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威化动力
1、刘军宁与胡鞍钢
那天我们去吃饭，军宁当司机。车上的乘客，除了我们几个人外，还有几捆书。那些书是军宁从政治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拿回来的，他从那天起，不再是那个所的研究人员了。我一直以为这是军宁自己的选择。去年（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他做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批准。我已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个“批准社会”，你要想逃避“批准”，只有一个选择：放弃体制内的职位。这在1978年前，意味着死路一条；在今天，对有独立生存能力的人来说，则意味着获得自由。所以，那天我们还向军宁表示祝贺，他主张自由主义，现在获得自由，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他就可以到哈佛做访问研究了。他还开玩笑说，到美国后要和我合租一套公寓。
今天我上多维新闻网，看到一则报道，说大陆在开展“新反右运动”，有四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官方处理，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开除，全都被禁止在官方控制的出版社出书或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们是李慎之、茅于轼、樊纲、刘军宁，是当前中国大陆老中青三代才子。这时我才知道，军宁是被开除出官方政治学研究所的，当然，这个消息还要核实。已经核实的是，官方的光明日报已经展开对刘军宁不指名的批判。
于是，我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个学者，在国内名声也大，他叫胡鞍钢。他被认为是所谓“新左派”在国内的一个代表，其实他长期从事中国国情与国力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官方给他与刘军宁的待遇形成对照：
一是出国：刘军宁是别人邀请，别人给钱，让他做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官方不许他去；胡鞍钢于1991年被官方派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钱是中国科学院资助的。
二是发表作品：刘军宁的文章不仅中共中央一级报刊不予采用，就是被称为“天高皇帝远”的沿海省份发行的周末性报纸《南方周末》，在发表他的作品时，也胆战心惊，该报原主编本打算给他开个专栏，专栏没开成，主编下台了，当然不能说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而胡鞍钢的文章就象是中国道路上的警车，所到之处，只会遇到绿灯。他于199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惊呼：“我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弱中央’的境地”，呼吁“今后必须通过逐步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办法来发挥中央政府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三是“中央的主导作用”：刘军宁，我们已经知道，被中央发挥主导作用开除出了研究所；而胡鞍钢请和他一起写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合作者王绍光博士回国在京作报告时，中央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财政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接见了他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China Daily》、《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都报道了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调阅了报告全文[ii]，听起来，风光无限。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官方给人的待遇上的差别，那就略有不妥了，官方只是给不同的主张以不同的待遇，它从来都是“只认观点不认人”，它对刘军宁的不悦和对胡鞍钢的喜爱，反映出当局对他们俩各自研究、坚持和传播的不同观点以及观点背后的理念，有不同的偏好。
2、资源动员偏好
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后，都不喜欢自由这个词，当然，就自由的现状而论，一个曾经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另一个曾经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既听说过“权力下放”，也听说过“反自由化”；1949年以后，中央就喜欢以各种手段“汲取”（胡鞍钢和王绍光用语）财政，对城市不用说了，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在自己手里，想怎么“汲取”就怎么“汲取”；对农村，则发明了工农产品“剪刀差”，用低价统购统销政策，把农民的剩余产品、有时是必要产品统统剪走；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剪刀，一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剪刀，把统购统销之外“自留地”里的“资本主义尾巴”剪干净。
并非只有执政的共产党才喜欢“汲取”财政。不久前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吸引人的是层出不穷的宫廷阴谋，还有雍正皇帝“汲取”财政的能力。电视剧大书特书的是，在雍正上台时，库银只有几百万两，到他驾崩之时，库银猛增到数千万两，这其中，还有曹雪芹家的家底。真得感谢伟大的雍正，抄没了荣国府和宁国府，否则，曹公子一直沉迷风月，我们哪有《红楼梦》看？
也并非只有中国的统治者才喜欢“汲取”财政，才要增强国家实力，美国政府一样喜欢“汲取”财政，我在美国一美分收入都没有，但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成了纳税人：我买一本博尔赫斯的诗选，就给美国政府缴了1﹒5美元的消费税。
不仅是中美两个政府有“汲取”财政的偏好，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此偏好。你要寻找一个没有“汲取”财政偏好的政府，就像寻找一只没有鱼腥味偏好的猫一样难。所不同的是，国家越大，“汲取”财政的偏好越强。道理很简单，大国的统治费用高，公共工程巨大而且众多。像美国，要做世界霸主，美金、美军、美物、美女到处送，没有“汲取”财政的能力成吗？
