具有性格。”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既来源于个人的性格，也表现为个人的性格。
密尔的这个论断，其实早在他之前一百年，康德就提出过，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便提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便是自己的法则，或者说我们有为自己制定法则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牧师、国王或者上帝——能够为我们订立法则，或者把道德加诸我身上。我们不只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这里，所谓“理性的存在者”就是个人。
所以，我的理解是，所谓个人的自由，就是个人的性格。而这个性格里有着个人对于自己的统治之权，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凭借这一权力，个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怎样生活、自己如何去实现自己生活的目标。个人的性格，是个人的精神主体，是使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个体的根本。
二、人的自由何以重要
为说明这个问题，还是先引一下密尔的观点。密尔在《论自由》中说：“一般说来，凡办理一项事业或者决定怎样来办，以及由谁来办那项事业，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他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他的个人自由观点之上的。在密尔看来，也只有个人更关心自己的福祉。而这也是构成个人为何要有自由的根本，或者说，这就是个人自由。
有谁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欲望、理想与目的呢？所以，密尔说：“作为个人，到了能力已臻成熟的时候，要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正当的条件。”他说，第一，保有和使用这一特权，有利于人的官能的进化。他所说的官能，主要是指人的知觉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包括道德的取舍。
在论证这一点时，密尔用了反证的方法。他说，人的这些官能，只有在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凡是因循习俗做事情的人，是不作选择的。所以，他无论在辨别力上，还是在要求最好的东西方面，都得不到练习。在密尔看来，智力和道德能力也和肌肉一样，只有经过使用才会得到进展。所以，若是一个人的意见不是自己经过思考、辨别而作出的结论，而是采纳了那个已有的意见，就不能加强他的理性，反倒会减弱他的理性。当然，这里有“进化论”的影子，用进废退。可看过密尔进一步的论证后，我觉得这个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个人拥有自由，“要由自己来选定自己的生活方案，那他就要使用他的一切的能力。这些能力主要包括：①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②他要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③他要使用活力去搜集为作出决定所使用的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作出决定；④作出决定后，他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考虑周详的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密尔没有列出来的，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⑤他还要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或者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负责，或者说，要有为自己所作出的决定的后果而负责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第三，如果说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他的自由能力，将会越来越强。因为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充分运用了这些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反过来，他的官能也在得到不断的使用和强化。而这个得到不断使用与强化的官能，又会使他在“选定自己的生活方案”时，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容易接近和实现他的目标。如果说，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内容和形式的话，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人的自由便越是丰满，而个人行使这个自由的能力，也就越是强大。
第四、由具有这种自由能力的人组成之社会，会生机勃勃，活力充盈。当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个人具有了活力，而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自然也就生机勃勃、活力无限，这样的社会里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首创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既有观念方面的，也有物质方面的。所以，密尔说，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每个人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就更有价值。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群体，就变得丰富、多样、多彩，生气勃发，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操感以更丰足的材料，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不但使人更有活力，人也愿意成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员。反之，在一个没有个人自由，或者说是个人自由受到层层压制的社会里，思想会变得越来越狭窄，人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最后，人渐渐呈现出工具的样貌的原因。所以，密尔甚至将此视为考察一个社会具有前进精神程度的指标，他说：“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
