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上周我在公众号上发表了《杂谈围棋的段位和棋品》一文，《爱思想》和《弈客围棋》等均予以了刊载。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围棋九品说中的棋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衬托了日本于上世纪初率先创设日本棋院并推行现代围棋段位制度在围棋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此文则通过剖析中日两国的围棋历史，重点分析文化意义上围棋之道的精髓所在，并得出结论：以胜负论英雄的竞争性才是现代职业围棋带根本性的棋道精神。我还认为，中国和日本的职业围棋手们都应该放低自己的身段，认真学习其自身也在不断学习围棋的人工智能AI对围棋的理解方式，加快提升自己的棋感和棋力，这才算真正领悟了现代围棋棋道之精髓。最后，此文也对未来的棋道内涵提出了询问。欢迎阅读、转载和评论此文。
围棋之道，简称棋道。说起棋道，几乎所有会下围棋的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上一番。其实，棋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围棋棋盘的道线或交叉点，即目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棋理和规则。比如，宋代诗人陆游（有说曾几）《夜雨》诗云：“画烛争棋道，金尊数酒筹。”这里的棋道显然就是对弈时棋盘上的目数。目数多者赢，少者输，所以要争。为此，前些年我曾撰写并发表过一篇分析围棋棋道变迁历史的文章，题目就是《再谈围棋：围棋之道》（后因增添了有关座子制度与17道线棋盘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将题目更新为《围棋之道的变迁与座子制度》并再次发表——作者注），转载和阅读者甚众。各位可以在网上检索阅读。
棋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围棋之道，即将围棋的棋艺、棋品、棋理、棋规和棋礼这五项综合起来，称之为棋道。有意思的是，最早将围棋文化聚汇成一种技艺修为，即棋道这个词并给其注入内涵的创造者并非创造了围棋的中国而是日本，或者说，是日本人最早将围棋纳入“道”这种文化范式的。此文就是谈论这个围棋文化意义上的棋道的。
经查，最早将一些技艺型艺术纳入表演性范畴并将之称之为“道”的是十五世纪日本的一个能乐剧（日本当时的一种戏剧形式）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世阿弥。他在《花镜》一书中说，“一切演艺之道，从学而悟，各有成佛之道。”
自那以后，日本人便开始逐步将一些追求技艺精湛的多带表演性但也有的具有实战性的艺术形式，如书法、饮茶、插花、焚香祭祀、击剑、射箭、技巧类武技和柔术以及围棋，分别称之为书道、茶道、花道、香道、剑道、弓道、柔道和棋道了，也统称艺道。其中柔道形成于19世纪，棋道文化虽然早有浸润，但大约晚至20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棋院成立并创办《棋道》杂志才算最终形成。由此可见，所有这些艺道都讲究一种独特的程式和礼仪，因此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佛性。棋道也不例外。
日本棋道讲究佛性或禅性，而这佛性或禅性又来自何处呢？我们认可，棋道首先是日本自身文化的产物，但日本文化，尤其是古代日本文化，本来就源于中国，包括文字及各种思想或宗教流派等，所以，棋道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不奇怪。因此，这个问题就要从日本从中国引进围棋的时间说起了。
关于日本最初时何时从中国引进围棋的问题，学界存有不同意见。有隋唐说，也有魏晋南北朝说。但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的《隋书·倭国传》曾说，“倭人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这段记载表明，至少在隋朝以前（隋朝仅在历史上存在了38年——作者注），围棋就已被引入日本而且还挺普及的。那么围棋又是怎么被引进日本的呢？
有学者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中原战乱不已，很多中国人北迁东北或朝鲜，其中“北迁朝鲜的汉人又大量集团式东渡日本，形成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高潮。”（摘自《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陆移民对日本的影响》，作者李建刚 王越，刊载于2009年11期《法制与社会》）。不仅如此，当时日本的倭马台国和后来的大和国都经常派遣使者团与曹魏、西晋、东晋及南朝的宋、梁等王朝接触朝贡，或接受册封。这些访华使团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在如此普遍及大规模的中日人员交流下，围棋如果没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中国移民或日本访华使者团带到日本去那反而显得有点奇怪了。