一个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我们称之为“资源动员能力”；“汲取”财政的偏好，可以称之为“资源动员偏好”。一般说来，一个专制政府比非专制政府的资源动员偏好强，其资源动员能力也强。一个政府越专制，其动员资源的速度就越快，动员的程度也越深。比较一下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就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直到珍珠港被偷袭后，才建立起战争动员体制，而苏联，只要斯大林一声令下就行了。民主体制下，任何对资源的动员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要经过一整套复杂的批准程序；而且对资源的动员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损害私有财产，而专制程度深到当代僭主全权政体的程度时，这个限制就不存在了。德国纳粹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没有取消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它只是取消了德国境内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将它变成战争资源：取消犹太人生命，变成德国人的精神武器；取消犹太人财产，变成德国人的物质武器。
3、权威化的国家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有一个小结：一个国家越大，资源动员偏好越强；一个国家越专制，资源动员能力越强。一个专制的大国，既有强烈的资源动员偏好，也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一个国家如果版图变大了，或者说统治的区域扩大了，还可以用我推荐的术语说，权威距离扩大了，它的资源动员偏好就会增强，随后，它就会通过提高集权程度或者说扩大权威落差来增强它的资源能力，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一假说：权威化假说。资源动员偏好不仅是推动一个准备扩张的国家，也是推动一个扩张后的国家权威化的动力。
扩张前的国家通过提高资源动员能力来增强扩张力，扩张后的国家通过增强资源动员能力来加强社会的向心力。一个财政拨不出军费，或一个没有公共福利资金的政府是没有向心力的。资源就像磁铁一样，掌握在谁的手里，人民就象铁屑似地向他集中。
我们曾经说过，国家越大，离心力也越大。消除离心力有两个办法：一是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资源动员偏好；二是消除，至少减少社会的多元化，这就是一元化偏好。一个一元化的社会容易扩大和保持权威落差，把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转变为行政关系，最高权威就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皇帝或僭主是九天之上的瀑布，人民是九天之下的沙石，权威顺流而下，其势不可挡，当之者溃。
现在我们清楚官方不喜欢刘军宁的原因了。他鼓吹自由主义，鼓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增加的是离心力倾向，把社会导向多元化。和刘军宁一起受到批评和处罚的据说还有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樊纲，他们的“罪名”是一直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当局不知道的是，自由市场机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行政组织形式的社会粘合剂，美国当年如果不是得益于比较发达的国内统一市场，就很难建立统一的联邦国家，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的版图从东海岸延伸到西海岸。
不错，自由是一种离心力，但它离开的是传统的一个政治权威中心，但对于多元的发达经济中心来说，它是一种向心力：资源和人才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动。美国是世界各国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人民不仅没有流开它，世界各国移民反而像潮水般地向美国涌来。
我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到广东调查，省委宣传部汇报“精神污染”的一个典型材料，就是广东某地有5个农村姑娘，想逃到香港，没有能如愿，一起站在珠江大桥上跳江自杀。她们的遗言是：“活着到不了香港，死了也要让尸体漂过去。”大有伍子胥死后让人把自己的“遗头”挂在城上，看着楚国军队开进姑苏城的悲壮和凄美。这就是自由的吸引力，和旧政治权威的离散力。
这是当代话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民主制发明以前的前现代化大国的偏好，或者是没有现代意识的大国领导人的偏好。对于一个突然扩大了版图的大国来说，它的资源动员偏好和一元化偏好都会增强，从而把它推向专制。推向专制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这个社会或者将发生权威化的向心运动，或者是一元化的整合运动，或者是一种更有力的权威本位替代一种分崩离析的旧权威本位（这通常都是神权替代父权），或者是权力与威望向中央和个人集中。总之，权威化倾向，偏好的是权威的效率，而不是公平。
4、权威极大化假设
现在我们简要说明一下权威化的个人动力。
经济学上有个“经济人”假设。简单地说，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都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使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没有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其他原理都成了无皮之毛。
在政治学上，也有假设，我们不妨称作“政治人”假设。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经济活动不是独立活动，他因此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iii]，这意思是说，人本性上是政治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追求“善”。由于城邦或国家的“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iv]，所以政治人追求善，就是要参与城邦政治。如果说经济人的目的是利益极大化，则政治人的目的就是“政治参与”极大化。
这是城邦公民时代的政治人。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则是一个君主或僭主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里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在政治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追求权力的。使权力最大化，被奴役最小化，是政治人的目的。我认为这个假设，使政治学更接近价值中立的科学体系，而不是伦理学。
从这个假设出发，有权的君主或僭主，受权威极大化驱动；无权的人民或平民，受自由极大化驱动；有选举权的公民，受政治参与极大化驱动。本节只涉及权威极大化问题。
有一个哲人说过，人与人是可以合作的，但那是上帝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合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上帝，别人是仆人。
只要有可能，人人都想做上帝而不是仆人。这也说明，任何人都可能无限扩张权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人民；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有君主和僭主的暴政，也有贵族和人民的暴政。
