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上周发表了那篇题为《围棋之道的变迁与座子制度》的文章后，有几位棋迷朋友读后评价甚好，还小窗或在朋友圈留言，希望我再写几篇有关围棋的文章。其实，6年前我曾写过一个谈论围棋的系列文章——《谈围棋》（1-7），刊登在《爱思想》上，多摘自《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但是第二年，横空出世的人工智能AlphaGo居然以4：1打败了世界顶尖高手李世石，也使得人们，包括我自己，对围棋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再谈围棋显然会与以前大有不同，或者说，认知会更深刻了。不过，这篇杂谈主要是从个人及围棋历史的角度去谈论围棋的段位和棋品，还没涉及围棋的新变化，就算个开场白吧。
众所周知，围棋是有段位的。现实世界里的围棋段位就分职业段位与业余段位两种，职业段位由低到高是职业初段至职业九段，而业余段位则是业余初段至业余7段，还有业余8段，但多是荣誉段位，并非比赛中获得的。业余段位下面还分级位，1级至30级。
后来出现了网络世界和网上对弈，于是也出现了围棋的网络段位，表达方式则模仿现实世界，也分很多段位和级位，即从最低注册18K到1K（K表示级），然后是1D到最高9D（D表示段）。
因此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人们只要下围棋都会知道各自的围棋段（级）位及其所反映的围棋水平，尽管有时候人们的围棋棋力不完全与其围棋段（级）位相符合。这样也方便人们评估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对弈对手并选择以什么方式对弈。
但是，在我学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拥有围棋段位的专业棋手很少，全国只有几十个人，一个省市只有几人，还有一些省市甚至连一个有段棋手也没有。业余段位当年更是无暇顾及。那个时候找人下棋，只能根据他人介绍或棋手的自我介绍对自己的对手进行棋力评估，再决定以何种方式，即是否受让子以及受让几个子下棋。
那个时候，除了各省市以及国家体委兴办的各种围棋集训队的成员还算得上专业棋手之外，所有围棋爱好者都是业余棋手。即便在国家围棋集训队的专业棋手，除了过惕生、陈祖德、王汝南和魏昕等43个于1964年被国家体委授予了从五段到初段的棋手之外，也大多没有围棋段位。其他喜欢下围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连任何业余段位或级位都没有，统称围棋爱好者或棋迷。
那个年代中国的围棋比赛少得可怜，对外只有偶尔进行的中日围棋交流比赛，对内则除了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有一个围棋比赛项目，专业棋手们可以争一争个人或团体围棋比赛名次外，没有其他用武之地。
由于没有市场经济，当时的国人对于商业化围棋赛事可能连个基本概念都没有。当然，那时也没有什么职业围棋概念，只有所谓的专业围棋。而专业棋手也就是指那些参加国家和各省市围棋集训队的那些人数不多并在集训期间从体育管理部门拿一份薪水或津贴的棋手。而且，由于实行淘汰制，流动性比较大，那些参加集训的专业棋手的身份并不很稳定。
不过，那时各省市围棋集训队因经常组织内部比赛，也有1964年授予段位的那几十名专业棋手作为参照系，各集训队教练和领队对队内各个队员的围棋水准似乎都有一种考量或默认，或叫自我评估，即认为某人可能有专业五段或以上水准，而某人却可能只有三段或初段水平。某些围棋活动开展较好省市还办有少年围棋集训队。一些参加少年围棋集训的孩子们也多被其教练评估为1级、2级或更高水平的。因当年只有专业段位而没有业余段位制度，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围棋最高级位1级上面就是专业初段。
记得1976年春，我在广州工作时曾于一个星期天上午去过位于荔湾区某处的市围棋集训队一个训练地找人下棋。当时有10多个市少年围棋集训队的少男少女们在一个看起来像是体操训练场那么大的场地上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方桌旁安静地打谱学棋。听了陪同我来的一位棋友的介绍，那个教练便叫过来一个15-6岁、看起来很文静的女孩子跟我下。
在那之前我曾有幸代表广州造船厂与来厂指导职工围棋活动的广东省围棋集训队的专业棋手黄妙玲女士分先下过一局棋。黄妙玲女士棋力高超，在前一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还赢了华以刚，名气很大。那局棋在位于白鹤洞的厂工会活动室下的，观者如堵。其间我自觉有些机会，但终因棋力不足最后还是输掉了。可不知为何，我却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自己能与专业棋手分先下棋（其实那次分先只是黄女士的一种客气），棋力好歹也不算低了吧？
