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每每有些看起来像而其实不是的论著，就字面文本而言，似乎问题明确，结构得当，有本有据，言之成理，有的甚至妙笔生花，头头是道。不要说外行人，就连没有具体研究过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同行，也不禁为之折服，许为佳作。可是，受分科治学的制约，专家时代的评判力与鉴赏力不大靠得住，稍微了解材料与史事，总觉得似是而非，心有未安。因为无论怎样的栩栩如生，说到底还是失真的假，写得好看未必就是写得好。历史著述，若不能如实，就难免以假乱真。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即一显例。
一、重写大历史
《新文化运动史》是重写大历史计划“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系列”中的一部，因为篇幅过大，分为两本：一本叙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演进，另一本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反省、下限、后续以及历史叙述的形成。两本书包括了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发生发展、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阶段演进、历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指认及纪念、各方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叙述的形成，以及逐渐约定俗成为教科书和一般历史的演化进程。依照原有的时空顺序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合为一体，构成比较完整的新文化运动史。
重写大历史的动因之一，是鉴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一些过去用力较多的领域，似乎呈现出无由精进的局面，新进者误解偏信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之说，一味寻找前人未见的新材料，试图填补自己视而不见的所谓空白，或是以为历史真相大都仍然深藏于尘封已久的秘籍密档之中，必须解封揭秘才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结果不断以刀耕火种的粗放方式垦荒拓殖，却无力考究深耕细作，以致研究始终不能精细化。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又长时间重心取向偏于学术以外，而各类史料极大丰富，相应地历史事实的繁复程度也大为增加。如果依照现有状况就已经可以将其束之高阁，则古代史的研究早就没有继续进行的空间及必要。如此一来，中国近现代史很难摆脱较为粗疏的状态，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自我反省明显不足，反而对相关质疑不以为然。例如原来以191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有三次革命高潮之说，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在以革命史为导向的时代，三次高潮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自然较多，成效也较大。随着现实中革命热潮的退去，革命史观逐渐淡出。即使研究革命问题，也不再循着革命史观的理路，甚至重大的革命事件，已少有专门研究之人。如今接续前人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并且努力更上层楼的来者，犹如凤毛麟角。
已有的成就固然可观，但相较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的繁复，至多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相当漫长。这不仅是激励，也是实情。虽然不是全外行却并非专家如我，在诸如此类的领域随手可以列举数十乃至上百项能够形成专书的课题，整体而言仅仅过了开头难的阶段，应该不是故作大言高论。即使在未必以革命史为导向的域外或海峡对岸，类似情形也普遍存在。辛亥百年之际的“民国肇建”研讨会上，曾经提示时间虽已过去一个世纪，但是民国究竟如何“开国”，可以说还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同样如此，历经百年沧桑，几乎年年纪念。可是时过境迁，随着语境的变化，每年各方纪念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看似大同，其实差异也不可小觑。而且由于各自阐述的重点有别，久而久之，后来的学术性纪念非但不一定逐渐接近历史本相，反而不断增添各式各样的后见，以至于历史叙述与其本事渐行渐远。
类似的意见引起一些质疑，言下之意是未免夸大其词。专家们觉得自己耕耘过的领地已经剩义无多，毋庸置喙，必须拓展创新，或转移阵地以另谋生路，或扩张材料以填补空白，否则困守原地，只能日趋萎缩，鲜有生机。于是乎人人都想预流，反而导致无流可预。要消除种种疑虑，窃以为最好的回应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在相关领域做出几个案例，以示所言不虚，绝非故标高的。
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由虚向实的同时，似乎有意识地避开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一方面，选题往往相当偏门，有意回避过往研究较为成熟的部分，如三次革命高潮之类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即使涉及一些重大问题，也尽可能避而不谈，以免陷入难以厘清的纠葛。这样的取向，一定程度是对以往的各种论战看似热闹非凡却对具体历史的研究未能实际推进的反弹，有些内行外行都能畅所欲言的论题大而无当，而且多为后设，并非从历史事实之中得出，彼此相争不已，往往陷入意气之争，结果各执一词，无益于实效。新进不知来龙去脉，觉得无谓，于是敬而远之，连带导致历史上实在的大事件、大问题也被弃置不顾。尽管治史到精深处不嫌琐碎，可是如果一味枝枝节节，不识大体，就不仅是一堆散钱不能成串，更容易陷入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坊间闲谈。
概言之，目前的研究普遍而言存在显而易见的偏向：一则历史研究理应于整体之下研究具体，不知具体所在的本来位置及其前后左右的联系，看似深入的具体，很可能导致整体偏差而不自知。二则被忽视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往往具有枢纽性，不能把握得当，势必影响各种具体历史的认识。三则分科治学的架构之下，加上门类过于狭窄的专业训练，形成小圈子的竖井化眼界，研治相同的历史问题，不同的学术背景非但未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反而彼此抵牾，形成相异相悖的判断，似乎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事实。关于革命史、基层社会研究和科举停罢对近代乡村权势的影响的看法大相径庭，即典型案例。尽管学术背景有别，各有侧重情有可原，各自的论述看似也能够自洽，可是对象相同、问题相近，总不至于差若天渊，全然不能沟通。类似的情形并非个别，只是在小圈子分门别类的学术生态之下，身处其中者习以为常，对于相左的材料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难以察觉而已。
所谓重写大历史，并非组织大型化的通史或专史系列，通史未必通，专史或许偏，是清季以来史学撰述中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弊病之一。即使时空两面看似覆盖完整，相较于材料与史事，仍然是先验地选择部分，并且或多或少脱离了原有的时空联系，依据后出外来的观念方法重新加以连缀组装。由于先有预设，又不能贯通，无论通史专史，都不免与史事本相若即若离，流于表面肤浅。
所谓大问题，也不是以往聚讼纷纭的争论焦点，如分期、主线、阶段等，这些主要是历史认识的范畴，而不是历史事实的认定。另外有的问题确系历史事实，却仅被当作历史认识来对待，如帝国主义。今人用现行的帝国主义概念理论分析研究近代史上的相关事实，和近代不同时期中国人使用意涵有别的帝国主义概念进行言说，是两个相互关联同时又分别显然的问题。现有论著几乎都是将帝国主义作为既定概念，来指认和看待所有相关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为据进行叙述，以致模糊了二者的分别，也就无从考究彼此的联系。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类似，如果无视汉族的概念受域外观念的影响形成于清季的事实，理所当然地将名实相符的汉族历史上溯到汉代甚至先秦，势必使得看似条理清晰的汉族历史与历史上汉与非汉关系的史事相去甚远，从而可能会严重妨碍汉族形成史的梳理和探究。