当然，尊从本性的个人自由，可能会因为其强烈的欲望和冲动，而作出对他人有危险的举动——强烈的冲动具有危险性，对社会，或者说是对这种人所在的族群，带来危险或危害，而这也是很多人对“自由”视若洪水猛兽的理由。对此，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假若不从结果上来判断，而只是从能力上来看，正如密尔所说，“一个人的欲望和情感较为强烈和多样”，则说明这个人具有“较多的人性原料”。而这，则既可以使其做较多的坏事，也有能力做较多的好事。对此，密尔的观点是：“欲望与冲动确是一个完美人类的构成部分，与信赖和约束居于同等地位。”“人们之能做恶劣的行动，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强，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弱。”二是不能因为害怕这种危害，而把所有人都削为平庸这一个等类。从人类文明的演进这个角度上来看，人类每一个文明的脚步，都是人类中的拥有“较多的人性材料”者所发现、所推动的。这个世界需要英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不知道怎样制作英雄，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论及好的文学作品时所言，如果说生下来的不是天才，难道便不允许他生下来么。三是持育个人自由，尊从人之本性，会因为“人的强烈欲望与冲动”而带来某种危险，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却是人类社会保持前进精神（密尔语，即胜过习俗的趋向，又称自由精神）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想，如何克服这一成本，也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人类在此作过许很多的努力，这就是自由的边界问题。
三、个人自由的边界
当然，一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把个人的自由分为两个部分：即思想与行为。这里的思想，取动词之意，也就是个人意识的活动。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把“思想”视为一种活动，那也可以划入行为的范畴，但人在思想之时是不可见的，它深深地隐藏在人的脑回之中，是人的最为隐秘的思维活动。就他人可见这一角度而言，思想是穿了隐身衣的一种独立存在。可自由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之外的行为，则是他人可以感知得到的，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自由的”的评判证据。所以，这种划分，还是有其合理性。
对于行为的自由，还可以再进行拆分，即分为言说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因为表达的对象与具体行为的对象，还有不同，所以，也可以给予切分。
如果可以对个人自由作这样的拆分，那么，拆分之后的个人自由之组成部分，就会有一个顺序排列问题。我想，这个顺序应当是：一是思想的自由、二是言说的自由、三是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来说明自由的界限，或者说是自由的边界。我的理解是，对于个人自由组成的三个部分，其边界与其自由度成正比，凡是自由度大的，其边界也大。
第一，思想的自由，自由度最大，其边界也就最大。甚至可以说，人的思想自由，没有边界。一个是因为人思想过程有其隐秘性，应当说，这应该是个人自由中最容易做到、最容易去行使的“个人对自己的统治之权”。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读书界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叫作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禁区，就是思考无禁区，自然就是个人思想无禁区。
再一个是对于人的思想，其实是很难进行管制的——除了他自己，除非是对人的消灭的肉体。当然，也有一些人如密尔所言，个人甘愿出售自己的自由，去做他人的工具或仆从。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售卖个人自由的事情是较少见到的，——当然，也有因现实利益的诱惑而甘愿屈从在他人观念之下者。可是，这种出卖是功利主义的。既然是功利主义的，那就有可能是虚假的，比如他的人身是奴隶之身了，但脑子的思维是否也更换为为他的主人的思想了，就不一定。所以，个人的思想自由可以说是无边界的。表面上服从、顺从，或静默，并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思维在活动着。
思想自由的最大敌人，或者说是思想自由的边界，其实来自于个人自己，即已经植入的观念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基点或原点，并以此去作出自己人生的选择与决定，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之体。所以，对于思想自由的边界，完全决定于个人自己。
第二，言论自由的边界。与思想自由相比，它的边界相对就较为明显的了。因为言说的自由一旦启动起来，就不能像思想自由那样无拘无束，它有一个任何人不可逾越的边界。这个边界总的原则是：不可侵犯、妨碍、阻制他人的自由。因为到这个时候，个人的自由就进入了社会层面，与他人的自由发生关系了。
严复在《<群己权界论>凡例》中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他还举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在谈到言说的自由时，密尔认为，其言论即使是主张暴力，只要不是对着特定人群的煽动，而是在公共领域里发表，也是应该允许的。这里，就暗含着一个言论的前提，也就是言论的边界。
当然，从宏大的方面讲，这也正如严复所言：“总之自由云者，乃自由于为善，非自由于为恶。特争自由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由，其自由的分量，乃为圆足。”意思是在言说上，即便是“为恶的言说”，只要不是对于具体的对象教唆，也是允许的。严复的观点是：“思想言论，修己者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面对公众的言说，只有自律，没有他律。
这是在理论上进行讨论。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边界，与理论上的差距非常大。它深深地受着来自于宗教、道德、政治等一些方面的各种限制。所以，言说的自由，也就一直处于人类争取的努力之中。
第三、行动自由的边界。所谓行动的自由，便是个人在社会中有着明确目标或目的，具有明确的具体行为对象，且行为对象可见、可感、可知具体行为。所以，这个行动自由的“自由度”就更小一些，其边界也就更加小一些，人的行动的自由领域也就更小。所谓个人的自由以不能触犯他人之自由为界域，主要也是针对个人的行动自由而言。因为惟有行动，更能触动他人的自由。
对于自由的边界问题，按照康德的道德理论，当然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外部对于个人自由所划定的边界，算是“他律”，而自己给自己订出来的准则，就是自律。
对于行动自由的边界，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道德良俗的边界。这里所说的道德良俗，不是某一学派的，也不是某一个社会体或组织的，而是人类发展中，为自身的健康繁衍、共享秩序而进化、演进出来的通行的规则。比如成年人不能欺压弱小、男人要尊重妇女，人要讲诚实、信用等。这个道德良俗是人类共通的、共守的规范，正如密尔所说，是不证自明的真确的理念，是共认的真理。