对权威极大化愿望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基本约束：一是有同样欲望的别人的权利约束，二是资源约束。这两个约束限制了权威落差的无限扩大和权威距离的无穷扩张。但权威落差扩大，能使资源约束软化，因为动员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权威距离的扩张，能使权利约束松弛，因为扩张不仅使君主或僭主威望膨胀，而且，他践踏外国主权和人权的暴力，很容易用在本国人民身上；他从国外获得的资源，也可以用来加强国内统治。
一个国家的君主或僭主在扩张之后，作为国家的人格化，受资源动员偏好和一元化偏好驱动，加强社会向心力，提高权威落差；作为政治人，受权威极大化驱动，要扮演人间上帝，扮演救世主，想拥有无限权威。
可以将“权威化假说”描绘如下图：
这就是说，当权威距离从A点扩大到A’点时，权威落差就有从B点上升到B’点的倾向，而自由有从C点下滑到C’点的危险。
这就有点像瀑布，悬挂越高，水流越远；也像长江大河，要想奔腾到遥远的海洋，只有发源于海拔极高的唐古拉山和可可西里山；如果你只发源于韶山或交城的山或别的什么小山，恐怕连湖泊都到不了，遑论海洋？山高才能水长，权重才能治远，这是传统大国逃避不了的逻辑。
这也有点像灌溉系统，你原来灌溉的面积是A，现在要灌溉2A，灌溉距离也更远了。那么你既要提升水位，或加大水压，还要增加水流量。提高水位或水压好理解，就是扩大权威落差；增加水流量，在既定的权威本位下，是提高资源动员能力，通过扩大权威落差来实现；如果在既定的权威本位下，权威落差难以扩大，那就要转换权威本位，扩大权威资源，增加权威流量。中国秦帝国就是想同时做这两件事，但它只做成了一件半：极大地扩大了权威落差，这是一件；摧毁了旧的权威本位，但没来得及建立新的权威本位，这是半件。
二，秦国：被扩张推向专制顶峰
1、第一次推动
从秦族到秦侯，从秦侯到秦王，从秦王到秦始皇，秦人一直处在第一假说（权威化假说）和第三假说（扩张假说）的循环推进中，用中性的语言说，这是“专制-扩张”的循环推进；用道德判断性语言说，这是“暴政-侵略”的恶性循环。
虽然秦人自称有一个神圣的起源（玄鸟蛋和舜禹二帝的助手），但到了酋长非子的时代，虽然被周王封为“秦嬴”，但一不是贵族，二没有大块封地，三地处蛮荒偏远之甘肃天水一带。更值得一提的是，秦人干的活和孙大圣在天上干的活一样，都是弼马温：受封之前在野外牧马，受封之后在周王的马厩里养马。也许养马者对拍马和骑马都很内行，善长于溜须和打战，到了秦庄公时，秦的统治者就有实力自称起“公”来。开始应当是自封的，但到了秦襄公派兵抗戎，援救周平王时，周王为了报答秦，就承认了它的诸侯国地位。
或许和征服西戎广大地区和晋国黄河以西大片领土有关，秦国的统治疆域和权威距离突然扩大，有了最初的资源动员渴望和偏好，使它成了春秋诸国中最早（公元前688年）设立县级行政单位的国家[v]，而且在公元前408年就首次开征谷物税[vi]。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非同小可，这就是中国土地上不是最早也是很早的“汲取”财政的体制，也就是中央集权的资源动员体制：社会剩余产品从领主手里到了政府手里。县，应该是征收谷物税的接近基层的政权单位。这是秦国开始强大的基础，也是征服对秦国权威化的第一次推动。
这次推动的最大成果是商鞅变法。商鞅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扩大权威落差，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农战”政策，把秦国的整个制度转变为战争体制，把几乎所有的剩余产品都动员为战争资源。
具体的措施是：1、在政治上，把大部分领土分成31个县，县令应当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世袭贵族权力，便于征收税赋；
2、在经济上，基本废除井田制，改用阡陌制，全面用国家税收代替向世袭贵族交的劳役，同时降低了农民对领主的依附程度，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3、在对国民的控制上，发明了“连坐法”，以5家或10家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成员犯法，如不告发，全体治罪，这不仅是要鼓励全民做奸细，也是为了瓦解家族纽带；
4、在爵位授予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爵位制，最优先获取爵位的人是“杀人狂”，当然是在战斗中屠杀别国的战士，一天提一颗头回来就进爵一级（韩非子：“日斩一首级者爵一级”），这可以叫“首一级，爵一级”制度。后来，缴纳一定数量谷物给政府的人，也可以获得爵位，这就出现了不少“大兵爵爷”和“农民爵爷”。商鞅可能嫌这项措施对血缘和父权本位权威摧毁得还不够，他还禁止父亲和成年的儿子或成年的兄弟住在一起，否则要科两倍以上的赋税。他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成年男子不是变成战士，就是变成农民，前者去征服，后者提供给养。
商鞅的改革，从根子上拔掉了父权本位权威，建立起了以暴力为过渡本位的专制僭主政体。但是，这种僭主政体是以扩张为取向的，和秦统一全国时的取向不同。我们可以把战争取向的僭主政体称为军国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战争机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国主义国家。
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经过100多年的积蓄内力，苦练内功，秦国已经强大到天下皆轻我独重的程度；经过10年东伐西讨南征北战，魏、赵、韩、齐、楚、燕六国像气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灭齐，前后10年，秦国的版图扩大了3倍以上（见图二）[vii]，接着它又把原来楚国的实际控制线向南延伸了500多公里，一直到达南海边，使其统治的幅员又扩大了近100万平方公里；蒙恬的大军还从匈奴那里攻下了黄河北部河套的鄂尔多斯地区、更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以及西北即今甘肃省兰州等地（见图三）。
图二：秦帝国统一前的中国版图
图三：秦帝国统一后的中国版图
2、第二次推动
秦帝国的这个国土面积，应当比周王朝建国时的面积大好几倍。在周王分封诸侯最详尽的55国名单里，就没有见到巴国、蜀国和越国，秦、楚都还称不上国，只是小封地，附庸氏族。不论把这个名单拉多长，被秦后来征服的西戎12国和蒙恬征服的北方地区肯定不在其中。实际上，被周王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集中在今天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河南省、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内，在长江流域的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内，只有随、厉、向和吴等姜姓和姬姓的小支后裔[viii]。
这样庞大的帝国，它的权威距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于是开始了对秦帝国权威化的第二次推动。战争虽然结束了，敌人并没有减少。过去是六国和秦对抗，现在是所有亡国奴跟秦对抗；过去是六国和游牧民族匈奴对抗，至少是赵国和燕国与秦一起对抗，或各自对抗，现在只有秦军独自对抗了。国外的敌人变成了国内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成了秦统治者一家的敌人。虽然战争体制结束了它的使命，但权威落差不仅不能降低，还应当提高：要动员更多的资源来监视和控制人民，去打击和防卫匈奴侵扰，还要修建天下的道路，以保证秦军畅通无阻地迅速到达全国任何出现造反和叛乱的地方；还有水患要治理；当然，并非不重要的是，要充分享受一下，亘古未有的皇帝，要尝亘古未有的欢乐。