研究大历史，理应着重关注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尤其是重大事件当中的重大问题。这些事件和问题，往往具有贯通、重现和解读历史整体的枢纽性作用。按理说，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又较长时间受学术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但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毕竟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应该认识较为深入，把握较为妥帖，否则难以进行相关研究和表述，然而实情似乎并不令人乐观。许多基本观念和关键概念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研究者又缺乏足够的自觉，不能察觉事实与认识的差异，甚至造成背反，即运用与史事不合的观念概念，才能进入研究和表述的舒适区，否则就会陷入失语失忆状态，无法理解文本和表述事实，由此造成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历史叙述之间严重脱节，使得认识与叙述变得似是而非。
或者担心大历史已成固化式结论，不宜甚至不能重新审视。此说看似有所依据，实则于理不合，于事不符。治史首要实事求是，与中国古今思想文化的理路高度一致；比较一个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文本，不难发现即使在教科书和特定通史读本的层面，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相关史事的认定与论述始终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由此可见，基本的轨则仍具决定性作用，固定的结论必须以事实为基准和依据。除了别有用心的影射史学，或等而下之的翻案钩沉，严谨的学术研究只会增进历史认知而不是造成紊乱。至于宣称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因而怀疑其中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大概率是居心叵测者心术不正，不相信历史发展总要顺天应人。如果胜利都由阴谋而来，人类进步如何实现？政治军事外交当然包含谋略、关乎成败，可是历史上鲜有单靠权术可以成就大业的范例。见不得人的密谋不可能成为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天下大势才是把握大历史脉动的关键所在。
二、何时是百年
关于近代中国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以新文化运动史为例，如果连时间之类的最基本历史事实也存在不小的认识分歧，要说已经无从下手，恐怕不只是为时过早。
史学以时间展现空间，时地人三项基本要素中，时间居首要，时间不明，则事实不清，见异为主的历史及史学研究便无从谈起。作为成熟的研究，这些基本要素理应大体没有疑义，至少不会完全混淆不清。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在诸多基础性问题上分歧显然。按照纪念史学周期性展开的规律，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研究逢五逢十会呈现高潮，百年则有大典。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在时间的判断上大体清晰明确，而新文化运动则不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将近，多地开始紧锣密鼓筹备工作。令人困惑的是，一般而言，纪念的日期早就基本确定，为了避免相互撞车，反而要有意识地避开既定日期，在纪念日前后分别举行会议。而对于新文化运动，则不仅认定的具体日期各有不同，连年份估算也相去甚远。在2015、2017和2019年，京沪等地先后分别召开了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研讨会，显示主办方各有其心中认定的发端，如《青年》杂志的创刊与改名、《新青年》北迁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依据不同，断限自然各异。
发端时间认定的分歧，只是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显例之一，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都是重大的基本问题。例如，究竟谁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主导者；哪些团体是为新文化运动而组织，并且始终坚持以新文化运动为职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被指为新文化运动核心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运动期间具有何种实际意涵；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究竟是何许人也，批评新文化运动者各自的指向到底何在等等。至于新文化运动的阶段划分以及下限等，更是语焉不详，甚至根本不成为问题，给人以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感觉，似乎是不了了之。
后来者认识的紊乱，来源于当事人的困惑，“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可以说自始至终困扰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千千万万的“新青年”一面积极从事新文化事业，一面又怀疑新文化运动是否仅此而已。不断的解释、讨论和争辩，并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反而加深了彼此的分歧。当人们觉得“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变成束缚甚至障碍时，便毫不吝惜地道一声别离，朝着各自心中的目标飞奔而去；或者重新解释“新文化”及“新文化运动”的意涵，将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含糊其词一次又一次造成同志同道的分道扬镳，可是正因为其具有笼统性，反而屡屡成为高扬的旗帜，一次又一次地将目标各异的人们聚合在一起，从事共通的事业。自“新文化运动”问世后，三十年间都在其光环的笼罩之下，不断展开新的新文化运动，有时甚至尖锐对立的各方都不约而同地高举着“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相互进行激烈乃至殊死的搏斗。
就基本事实的认定而言，不仅新文化运动的未定论如此之多，五四运动同样如此。五四百年，仍然有许多基本事实没有弄清楚。可是围绕纪念五四，从五四运动的次年起，各方人士就陆续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认识。百年以来，这些认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有时的确是为了纪念事件本身，有时则是借着纪念的机缘，抒发对于当时当地各种人事的意见。其笔头口中的五四，已然是自己心中的五四，至于和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究竟有何种关联，已经变成各方重新解释五四的凭借。久而久之，这样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意见，逐渐加入人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之中，成为五四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并且深刻影响人们对五四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分歧误判，一定程度上源于五四运动研究的不尽不实，混淆模糊了五四运动诸多史事的来龙去脉，对新文化运动的解读难得要领就是势所必然。可以说，澄清五四运动的事实，是正确理解新文化运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五四风潮直接的矛头，指向列强（主要是日本）和北洋军阀。后来被定性为反帝反封建，从现行的理论说，并无不当，而作为当时的实事，则有应该注意的事项。“帝国主义”在清季已经入华，直到五四前后，除无政府主义者予以否定和抨击外，一般而言则是民族主义的延伸，因而得到国人的普遍肯定，鼓吹拓殖海外者大有人在，亲自实践者也不乏其人。稍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很快采取其主张，将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形态。中国国民党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论说，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说迅速成为鼓动国民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由此可见，用反帝反封建来说明五四运动，与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认为近代史的重要一面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疑是后人认识的深化，至于当时人的自觉，至少在大革命之前，并非实有。当然，用之前基于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观来否定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同样违背历史的发展进程。后者是自觉革命的领导者掌握的有力批判武器。
