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纪念日。朱正先生在编写的《胡适文选》前言中引用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然一百年里几代人过去了，各种思想意识似“城头变幻大王旗”，无数“豪言壮语”，无数“风流人物”，有多少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呢？胡适先生的书，原本应该只能在故纸堆里，在图书馆馆藏书中去翻阅，但他的书一再出版发行，在网络多媒体发达的今天，他的话语也一再被“点击”，拥有了更多不同年龄段的“粉丝”。如果真存在“时空穿越”，我希望能做一名他的学生，聆听他的教诲。

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如果以他《文学改良刍议》文章的发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端，今年正好是100周年。这次运动极大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革命”（包括正面和负面）都可以在这场运动中找到影子，被很多历史学家定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新革命的起点，是有道理的。胡适先生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去维护一个读书人必须有的“底线”，清楚认识到更清晰准确表达我们的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是社会有序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去思考，去读书、写文章，用更通俗话去讲就是如何“说话”（包括如何“听话”）。他在晚年多次提到英国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一段话：“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转引自《胡适文集治学篇》）。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什么，想什么，有怎样的观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幸福还是苦难。也许你认为个人在社会里是“渺小”的，如何“说话”是无所谓的，最多只影响个人。这让我想到文革运动不就是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进行的吗？西方有谚语：“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这“洪灾”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些“话语”看似和个人无直接关系，但很可能“被放大”而间接影响到我们。“话语”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大家都知道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但没有规范的“话语”基础，又何来文化的进步呢？

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了“说话”的八项原则：“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原则，一是感到都是些语文常识，中小学生都应该知道；二是百年前提出的“忠告”今天更值得重视，所提出的“不要”几乎成了“就要”， “语言腐败”的不就是形容违背这些原则的话语太多了吗？，这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大问题。这也说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完整的，是没有进行到底的运动。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现代思想文化方法需要退回到百年前，继承先哲们未竟之事业，完成“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从推广白话文开始的，胡适先生在竭力推广白话文时，一再强调古文中很多精彩的地方使用了“白话”，讨论白话文运动的要害并不是讨论“白话文”和“文言文”哪种文体更好。而是提出了“说话”的基本公理，也就是说话和写成文章必须是统一的，不能是两种形式，“文言文”不可能成为日常的话语，而普通话语和文字的统一是自然的事情。新文化运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顺应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社会要从“弱肉强食”转变到“契约社会”，突出的是“说话”的重要性，在契约社会里，说话和写出来必须是“一件事情”，岂能一方面“白纸黑字”，另一方面又允许“信口胡说”。

当时白话文运动所以引起争论，背后隐藏了从古代积淀下来的中国社会中的“潜规则”。人类社会是由依靠强制力的世俗政权和依靠由人的精神世界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力量来控制，也就是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导致了政权存在的意义，而“契约”现象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欧洲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庇护了文化的发展，两种力量彼此有制约作用；而中国缺少强有力的宗教，制约世俗政权的力量有限，“文化”常被世俗权力利用，最典型莫过“科举制度”，这种靠世俗权力独大而行进的历史造成“皇权”更迭频繁，战乱频发。整个社会的意识是崇拜“强权”，轻视“契约”，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有了“文化垄断”现象，有了愚民现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字没有从“象形文字”转化为“拼音文字”；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古文要使用文言文；也可以解释对商业的轻视（商业比农牧业更需要文化）。新文化运动最辉煌的地方是对文化垄断的破除，让更多的普通人有了学文化的机会，知道读书识字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报纸杂志开始遍及全国，有了现代意义的学校来“成批生产”文化人，是将“文化”从统治者和少数文化人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目的是让文化更有力量去抑制“弱肉强食”。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视为文化解放运动是恰当的，但只是完成了“开幕式”，实现了将“说”和“写”统一了起来，有了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读书人”阶层，但这一大批“新人”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方法，更具体是在“说话”上还需要注意什么，并没有认真研究。文化的力量主要就是表现在“话语”的力量，“话语”可以用来抑制世俗权力，但也可能被“权力”所利用，使“权力”更加肆意妄为。当年陈胜吴广起义只需要直接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今天可以有更多理由。义和团的行为是直接愚昧残忍的排外现象，但被说成“反帝爱国”，使得同一件事得出截然不同两种“话语”，例子实在太多。看看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再去思考新文化运动，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是一种黑色幽默。提倡“白话文”的先锋陈独秀和胡适都认为白话文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自己不过顺势而为。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是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通过革命来大大促进社会的发展。但胡适先生清醒认识到社会只能一点一滴变化，而作为“先生”一定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尊重别人的看法。新文化运动应该是规范“如何说话”的运动，我们只有理清楚语言文字使用的基本原则之后，才能谈到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才能发挥真正的“文化力量”。胡适先生所强调的“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要怎么收获就怎么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基本的但又是很重要的“说话的原则”。胡适先生这些对新文化运动的正确引导并没有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而是用“革命”取代了基础文化的发展。而在一个没有好的文化基础的社会里，任何思想意识不可能准确传播，历史的实际进程说明了这一点，一百年了，无论“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没有在中国扎根（有关“科学”的内容可以看我纪念胡适先生125周年诞辰的文章），从这一点去看，一百年我们走过的路不过是画了个圆圈，又回到“原点”，让人不胜感慨。