另据日本自己出版的《大日本百科事典》（1980年版）披露，远在公元1-4世纪间，围棋就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了，而且到了大和时代（公元4-7世纪）围棋已在日本皇家宫廷和贵族之间流行了。结合以上学者研究资料，日本于公元3-5世纪期间从中国引入围棋是比较靠得住的。而这在时间上与公元3-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589年）基本重合。
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围棋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必然要负载着其所流行时代的文化特征。既然日本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引入围棋，那么他们那时所引进的围棋带有浓厚的魏晋时期的文化特色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们会问，那什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色呢？这就要从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具有怎样的特色说起了。但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是魏晋时期的中国文化恰好处于一个亦道亦佛的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汉代，但多在民间，不成气候，那时的皇亲贵族信佛的不多。佛教在中国真正得以大发展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多信佛。其中以梁武帝萧衍为甚。史载这个痴迷于围棋的皇帝也同样痴迷于佛教，他居然曾四次舍身入寺去当和尚，最后当然都是由国库出巨资将自己赎回。不过他也以此方法从国库转移支付了大量的钱财去各地建立佛教寺庙。
据史料记载，仅这个在历史上只存在了50多年的南朝梁国小朝廷就先后在其管辖境内建设了2846座寺庙或尼庵，高峰时期这些寺庙总共吸引或招徕了多达8万多僧尼脱离生产去出家念经拜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国之君居然披上袈裟进入寺庙当和尚并在念经拜佛后盘腿坐在僧房里与人下围棋，那是一种怎样的场景？那不就是中国佛教文化和围棋文化在历史上相互融合的一个时代吗？
有意思的是，日本也正是在南朝梁国时代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引进佛教的（史载，公元522年，中国南朝梁国人司马达等经朝鲜到达日本，结庵奉佛，开始传播佛教。后文有详细介绍——作者注）。当时日本处于古坟时代的大和朝廷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眼里的围棋怎么说也会带有浓郁的佛性色彩的。
当然，国内很多人对此观点会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都认为，魏晋时期的围棋并非带有佛性，而是具有浓厚的道性，即道教的味道。此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成熟形成期也恰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那段时间，中国出现了葛洪和陶弘景等出类拔萃的道教人物。他们反对早期道教的政治化且动辄造反的做法（如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以及太平道和天师道等），承认儒家的君臣父子伦理，宣扬辟邪消灾、炼丹方药和修炼成仙等隐世或遁世思想，而这正好迎合了魏晋时期恶劣政治环境下士人阶层普遍崇尚老庄、消极避世的精神需要。那个时期的士人又大多喜欢下围棋。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围棋具有道教文化的特征也在意料之中。
就哲理而言，围棋文化与崇尚老庄思想的道家文化也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围棋在东晋时就被称之为“坐隐”或“忘忧”。稍晚时南朝齐梁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杂艺》也说，“围棋有坐隐、忘忧之目，颇为雅戏。”围棋的很多传说也都与神仙和隐逸之士有关。而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和山林隐逸并以去做一个隐士而感到高尚（道家代表人物如老子、庄子和杨朱似乎都是终身不仕的隐士或半隐士——作者注）。在险恶的政治和官场环境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很有市场，而希冀做一个隐士的想法在那些喜欢下围棋且宦途不得意或渴望遁世避祸的士人阶层中也很具有代表性。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围棋带有一些道教的色彩，或叫道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以上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围棋应该同时具有亦道亦佛的双重宗教文化特性。而日本又恰在此时从中国引入了围棋。那种亦道亦佛、注重于弈者品格修为的围棋文化内涵也会附着于围棋之上被引入日本，使之一开始就成为日本围棋文化的重要特点。可以说，作为一种综合性技艺修为文化的棋道概念虽然最终形成于日本并得以发扬光大，但在其被日本引进和形成之初就已带有了中国道教与佛教文化的那个DNA，或叫中国围棋文化的底蕴了吧。