但那天在广州市少年集训队的那局棋上，我却有大半盘时间被那个小女孩杀得狼狈不堪，出了一身汗，汗衫都湿透了，最后收官时才依靠经验勉强扳回局面，小胜了几目。局后我问那位教练，这个女孩在他们集训队里水平如何？那位教练以平淡的口气说，2级吧，不算最好的。我听后顿觉汗颜。不过，那一盘棋也让我对围棋级位的水准有了明确的概念：2级就这么厉害？那自己的围棋水平最多恐怕也就是1级吧？连个初段都算不上，还有什么自豪的？为此我还情绪低落了好多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围棋处于起步阶段，而日本围棋却已开始步入其巅峰时期。那时日本已经办有名人战、天元战、十段战以及后来举办的奖金最高的棋圣战等新闻商业棋战，大竹英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林海峰等超一流棋手开始涌现，无论是战力还是名气都如日中天。即而中国却还处于文革末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虽然喜欢下围棋的人也不少，但中国围棋水平显然不高。当然那时也有陈祖德、吴淞笙和聂卫平先生等极少几位中国棋手分别在几次中日围棋交流时战胜过日本的九段棋手。他们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围棋的最高水平。1982年中国围棋第二次定段时他们均被授予了专业九段。
其实，中国在1956年就颁行了一个《中国围棋棋手段位制条例（草案）》，但不知何故没有从来实行过。一直拖到1964年才第一次给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些专业棋手确定了段位。但很快W革又开始了，刚试图组建的专业围棋段位体系又散了，而业余围棋段位更是无人顾及了。
综上所述，那时人们眼中对于围棋的等级层次的概念显然还不是那么分明，因为想分明起来也不容易。围棋爱好者只要水平还可以，想找专业棋手下围棋还是比较方便的。而那时的专业棋手也大多不端身家。他们为了提携后进，同时增加实战机会，只要时间许可，多也乐意与水平较好的围棋爱好者下棋。
那时想下棋就去找人下，很少去想自己或他人有无段位或段位几何。只是在对弈前，专业棋手会问你曾经与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下过棋以及结果如何？并以此决定如何跟你下，即让你几子。所以那时的我虽然只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却有幸与当时的广东省围棋集训队的容坚行五段等专业棋手受子下过棋。当然我都输掉了。但那些与高手下棋的难得经历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迅速提高了我的围棋自信心和水平。（《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中对此都有介绍——作者注）
前面说了，中国曾在1964年和1982年分别给若干专业棋手正式评定了段位。中国的业余围棋段（级）位评定制度出台又晚了好几年（有说1987年？）。但在那之前的中国围棋有没有实行过段（级）位制度呢？或者说， 中国古代的围棋有没有类似于现在的段（级）位评定制度呢？如果有，那又是如何确定棋手的级别呢？
围棋之道博大精深，变化多如星辰。对弈也叫博弈，即一种非常强烈且深奥的个人智力竞争性游戏。既然如此，那么对弈者的棋力就一定会有高下之分，否则不仅不公平也会让博弈变得没有意思了。另外，围棋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围棋的绝顶高手与一般棋手之间肯定会存在十分巨大的鸿沟式差距，因此在棋力上只有分为多个层次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棋手之间的水平落差。那么在古代，围棋的这些差距的层次又是怎样区分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中国围棋历史很是悠久，有史可据的也有2500多年，但最早提出围棋分为品级的人可能是东汉三国时魏国的才子邯郸淳。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艺经》，主要记录了当时包括围棋在内的一些游戏玩法，可惜此书已经散失。好在历史上几乎各个朝代都有文献提及邯郸淳的这本《艺经》及其部分内容，因此也保留下来该书一些有关围棋的文字。
比如，明代陶宗仪的《说郛》就说，邯郸淳的《艺经·棋品》曾将围棋品级分为九等，云：“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