胡适先生将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项主张”又概括为下面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四点和前面提到的“八项主张”都是常识性的，可以作为我们“说话”的原则。这些看似简单，但真做到是不容易的，原因何在呢？我这里从语言文字的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如何说话”的原则。“话语”都是由“概念”堆砌而成，“话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概念不清”引起的，认识“概念”的属性，规范“概念”的使用，也应该是我们如何“说话（包括听话）”的基础。这里围绕“概念”问题提出应该注意的三点：一是要使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对不熟悉的概念多听少说，甚至不说；二是要使用能准确“区分”的概念，对于不能“区分”的概念只能说，不能和行动与态度挂钩；三是任何概念总是表示了某个具体“事物”，同时又仅仅只是个“符号”（文字），也就是“概念”都有“虚、实”两性，不能利用概念的这个特点来讲不负责任的话，甚至胡搅蛮缠。下面通过例子分别谈谈。

A要使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对不熟悉的概念多听少说，甚至不说。“概念”是从现实中极其繁杂的事物里找出具有同样性质的“事物”予以“命名”而出现的，我们日常使用的，一看就明白的“概念”，使用中不会“出错”。问题是更多的复杂抽象概念要能认识它就必须去思考，在准确使用这些概念时，自然而然要抱着谦虚讨论的态度去“说话”，绝对的“是”与“非”是不合适的，而且只能在一定有限的范围里去谈论，甚至可能只有“专家”才有资格来使用。这应该是我们在使用一些“前沿”概念务必重视的问题。如果一些抽象的“概念”被廉价贩卖，大量没有认真去思考的“普通人”也去乱用，很容易形成“聚众效应”，导致极端的行为，造成社会的混乱。

原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靠激烈抨击转基因农业而获得不少人的喝彩，这里无论“说的”，还是听了相信的，都没有注意到“说话”要注意使用自己熟知的“概念”。“转基因”是生物学上的概念，完整理解它的定义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转基因农作物对人身体产生什么影响，只能由生物学专家和相关医生来说话，普通人怎么能“插嘴”来论是非呢？就是从经验出发来考察这个问题，也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更多的相关统计，也非普通人能做到的。崔是学新闻专业的，也如此“犯错误”，说明我们强调“说话原则”不是仅仅针对普通民众的，就是在所谓“精英”阶层也同样。如果是为了接受新事物，重视学习新知识，一定要牢记孔子在这方面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普通的人拒绝对转基因发表看法，积极去“听”才是真正在接受这个新知识。崔永元先生是个新闻工作者，应当关注的是有关转基因新闻报道的“传播”是否通畅，而不是“转基因”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指责的是新闻工作者的不作为，或与商业集团的勾结，不是谈“转基因”有什么问题。

清末民初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相当多的有志青年走上求学救国之路，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这批青年掀起的浪花。读书人谈文化上的事是本分的，但分析国事，谈社会理论，还只能做“学生”。我们来看一下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位先哲的人生历程，也可以发现秉持自己的专业，说自己的话，准确使用“概念”，遵守如何“说话”的基本原则，对自己、对社会都是重要的。他们三个人都有留学的背景，都有较深厚的国学基础，都对文学感兴趣，但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身后留名也大不相同。胡适和鲁迅一生没有放弃自己的专长，没有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说三道四，结果是他们的著作一再出版，影响了几代人。而陈独秀却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去宣扬自己也没搞清楚的时髦“概念”，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他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他到了晚年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应该回到自己的专业，去编写小学国语教材。这场革命我们不去评说，但至今没有真正文学或文字专家编写的小学语文课本却是实情，这是否是因为应该编写这教材的学者“开了小差”的缘故呢？当年陈独秀也曾经动员过胡适参加革命，胡适没有参与，所秉持的不过是“如何说话”最基本的原则，必须准确使用“概念”，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不去说。胡适先生的名言“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也是强调我们“说话”所使用的“概念”必须清楚，“问题”是现实的，大家都看到的；而“主义”是抽象的，统一对这些概念的认识都是困难的，何谈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句名言今天仍然有意义，什么时候我们认为这不过是普通常识，才是学会了“说话”的基本原则。