然而，日本这个民族在引入外来文化时并非照搬，而是有所选择和筛选。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在经朝鲜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就摒弃了道教的清静无为和炼丹避世的教义，但却吸收了道教的神仙崇拜和讲求仪式的部分，并将其与日本本土的巫术和敬神风俗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神道教。但对于教义比较成熟且早已形成体系的佛教，日本人则多是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接受和信奉了。
即便如此，成书于公元720年史书《日本书纪》在《用明天皇前纪》中说：“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在《孝德天皇前纪》中则记载着“（天皇）尊佛法，轻神道”。这表明，到公元6-7世纪时，佛教与神道教在日本皇族中虽曾在历史上比肩，但仅隔了一个世纪不到（约70多年），体现了道教教义的神道教在日本宫廷还是逐渐失势了，佛教占了上风。
据日本11世纪编撰的《扶桑略记》记载，一位南北朝时期的梁国人司马达于公元522年（“第二十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即公元522年2-3月份——作者注）带着佛像经朝鲜来到日本，并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造了日本第一座佛教寺庙。这是佛教及其佛像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而梁朝归化人（指入籍者——作者注）司马达也因此被奉为日本佛师之祖。
后来到了13世纪初，日本僧人荣西两次来中国，受传中国禅宗的临济心法，归国后大兴临济禅宗，从此，日本禅宗便开始形成，其最早的宗派就是禅宗的临济宗。荣西和尚那两次访华不仅从中国带回了佛教禅宗思想，还带回了中国从北宋时期就开始盛行的点茶（即一种将绿茶磨碎后用沸水点冲后再注水泡茶饮用的饮茶方式——作者注），经过日本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就逐步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即最早的茶道。
早在平安时代开始，围棋在日本就已经非常普及。从天皇到武士阶层又到僧侣阶层，整个上流社会都非常喜欢下围棋。武士阶层下围棋可能会导致玩物丧志，削弱国力，据说有天皇还曾经因此下过围棋禁止令。但是僧侣喜欢下围棋就没有这些禁制。
与中国和尚一样，那时的日本和尚每天除了诵经念佛，饱食终日之余无事可干，而围棋则恰好可以充实他们原本空虚的生活。这也为和尚们专心研究和发展围棋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一本围棋书《棋式》就是平安时代的一位大德高僧——宽莲法师撰写的。而这位宽莲法师还是日本最早被称之为棋圣的人。
禅宗主张人的“心性本净，佛性本有”，“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等。日僧荣西在将禅宗传到日本后，还撰写了三卷《兴禅护国论》，提出禅宗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在于护国安民。他在书中转引《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说：“佛以般若付嘱现在未来世诸小国王，以为护国秘宝。其般若者禅宗也。谓内若持戒人，则诸天守护其国。”（该经书分二卷，由唐代佛学家、斯里兰卡人不空法师所译，主要讲述了“仁王护国”的故事和道理，所以又称《仁王护国经》。仁王是对印度当时16个国家国王的尊称——作者注）。这就把禅宗与国家的关系紧密结合了起来，
为此，佛教禅宗得到了当时日本幕府将军源赖家的信奉和支持，于是也很快为日本的喜欢下围棋的武士阶层所接受和信奉。禅宗常说的偈语“平常心是道”也就此逐渐融入了围棋文化之中。武士阶层信奉禅宗后，受到了禅宗以心印心，见性成法等教义的熏陶，而这对于后来日本武士道慈悲、礼让和坚忍等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武士道这个词与棋道一样，形成也比较晚，直到20世纪初日俄战争前后才出现，最初还是日语英译谐音（BUSHIDO），多年后才逐渐被日本人及世人所知晓。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日本围棋从一开始就渗入了佛教禅宗的理念，而通过打坐达致“拂尘看净”、“慧念息想”以及“随缘任运”等悟禅之目的更是逐渐成为日本棋道文化的核心成分了。
