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材料在不断地公布。

虽然说敦煌文献早在1900年就由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但是，敦煌文献真正为人所知，应当是1909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带着他所得到的敦煌四部古籍的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罗振玉等人。以后，由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说和研究成果的刊布，使得敦煌文献的价值大显于世。

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是一下子就都发表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只能象挖宝似的去巴黎、伦敦抄录或拍照，按自己的兴趣来研究。合中外学人综合来看，其中无疑以王重民先生的成就最大。他编纂或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一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用。

自从六十年代初英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公布主要藏卷后，学者们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研究敦煌文献的各个方面。由于中国的“文革”，日本学者在佛典、港台学者在四部书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七十年代末，收藏非佛教文献类写本最多的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布，极大地推动敦煌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者，利用法图、英图和北图三大馆藏资料，在敦煌文献各个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北图也开始发表内容可观的未刊资料，而中国各个小馆藏的资料也陆续公布出来，其中不乏文献精品，如北京大学、天津艺术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一些藏卷。这些出版物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全新的材料，但敦煌文献研究要保持其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地位，还需要我们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即将全部出版的时刻，我们应当着手进行对敦煌文献的总体研究。照我看来，敦煌藏经洞文献原是属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图书，是这个不大的佛教庙宇中供养具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用中古佛寺文献构成的方式，来复原敦煌文献的原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是在各个馆藏目录和出版品目录的基础上，编辑一个接近原貌的分类目录。但这要求我们对中古时期敦煌佛教寺院文献构成和同时期其他地区佛寺收藏的入藏经典和藏外图书的情形，都有全面清楚的了解。

其次，在敦煌文献全面公布的以后，应当在过去分类整理敦煌文献的工作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把敦煌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四部书写本，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来编排，校录出“定本”，使学术界拥有一个象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本子，把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各个学科，使敦煌文献成为人们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此外，适应新的学术研究需要，应当在作“定本”的同时，使敦煌文献电子化，制成电子版的敦煌文献合集。应当打破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国家资金或基金会的支持下，使电子版成为世界学界可以利用的新资源。

再次，敦煌是出土文献的一部分，和大体同时代的吐鲁番文书关系密切，也和秦汉以来的出土文献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些出土文献虽然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大多数是代表着地方文献系统，可以前后发明，左右互补。而且，敦煌、吐鲁番仍然不断出土类似的文献材料，为敦煌文献的研究不断注入活力。因此，应当把出土文献的特殊整理和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总结，甚至应当编写一些教科书，以便不断培养新生力量，同时也为在基层最早接触新出土文献的考古工作者具有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从一开始就散在世界各地，客观上也推进了欧美、日本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的研究。由于近水楼台，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他们的成果。目前，“海外汉学”是热门，翻译的著作也出版了许多，但这些翻译或介绍存在很多偶然性，所译介的著作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敦煌学方面过去译过不少法文和日文著作，但近年来却渐渐减少。要做好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应当有系统地把国外学者的权威著作和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可以用翻译的形式，也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把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熔铸到新的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当中去。

只有不断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面，思考新问题，才能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的学林里，保持敦煌文献研究的新潮流，让古老而残缺的敦煌文献，焕发出新的活力。

1999.10.31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世纪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