说到“说话”必须注意是自己专业内的，或者是自己学习和喜好的内容，如此有关“众人的事”，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话语应该由谁去说呢？当然“政治”是一门学问，是会有相关学者专家去研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者”，但凡执政者基本上是无暇顾及“真知识”的。这方面涉及问题太多，就此打住。胡适先生是思考者，对社会政治问题不可能熟视无睹，也曾办杂志谈政治，但只是限于“清谈”，深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如何去“说话”。胡适先生著述很多，但没有一篇文章是褒贬“主义”的。他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是符合他所遵循的“说话原则”，执政者不是专家，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做一个“好官”，从形式上的“无为”达到最大的治理国家的效果，“无为政治”才是真正的“贤能政治”。对于普通人，专业知识有局限性，而国家大政方针也可能影响到自己，但我们也应注意不要去说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而对常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去“说”，去认真思考和实践。以教育为例来谈谈。

教育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但“教育”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能够准确把握的只能是一些教育学家，普通人只能在某个方面“插上话”。民国期间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和张作霖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文化人”去教育，自己不去，也不允许身边的人干涉，他们的子女不少人都很有成就。今天我们教育上的问题就是出在“行政办学”这个关键点上（更多论述就此打住），这成功和不成功的例子不过是顺应和不顺应“常识”罢了。现在不少人都同意“教育产业化害了中国的教育”这个论断，真是什么是“教育”还没搞清楚，又添了“产业化”这个概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解决教育上的问题吗？自己没搞清楚的问题去“瞎说”，而眼前的具体问题“视而不见”，都是违背“说话原则”。如今很多城市不少中小学都存在“班额过大”的问题，这是学校领导和教师以及家长都知道不利于教学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存在着，社会上充足的物力和人力资源让这不成问题的事情成了无法克服的难题，关键就在于应该去“说”去做的人“装聋作哑”，一点点“真声音”也只能淹没在“教育不能产业化”喧嚣声中。这种空谈“主义”不谈“问题”何止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大家都知道“民主”好，然而和每个人都有直接联系的“业主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又有多少人研究和关注呢？而这些正是最有可能体现基层民主的地方。

B要使用能准确“区分”的概念，对于不能“区分”的概念只能说，不能和行动与态度挂钩。“概念”最重要一个功能是为了概念之间相互区别，也就是概念“A”的出现为了和概念“非A”进行区别，但是“A”和“非A”在说明具体事务上一定存在有“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重合“区域”如果太多，彼此“边缘”模糊，则这个概念就不是清晰的，以这种概念为主体的话语没必要“争论”，例如讨论文言文是否保留。同时还有一些概念本身就是“笼统”的，里面的内容很多，但又似乎空洞无物，其特点是没有“对立面”，或者说“A”似乎是存在的，而“非A”并找不到。例如我们常用的“社会”、“文化”就是最典型的，如果我们说没有“社会”，也没有什么“文化”，作为一个读过书的人肯定不会认可，但如果继续问，如果是存在的，那请“拿出来瞧瞧”，这也肯定做不到。而“非社会”、“非文化”又是什么呢？同时如果你要把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文盲，他肯定会说，有没有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使用这类概念的“话语”不应该是为了争论，而只是思想观念的讨论，更准确说这类概念只是为了思想上的“交流”，和具体“干什么”、“是什么”没有关系。但我们常常围绕这样的概念产生激烈的争论，甚至付出“武力”，则必然在这个“学术”争论后面有更多的其他问题，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革”就是典型例子。

“文化”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一定要注意它又是一个“包罗万象”和“空无一物”的抽象概念。这样一个“空”概念又如何能再区分出中国的和西方的呢？当我们比较中、西文化时，只能是对具体现象的比较，如果脱开具体事务进行比较，这类“话语”只能是用于思想、看法的进一步交流，缺少“是、非”的标准。例如当年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争论对错就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论题。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是典型“舶来品”（大概从日文转来），中国古代话语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不是缺少基础吗？把它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赞扬和辱骂的“根据”，不是盲动吗？上世纪很多战乱和运动和此类话语的泛滥不无关系。文化所以有“力量”，是通过人的“思考”，通过人的“精神”，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来对社会起到控制作用。当变成不用思考的“话语”时，无论谁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时，则不再有“真文化”，肯定对社会稳定有序没有作用，甚至可能是产生混乱的源头。