其实平心而论，拉拉杂杂说到现在，我们也只是在说日本棋道的文化内涵及其来源，或者说，我们只是在分析日本人所创立的棋道本身的概念。因为棋道这个词，不仅中国古代基本无人提及（除了文头说到的宋代诗人陆游在他那首五言古风（五律？）第三句“画烛争棋道，金尊数酒筹”中提及“棋道”这个明显是指围棋目数的词之外，中国其它古籍或诗文中再无提及棋道一词——作者注），就是日本也只是到了21世纪20年代日本棋院成立之时出版那本刊名为《棋道》的杂志时才首次提出了“棋道”这个词。
但是此时，由于日本棋院首次推行了围棋职业段位制度，举办了大手合围棋比赛（日本棋院的升段赛），鼓励棋手通过公开比赛自由争锋，使得围棋在日本社会实现了普及化，先后产生了木谷实、吴清源和藤泽朋斋等具有现代围棋意识和崭新棋道理念的棋手，也迎来了日本围棋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日本棋道虽然仍旧带有原有的那些佛性或禅性，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即从官定世袭的所谓“棋所”制度走向了社会和市场，同时也促进了围棋基于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大发展。
最近，我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了两篇谈及围棋之道及其段位和棋品的文章和两首诗，即《围棋之道的变迁与座子制度》和《杂谈围棋段位和棋品》以及七绝《棋道》和五绝《棋品》，就有不少朋友阅读后便以各种方式与我讨论起有关棋道和棋品的问题。
这些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认为现代围棋已经过于商业化，忽略了棋道的真正含义，即忽略了对弈者的棋品和对围棋禅性的领悟，致使棋道沉沦；其次就是认为，人工智能（AI）的出现让围棋进入了一个比拼算力的时代，就算力而言，人是下不过AI的，因此现代围棋应该重拾棋道精神，让围棋回归其禅性并重视棋品才是，等等。
对此两种说法，我的意见是，现代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性智力运动，这时的棋道核心就是通过比赛以较量出弈者棋力而非棋品之高低。职业围棋的精神或叫现代商业围棋的“棋道”精髓就是通过强大的计算力战胜对手。可以说，现代的基于棋力的棋道与古代中国或日本的基于棋品或禅性的棋道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业余围棋依然可以带有禅性并关注棋品，因为人们学习围棋既可活跃思维，亦可修身养性。但是作为职业围棋，以胜负论英雄的竞争性才是现代围棋带根本性的棋道精神。
至于人工智能（AI），即阿尔法Go的出现并战胜了人类几乎所有顶尖高手一事，并非必然导致棋道的没落，相反，人类如对人工智能加以合理利用还可有助于自身计算力即棋力的迅猛提升，更好地去充实和丰富棋道的内涵。自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人类对自身以及对大自然的认知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我想问的是：人道都在进步，棋道为什么不能鼎故革新呢？让围棋再倒退返回到过去那个充斥了禅性甚至道性的棋道时代，可行吗？
顺便说一句，我倒觉得近些年日本围棋的落后不能不说与其墨守成规，依然固守那种依旧带有禅性、仍在追求一种带有朦胧美感境界的陈旧性棋道且不知变革有关。而韩国围棋在阿尔法Go全面打败和压制人类棋手之后的再次强势回归，则不能说与他们一直谦卑地以AI为师，潜心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棋力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继承旧有的棋道精神基础上，现代围棋的棋道正向我们慢慢撩开其神秘但颜色和质地却都很平淡而普通的面纱，逐步显露出其基于AI的协助已经或即将形成的更加强大的计算力，即棋力的内核。在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人工智能面前，职业棋手们也都应向韩国棋手那样，放低自己的身段，认真学习其自身也在不断学习围棋的AI对围棋的理解方式，加快提升自己的棋感和棋力，这才算真正领悟了现代围棋的棋道之精髓。
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围棋人工智能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围棋的那种幽玄的神秘感也越来越少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年轻围棋高手们均开始模仿和学习AI，用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如判断某步棋的胜率大小而不是目数多少，去下围棋或研究围棋。囿于计算力，AI判断出的最佳胜率落子点，或许职业棋手不一定能全部搞清楚，但一定能前所未有地扩大围棋高手的视野。
可以预料，随着人工智能人机合一趋势的发展，未来的围棋之道，即文化意义上的棋道精神还会发生更加巨大的变化。但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现在还难以想象，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