首先被推动的是秦始皇帝的个人权威，又是“皇”又是“帝”，而且还要“始”，这些过去只能加于三皇五帝的至高无上的称呼都加在了他一个头上，以显示他功兼三皇，德超五帝。这些好辞被秦皇用绝了后，到了毛泽东，就只剩下辞藻的叠加了，什么“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到了这时，中国人的文字和生活都贫困化了。由于这个推动，第一项权威落差，即君臣之间的权威落差就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秦始皇对群臣及其家属甚至整个家族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并且有任意选择处死方法的权力。也就是说，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凡是他能想象出来的权力他都拥有。
其次被推动的是自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制度的权威，除了“提头请爵”的制度外，商鞅制定的大部分专制制度被保存下来甚至得到加强和扩大：郡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连坐法”和酷刑制度被放大到全帝国。第二项权威落差（中央和地方的权威落差）和第三项权威落差（政府和人民的权威落差）也都达到了极限程度。
3、一元化
整齐划一，一元化，是任何专制制度的精髓，一个社会越整齐划一，人民越容易处于无组织的原子状态，一盘散沙，就越不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国家越大，权威距离越远，越要整齐划一，这样统治一个大国就和统治一个小国同样简单，此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一解。就像箍一只木桶，要想箍好，箍结实，要满足三个条件：桶板要同质，一块松木，一块檀木，不行，膨胀系数不一样，容易开裂；桶板要一样宽，有的宽有的窄，箍出来的桶就不圆，容易破损；桶板要一样厚，厚的厚，薄的薄，薄的地方容易坏。
一元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僭主一个不被任何人超越的“全能第一”的最高权威感。一元化，就是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按政治标准来排队，他在这个方面排在最前面，也就是在一切方面排在最前面了。不像现代社会，衡量社会的尺子是很多的。克林顿是总统，在一段时间里，在行政权力上排在美国第一，但网球排名比不过桑普拉斯和阿加西；资产排在另一个比尔之后；论全球崇拜者的拥有量，他肯定输给乔丹；虽然莱温斯基对他有“性”趣，但迪卡普里奥身边的温香软玉会更多。
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皇帝和僭主不能忍受的。他不仅政治上要一元化，美色上也要“一元化”。秦始皇征服六国之后，下一个战役就是征服六国嫔妃。他的另一个战场是胭脂成河，霓裳成云的阿房宫。这场战争他不幸没有打赢，他后半生篤信“采战之术”，可惜大败亏虚。不能搞三宫六院，也可能是一代雄主毛泽东的一个遗憾。后来关于他风流韵事的种种传闻，不过是他想弥补这个缺憾的一些努力。对于他，玩弄女性，可能只是对他无限征服欲的一个满足。如果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可靠，一个从毛泽东卧室里头发散乱地奔出来的女人关于“毛主席什么都伟大”的叹息，应当使他满足。
再说秦始皇。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在政治一元化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先是搞有点现代意味的“公民”身份一致，消灭任何旧贵族，把原六国的官员、贵族和富人共12万户，统统迁到首都咸阳，加以“监视居住”，没有听说把他们定为“坏分子”，在这点上，毛泽东比秦始皇更有创造性。
接着是全国“手无寸铁”化，销毁全国人民手里的武器；接着是全国“不设防”化，拆毁各国城墙和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工事。这一点，毛泽东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他不仅销毁了人民手里的所有“武物”，还几乎完全销毁了中国境内的“文物”，包括他自己首都的城墙。
接着是文字改革，统一并大大简化了文字的书写形式。毛泽东在这方面又做了秦皇的学生，他在北京登基不久，就推出了第一个简化字总表。我没有弄清楚的是，简化字和专制统治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有多大。
再接着是统一货币，统一车辆的宽度，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人民的思想。为此，把法律农医等技术以外的书都烧了，把著名的学者和读书人都“坑”了。从此以后，秦国的法律就是全国人民的课本，秦国的官僚就是全国人民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本人是全国人民的总教师，其他的老师不被打死，就进了“牛棚”。
4、资源耗竭而亡
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之后，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最大限度动员全国资源了。秦始皇在他一生中开始和完成的巨大工程和战役是骇人听闻的。就战役来说，有六国之战，有统一中国南方之战，还有对匈奴的战役。秦帝国初建时的军事力量应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强悍的匈奴被蒙恬一战打得逃逸千里之外，而后来逃到欧洲的一支匈奴，居然所向披靡，攻占罗马，成为奥匈帝国的创始人之一。
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国最著名的三条水渠，其中郑国渠和都江堰是统一前修的，南方的灵渠是统一后修的。道路建设是一个更大的工程，据估算，秦修筑的道路总长度为6800公里，据《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这个长度，比吉朋估算罗马时代，从苏格兰境内的安东尼斯墙通到罗马，然后止于耶路撒冷总长为5984公里的道路还要长近1000公里。比这个还要著名的工程是万里长城，动用了30万人，费时10年；和长城同样有名的是阿房宫，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钱更多；比长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骊山陵寝，动用了60多万民工。
考虑到这些工程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可以设想，当时从战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国成年男人，大概如果不是在长城工地上，就是在道路工地上或者宫殿或者陵寝工地上，要么就在塞外的战场上，或者在长城的边防线上，或者像陈胜吴广那样，长途跋涉在奔赴战场、工地和边防线的旅途上，还有些拖家带口跋涉在被逼迁徙的路上，在田间的可能只有老人孩子和妇女了。还有些妇女，像传说中的孟姜女，送寒衣，做了这些工程的哭哭啼啼的后勤人员。更多的死于非命。