当然，这个边界是较为宽泛的，因为道德是一种体现在践行上的品德，而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华丽的高头讲章，尊与不尊，守与不守，全在于自己，所以也是一种自律的边界，但也是个人行动自由最低的根本底线。道德虽有他律性，但缺少强制力。
第二个是法治的边界。在法治社会中，有一个针对个人的、通行共认的最高准则，即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也是个人自由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是个人自由在法治社会的法定边界，即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当然，这个准则后面还有一句话，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点针对的是政府，是对政府行动的限制。因为，从理论上讲，政府的权力是由个人让渡的权力所组成的，即个人为自身安全和利益，为了做一些个人不能做、做不了的事，只好把原本属于自己权力的一部分，或者说个人自由中的一部分，转移出来，授权给政府去行使，比如制止社会犯罪的权力，设立军事力量保护族群的权力等。因为这是个人让渡出来的，所以必须小心地看管，不能让其越界愈规，把没有让渡的部分，也让其悄悄地拿去了，所以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准则：没有授权不可为，使其成为一个有限的政府。以此来看，这也还是涉及个人行动自由的一部分。
可这个为个人划定边界的法律又是什么呢？有一个说法是，法律是个人与众人签订的契约。它产生的程序是所有个人经过共商，并由多数同意了规则。从个人自由角度上讲，这种方式会出现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的暴政”，那个由多数所同意的规则，对没有同意它的少数是一种侵犯。所以，民主制度中又有一条铁律，即尽可能地保护少数。所谓法治的办界，是有强制力的边界。
第三个边界是契约的边界。在道德和法治之中，仍然存有道德和法治或照顾不到的领域，或者说有它们不便、不能照顾之处，比如商品交易领域，在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就是他们相互之间协商订立的契约约定的地方。当然，这里需要诚实信用，也需要法治的裁判等。但这些，相对双方的协定，只起辅助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视角下对于个人自由的审视
蔡元培先生在1910年曾出版过一本《中国伦理学史》，对中国儒、墨、农、法、道等各家学说的伦理观点，一一提要评论。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部研究“国学”的书。可读过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王小波先生在《我看国学》中的一段话：“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之所以想到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王小波对于“国学”的概括是准确的，“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伦理学。
蔡先生说，中国的事情皆以儒家之伦理为大宗，一切精神科学，悉以伦理学为范围：为政以德，孝治天下，乃将政治学置之于伦理；国民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为置军事学于伦理；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即置宗教学于伦理；评定诗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又纳美学于伦理。所以，他说，伦理学乃中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由此观之，这个伦理学于中国，差不多对国民的生活是全覆盖了的。
在这里说些的意思，是说从自由这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文化史上虽然没有自由的概念、理论和讨论，但是有“个人自由”的意识的。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实是对个人自由有着深刻的认识的。他们知道，更明白“人生而自由”这个天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诸家学说，不论是立足于功利主义，还是奠基于道德主义的，他们的立论路向，或者说是指向，都是直指个人自由这根本，都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纳入到其设计的规范之中。从逻辑上讲，他们的那些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隐蔽的大前提之下的，就是人生而自由，而且对这个生而俱来的自由，不加约束与限制的话，社会将会失序。也许有人会说，道家的老庄是主张“无为”的，这不就是在激活人的自由么？这只能说，在诸家学派之中，老庄之学对于自由的约束，相比其他诸家，尤其是儒、法稍小一些，但也不完全是在为自由背书，比如老子的“弃圣绝智”论，推论下去，也是反自由的。
如此说来，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还没有萌芽，就被那个“人际关系学”给全面压制下去了。尽管个人自由是人之本性，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治人者借助这些学说，是一代又一代地对个人自由进行持续的压制，丝毫不给它成长的空间。结合上面所讨论的“人为何要有自由”，也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本质，使得中国虽有二千余的文明史，却是一个几近于停滞的文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应该是个体的觉醒，沉睡在传统文化的觉醒。早期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我想，仅有睁眼看世界还是不够的，还要睁开眼睛看“国学”，从中看到自己是如何消失的，并从中找回自己的存在，从中觉醒过来，并从这个觉醒中走向个人自由。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果要计算四十年间我们所得到的最大进步，不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而是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意识的觉醒，以至个人自由的萌芽。这可以从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仔细地体会。我想，这也是中国复兴的根本，也是我们为何要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目的所在。
2018年2月24日一稿
2月27日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