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但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学的发展，虽然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也续有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 1986年在台北, 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 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 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 1992年在北京, 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 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 1995年在嘉义, 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 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 等等，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明年（2000年）6月22日，将迎来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将举办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辨《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 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我和赵和平先生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94年, 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以主题索引的方式查有关“敦煌”的著作，映入眼帘的多达数百个名目。敦煌只是唐朝边疆的一个小州，但有关敦煌的著作远远多于唐朝的都城长安的著作。
敦煌的魅力何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有多广？
从陈寅恪先生《劫余录序》的上下文来看, 他所说的“敦煌学”, 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当地考古工作的进步, 特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 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 以及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 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敦煌学的内涵, 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
在这一范围内，仅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来说，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租佃关系、寺院经济、法制文书、氏族、兵制、归义军史、唐五代西北民族、丝绸之路等等，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在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学科，也利用敦煌资料, 有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由于中国学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在敦煌汉文文献方面，国外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一些出版社对敦煌写本的影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一系列大型图录正在陆续出版，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加上编辑中的《甘肃藏敦煌文献》、《浙江藏敦煌文献》，将极大地改变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而《俄藏敦煌文献》等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也必将推动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
然而，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在中国敦煌学的热闹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学贯东西而又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 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 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 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 更具有科学性吧。”（1984 年中华书局版）后来, 他又在《何谓“敦煌学”》中进一步指出： “从根本上讲, ‘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周先生的看法极有见地, 敦煌学的确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但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 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周先生这一看法的原因，是目前的敦煌学研究，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把自己完全封闭在敦煌学的范围里, 使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 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 使得一些个案研究得以深入, 所以近年来对敦煌文献的分类研究，如书仪、变文、佛经目录、社邑文书、星图日历、俗语词、归义军文书等方面的工作，确实比前人更为完善。但我们没有象王重民先生那样的大家，我们对整个敦煌古籍还没有清楚的把握，也没有能够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为一个分类目录，我们也没有象日本人那样编出一套《讲座敦煌》。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目前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和超出个案研究的宏篇巨制。
现在我们距离21世纪还有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在即将来临的新时代里，敦煌学还能否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相信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可贵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 还有不少课题可以开拓。这里仅从四个方面，来展望一下新时代的敦煌学。
一、中古时代的宗教史。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写本主体内容是佛教文献。藤枝晃教授曾经警告敦煌学界，巴黎伯希和敦煌写本丰富的世俗文书，把大多数敦煌学者引入到社会经济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去了，而忽视了敦煌写本的主题是佛教这一点。日本学者曾经从宗派的立场出发，对禅宗、净土宗等不同佛教宗派的文献作过细致的研究，在这些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各个宗派间的关系、佛教宗派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佛教教团与统治集团和下层民众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仍然有着广阔的天地。
道教是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史研究课题，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道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被农民起义利用的“三张伪法”，变成李唐王朝的“国家宗教”，其历史过程值得深入探讨。敦煌文献中因为保留了许多南北朝到唐朝时期的道教佚经，使道教史的内容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补充。在这一领域，欧美和日本学者，贡献尤多。道教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宗教，也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紧密相关，值得从历史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敦煌文献的另一特点，是具有唐代边疆的地域性和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性质，道教典籍也不例外，由此可以考察道教的地方特性和对西方影响的深度问题。
从西亚、中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对北朝、隋唐社会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祆教是古老的波斯发源的宗教，由于粟特人的中介而广泛流传于中国北方。粟特地区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和粟特语文献的陆续解读，使我们可以重新阐释敦煌吐鲁番汉文文献和图像资料中的祆教内涵，并由此扩展到整个中古中国一些现象的理解。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中古伊朗语和回鹘语的摩尼教经典，利用这些伊朗语学者解读的材料，与敦煌出土的汉文摩尼教经典相发明，仍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国流行问题的重要课题。
二、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
敦煌莫高窟是今天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最集中而且最丰富的唐朝文化景观，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也是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最为集中和最为丰富的唐朝图书博物馆了。但在唐朝时期，这里不过是边陲城市周围的一所佛教石窟，而藏经洞文献，在我看来，也不过是敦煌十七个寺院之一──三界寺图书馆的藏书。不论绘画还是文献，都无法与同时期的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相媲美。但不论长安还是洛阳，以及唐朝大大小小的州郡，地面的建筑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中原和东南文化昌盛之区，由于没有西北干燥的自然保存条件，留存下来的文献往往都是出自社会精英阶层人物之手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唐朝的上层社会和精英文化，但这并非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敦煌的绘画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唐朝社会文化的立体图像，这里既有经师们读的《尚书》、《礼记》等儒家圣典，也有学仕郎抄写的《论语》、《孝经》练习册；既有高僧读的维识学经典，也有老百姓听讲的变文；既有文人雅士读的《文选》和李白诗歌，也有农夫乡民唱的俚曲小调；既有艺术家创作的壁画雕塑，也有画工照猫画虎的平庸复写。我们从文献和绘画中，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这样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是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的，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的素材。
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虚而入，占据了唐朝河西、陇右大片领土。自786年至848年，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阶段留存下来丰富的藏文和汉文材料，但由于古藏文资料的语言障碍和吐蕃时期十二生肖纪年法在文书系年上造成的困难，使得敦煌学界对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研究远远不能与其前的唐朝时期和其后的归义军时期相比。但随着大量古藏文文书渐渐有了汉、日、英文的翻译以后，必将推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也正是吐蕃王朝从唐朝大力汲取文化营养的时期，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史料，包括唐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汉地禅宗的输入，其他宗教派别的渗透，等等课题，都可以由此而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
敦煌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汉藏文写本，也有多少不等的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等语言文字所写的文献和文书，莫高窟的壁画上，除了与写本同样的文字外，还有晚期的西夏文和蒙古文。在这些语言文字当中，有些更是属于自十一世纪以来就灭绝的“死文字”，但它们记录了丝绸之路各个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操各自语言的本民族的历史。敦煌位于东西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孔道上，沿丝绸之路的各个古代民族，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传播都有所贡献，这可以从敦煌出土的这些各民族文献材料本身得到印证。同时，由于这些民族传世的文献绝少或是根本没有传世作品，过去我们对于这些民族的认识都是来自其周边较大的政治、文化势力，如汉文中各个封建王朝正史的四夷传，观念上不免有所偏见，取材上也有不少限制。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但由于这些文书解读上的困难，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纪才能充分开展起来。
我们乐观地相信，只要把眼界放宽、各个学科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加强国际协作，取长补短，不断总结提高，敦煌学仍然能够在21世纪保持青春活力，继续开拓出学术的新天地。
原载《辞海新知》第5期, 2000年6月，65-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