进行这些战役和工程，有统治一个大国必须做的，有秦皇好大喜功想要做的，有纯粹是为了劳民，折腾老百姓的。为什么要折腾？让老百姓没有一刻休闲，他们就没有时间想亡国之恨、奴役之辱，疲于奔命，没有精力反抗。需要提到的是，秦始皇的折腾和毛泽东的折腾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建设性的折腾，至今还留着引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还有造福后人的三大名渠；毛泽东的折腾则完全是破坏性折腾，打东砸西，战天斗地，毁灭了文化，也破坏了自然环境。他的折腾，是贻祸子孙。
但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统治残酷到一定限度，就会起反效果：大大降低人民的反抗成本和死亡成本，使造反和战死反而有利可图。如果犯罪必须腰斩、车裂、挖鼻、割丸、凌迟，那战死在疆场就是一种福气；如果去战场、工地也是死，不去也是死，像陈胜等人面临的情境，那就不如揭竿而起，不会有更坏的结果了，但却有更好的可能，比如称王封侯。
秦国就是死于自己的暴政，死于它对资源的过度动员，耗尽了自己的精力。等到叛乱发生时，伟大的秦国军队，只能靠骊山工地上的犯人去打战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残酷暴政等于自杀。
三，罗马帝国：被躯体逼大的脑袋
1、好战的“民主”
“权威化假说”最让我激动的，还是它可能具有的对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这一过程的解释力。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一个民主共和国怎样由于扩张而走上了专制僭主制度的危险道路。有人说，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这个结论可能经受不住这个案例的检验。除非，第一，你不承认罗马共和国是民主国家[ix]；第二，“两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战争”这句话的含义不是指“民主国家没有侵略倾向”，而只是指民主国家不侵略或不想统治另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后者，对英美之间的独立与反独立战争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罗马共和国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侵略倾向最强的国家之一，孟德斯鸠肯定是赞成这一看法的，在他看来，罗马是一个以战争为业的城邦。他写道：“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功业显赫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愿意进行战争的。因为它经常不断地被人民的申诉和请求所苦，因此为了使自己摆脱人民的困扰，它就设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对外事务上去。
“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办法。”[x]
孟德斯鸠作为高卢人的后裔，对罗马人的评价可能有过分之处，但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好战的民族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可能有助于提高它的侵略性。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是：罗马在王政时期不如共和时期扩张性强。孟德斯鸠的解释是：“罗马把国王赶跑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这一点也是使它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间，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间了。”[xi]
经过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罗马共和国渐渐完成了它征服世界的冒险大业。《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人爱德华﹒吉本也说：“罗马疆域的扩张在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时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时主要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员的积极的好胜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罗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来的罗马皇帝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xii]
2、半截子帝国体制
那么，罗马取得的“大片土地”有多大呢？“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xiii]
在这片土地上，至少曾经存活过6个庞大的国家：迦太基、希腊、马其顿、埃及、叙利亚和安息。在凯撒时期，还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南北的高卢，后来又征服了不列颠。除此之外，整个意大利境内的各民族，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时候的罗马共和国，用孟德斯鸠的话说（他的话总是富有魅力），就“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xiv]即使这样，这个脑袋也是过小了，和它统治的庞大躯体相比，有点不够用。崩溃前的罗马共和国，是个十足的政治恐龙：小小的脑袋，巨大的身躯。没有什么是它的敌手，除了它的庞大。一个动物过于庞大，对环境的适应性就很差，自身协调性也很低。庞大的代价，是失去自身的自由。这也可能是某种报应，让别人失去自由的人，最终自己也没有了自由。
虽然体制不同，中国汉代也遇到过帝国的头和屁股不成比例的问题。汉高祖把“西汉帝国股份有限公司”约70%的“股权”（即土地）分给了7个国王，导致了著名政治思想家贾谊的忧惧。他指出当时的政治病就是帝国的脚趾头比脚踝大，小腿比大腿粗，甚至比腰粗。如果不让帝国的下半身消肿，战乱难以避免。
晚期罗马共和国的疾病比早期汉帝国还要严重。汉帝国只是头轻脚重的问题，罗马除了这个问题外，它的“头”和“身体”很不般配：“头”是城邦共和国的“头”，“身子”是庞大帝国的“身子”。在罗马城里，贵族、平民和军事集团三大阶层互争统治权，国无宁日；在行省里，是总督实行绝对的集权统治，总督在任期里，拥有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如果不集权，被征服的行省就会动乱不已。但集权，使被征服行省的财富更多地被总督和他的代理人拿走了，没有被“汲取”到中央政府手里，大量的军队和退役军人仍然要靠剥夺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供养。这种“半截子帝国”体制，也就是说，“戴共和帽，穿专制靴”的体制，或者说，一个共和的中央政府嫁接在集权的地方政府之上的体制，在当时是很难成功的。
问题就出在罗马中央共和政府的小脑袋经常“神经分裂”。无限扩张的征服事业，给罗马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贫富分化；带来了凯旋，也带来了荣誉和权欲同时膨胀的将军。执政官在过去是不拿薪水的义务职位，在今天则是拥有世界的主人。阶级分化和军事首脑介入冲突，使中央政府从不同利益和阶层相互制约的权力机关，变成了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机关；本来是协调冲突的权威机构，如今成了冲突的起源和内战的策源地。共和派和平民派各有自己的军事领袖，各自向他们控制的行省发布指令，参与内战。这是自己的左手砍右手，右脚踹左脚。