不仅如此，与现行的认识有别，被认定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北洋军阀，当时主要是指段祺瑞的安福系，后来被归入北洋军阀的直系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呼声有所附和。袁世凯称帝倒台后，段祺瑞依靠皖系军人、安福系政客以及二造、三造共和（反清、倒袁、驱逐张勋）的余威，长期实际控制北京民国政府，引起各方不满。1917年开始出现的“北洋军阀”指称，基本是指安福系或皖系。由于坐掌中央权力的安福系极力在京师和南北方扩张势力，以求一统天下，危及其他势力的生存安全，于是各方暗中密谋反段倒皖。五四之前，南方的国民党、梁启超的研究系以及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东南人士积极鼓动，包括直系在内的其他军阀遥相呼应，伺机推翻安福系。各种抨击揭露“北洋军阀”的书刊集中出现于五四前后的两三年间，就是明证。
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学生和各界民众掀起的爱国风潮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各方趁机联手，借势倒段。五四运动鼓动者的矛头所向，就是实际掌控中央政权，并且极力扩张势力范围的安福系及其后台段祺瑞。由于安福系势大，成为众矢之的，直系和南方不约而同地展开反对“北洋军阀”的舆论宣传，锋芒直指段祺瑞和安福系，尤其是段麾下的两员大将靳云鹏和徐树铮，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影响巴黎和约的中日密约，虽由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经手，主持者却是段祺瑞。许宝衡五四当天记：“各学堂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外，约二三千人，手执白旗，书‘还我青岛’‘灭尽倭奴’‘抵制日货’‘杀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徐树铮’等等字样”。而据白坚武记，1919年5月7日，上海召开15 000余人的国民大会，决议向正在议和的南北代表提出三项要求：（1）力拒亡国条约不签字；（2）电京释放被捕学生；（3）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可见当时舆情的具体指向。
可是各方争斗的结果：执政者弃卒保帅，三名卖国贼下台，段祺瑞不仅躲过风头，而且由于蔡元培辞职南下，反而让安福系有机可乘，进一步将手伸向北京大学和东南一带。反对列强和军阀，当然就是爱国。有人质疑五四运动只反日本不反列强，过于表面。不过，淡化反对安福系的目标，也让许多史事模糊。曹汝霖等人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被迫下台也有代人受过的成分，因而不免抱屈。而总统徐世昌心知肚明，不时采取些安抚措施。
接续五四运动而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前缘的结果不理想，出乎意外，各方不肯善罢甘休，必须继续博弈。而博弈的方法和目的，势必不能延续五四前的新文学和新思潮，而要更进一步。由此使得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学新思潮、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呈现相互联系的递进关系，并形成各自的形式、诉求与特征。将三者混为一谈，无疑是造成事实混淆不清的重要症结。不能清楚把握三者的联系及分别，事实就会始终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状态，难以厘清，而快刀斩乱麻似的以认识取代事实的条理系统，只能导致愈治愈棼。
三、事实与认识
研究状况与研究者的自我感觉反差如此之大，理应深自反省。面对如此巨大的空间，居然觉得已经没有探究的余地，说明亟待提升深耕细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延续前人筚路蓝缕阶段刀耕火种的粗放开垦方式，以致拓荒之后便无由精进。长此以往，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势将只有量的扩张，难有质的提升。
中国史学，历来重视上古史。民国时在二陈（垣、寅恪）的引领下，中古历史受到较多关注，近代史则一般不被纳入学术领域，其理据一是时间太近，不易看清，二是材料多且真，确定基本史事比较简单，少有学术性可言。极为讲究材料与事实关系的陈寅恪也认为：“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反倒是亲历大事的梁启超深知近代史料未必可靠，还原史事很难，时间虽近而事实难以确定的例证不胜枚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与后人的认识相去甚远，即一明证。
问题是，对于同一事件的重要时间节点，何以会依据不同的事实做出不同的判断。要因之一，在于各自的认识有别。史学本来重在纪实，可是构成历史叙述的各种记述各异，即使主观努力如实，受环境、地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制约，仍然难免千差万别。许多看似逼真，就多少有些假象。正因为各种记载的主观色彩明显，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约束主观任意性，才会尽可能如实。所谓秉笔直书，一旦自以为是，就会走向反面。况且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各种效用，掌握历史书写权力者往往滥用，使之不同程度地失真。于是，史学应否求真以及能否求真，成为史家循环往复、争论不已的论题。
近代以来，受外来学说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何为真、如何求，甚至成了中国有无史和史学的根本性问题。加之将社会发展史混同于一般历史，使得越来越多的治史之人偏重于条理化、系统性的历史认识，而相对忽视具体而微的历史事实，认为澄清事实比较容易，而且即便将事实梳理清楚，也不过治史的初步，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历史，或是从中得出什么理论性的新认识。又误解历史都是现代史，以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之说，认为真不实在，不可求，将史学求真的功能大为弱化，历史叙述不仅越来越着重于阐述各自的历史认识，甚至出现将历史认识等同于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怪相。说不清楚事实的来龙去脉，却有诸多认识论断的史学论著，大有取代叙事成为历史主体的趋向。
将事实与认识混同，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叙述的一大症结。在基本史实没有弄清楚之前，所发抒的各种认识，看似有理，实为自洽，与其说是研究历史所得，毋宁说是各自以偏概全或穿凿附会的臆想。诸如此类的认识，在叙述相关历史的人与事之时，不得不脱离既定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联系，才能纳入自洽的架构，因而与历史本相若即若离。而事实不清，无论认识怎样引人入胜，哪怕取得所谓学界共识，仍然是沙上筑塔，一旦根基摇动，瞬间就会崩塌。反之，如果真的能够将繁复的事实按照历史与逻辑相辅相成的顺序条理清楚，认识必然体现于其中，那时无论怎样精彩的认识，都会相形失色，显得可有可无。即使认识历史有其价值和必要，研究历史的顺序也应该先弄清事实，再谈认识，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所以，再好的逼真，还是乱真的假，不能取代平淡无华的如实。
