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5 次 更新时间:2022-12-26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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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在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学的书窗里又多出了一大批著作,其中有大部头的敦煌文献图录,有专家的论文集,有学术专刊,也有通俗读物,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就中我特别要介绍的,是郑阿财、朱凤玉两位教授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4月版)。

这本书的底本是郑阿财和朱凤玉教授合编的同名目录,收录1908-1986年间的中、日文敦煌学论著目录,于1987年由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以后,他们继续订补旧著,增加新篇,在蔡忠霖、梁丽玲、周西波、刘惠萍几位博士生的协助下,再筑丰碑,编成超过原书近两倍篇幅的新目,在藏经洞发现百年纪念日(2000年6月22日)到来的前夕,由汉学研究中心出版,这是对敦煌学百年的最好纪念,也是给敦煌学研究者的丰盛礼品。

在众多的敦煌学著作当中,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本《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呢?因为在目前的敦煌学成果中,研究著作层出不穷,而基本的工具书确是凤毛麟角。

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其宽广,用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字、考古、科技,等等,应有尽有;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经史子集也好,三教九流也罢,无所不包。而且,除了传统的中国学术之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还遗留下来许多周边民族和域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有藏、回鹘、于阗、粟特、梵、西夏、叙利亚等语言所写的文献,内容则包括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世界各种宗教文明的遗迹。因此,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往往就自己的学科专长,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耕耘和收获,而不去关照其他的领域。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了“敦煌学”的名字(见王冀青《“敦煌学”一词源流考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大学,2000年7月25-26日),但学者们主要是利用敦煌的资料,来研究本学科的问题。所谓“敦煌学”,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名称。正因为属于现在意义上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原本不是发表在敦煌学的专刊中,而是散在各种各样的书刊里,所以,对于编目者来说,检索十分不易,他们要从想象得到的书刊当中去检索有关敦煌学的篇什,或者偶然会从想象不到的书刊中碰到有关敦煌学的题目。要大范围的检索中、日文书刊,才能获得有关敦煌学的大量信息,这是编纂敦煌学目录的困难之一。

大家都知道,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绢画发现不久,就被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等先后攫取,加上零散的流移,敦煌资料目前集中收藏在英、法、日、俄、中等国以及分散在德国、丹麦、瑞典、美国、印度、韩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各国学者共同努力,造就了今天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敦煌学与其他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一门学问。从弘扬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局面无疑些许弥补了我们因为藏经洞宝藏的流失而造成的心理悲伤,但从编辑敦煌学目录来讲,分散在全世界的研究论著,无疑增添了比编辑一般的目录所没有遇到过的难度。因此,收集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论著,是编纂敦煌学目录的困难之二。

敦煌学的内容庞杂,研究成果又如此分散,这即是编目者所遇到的困难,也同样给敦煌学或其学科的研究者在收集前人研究成果时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敦煌学界很早就希望看到一部搜罗全面的敦煌学论著目录,而且也有过许多努力,如刘进宝编《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卢善焕和师勤编《中国敦煌吐鲁番著述资料目录索引》(陕西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邝士元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吐鲁番·敦煌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东京东洋文库,1990年)等等,但有的收录范围狭窄,有的分类不佳,没有能够起到目录本身应有的作用。

郑阿财和朱凤玉教授在研究敦煌文学、语言、佛教文献等方面成就卓著,在专精于自己的学问同时,也非常关心推动敦煌学事业的发展,除了主持《敦煌学》专刊的编辑工作外,还分出大量精力,投入到《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的编纂──敦煌学的基本建设当中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目录》,收录1908年至1997年间用中文和日文发表的敦煌学著作、论文、札记、书评等各种论著的目录,16开本,计652页,著录11650项,可见收罗之富。全书共分十二大类,即(壹)目录,(贰)总论,(叁)历史地理,(肆)社会,(伍)法制经济,(陆)语言文字,(柒)文学,(捌)经子典籍,(玖)宗教,(拾)艺术,(拾壹)科技,(拾贰)综述。每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相关论著,大体按时间顺序列在每个子目下面。每一条目录,尽可能地放在一个子目下,有的论著涉及其他领域,也在另一个子目下重复出现,这虽然造成《目录》篇幅的一定量的增加,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最为方便的一种处理方法。

翻阅全书,笔者感到编者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收罗的有关研究信息十分丰富,有关敦煌学的期刊、专题论文集和专著几乎没有遗漏,比较难找的材料,如1949年以前大陆出版的期刊论文、日本的许多系所学报,都有相当数量的收录。其中一个特色,是收录了台湾地区的博硕士论文。当然,作为台湾地区的编者(即使是大陆的编者也同样),没法收录大陆地区的博硕士论文。但编者收录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的研究论著极其详备,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大陆地区的敦煌学论著层出不穷,由于编者与大陆敦煌学界同仁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收录十分完备,甚至一些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消息报道,也收在其中。

作为一个敦煌学的研究者,笔者认为,这本《目录》在今后的敦煌学研究中,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现仅谈其中的两点价值。

一、这本《目录》在每一大类下面,按敦煌学的具体内涵,分成许多小的子目,有的子目下面,还有更小的细目,如宗教类下的佛教子目,又具体分为总论、佛教典籍、胡语佛典、佛教史四个细目,每一细目下,还有若干更细的层级,这样就把敦煌学最重要的内容──佛教的研究,做了细致的整理。由于这些子目非常具体,当一个研究者,特别是一个初次进入某一新专题的学者,可以借此获得前人研究的信息,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复劳动。与此同时,我们通过这本《目录》,也可以看到敦煌学界已经有不少的重复劳动摆在那里,这就更应当提醒我们注意杜绝这样的重复劳动。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文献和佛教史的研究,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当中国的学者在处理敦煌的佛教文献或者与佛教相关的问题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还有敦煌石窟考古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是目前发展较快的敦煌学分支,由于过去没有系统的分类目录发表,所以目前更加容易做重复劳动的研究工作,所以尤其应当留意这本目录。笔者觉得,除了研究者之外,有关敦煌学的专刊,如《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的编者,更应当留意这本《目录》,在刊发一篇文章之前,最好检索一下,以确定将要刊发的文章是不是一篇有创新价值的论文。

二、这本《目录》在每个子目下面,大体上按年代顺序排列有关的研究成果,这样就为今天我们研究敦煌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年表,我们可以通过这本《目录》,看到某一课题是谁开创性地提出问题,是谁和谁一步步地推进了某一学科的前进。同时,这本目录也把那些抄冷饭者的所谓“研究成果”暴露无疑。因此,这本《目录》将是我们清理敦煌学学术史时必备的参考书。

这本《目录》收录的是中文和日文的研究论著,如上所述,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用英、法、德、俄、意等文字所写的出版物中,也有不少有关敦煌学的论著,有些还是敦煌学的重要著作,是研究敦煌学同样不可不加以参考的论著。因此,我们希望在郑阿财、朱凤玉教授的这部大著之后,能够有西文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的出版,使敦煌学的研究目录成为完璧。

此外,敦煌学内容庞杂,分类极难,在这本《目录》当中,有些文章的归类不够妥当,如94-97页“高昌回鹘”目下,收入研究麴氏高昌或所谓“沙州回鹘”的文章,应当剔除。又如353-354页把《慧超传》的研究放在“禅语录”目中,也是不妥的。个别文字,也有没有校出的误排,如07634条中的“五台山”误作“五大山”。据称这本《目录》打算上网,那么文字的准确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专有名词的检索。

瑕不掩瑜,《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是今后敦煌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其他专业研究者利用敦煌学研究成果时的主要参考书。


2000. 7.31

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4期,2000年,649-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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