3、脑袋改造不了身体
伟大的罗马人起初并不想建立自己一个民族的专制帝国，他们曾试图用脑袋来改造身体，具体做法就是扩大罗马公民权，把共和制度向外扩张。当他们首先把公民权授予全意大利居民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公民权不出罗马城的时候，公民和士兵是一致的，所有的士兵同时也就是公民。每个执政官都征集军队，每个公民如果不是当前的士兵，就是下任执政官的士兵。士兵与公民利益一致，战利品在士兵中间平均分配，也就是在公民中间平均分配。
更重要的是，出任将军的执政官的利益与士兵一致，也与公民一致：公民选举执政官，等于士兵拥戴自己的将军。战功是当选的主要依据。
等到其他意大利人获得公民权后，公民权就像一杯浓咖啡被非罗马人稀释了。同时被稀释的还有罗马人的爱国精神和自豪感。另外，士兵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薄弱，一方面，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士兵越来越多地留在所征服的地方驻守，慢慢丧失了公民感情，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就渐渐让位给了掌握着他们命运的将军；另一方面，公民群体的扩大，使士兵利益和公民利益开始分离：士兵的战利品包括土地，要被外邦公民分享，公民们选择的执政官，不一定是士兵拥戴的将军。
这样带兵打仗的执政官，就不再是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而是士兵的将军；士兵也就不再是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而只是苏拉、庞培、凯撒的士兵。战利品越来越多地“就地消化”，不运回国内了。因此，苏拉远征亚细亚时，第一次取消一切军纪，放纵军队抢劫，就可以理解了。士兵可不想被外邦人剥削。“老子在前方卖命，王八蛋你在后方享福！”这话不仅今天的士兵会说，古代的士兵同样会说。
这些和扩大了的共和国离心离德的军团进驻行省时，行省离心力也加强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越来越不知道驻扎在外省的将军到底是国家的栋梁，还是国家的敌人。这种担心先是促使元老院和人民选择没有军事独裁倾向的人做执政官，接下来引起的反应自然是将军们把他们治下的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罗马，以便操纵选举，这就加剧了将军与元老院、罗马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都想控制国家的将军们之间的冲突。当冲突不能用选举和阴谋诡计解决时，内战就是唯一的选择。
对这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世界文明史》的作者有一个小结：“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到公元前30年前后时期，是罗马历史上极其动荡的一个时期。在这些年间，国家收割了在征服战争中播下的暴力种籽所长成的全部庄稼。严酷的阶级冲突、大屠杀、敌对独裁者之间的疯狂斗争以及战争、起义，此时经常发生，司空见惯。甚至奴隶也参加了这场大动乱。”[xv]
看来，脑袋改造不了身体，只有用身体来改造脑袋了。
4、共和国死于庞大
最早意识到要用行省的身体来改造罗马脑袋的，是共和国后期共同执政的“前三头”克拉苏斯、庞培和凯撒，以及“后三头”安东尼、屋大维和列庇都斯。他们都在各自治理的行省里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进攻罗马，给脑袋动手术，把行省的独裁制度引入中央政府。
主刀的是凯撒。凯撒击败庞培后，先是集中权力，他是独裁官，兼终生保民官，兼监察官，这是实际权威；还有名义权威，他拥有“元帅”、“祖国之父”等称号；还有神圣权威，他是大祭司长，还特许穿众神之神朱庇特式服装。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削弱元老院的权力，他把元老院变成了类似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那样的玩艺儿。他在元老院里按插自己的党羽，把元老院成员数量增加到900名，总之要多到让它无法议事的程度，但与中国3000多名人大代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他经常自己替元老院作决策，他想到哪个元老，就用哪个元老的名字来签署决定。西塞罗常常收到东方国王的感谢信，说他建议给他们恢复王位称号，其实，那事是凯撒替他做的。
接着追求长期权力。他先是为期10年的独裁官，两年后，变成终身独裁官。后来，他想到继承和世袭，他在遗嘱里收他的侄孙屋大维为义子，并立他为继承人。
他在帝国一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着力消除贵族和平民的差别，打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他未完成的事情他的义子屋大维接着做。屋大维用公敌宣告剥夺了无数贵族和大地主的生命和财产，并把这些土地分给士兵和贫民。
凯撒还着力消除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在特权上的差别，他和屋大维都积极推行殖民，他一次就向外省输送8万退伍军人和被释放奴隶，同时，他还把罗马公民权授予高卢人和西班牙人。凯撒肯定减少了人们的自由，但也肯定增加了平等，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平等，贵族与平民的平等，虽然这是在他的奴役下人人平等。
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凯撒统一了官方日历，他在希腊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件事，修订后的日历一年365天，每四年增补一天，与埃及的太阳历一致起来。
凯撒还改善了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他在各行省建立了直接由国家征收直接税的制度，只有间接税仍用包税制。
凯撒做了这么多，苏联主编的《世界通史》的作者还认为“凯撒没有一贯的政治路线”[xvi]。其实，他一惯的政治路线，就是把罗马由一个“半截子帝国”，变成一个完整的帝国，使国家权威结构适合于变化了的形势。西塞罗说对了：“凯撒不知道要把我们引向何处，我们是凯撒的奴隶，而凯撒是形势的奴隶。”这个形势，就是国家版图扩大了，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权威；权威距离扩大了，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威本位和权威落差。
罗马共和国倾覆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突然庞大。深刻的孟德斯鸠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作家们所写的作品里，人们只听到他们谈到把罗马引向灭亡的纠纷；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纠纷是必要的，它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引起灾难并且把人民的骚动变成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xvii]