钱穆将古往今来对于制度的看法分为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在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则为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意见。如民主政治时代不再需要皇帝，可是不能凭这一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皇帝，便是坏政治。正如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而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极该重视的材料。那些人在历史上所以得称为名臣，其奏议所以长期流传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被认为是可以代表时代意见的。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重视这些历史意见，正如重视自己的时代意见般。两者之间有精义相通，并不就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将视野放宽到整个历史，对钱穆的说法还可以进一步深究：其一，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移，曾经的历史意见可能成为部分甚至主要的时代意见。其二，时代意见往往与历史意见有所联系，但是并不等于全部的历史意见。即使源于历史意见，也会因为语境的变动而改变其所指能指，其意涵未必符合历史意见，更不等于全部历史。其三，在历史意见转变为时代意见的过程中，不断加入因后来环境和需要变化而增添的因素，这些因素所反映的是后来的时代性，部分甚至全部脱离了历史本来，使得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不相凿枘。其四，时代意见如果作为其发生时候的历史意见，所展现的是后来时代的意思，而不是所指向时代的意思，或者说与所指向时代的意思有着似是而非的关联。
中国人的数字观念很有些妙用，以科学解读则无甚意思。尤其近代以来，中西混杂，常常出现虚实有别的情形，有时则是记忆或认识不同，产生差异，如民国纪念。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出现各种百年纪念，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能完全对应。这样的情形，历代都有，近代以来更加突显。治古史的顾颉刚看出了时代越晚，越早的史事越繁的趋势，只是古史辨延续疑古辨伪，指人为作伪，陷入只会横切不能纵贯的窠臼。其实各民族的发生史都有层累叠加的过程，原因甚多，史料史书记述不一尤为重要。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差异，相当典型地呈现出本事与认识是如何分离，认识又是如何变成后来认定的史事的全过程。研究新文化运动，应当将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如何发生、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如何演变合为一体同时呈现。
史学应当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相契合。一般而言，逻辑顺序应该建立在时间顺序之上，而不能优先考虑逻辑顺序，所以治史应该先弄清事实再谈认识。若是反其道而行之，不顾时间顺序而将逻辑关联置于优先位置，则势必要将文本史事脱离原有的时空联系，强行塞进逻辑架构之中，凡是无法纳入者，就只能弃如敝屣，视而不见。这实际上与阉割历史无异。
诚然，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非简单排列，有时时间顺序呈现出来的相关性可能只是表象，有时则时间的先后顺序与逻辑顺序未必完全契合。完全违背逻辑关联的时间关联，有可能是错误或假象。不过，整体而言，时间顺序无疑居首位，透过时间的先后顺序看出背后的内在关联，才能揭示逻辑联系的顺序。而且，历史上人与事的关联除了逻辑联系，还有同时发生多种指向的相关性，未必具有逻辑联系的人事发生相关性作用，必然会对具有逻辑关联的人与事或多或少产生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逻辑关系的变动。
历史上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实际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包括三个部分：其一，同时期的亲历者根据本人以及他人的耳闻目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记载和论述；其二，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在后续活动中（包括周期性纪念）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和认定；其三，后人根据各种关于五四运动的记述、认识加以条理化后形成的论著。关注不同，认识有别，加上著史者有时还有纪实以外的种种取向，因此对于史料、史事的取舍不一，所撰述出来的史书侧重各异。这样的情形，历代都有，近代以来表现更加突显。借由五四运动抒发自己心中感想，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弄清楚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事人的思维行事到底意欲何为，同样可能提供多样化的崭新认识，而且历史事实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词，今人的解读与其本意本相可能千差万别，无论想象力如何魔幻，也很难揣测悬想到近真如实的程度，而逻辑关联的逼真有时恰好产生致幻的效果。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将《新青年》的创办或更名确定为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容易混淆事实，既模糊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因缘及其与五四运动的继替关系，也不符合胡适等人的主观认同。连续几年举办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本身就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叙述的紊乱，已经到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步。严格说来，是新思潮促成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兴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与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既有所联系，也分别显然。如果把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之前的新思潮混为一谈，整个历史叙述势必时空错乱，从而扭曲相关文本和史事的理解，更无从恰当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陈独秀于1920年1月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的关于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始终难以被恰当解读，症结就在于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架构下，“民主”与“科学”成为运动整体的核心要素，若是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新思潮和五四运动的延续发展，则总体而言都是西洋文化运动，具体而论又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思潮的不同阶段。“德先生”和“赛先生”主要体现反对封建主义的诉求，不能涵盖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况且运动开展之际，围绕“德”“赛”两先生各式各样的历史意见与后来的时代意见明显有别。正是因为多种译名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意，才不得不用音译暂代，以免偏颇害意。
从革命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或者说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根本改造社会和国民，从而奠定政治革命的社会基础。从思想演进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则是从以知识精英为领袖主导、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思想启蒙运动，转向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社会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普及和传播的社会改造运动。
