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一百年前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年后，在中国西北偏僻的敦煌莫高窟，由于处在底层的一个洞窟甬道中积沙的清除，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偶然在此甬道北壁上，发现了一个塞满写本经卷、绢纸绘画的耳洞，这个偶然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北大成立前后，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隋唐文书、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从时间跨度之长和内涵范围之广以及1900年前后四大发现已有的材料来讲，就中无疑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僻远，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03年视学甘肃的金石学家叶昌炽，虽然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绘画，但因为误信谣传，以为藏经洞所出数百卷文物已瓜分迨尽，因而失之交臂[1]。藏经洞所出文献和艺术品的精华，先后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真正研究，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所得敦煌文献中的部分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此，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孜孜以求，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探研，取得丰硕成果。而北大的学者们，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独领风骚。
本文是北京大学对敦煌学所作贡献的初步整理，略按时间顺序分述以下事实。
1、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1908年5月，伯希和从敦煌出发，东行到西安，住了一个多月，然后经郑州，于八月到北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记:
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2]。
或许是伯希和此次访京师图书馆时没有把原卷出示给缪荃孙，因此缪氏只当作“奇闻”，听听而已，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到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
1909年5月11日，伯希和由河内再度向北京进发，目的是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普通汉籍。这次他的行笈中带着经过精心挑选的敦煌四部典籍、藏外写经、古文书、经帙等，他显然对清朝士大夫们对什么感兴趣有深入的了解。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题了字[3]。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后，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后来与敦煌学有关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4]。而因病未能予会的罗振玉，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他们抄录的文本并做跋语，及时刊出，如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和蒋斧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沙州文录》，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他们抄录的文献，包括《尚书顾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经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献，还有关于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官文书及碑铭赞之类写本，以及稀见的唐人拓本《温泉铭》、《邕禅师塔铭》、《金刚经》，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编有《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此外，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楼兰汉晋木简，编著成《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出版，是早期敦煌学另一方面的代表作。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后因价格不昂，而转归学部。《松翁自序》记其事曰:
予闻之，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言须款几何，请先垫给，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则电允照发，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为难。乃复提议於大学，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言已购得八千卷，价三千元，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闻仅三千元，乃留之学部，不归大学。
这就是当时留于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而今存北京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虽然京师大学堂未能入藏这批敦煌写经，但大学堂的学者为敦煌写本的调入京师，妥善保护，厥功至伟。试想，若没有1909年罗振玉等人的努力，敦煌写本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其更加分散，而不利研究是在所必然的了。
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获得甘肃解京的敦煌原卷，但却是中国官方收藏敦煌文献最早的机构。就在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所携写本时，罗振玉“乃约同好往观，则皆已佚之古籍，因与约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都下同好，既醵资影印，幼云（刘廷琛）先生复印一份，存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充学人之考镜。”[5]这不仅是北大入藏敦煌资料之始，恐怕也是中国公立图书馆入藏敦煌资料最早者。
早期北大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二十年代开始，北大学人前后相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的思潮、新的学问、新的方法，都充分地展现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是“国故”，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还因为它包含有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献所缺的材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材料，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而为西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因此，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并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在这些方面，北大的学者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长处，将敦煌学研究推向前进。
二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多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有关。
1920年，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留学，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抄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关文学、社会、语言的材料共104种。1925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出版，蔡元培为之作序。刘复即刘半农，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文学革命的积极份子，倡导白话文，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所说，这些材料，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刘复的抄本在很常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另外，蔡元培在1921年访问法国时，曾晤伯希和，询其新疆所得古物考订出版情况[6]。董康在1922年访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法制史资料。而收获较多者，则是胡适。
1926年8-11月间，北大教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之便，在伯希和和翟林柰（L.Giles）的帮助下，查阅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写卷，找到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置于卷首，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至巨。禅宗史的研究，后来几成日本学者的专利，而日本学者虽然后来居上，却十分重视胡适的整理研究成果，甚至有《胡适禅学案》之编。法国学者谢和耐（J.Gernet）还把此书译成法文，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EntretiensdumaitredeDhyanaChen-houeiduHo-tso），1949年由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出版。
1921年11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之编目整理，北大部分学者参予其事，并从事整理工作。叶氏虽任职交通部，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后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大学校时，拟撤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叶氏力阻，改为国学研究馆，以叶氏为馆长。无论如何，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特别是从编目著手，与两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来，即在1918年拟设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简章》）同是在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1922年1月，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校长蔡元培兼所长，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即调查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均应设法调查，编次目录，分别审定，何者须移录，何者须照像，何者须作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逐渐进行[7]。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后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其所据原稿后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常刊出敦煌学研究成果，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载》（1936年）、向达《唐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编成《敦煌劫余录》，著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制极佳，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包含了北大多门学科的人材，并聘请了柯劭忞、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导师，罗振玉为通讯导师。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它的国际性。其考古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钢和泰（B.A.W.vonStael-Holstein）、苏联西夏文专家伊凤阁外，还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请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讯员。