C任何概念总是表示了某个具体“事物”，同时又仅仅是个“符号”，也就是“概念”都有“虚、实”两性，不能利用概念的这个特点来讲不负责任的话，甚至胡搅蛮缠。任何一个语言概念和它表示的客观现实是两回事，但任何语言概念的出现又都是和现实世界有联系，我们可以把这一特点总结为概念都有其“虚”和“实”两面性，所以我们在说话和听话时要理解概念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讲我们不能对“话语”产生迷信，迷信“语言文字”和迷信“符号”是一回事，胡适先生写过一篇《名教》的文章就是谈这个问题。他在文中提到一句名言，是著名庞居士临终前的话：“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宗教都是靠话语来传播，佛教提出“四大皆空”，所谓“四大”学者说是“地、水、火、风”，而世俗百姓常说是“酒、色、财、气”，但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是指很实在的东西，所以说成“空”，不过是强调人的精神世界更是重要的。事实上也是有道理的，《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不是在用故事讲述了世俗生活中“空”的一面吗？佛殿里都供奉着实实在在的佛像，这是真佛吗？显然也不是，但它的“虚”才是真实的意义。这位居士所以在临终前说出这句话，前半句是祝愿世俗人得到自己想要的，后半句是讲得到真正的修行在于你的苦思冥想，而不是只拜你眼前的佛像，你在满足物欲之后，也不要忘记“佛”的存在。宗教的力量在于它的神秘性，这一点和“话语”具有虚虚实实的特性有关，我们迷信一些话语不过是盲目的宗教现象，应该杜绝迷信盲从。同时话语的这一特点也是社会上假话、空话、大话存在的基础，我们越能分清话语的“虚”还是“实”就能越让“语言腐败”现象少一些。下面再谈两个例子。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谈论登月意义时 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前半句和后半句都有“人”和“步”这两个概念，但前半句是指概念“实”的意义；而后半句使用的是概念的“虚”意义。我们日常对类话的理解不是什么问题，这句宇航员的话小学生就可以理解。过去商店、饭馆大厅里都贴有“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当发生争执时，一方会说：“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另一方回答“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里前者把“人民”概念视为“实”，包括“我”；而后者把“人民”看成“虚”的，认为这句话不过是种宣传，并不是要求我实际做什么。概念的“虚”、“实”性是大话盛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逃避说话责任常用伎俩，问题是这也是语言的本性，很难完全克服。不少外语有所谓“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中文没有这个语言法则，反而充分利用语言的这一特性创造出很不错的修辞话语和诗词歌赋，更现实的是广告对语言这一特性的利用。我曾经在一很小而且简陋的修鞋铺子看到一幅门联：“头可断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这里前半句是“虚话”，后半句是真要求，而“抛头颅洒热血”是常见口号，是“虚”是“实”？这个例子也是“语言腐败”“深入基层”的例子。正确对待概念的“虚”、“实”特性应该列为我们说话的原则，“实”不能“虚”化，“虚”不能“实”化。

所列出的三项原则彼此也是关联的，出现概念混乱的情况往往和三者都有关系，例如区别性很差的概念也就是这种概念“虚”成分很大，没有什么“实”在里面，例如我们说“我在读书”和“我重视文化”两句话，前一句“实”的成分就比较大，后一句就是“虚”话了。“教育”这个概念也是很宽泛的，也是一个区别性很差的概念，用“教育”做主题的话语很可能流于空谈。我们要“说话”必须概念清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准确使用概念”。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和随后总结的四项原则是用通俗明白的话语强调了“如何说话”基本原则，应该作为今天中小学语文课的原则，是我们获得一切人文知识的基础，也是当年新文化运动应该努力的方向。这简短几句的说话原则也可以概括为一句，就是“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胡适先生做到了，希望有更多人同意这一点，努力向这方面努力。我一次看到一座很漂亮的现代建筑，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实验小学”的招牌赫然屹立，再一看学校围墙画着“二十四孝图”，感觉顿时从现代退到了愚昧时代。“二十四孝图”主要内容荒诞、丑陋，甚至泯灭人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会有人拿此去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去追问和这画直接有关的人，一定会得到回答“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正是“不说自己的话，说别人的话”吗？不知道当年的先哲们看到新世纪这“沉渣泛起”会有什么想法，这随手可得的例子所能说明的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不成功的运动，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运动，在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6周年的日子里，抛砖引玉，希望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读书人”能参与到续写“新文化运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