学术史上，众口铄金的情形并不鲜见，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久而久之，后见变成前提，来者学习这样的知识系统，作为研究相关历史的先验架构，感觉自然相当舒适。而分科之学下面分门别类的学术小圈子中人，以专家自认，也不会感到丝毫违和。然而，所谓学术界的共识既不等于事实，更不能违背事实，历史事实是永恒的尺度，随时可以打破共识的幻象，使之现出原形。一旦将所有的人、事还原到本来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联系的脉络之中，舒适不再，反而陷入失语状态，不知如何言说。澄清事实也就是求真，本应为史家首先致力的方向，事实不清，侈谈认识，无论看似多么有条理、显深刻，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而来，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史学，如果连弄清事实也变得戛戛乎其难，则应当首先检讨是否已经误入歧途却还以为沿着康庄大道迅跑。
今人治史，往往不愿受材料与事实本来内在联系的约束，总想打乱时空顺序，以便任意驰骋，而且喜欢自设架构逻辑，然后自圆其说。近代史料繁多，即使立意错误，也能在纸面建构自己心中的历史。大胆假设之下，如同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如果文字功夫不错，还能够旁征博引，妙笔生花，不仅像模像样，而且似乎更见精彩，以至于不难瞒过编辑和评审，得到分门别类的专家的好评。只是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虽然可以见好于一时，毕竟难逃高明和无尽来者的慧眼，终有原形毕露之日。
四、突进与限度
因为认识的偏差，以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与五四运动合并论述，而且大都作为五四运动的附属。为数不多的以新文化运动为专题的著述，有的不到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发生就戛然而止。如马宝珠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津出版社，1996年）分为启蒙文化、洋务文化、维新文化、革命文化四章，时限上自嘉道下至辛亥，内容主要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并逐渐形成新文化，将原来的近代思想史用文化的观念重新解说。这样做的理据，应当是将西学冲击下传统文化的解体与变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体现，强调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新学。类似的认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被指认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并形成具有一定程度共识的时代意见。用后来形成的“新文化”观念指认之前的史事，未必没有合理性，如“帝国主义”的论述，只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将后认的“新文化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史，无疑有助于更加严谨地研究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
一些以“新文化”为主题的著述，由于没有“运动”的限制，使得“新文化”与文学革命或思想启蒙的边际更加模糊，文学与思想的发散性导致论述的范围伸缩大为灵活，同时造成内涵外延的跳动幅度无限放大。欧阳哲生著《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和陈平原著《“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均以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为核心，涉及的范围牵扯相当广泛，远不是相关时段里的历史意见所能限制。后者作者声明其不是一部体系完整、首尾呼应的专著，而是20年间某一专题的文章结集——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前者虽然主体是一部专书，主要内容却是用“新文化”的时代意见讨论近代史上或有关联的历史意见。由于“新文化”涉及整个传统文化的几乎所有义理，实际上已经逸出“新文化运动”而看似仍在“新文化”领域之内，就在情理之中。
其他林林总总贴上“新文化”的标签讨论相关问题的著述，名目繁多，与其说是研究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如说是用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意见，借由那一时期各式各样与“新文化”似乎有关的历史问题，去抒发各自心中的认识，而诸如此类的各抒己见，充其量不过增添若干时代意见而已，于解读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见以及梳理澄清相关的历史事实，反倒没有多少直接关联。或是虽然有些若即若离的关联，却因为混淆事实与认识变得似是而非。
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确是一本主题集中的专书，着重于五四新文化与辛亥革命思想人脉的连续性，可见新文化及新文化运动渊源有自，并非凭空而来，坐实了新学与新文化的事实联系，而不仅限于时代意见的链接。只是将五四与新文化完全合为一体，认定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又从思想文化内涵上认为可以上溯到晚清，进而人事也有一脉相承的脉络系统，这样的理所当然，固然是后来时代意见的组成部分，却未必完全符合当时人的自觉。而且这样的包含很容易弱化对于新文化运动历史进展的检讨和分辨。
在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并且集中研究新文化运动历史的专书中，成书最早的当属《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该书写就于1933年，次年3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作者伍启元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到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业，据说读书精博，为同学所钦佩。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包括绪论和结论，各7章，总共14章。除社会历史背景外，从文学革命到社会史论战，凡新文化运动、实验主义、疑古思潮、国故整理、唯物辩证法、人生观论战、东西文化讨论、文艺论战、政治问题讨论等，囊括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性、学术性问题。作者同样将新文化运动分为若干时期，始于戊戌维新运动，而以五四运动前正式提出的新文化运动为第三期，并且同样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很广阔，文学革命运动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一方面承认中国旧有文化的缺陷，另一方面提倡接受西洋的文化。所谓西洋文化有两个特征：一是科学，二是德谟克拉西。新文化运动就是提倡这两件东西，因此可以被确定为西洋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虽然将论述时段限定于第三期，又标明为新文化运动，算是比较合规的新文化运动史，可是内容明显着重于思想学术。为该书作序的潘广镕与作者是沪江大学同学，据称原来书名为《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但是与内容不很贴切，征得作者同意后，改为现名。也就是说，名为新文化运动史，实为学术思想史，即使改了书名，看起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还是学术思想。换言之，在作者与出版方眼中，新文化运动主要就体现于学术思想方面。
细读序言，有两点意思与原书有别：一是认为“所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者，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运动而言”，既不包括戊戌变法以来，也不涉及五四运动之前。二是闭关自守的中国文化并合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最先冲破封建制度防垒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以后则是各种新潮。形式解放使学术思想趋于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一是实验主义，二是唯物史观，各种论战争辩都由此而生。也就是说，科学与民主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可以体现特定阶段的新文化运动，而不能涵盖其整体。这两点意思至关重要，既明确了新文化运动的上限，又区分了阶段性主旨的变化。