这对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来讲，是大有益处的。伯希和接受邀请，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与《国学季刊》交换，另一方面还代表北大参加1925年开罗的万国地理学会[8]。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Warner）教授率敦煌考古队来华，准备继续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C.Ferguson）介绍，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派医学校的陈万里随行。陈氏于1925年2月16日出发，7月31日返回，著《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尽管时间很短，收获不多，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学者，他此行也是北大国学门的第一次实地调查。陈氏除《日记》外，还著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北大考古学会举办甘肃考古展览，展出陈氏为学校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古物。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均为北大师生，如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三十年代，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1934年8月，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著录约五百卷左右，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还就所见四部典籍，作了大量考释工作，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向达先生回国，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于1947回国，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后，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大参加，任历史组主任，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考查莫高、榆林窟，测绘拍照，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11]。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由台湾史语所出版，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出版，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不仅有记录，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考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此次敦煌考察，同样获得很多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考古漫记》等，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12]。向达两次敦煌之行，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辑成《敦煌余录》，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惜未能及时刊出[13]。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经费也很紧张，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
3、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等[14]。1943年1月17日，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载:
锡予（汤用彤）来，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15]。
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也谈到向达西行事（图32）:
昨日接觉明自敦煌千佛洞来书，谓彼曾得王重民函，转致尊意，谓将筹款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闻之不胜欣慰，为学校贺。……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务求用途得当[16]。
胡适在美国为北大的西北考察筹款事，在1943年3月30日胡适致同在美国的王重民信中也提及:
朱家骅先生也有信来谈西北考察团事，〔蒋〕梦麟先生也有信来谈北大事。我近得两千元，也许即可汇给梦麟，一半作考察团费，一半作文科研究员印刷费；是李国钦送我的，我想他一定赞成如此用法[17]。
向达的西行，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同时印行《展览概要》（图33），由向达、王重民编写，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展览概要》几乎占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个展览与善本书展览是当时一系列展览中最为重要者，构成《纪念特刊》的主体篇幅。这反映了在当时北大的文科研究中，敦煌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自向达考察敦煌时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而王重民的海外归来，并加盟北大，也更加强了这方面的阵容。这个展览出陈的材料，有向达、王重民自伦敦、巴黎抄录的文书和拍摄的照片，有北大、北图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原卷，汉语、胡语文献均有；又有向达自敦煌拓回的碑铭，抄录的档案，还有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西文兼备。《展览概要》详述敦煌古物发现及展览的意义，并就每一件陈列品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题，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的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北大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发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由于篇幅所限，第3、4两节从略）
总结
（1）.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勇于开拓和创新。敦煌资料为二十世纪初叶处在转型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惯重视新材料的北大学人，及时抓住了时机，开拓中国敦煌学的新天地。敦煌资料中包含有大量传世文献中不多见的民间文学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整理国故”，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学研究，迄今仍是北大系统全面地开展的新“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学人一般都学有专攻，即使是从事敦煌学研究，那也只是把敦煌学的研究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中。敦煌学在北大并不被看作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主要是一批材料，学者们虽然在某一时间里可能专攻敦煌学的某个方面，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却植根于较广的学术领域，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的某一领域出发，来兼统敦煌资料。正是由于他们有较为广扩的学术根基，才得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
（2）.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从敦煌学研究来方面看，有关的学者散在各系，互不统属，又由于自由独立研究的习惯，也不成其为一派。但同在一校，声气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还，相互促进；不合者，也相互竞争。不论早年的刘师培、胡适，还是今天的一些教员之间，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利用敦煌资料，独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因此，北大的敦煌研究没有越走越窄，而是促成了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插影响。
（3）.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超国界的学术研究。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到今日的汉学大会，这种传统保持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资料多在国外，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以敦煌作缘，北大的学者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较广，交流较多，这对北大学术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敦煌资料不仅限于汉学，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乃至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羡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正是立足北大的学术传统的深刻体认。
注释:
[1] 拙稿《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No.7, Spring 1997, 1-5.
[2]《艺风老人日记》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2118页。此条为虞万里先生检示，特此致谢。
[3]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五卷碑刻拓本一，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出版社，1994年，225页。
[4]予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118页。其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31-346页。
[5]此为罗振玉为这批敦煌影本所作的跋，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332页
[7]《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64页。
[8]参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309页；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三期，1925年10月。
[9]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397-419页。
[10]1936、194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
[11]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
[12]这些文章后收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向达编《敦煌》，学习书店，1951年；以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
[13]稿本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陈列，见《展览概要》48页。现由笔者整理此书，有待出版。
[14]《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03-504页。
[15]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载同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页。
[16]《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
[17]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80-881页。
（附记：此为提交1998年5月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编者改题为“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与本文主要内容相符，然本文尚有三、四两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