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从上海短暂回汉，处理几件私事。一天下午，一人在家，右脚膝盖突发剧烈疼痛，一时竟无法站立和行走。到了晚上，小腿无意摆动了两下，疼痛又莫名其妙地消失，恢复了走路。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决定去武汉普爱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膝盖到底发生了什么？
普爱医院在武汉，以骨科擅长，我挂到了骨科王教授的专家号。我与王教授素不相识，为了拉近医患之间的感情距离，营造诊断氛围，我问王教授是否认识戴观书其人？王说认识，但不在一个部门，交往不是很多。有了这一问一答，王教授对我看病特别认真。他向我详述膝盖突发巨疼的几种原因，如半月板损伤，游离骨块，滑膜炎等等。他要我在他的诊断室来回走动，观察我的腿部状况。他判断，我的膝盖没有很大问题。他善意拒绝我提出的进一步做CT或NMR检测的要求。他说，何必多费那个钱呢？以后如出现疼痛，再来找他。在大小医院，过度治疗和检验早已成为常态的今天，王教授的行为，实属罕见。我觉得这与王的人品医品有关，也与戴在医院职工们心目中的印象有关。而这个印象，如我几十年前认识的戴观书，相当吻合。
戴观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汉阳带钢厂职工，我在汉阳钢厂，同属一个系统。那时他20来岁，眉清目秀，温文尔雅，喜欢读书，是我的围棋好友。我与他相识于1975年的汉阳区职工围棋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汉阳区比赛，由我的汉阳钢厂同事，好友余叔刚邀我一起参加的。余叔刚已经参加过几届汉阳区比赛了，得过几次亚军。他与汉阳区里几位高手，都非常熟悉。据叔刚对我讲，汉阳区的前几届冠军都是巾帼俊杰陈雅华。陈是市15中李益谦老师的高足，曾获1966年中南六省少年围棋女子第一名，算是科班出身。那时，我感觉在长棋。在汉阳钢厂，我与叔刚博弈，我的胜率要稍高一点。
那时，汉阳区的围棋水平，与好手云集的武昌、江岸和青山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但要好于硚口区。汉阳区水平好的几位，如陈雅华、余叔刚、戴观书、李叔明、程少靖等几位，居住在武昌和汉口，都是因工作原因，来到汉阳。他们经常在自己居住的辖区与该区的棋手对弈，对各区棋手的水平都心中有数。只有汉阳青松照相馆的甘经理，是老汉阳。而汉阳的另外一名好手，熊顺章还没有崛起。熊后来成为业余五段，那是后话了。
记得75年的那次比赛，在美丽的月湖湖畔，汉阳琴台工人文化宫举行。其中有一个小故事，记忆犹新。那次比赛，大约有二、三十名选手参加，来自区内各个单位，采用积分循环制。到最后一轮前，前六名的棋手，积分都咬得很紧。最后一轮，我对阵李叔明，谁赢谁冠军。
我与李的那盘棋，结束最晚，余叔刚、戴观书等几位棋手都早已结束比赛，围了上来。当盘面上最大官子只有两目时，我要好于他20余目。我在李的角部杀了他的一小块棋，但李仍负隅顽抗。面对这种局势，李还不缴械？我那时年青，早已坐立不安了。李叔明不动声色，在角部死子处，下了一子，试试我的反应。我瞟了一眼，非常任性，竟对此处不予理会。李见状，赶忙在那里又下了一手。我睁大眼睛一看，角上死去的子，李连下两手后，死而复生。顷刻之间，煮熟的鸭子，月湖的鸭子，飞了。李如愿，当上了那年汉阳区的围棋冠军。
这个比赛的结果，对戴观书等前六位的选手名次，影响不大。但却让我和戴观书从相识，到引以为友。记得当时，观书对这盘棋的结果，颇有微词。一则对李，一则对我。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社会上除了少数人仍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以外，大多数人已逍遥于世。工厂上班，有一阵子，是“七上八下九走光”，这给我们这些年青的尚未成家的逍遥派提供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到武汉三镇各个工厂各个家庭去玩，交朋访友，读书，下棋，打球，游泳，乐此不疲。那次比赛后不久，观书就邀请我去他家下过棋。
观书住在汉口长堤街，那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从明末开始便商贾云集，客栈，茶楼，饭馆，商铺，鳞次栉比，和相邻的汉正街，竞相发展，一度成为汉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一到观书家，进入临街的大门，是一个约10平米的天井，那是一个小院。小院地下铺装着青石，两边的墙上还缠绕着几枝枯藤，墙壁脚下有三五只残破的花钵。花钵中没有花，只有干巴巴的土。那些花，作为“封资修”的象征，早已被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荡涤得无痕无迹，干干净净。
穿过天井，只见两边的厢房一一相对，形成一条宽约不足二米的小巷，与大门相对，往里笔直伸延进去，与那个年代大多数民居一样，许多住户，杂居其间。观书家里占有二间，一间在靠天井右边最前面，另一间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靠天井的那间，若干扇老式木门，上面镂空雕花，里面嵌着玻璃，紧密排列，由地面直至屋顶，成为房间的一壁。