少年中国学会可以说是主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团体。近四十多年来，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进展相当显著，正式出版的专书有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李永春的《少年中国学会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其他相关论著或多或少都会提及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不过，由于总体上未能调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事架构，基本论述仍然延续从思想启蒙到政治抉择的取径，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只是论述的部分内容，而关于这一与新文化运动共生并以新文化运动为职志的团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据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体现的特性，还有诸多未尽之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脱离单一革命史观的历史研究，常常会寻找并发现一些被“失语”的个人或群体，作为补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的研究系与共学社便是其中的重要个案。或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欧游的梁启超等人有意将相关信息即时传递回国内有因果联系，而研究系所为意在利用群体运动达到政治目的。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其出版前十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掘并系统梳理了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虽然仍混淆了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与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不过以1920年为中心，基本扣住了时代跳动的脉搏。作者的立意是不喜欢在人与事好像是非极分明的确定性中去重复什么，于是找了些看起来暧昧、尴尬的人与事来研究，并坦言其心态未必不是一种少年时代头脑叛逆的无意识痕迹。
注意研究系的角色作用，在近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得到延续。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从名与实的缝隙切入，追问“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出现，由谁发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进而重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逻辑，试图“改写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作者将五四运动后发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始作俑者指向研究系的《时事新报》，认为《时事新报·学灯》等栏目将思想启蒙引向文化运动。或许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该书主要从新文学和新思潮的视角解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改写全图的努力呈现出来的尚处于片段状态。如果能够系统性梳理书刊报档各类史料，并严格依照时间顺序逐渐显示逻辑联系，重现整体图景的愿望当较灵光乍现的思想跳跃更加切实，而且由碎片拼出全景的可能性更大。
周月峰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一脉之于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客观上，梁启超等人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动机方面他们也不无鼓动或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不过，放到民初政治社会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参与政权且态度反复的梁启超几乎可以说是声名狼藉，当时就有不少新文化运动者将其从事新文化事业视为政治投机。而政坛失足的梁启超转身于教育及文化事业，初衷的确是为了培养后备人才以图东山再起。直到伍启元著史总结时，还认为章士钊和《学衡》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强敌，新文化运动的唯一敌人是折衷派的东方文化学者，其中有许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后来转而赞扬东方旧有的文化，梁启超就是一个例。虽然作者声称东方文化学者并不反对新文化，可是他说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指《新民丛报》时代梁氏是西方文化的提倡者，但《欧游心影录》的作者梁氏变成一位东方文化学者。五四运动以来学术思想界的论战和讨论，如人生观论战、东西文化讨论、政治问题讨论，都不过是东方文化学者与新文化运动者的争辩，明确将梁启超等人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连同路人也谈不上。
关于对新文化运动表达异议的“学衡派”的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另一个进展较为显著的领域。出于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的意向，一方面仔细鉴别“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所争论的究为何事，另一方面则深入探究“学衡派”的全部主张及其意义，尽可能予以同情式了解，摒弃原来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做法。当然，有时也不免同情过头、了解不足之嫌，令人质疑是否有开脱翻案的用意。还有人更进一步解析，认为“学衡”并无统一的门户派系，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各自不同，谈不上与“新文化派”的组织对抗。考虑到所谓“新文化派”也是他指而非自称，被指认的人群甚至大都不赞成、不知晓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则两派壁垒森严的冲突似乎出自部分当事人乃至后人的放大。因此，进一步考察的努力应当放到所谓“学衡派”为何要主动攻击他们认定的“新文化派”，以及攻击重点何在等历史事实之上。
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的确属于当时重要的事实联系，杨剑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梳理了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发展，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非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等一系列史事，可谓较早全面关注此事并予以系统性论述的专著。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架构下，事实与认识均不免有所混淆。也有学人注意到基督教人士对新文化运动的附和，以及新文化运动者对基督教思想的吸取借鉴。基督教文化之于新文化运动，既有正面影响，更有反面刺激，究竟哪一方为主动，具体如何作用，必须仔细梳理材料与事实，辨析说法与实情的复杂关联。此事牵涉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及关系，至今依然影响深远，要想通贯古今中外予以阐释说明，还有不小的拓展空间。
