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从事文化交流或文明对话时，总是强调立足于特定文化的本位立场，在突出自己文化鲜明特征的前提下，来与他类文化或文明进行比较，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独立性，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普遍性、共通性。

于是，较量高低、争雄恃强也就成了文明冲突、价值分殊的常态，强势的文化会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而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而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文化，则因不甘心被边缘、被消解而在压力前产生巨大的反弹，进行猛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交流越深入，则冲突的程度愈激烈；文化的互动越频繁，则排斥的态势愈明显。非但不能和平共存，反而导致诸多误解与对峙。“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不争的严峻现实。毕竟，在老子所追求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理想社会生态里，文明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乃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认为，而问题的根子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时，其讨论的重点总是热衷于“求异”，而未能改变视野，将“求同”放在中心位置。应该说，是“求异”还是“求同”，是互相指摘，还是彼此欣赏，这对文明对话顺利畅达与否关系至为重大，对文化的包容也实具关键的意义，所谓立场决定态度，品格彰显高度。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能克服“求异”的价值取向，那么就必然无法体现“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文化宗旨，就会难以真正实现文明平等、文化宽容、人类和谐、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

所以，我们开展文化交流、文明对话，首要的任务是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观，基本立场当由注重“求异”转化为“求同”，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否则，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于是乎，西方世界热衷于指责某些国家的“专制”，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方，则又动辄贬斥对方尽搞虚伪的“民主”，也就成为了国际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里，我们有必要率先厘定“文明”与“文化”的不同概念。文明与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是物化的，具体的，更多体现为物质性、实质性的形态，例如青铜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有先进或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如工业文明一般情况下要较农耕文明来得先进；而文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是抽象的、理念性的，其本质则更多地体现为无形的精神力量，不同文化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文化优越于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反之亦然。换言之，文明更多地呈现为“硬实力”，而文化更多反映为“软实力”。

以政治文明、政治文化为例，在美国是通过全民普选，以选举人团得票多寡决定总统宝座的归属，即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而在中国，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这同样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这两种是似为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体制，人们对它们的认同或喜恶也许会有相当的差异。然而，若以政治文化的概念来分析，那么，国的政治文化的宗旨与理念其实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即两者从根本上讲，政治文化的基点都是要实现“主权在民”的当代诉求，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观念，与中国毛泽东倡导的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互为观照、互为包容、互为渗透、互为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化都有其普适性的成份，，。当然，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天下，鼓吹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侈谈东方文明主导明天的世界，也同样是片面的，偏颇的。

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亘古常新，就在于它的核心精神具有普适性。象“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汎爱仁慈”、“刚柔相济”、“民为邦本”、“孝悌忠信”等等，皆呈现鲜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本质属性，它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族群与阶级，是我们今天进行东西方文化接轨与融合的重要资源。它与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殊途而同归。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之所以同样包含“自由、民主、法治”等内涵的缘由。

总之，提出和肯定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世界文化对话与融合的前提，而世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则为引领未来新型世界文明的走向创造了最佳的契机。

本文系作者在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言整理，原标题：“求异”抑或“求同”——重估不同文化的价值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