共和国庞大，除了引起阶级冲突，引起公民、战士和行省的离心倾向以外，还加剧了共和国权威本位之间的紧张关系。罗马共和国是一个混合政体，元老院的权威以“父权”为本位，人民大会的权威以“民权”为本位，有点类似卢梭的“人民主权”，但肯定不是“人权本位”。它不保障个人自由，常常保障暴民骚动。“后三头”回到罗马后，他们的寡头协定和独裁权就是秘密通过人民大会批准的。这违反法律程序。人民集合起来违反法律，是暴民专制的特征，它的权威性来自“民权”而非“人权”。这个案例足以说明，人民大会的立法权不是像《世界文明史》的两位美国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说的是一纸空文。
所以，罗马共和国是父权本位和民权本位混合使用的政体。在平民起义前，父权占主导地位，元老院控制权力，使共和国具有贵族寡头专制政治特征；平民起义后，民权占主导地位，人民大会常常成为野心家操纵选举的场所，而人民大会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需要元老院批准，使共和国具有暴民专制的特征。我不能同意《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关于罗马共和国是贵族专制国家的说法。
在罗马的那个时期，父权本位腐朽了，但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民权本位是早熟的，却已经试图组织大国政权。就当时简陋的民主工具而论，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要和漂亮的新娘共赏花烛。
不过，父权本位的阴影突然消散，民权本位的孩子悄然离开，因为英雄凯撒大帝披着大神朱庇特的战袍来了，整个世界是他的新嫁娘。
神权本位的君主政体诞生了。
5、振荡与偏离
如果暂时不考虑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和妇女，扩张时的罗马共和国的自由比扩张时的秦国要多，而权威要少。所以，无论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在元老院的作用下，如何向“自由-权威曲线”的平衡点右侧偏移，秦国都在平衡点更右的地方。见图四：
很明显，图四是对原“自由-权威曲线”的一个修正，它的横轴不是权威距离，而是“父权+神权+暴力”，是两个权威本位和暴力的叠加。因为扩张、版图因素对罗马与秦国权威化的影响是一样的，剩下的因素主要就是权威本位和暴力了。在秦国，几乎完全没有民权本位的作用，父权和暴力的作用比罗马要强得多。父权在罗马共和国表现为元老院的贵族共和制，至少是贵族寡头统治，在秦国，则完全是家长制。所以，扩张完成前的秦国在C点上，而罗马共和国在A点和B点之间振荡。
使罗马接近A点的是平民起义后人民大会获得的民权，使罗马接近B点的是元老院权力的扩张。在A点，是自由大于权威，国家处于混乱、动荡或无政府状态，罗马平民的无产化和流氓化，加剧了这一倾向；在B点，是权威大于自由，国家处于元老院的寡头专制之下。罗马共和国的治理，从来没有在自由与权威的交叉点也就是平衡点上稳定下来。
直到凯撒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个人手中，罗马才更远地向右偏离自由-权威平衡点，在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的最大化下进入极限饱和状态。
四，民主的权威化：美国联邦党人的创制
1、刺猬联盟
骄傲的波士顿人说，波士顿是美国的雅典。他们有资格这么说：不仅因为它市民的文雅、文化的超绝，也因为当年独立战争时期，英裔13个殖民地，就像古希腊的13个城邦，是在波士顿的表率作用下，奋起抵抗当时的现代波斯帝国----英王国的。
战争期间的殖民地联盟，战后初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当年的希腊联盟一样，是一群刺猬的联盟，既要联合对付敌人，又要保持距离，怕走得太近而相互伤害。在《邦联条例》约束下的美国，既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美国（没有总统，不征税），也是一个专制的利用权力巧取豪夺的美国（只有一院国会，权力不受限制，干好事不足，收贿赂有余）。
这时的美国，面临一个选择上的困境：是要保持革命时期宣布的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还是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独立战争结束了，邦联制的美国的力量也就结束了。英国敌人退出，自己就相互为敌。州与州之间正在为领土酝酿争端⒄，公民与公民之间在债务纠纷中互相争斗，甚至相互残杀。由于邦联政府不征税，战争费用的筹集主要靠对外举债、对内发行没有金银保证的纸币，导致货币贬值。1779年为面值1/40的货币，1781年只有面值的1/100。战后，债权人要求停发廉价纸币，并要债务人用硬币还债；债务人则坚持继续发行纸币，并要用纸币还债，让债务也贬值。结果引爆了一场外战英雄谢司领导的内战。
一个无权征税的政府谈不上任何权威，更谈不上动员资源。无权则无能，对于邦联政府的无能状况，《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篇作了如下描绘：
“在保持我们的政治存在的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不是向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借过债吗？对于偿清这些债务依然未作任何适当的或令人满意的准备。某个国家不是占领着我们宝贵的领土和重要的要塞，而这些按照明确的规定不是早就应该交出了么？这些地方依旧被保留，既有损于我们的利益，同样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们能够表示愤慨或者打退这种侵略吗？我们既无军队，又无钱财，也无政府。我们能够庄严地提出抗议吗？首先必须洗刷同一条约使我们的信用蒙受的污损。根据自然条件和条约我们有资格参加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吗？西班牙把我们排除在这种航行之外。在发生公共危险的时候，公共荣誉不是不可缺少的应变能力么？我们似乎认为它的动因无望和不可挽回而放弃了。商业对国家财富难道不重要吗？我们的商业已衰败到了极点。外国列强心目中的威望，不是能够防备外国的侵略吗？我们政府的低能，甚至禁止他们同我们进行谈判。我们的驻外大使，只是模拟的主权的装饰品。……私人信用不是工业的朋友和保护人吗？有关借贷的最有用的那种信用，被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内，这主要是认为货币的不可靠甚于货币的缺少。”[xviii]
读了上面一段，不知道某些为中国设计未来的人们，是否还要坚持把中国大卸七块或割成八块，搞什么“中华邦联制”，如果他们羡慕类似当年美国“刺猬联盟”的国家，或当今的独联体国家，并认为那是中国未来的最佳选择，他们可以坚持，只是这种体制可能会把中国引入当年美国人曾经经历过的尴尬处境。
2、必要的反动：狮虎联邦
很显然，联邦党人描述的邦联制美国，是自由多于权威的国家，它和古希腊一样，在“自由—权威曲线”平衡点的左侧，权威落差系数小于1。用图五来表示：
图五：必要的反动：从刺猬联盟到狮虎联邦