学术著述首先应该依照时序和主题，完整呈现前人研究逐层增高的贡献。“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系列”的特殊性在于，研究与叙述的过程也成为正文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相关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而不是仅仅作为先行研究加以展示。尤其是各种中国近代通史的相关内容，表明背景各异、立场不同的撰述者的新文化运动观的演变，为完整呈现新文化运动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必须作为各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实来专门论述。有的具体问题研究，则要放在相应的章节中予以呈现，以便更加清晰地显示探究的起点。所以绪论中的前人研究，只能提纲挈领，大体勾勒。加之已有的一些论著，虽然触及相关重要问题，可是由于未能通观整体，立论持议，或过度放大一点，或以寻常为稀奇，不无少见多怪之嫌。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的语境之中，才能讨论清楚相关问题。
五、重现历史本相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可见，尽管约定俗成的新文化运动观念架构普遍成为后来者不言而喻的前提，毕竟与之不合的材料史事随处可见，基本的历史要素判断不清，自然导致一系列重要文本和事实难以解读得当，因而不断有人表达质疑，并努力重新审视检讨，以求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在一般以为近乎固化的领域，研究者仍然走在不断近真的路上。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固化之说，并非学术研究应有的常态。即便在一些较为敏感的领域，随着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相应表述的情形，也并不鲜见。而且与坊间乃至学界普遍以为的情形有别，除非是别有所图的故意，否则固守更多是来自学人维系自身价值的成见。只是如此非但不能维护特定的学术判断，反而有损史学的信誉。
问题在于，相较于历史本相，迄今为止近真的努力成效还不足够，留下的空间还相当广阔。在反省的自觉日渐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需要检讨的就是采取的做法是否得当。进言之，必须反省究竟是方法本身存在问题，还是使用方法不当所致。或者说，到底有无良法可以根本改变现状，使得相关研究步入正轨。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状是由于偏离史学的基本轨则而形成的，解决之道当然就是设法回到史学的基本轨道上来。按照常理，时、地、人是历史的基本信息，既然史料史事俱在，何以会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掩盖抹杀相关材料事实？如何才能有效改变这样的状况？
可以确认的症结之一，在于以后来的约定俗成为先验前提的预设架构。这些大大小小的框架看似依据前人的研究和相关的材料而成形，可是经过长期演化，部分或整体脱离了历史本来，逐渐加入许多“后来”，导致认识与事实的若即若离。最为突出的现象有五：
其一，架构主导。外来后出的观念架构先行，削足适履地强材料事实将就观念架构，而不是由材料事实的梳理比较形成相应的概念系统。因此，每每要排除那些与架构观念不相符合的材料与史事，才能看起来自洽。如此不得不通过阉割历史以求自圆其说的做法，实为任意曲解而非研究历史的可行之道。
其二，观点至上。习惯于摘取若干论据形成论点的论证方式，美其名曰史论结合，看上去有理有据，信而有征，却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事实。只是这样的做法普遍存在，令人不觉得些许违和，不仅相安无事，而且感到舒适。一旦加入所有的材料与事实，则捉襟见肘，处处违拗，反而无所适从。近代史料庞杂，史事繁多，如果挑着讲，容易形成自圆其说的认识，却难免与其他的自圆其说抵牾冲突。所以，不仅原创之作多由举例说明而来，一些力图补偏救弊的重审再论，也未能跳出“挑着讲”的窠臼，所不同的只是凭主观挑出的材料各有侧重，跟着感觉选取材料的做法并没有根本改变。长此以往，五花八门的观点日渐增多，历史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认识自然无法深入一步。
其三，概念混淆。一些至关重要的词汇概念，解释似与今人相通，却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明显不合历史本意。对于一些重要的文本，在现行架构之中无论如何不能安放妥当，只得选择性忽视，以维持整体架构不被动摇。自洽式的逻辑结构看似环环相扣，实则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关键环节一旦松动，整个架构可能瞬间崩塌。研治历史，如果非要人为改变材料事实的前后顺序与背后联系才能获得逻辑的自洽，说到底就是篡改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视野局限。分科治学之下，过早划定且株守分门别类的小圈子，既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又迫于压力不得不悬问题以觅材料，做什么只看什么，前后左右都不见，很难准确判断历史上的人与事。要么少见多怪，以寻常为特异，要么麻木不仁，遇见不同寻常却熟视无睹。两种情形，往往兼而有之。分别看来，似乎新意迭出，综合而论，却彼此矛盾，历史叙述不能如实，历史认识无法贴切。
其五，批评失范。学术研究，做得好的前提是看得出好与不好，看不出则不可能做得好。由于专家之学通行，无法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学术判断力与鉴赏力严重不足，使得诸如此类的不得法往往大行其道，导致学术判断严重失准，以致出现越来越多的负筛选。如果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妄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术批评或评价非但起不到匡正的作用，还会产生误导的副作用。
凡此种种，都显示现行的治史之道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治史之人非但不能得治史基本办法的助力，反而觉得束手束脚，每每欲挣脱而去。研究历史的办法如果具有非历史性，势必使得专业人士反而不会研究及述说历史。历史本来是纪事与叙事，而各自的记叙有别，须要梳理澄清，于是产生史学。时下的学位论文乃至专门著述，往往声称采用了各种别科的方法，以示具有前沿性，却唯独不能说明所使用的史学方法究竟为何，具体如何使用。历史天然具有的时间联系，本来提供了方便的联系纽带，却异变成学人千方百计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喉间鲠，恨不能立即拔除，以便天马行空。
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还有其特殊性，其中之一，即如何处理思想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思想史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紧张，即究竟是依据思想的脉络进行勾连，还是按照历史的联系加以呈现。这在时间久远的古代差异显然，容易理解。如文学的观念从清季以来发生极大变化，今人所讲历朝历代的文学，是依照后来的观念说之前的事情，古人的脑海心中并没有这样的文学集合概念，也就不会用专门的文学概念来看待后来所谓文学名目之下的种种事情。所谓古代文学，既非由古人的意识所支配，无疑就是强古人以就我，研究的对象是历朝历代，使用的系统和概念却是近代以来才生成；虽然方便今人言说及彼此达意，却或多或少改变了对于古人的认识，使得今人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对古人产生了解同情。同理，今日所讲经学，实为各种分科之学，既不能与古人沟通，相互间也很难交流。
类似的问题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只是理解起来更加复杂。除了外来后出的思想概念如何与中国固有的观念物事相协调，更为棘手的是思想的关联与事实的联系如何区分。如果用思想的要素如关键词以及文本的异同之类勾连历史，往往会脱离事实联系的支撑，有思想而罔顾历史；如果顾及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具体所指能指，又难免历史清楚，思想却模糊不见的尴尬。面对两难的局面，受分科知识制约的学人为图个方便，就会牺牲历史以将就思想，而不能将思想还原为历史。