有人说，邯郸淳的围棋九品说受到了魏国曹丕所创立的用于推举官僚的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但从时间来看，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史载邯郸淳辞世于公元221年，享年98岁，而曹丕则仅于前一年，即公元220年的年初才继位。当然，或许在九品中正制推出之前，官分九品的说法在曹魏的朝廷上已经广为流传了。不过据史料记载，曹丕一上台就任命年岁已高的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可见，邯郸淳那时尽管年迈，身体还是很好的，因此他在《艺经》中参照官场上的九品中正制将围棋之品也分为九种还是有可能的。要么就是史载的邯郸淳生卒年龄有误吧？
《艺经》在说了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外，还介绍了一下围棋的道数。比如它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艺经》中这段话除了明代《说郛》有记载，唐代学者李善在其为南北朝时期的《文选·韦弘嗣（博弈论）》所作的注引以及南宋理学家程大昌的笔记著作《演繁露·棋道》中也都引用了。这段话的史料性很强。它明确说东汉末年的围棋只有17道线。我上周在公众号上发表的那篇《围棋之道的变迁与座子制度》一文对此也有相同的判断。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没人怀疑大才子邯郸淳会下围棋，因为如果不精通围棋，他是不会将围棋的棋品说得那么透彻以及那么具有层次感的。可惜《艺经》这部专门谈论汉代人们游艺生活的著作早已散佚，除了这两段有关棋品及棋盘的话外，后人也无法得知其他内容了。
邯郸淳老先生的这个围棋九品说给了后世以非常大的影响。比如，东晋时还有一个人叫范汪，做过大官，曾任东阳太守，也酷爱围棋。据《隋书·经籍志》载，范汪著有《围棋九品序录》及《棋品》五卷。这表明在魏晋时期，中国围棋界确实是有一个九品评价体系的。可惜的是，范汪的这两部书与邯郸淳的《艺经》一样也都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
后来到了北宋皇祐年间，有一位翰林大学士、也是围棋理论家，名叫张拟，在其编撰的《棋经十三篇》中将《艺经》中前述的《棋品》部分一字不漏全部抄写下来并作为《棋经十三篇》的第十二篇《品格篇》。值得注意的是，张拟在这里将围棋九品看作是棋手的品格，即品德和性格，而非其衡量棋手棋力的品级。由此可见，围棋九品说原本似乎更注重于棋手的棋品，即修养。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艺经》还是《棋经十三篇》在谈到棋品时都只是就围棋手的棋品，即品德和性格，笼统地做一个评价，既没有对这些棋品进行具体分析，更没有据此给历史上或当时棋手的棋力进行品评。
不过，隋唐时有一位史学家叫李大师。他与其子李延寿撰写了叙述南北朝历史的《北史》和《南史》两部大作。他的《南史·柳恽传》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围棋品级的轶事，弥补了这一缺憾。柳恽是南朝梁武帝萧衍信得过的一位大臣（官至侍中，类似于宰相）。萧衍喜欢下围棋，也喜欢品评当时各位棋手的水平高低，他自己的围棋造诣非同一般（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棋经》中就包含有梁武帝萧衍所写的一篇文章《棋评要略》——作者注）。于是梁武帝便要也精通围棋的柳恽去品定棋谱及其相关棋手的棋艺水平高低。
《南史·柳恽传》中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帝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
这一段话说了几层意思，首先，柳恽接旨后经过收集、分析和筛选，认为当年南朝（也可能是指天下，包括北朝诸国）围棋水平较高且合资格的人约有278个。其次，他根据各人棋谱上反映出来的棋力高低（“品定棋谱”，“第其优劣”），将这278人分成了三个等级，即围棋水平最高的人列入卷一，水平中等的则列入卷二，其余则放在第三卷；其中，他将自己谦虚地放在了中等水平之列（“恽为第二焉”）。最后，柳恽此举得到了皇帝的赞誉。
这个故事如果属实，梁武帝要其臣下柳恽来“品定棋谱，第其优劣”之举也确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当时会下围棋的人评定棋品等级了，尽管可能只有三个等级。不过这里也存有几个问题。一是柳恽按照什么标准确定那278个人的围棋水平属于合资格，即“登格”棋手？二是柳恽又按照什么标准给这些登格者分列三卷？最后，柳恽品定这些围棋水平“登格”的人有无可能使用了邯郸淳的那个围棋九品中的称谓呢？
比如说，列入卷一的棋力高超者是不是都被分别叫做“入神”、“坐照”和“具体”？如果有人被柳恽品评为最高品级——入神，那会是谁呢？总不会是酷爱围棋的梁武帝萧衍吧？卷二之中的人是不是也被分为三个级别，即“通幽”、“用智”和“小巧”？被放入卷三的那些人是否也分别根据其棋力被分为“斗力”、“若愚”和“守拙”？