邦联制的美国在A点上。这个点上的权威落差K=AA”/AA’＜1，权威少于自由。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权威距离。北美13个英裔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之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它们像是英国在北美上空放的13只政治风筝，线都牵在国王的手里，国王的手就是各个殖民地的总督。脱离英国，对北美各殖民地来说，权威距离缩短了，所以在各殖民主义的基础上成立的共和国，其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可与古希腊城邦相比；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对各共和国来说，权威距离扩大了，必然产生权威化动力，要求扩大权威落差，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代表的就是这种权威化倾向，这倾向，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梅里亚姆（C.E.Merriam）称为“反动倾向”。
他评论这段历史时说：“从英国赢得独立并获得正式承认以后，在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倾向----反动倾向和激进倾向。反动派的学说在宪法本身，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以及在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激进派的学说则由民主派的实际政策和政治哲学的核心人物托马斯﹒杰斐逊作了最充分的说明。”[xix]
从图五上可以看出，联邦党人主张美国应当从A点右移到B点。从A到B，自由减少，权威增加，如果以自由作为单向度轴线，这是反动，即反方向运动；但从像美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的治理来说，把邦联变成联邦，从A点移向B点，从自由多权威少，到自由与权威达到均衡（均衡点B’），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进步，是从刺猬联盟变成狮虎联邦，所以说，联邦党人的反动，是必要的反动。
有了联邦党人，民主才第一次成了超民族大国“移民”，也才第一次与大国权威结盟。这种民主的权威化，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乔﹒萨托利(Sartori)称为民主的“纵向性”。有权威的民主，在萨托利的词汇里，就叫“作为统治制度的民主”。在他看来，“选举式民主典型地概况了民主的横向安排，民主的纵向随动装置或纵向形变就是代议制民主”。纵向民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数原则与少数统治究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xx]这也就是说，广泛的民主和必要的中央权威是如何集合在一起的。
关于联邦制，我们以后还有更多的讨论，这里要交代的是，联邦化，在当时的美国，是权威化，是反动；但在今天的中国，则是自由化，是“正动”。道理我不讲了，算是本文的思考题。
注释：
[i] 题解：本文是对拙作《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第五章的改写。这本书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苦思中国政治前途10年后写成的，该书最大的创见是提出了权威落差（专制或极权程度）与权威距离（国家幅员）成正比的假设，从这个假设可以推导出四个原理性假说：1、权威化原理或极权化原理，当一个国家的的疆域突然扩大时，该国有集权化倾向，这是侵略推动专制假说；2、侵略原理，当一个国家的专制程度突然加深，该国有侵略倾向，这是专制推动侵略假说；3、崩溃原理，当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权威落差突然下降或专制权威突然崩溃，该国有分裂的危险，这是革命和改革引发动乱假说；4、当一个大国的权威距离突然缩小，或者说，突然崩溃，国家碎片有自由化倾向，这是解体收获自由假说。本文是对第一个假说，也就是权威化或极权化假说的阐释。
[ii]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3—285页。
[iii][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一卷（A），第一章，中文版，红旗出版社电子版《家庭藏书集锦》第5盘，哲学部分，该书第7页。
[iv] 同上，正文第1页。
[v]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篇》，中文版，韩复智主译，台北南天书局发行，1996年版，第30页正文及注10。
[vi] 与西戎诸部落相邻，这正是秦国迅速崛起的原因：使它既能扩张领土，又能享有周王“卫士”的荣誉，因为它打的是蛮族；而中原诸侯要扩张，只能“兄弟相残”，受到“礼”的约束。
[vii] 本图和图5-2均采之《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篇，中文版，第47页和第48页。
[viii] 参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325页。
[ix] 我相信四卷本《世界文明史》的两个美国作者是不能同意把罗马共和国称为民主国家的。他们在叙述平民对贵族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指出：“国家的专制性质依然如故”，人民大会的立法权是一纸空文。他们的主要根据是罗马从未放弃“人民治于人而非治人”的观念。
[x]参见[美]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册，中文版，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第289页。
[xi]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文版，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xii] 同上注，第4页
[xiii]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版，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19页。
[xiv]参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xv]参见[美]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册，中文版，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第41页。
[xvi] [苏联]乌特琴科主编：《世界通史》第二卷，中文版，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43页。
同注（7），第51页。
[xvii]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文版，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xviii]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七篇，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程封如等译，第29-34页。
[xix] [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朱曾汶译，第51页。
[xx]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中文版，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冯克利、阎克文译，第147-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