新文化运动研究中，这样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用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叙述之前的事实，混淆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与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分别；二是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所有相同、相似的言论行事，统统冠之以新文化运动的名目，无论主体是否赞同新文化运动；三是脱离历史事实的时空条件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以思想文化的观念系统抽出符合预期的部分事实，并跳跃似的加以逻辑化联系和解读。
指出现行研究的种种问题，目的并非所谓从有到无地解构，而是在拆解与历史联系不相吻合的逻辑联系的同时，重现与历史联系相一致的逻辑联系。重现旨在还原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而重构或重建，则不免以主观取代主观之嫌。
今人所见史料较前人极大丰富，利用史料的便利也远远超过前人，只是前人读书，而且读基本书，所以能够把握大体，使用材料的能力往往不在今人之下，甚或远过于今人。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开始又主要不是学术导向，而近代史料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远过于历代总和，处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还有巨大的提升潜力，这也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迫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大道至简。研治中国近现代史，应学习和取法古代史研究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学之道。治史的基本良法，就是陈寅恪所倡导、结合传统合本子注和域外比较研究的长编考异之法。以此法为基准，用于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主要做法和程序包括：
一是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搜集各类相关材料。材料的搜集应力求完整，尽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璧。研究的主题对于资料的类型当然有所影响，但是搜集资料必须扫着看，不能挑着看，尤其是在没有读过书的情况下，单凭关键词进行检索来找材料，对于治学是相当危险的事。读书以发现问题，应该贯穿研究的全过程。
二是切忌先验地主观取舍。凡事有自称、他指、后认之别，应以自称为准，辅以他指，尽量避免以后认混同于本事。否则外延模糊，内涵不清，无法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无论自称、他指还是后认，都要复归各自的本位，不能错位。各归本位是以纵贯取代横切的关键所在。如果预设框架概念，从资料的搜集阶段就会脱离历史事实，无法把握住发展演化的脉络，做研究畸变成为主观设注，不能具体理解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
三是依照时序将所有材料事实系统地进行梳理排比，使之妥帖于原有的时空位置。材料与史事只有归于原位，才能准确呈现本意本相以及相互关联。凡是违背这一原则，都会造成混淆视听。同一时间之下的不同材料事实，未必直接相关，但可能成为变数，不能随意抽离。所谓以事实为依据，应该是整体性的，即以所有相关事实在原有时空位置下的整体关联为准。
四是考证异说，以求近真。历史记录，因人而异，必须比勘考订，逐渐呈现史事本相及其相互联系。同时史料往往片断，不能全部连缀征信，无法定谳之处，应当求同存异，不强求一律。
五是比较不同的材料，揭示内在联系，避免罗列堆砌，平铺直叙。通过前后左右地进行比较，理解各种文本的前人本意，以及各种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避免简单线性思维。透过表象，把握实质。
六是依据事实联系的内在规律立说，叙述历史进程发生演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但凡有不相凿枘的材料史事，必须首先检讨立说的架构，而不能舍弃材料史事。不能得其所哉地安放所有材料事实的架构，往往流于主观，偏离客观。
概言之，治史要想回到历史现场以求逐渐近真，必须最大限度地以主观能动性限制主观任意性，但凡任由主观天马行空地驰骋，而误以为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势必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淖。那些自炫的机巧，多为历史所戏弄而不自知。与一些看似天花乱坠的著述相比，伍启元的守拙不无借鉴意义。他说自己“始终抱持客观的态度，只把事实的真相呈现于阅者之前，而不愿作任何评语”。虽然他相信“在一个时间一个空间，只有一种思想是能把握着时代的浪潮”，但是“不愿把自己的主张，作为这本史的分析之小册底观点。所以本书之缺乏批评的文句，是意料中事”。
同一时空下是否只有一种思想能把握时代浪潮，可以讨论。即便如此，如何取舍也是难事。而不作任何评语未必就是客观，况且书中不乏各式评语。主张整理好材料史学的能事已毕的陈寅恪，也批评只会钞死材料而没有解释是旧派治文化史之失。不过，解释未必应以评语的形式展现，梳理好史料也不一定不包含解释。按照傅斯年的整理史料就是比较不同的材料，而比较不同的材料就是现代史学之说，能够充分体现这一意境的整理材料，已经蕴含应有的解释，或者说所有的解释尽在不言中，再额外增加任何解释就显得画蛇添足。除非是面向不同的对象进行述说。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尚未达到应有的境界，关键不在是否采取借鉴了多少别科或域外的方法，而是偏离甚至失去了史学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症结不去，举步维艰。如果历史的天然联系成为学人治史的主要凭借，而不被当作思想任意驰骋的束缚，则历史研究可望行驶在应有的轨道上。
有意研究新文化运动，始于重写大历史，具体动笔，却与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有关。按照个人的研究写作习惯，正在研究过程的、正在撰写的和正在发表的，不同题目大概同时进行，尽量避免急就章。研究能事已毕，还要暂停一段时间，反复揣摩，力求贯通；撰写成文后，也要暂时搁置，琢磨文字，考量结构，前后照应。其间转而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撰写或修订。这样一方面防止仓促出手，留下遗憾，一方面可以转换题目，以免疲劳。由于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有关方面邀请开会，2014年开始，将收集成型已久的相关资料加以梳理，并动笔撰文。后来会议因故未能成行。2015年起，先后发表了《“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以及相关论文《关键年代的小历史——1919年的事件与日常》。后几年，主要精力转到抗日战争研究，先后撰成《持久战与〈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渊源流变》两部专书。到2022年，决心完成新文化运动史的撰述，写了《新文化运动与浙江一师风潮》《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待刊）两篇论文。2023年暑期于昆明完成全部的初稿。
在此期间，曾以《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分别及联系》一文参加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共同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与民族复兴——纪念五四一百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又先后在几所大学或文史机构报告相关研究的内容，有的由主办方费心整理成文，编辑出版或刊发，如《新文化运动缘起的本事与认定》《〈觉醒年代〉的觉醒》。所得到的反映，似乎更加困惑多于豁然开朗。这样的情形不难理解，具有的知识已经形成系统，一旦架构崩裂，就成了一堆散钱，不能成串，无法言说，无所适从，陷入失语甚至部分失智的状态。在新的系统重新建立并且调适妥当之前，容易产生排拒心理，以至于匪夷所思地用后来形成的认识来否定当时的事实。这表明澄清事实调整认识之类的基本取径，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依然任重而道远，有待来者的不懈努力。
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合为一炉，有助于梳理厘清其分别及联系，以免将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混为一谈，并呈现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历史实况。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