走进观书家，给人第一的感觉是干净。从吃饭的八仙桌，老式太师椅，到床单，蚊帐，墙壁，整个房间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甚至连屋里的黑色泥土地面，那时很少有水泥地面，都显得乌黑锃亮。
观书是家里长子。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那时的小学老师，都有渊源，不可以今日标准，等闲视之。他母亲不知是什么职业，衣着大方，平淡恬静。对观书请到家里的青年来客，热情招待，但又不让你拘束。若干年后回想，那时的长辈，对人对事，云淡风轻。如今，这样的画面，很难寻觅得到了。
那天在观书家里，与他一共下了几盘棋，吃了几顿饭，我都记不得了。我记得的只是，晚上下棋下晚了，他的母亲拿来一床干净被子，让我在观书家和他一起睡觉。第二天早上，他的母亲给我们端上早点，我们二人吃完，然后一起出门，到各自工厂去上班。
戴观书所在的汉阳带钢厂，我也去过。那是一家很小的市属工厂，设备简陋，工作强度大。我在他们厂里也和他下过几盘棋。与我们两人工厂里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相比，下棋是工作间隙中最大的乐趣，谁胜谁负，无关紧要。
1977,78年，观书和我们汉阳区下棋的其他几位棋友，都一起参加了那次停止了十二年之久，改变我们这些人一生命运的恢复高考考试。到78年，除了观书，都考取了大学。李叔明是老大学生，也考取了当年的的首届研究生。77、78年，观书的分数也都够了，但不知什么原因，连续二年都未被录取。直到1979年，通过上访，才由武汉大学生物系补录入学，成为我们汉阳程少靖棋友的校友。他是79级学生中的老大哥，是新三届中的最后一届大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好的年代之一，我们躬逢其盛，亲身体会到这些爸爸妈妈级的老大学生，与小我们一代的年青人，一起刻苦学习的情景。那时的物质条件，与今日无法相比，但全社会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年青人，中年人，老年人，全都拼命学习，誓把十年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到了九十年代，再到本世纪初，又都各自为生存，为住房，为子女奔波。我们失去了联系……
之后很多年，我偶然听说，他在普爱医院工作，一直想去找他，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与他联系上。
王教授对戴观书这个人，还真是不太熟悉，名字也记错了一个字。他说，戴是检验科的医生，已退休几年，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心想，武汉大学生物系新三届的毕业生，分到普爱医院检验科，退休后也没有返聘，太委屈了吧。
看完病后，我来到普爱医院人力资源部，打听戴观书，一位美丽的小女孩接待了我，说检验科是有这个人，退休了。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戴的联系方式，甚至出示我的身份证，以解我的怀旧之情。但小女孩执意不肯，她要我留下联系方式，等她和戴观书联系上后，要戴与我联系。
我离开人力资源部，走出普爱医院大门，心想马上又要去上海，不知什么时候回汉？心有不甘，于是又返回到人力资源部，希望她们即刻与戴联系。人到老年，对围棋中的先与后，大与小，腾挪与转换；对胜负；对其中蕴藏的人生哲理；一定有比年青时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人生经历和感悟有关，与棋艺无关。还有，我们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如果能够在回上海前，一起坐坐聊聊，一定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但这位小女孩却对我说，我走后，她立刻就给戴观书打了电话，答复是空号。看来一时半刻，还不容易联系得上。
我一定要探个究竟，干脆去了检验科。我开门见山，问这里有没有老同志？一位中年女医生迎上前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打听一个人，“戴观书，检验科有这个人吗？”这位女医生说，“有。一个多月前，他已经走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时梗咽，竟说不出话来……
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出医院的。我后悔没有早一点来到一江之隔的普爱医院，见见几十年未曾见面的戴观书棋友。对岸的月湖琴台，风光依旧。我们曾经工作的单位，汉阳钢厂和汉阳带钢厂，随着城市化进程，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戴观书也走了，再也没有机会与他纵横黑白，参悟棋道，探讨人生了。
而相对生命，一盘棋的胜负，无论是什么层次的胜负；人生的坎坷，无论是多大的坎坷；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