史书虽然没有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柳恽绝无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没有任何公认的依据和标准。品定得太具体了，或马屁拍得太明显了，会被人诘问，皇帝如谦虚起来也不容易下台，而且他自己实力也不够（只列在第二卷），缺乏品定他人的资格。更重要的是，古人似乎都明白，邯郸淳的那个围棋九品说并非是指衡量棋力之高低的品级，而是如张拟在《棋经十三篇》中所言是指棋手的品格和修为罢了。
虽然由皇帝授意某人撰写《棋品》似乎具有一定的官方规范的意义，但仅凭一个下围棋只有中等水平的人，即柳恽自己的个人判断就将如此众多的同时代会下围棋的人笼统地品评成三个等级并列入三卷书里分别加以介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规范的做法，所以很难被认可是一种正式的围棋品级制度。
我估计，这位柳恽先生奉旨“品定棋谱，第其优劣”恐怕并无一定之规。但他必须揣摩圣意并秉持相对公允之心，因为他知道精通围棋的皇帝也在借此机会考验他。所以他一般情况下只能根据他自己以前与其他人下棋的经验以及他所知道的梁武帝曾经对一些棋手有过的看法来确定当时各位棋人的品级。
比如，他可能把那些凡是曾经输给他或输给其手下败将的人均列入了卷二或卷三，而把那些与他对弈曾经胜负相当或与和他胜负相当的人对弈也胜负相当的人都划入了第二卷。当然，他可能把自己没有赢过的，或者他认为不能得罪而必须恭维的人，即皇帝眼中的围棋高手，均列入卷一，使之成为当时的围棋国手。所以说，这个史料虽然记载了当时官方对发展和推广围棋所做的促进工作，弥足珍贵，但这并不能作为我国古代就有了一个成熟的围棋品级制度的依据。
不过到了明代，有人就开始根据邯郸淳的围棋九品对各品的棋力进行评说了。此人就是明代编撰《石室仙机》这本书的许谷先生。许谷此人也很厉害，嘉靖十四年进士，京试曾中会元，即会考第一名，但官运似不太亨通，只做到了设在南京的尚宝司卿，保管一些皇家印章，后不知为何辞官归家，隐居了三十年。许谷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棋迷。他除了编撰一些自己的诗集外，就编篡了这部综合性围棋棋谱《石室仙机》。
他在《石室仙机》序中说：“于修德辑文之暇闲，展楸枰，结高贤，以消余晷，亦可开拓性灵，遣谢尘俗。”由此可见，围棋在许谷隐退后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棋力水准一般也不会低，虽然他在序中又自谦地说：“余不能弈”。
许谷先生在《石室仙机》点评围棋九品是这样说的：一品入神是指“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之敌者”；二品坐照则被“入神饶半先，则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还具有“至虚善应”的本领；三品具体得被“入神饶一先，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也”；四品通幽则“受高者两先，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或战或否，意在通幽”；五品用智与高手下棋一般“受饶三子，未能通幽，战则用智以到其功”；六品小巧当“受饶四子，不务远图，好施小巧”；七品斗力也得“受饶五子，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
有意思的是，最后两品，即若愚和守拙，许谷老先生居然不评了。我估计他也不好评论了，因为无论是若愚还是守拙，从词面上看，其实都是极好的用词，并非形容愚钝笨拙棋手该用的词汇。你看，若愚，意为愚非真愚；守拙，则是拙守妙实。那里还有一点愚拙味道？
也不怕人笑话。我最初看到邯郸淳的围棋九品说时，甚至还以为围棋的最高境界并非入神和坐照，而恰恰是若愚和守拙。也许我是见识浅薄吧，但如用这两个词去形容棋手的棋品显然非高手莫属，因为看到这两个词时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棋风朴实无华并曾于世纪之交称霸世界棋坛十多年的韩国李昌镐先生。
拉拉杂杂说到这里，此文也该结束了。中国虽然在近2000年前就提出了围棋九品说理论，但在实践上似乎从未付诸实施。最后还是我们的邻居，即最先在亚洲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日本率先创设现代化棋院并推行了现代围棋段位制度。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围棋的发展，在围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说，中国是围棋的生母，日本则是围棋的养母。从这个意义上说，此言非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