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1701年（清圣祖玄晔康熙四十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从清朝建立，这个家庭的科名就很盛。他的曾祖吴国对是1658年（清世祖福临顺治十五年）的探花，他的伯祖（或叔祖）吴舄是1691年（康熙三十年）的榜眼，其余中进士、举人的还有很多。所以吴敬梓很爱夸耀自己的从清初以来蒸蒸日上的家世。在《移家赋》中，他写道：“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
但是，从他的伯父吴霖起死了以后，由于他的父亲吴旦立志要做清官，还加上一些旁的原因，这个家庭就逐渐贫穷下来。《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因而书中高老先生斥责杜少卿的父亲的一番话，也正可以说明吴旦的为人和丢官的原因：
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巳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棹了！
（第三十四回）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基本上是以官为业的。不做官，固然就会减少甚至于没有了收入，做官而要做清官，就更非“赔本”不可。再加上“兄弟参商，宗族垢谇”（《移家赋》)，家庭大闹纠纷，所以在吴敬梓出生的时候，他那个自以为曾经有过“光荣”历史的家庭，已经走着下坡路了。
清兵从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引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的、普遍的反抗。军事斗争历时二卜年之久。由于想瓦解汉族人民的斗争意志，统治者除了进行军事镇ffi和政治控制之外，还笼络了仇视当时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农民革命军的汉族大地主阶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其余的汉族士大夫，则施展了极端卑劣残酷的、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毒计。它一面发展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并旦为了收买人心，屡次严惩科场舞弊人员和诏举博学鸿儒，而同时又大兴文字之狱，来摧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尊心。这样，就使得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不得不逐渐地由地面转入地下，由汹涌的巨浪变成奔腾的暗流。
吴敬梓的出生，正是在清兵入关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汉族人民的反清运动转入低潮，满族统治者的统治由动摇变成稳固的时期。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又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发达起来的，因而他也就不可能不是一个科举中的人物。在二十岁（1720)的时候，他考取了秀才。但此后在考场中，却并不得意，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继续考取更高的举人、进士。直到三十六岁（1736),安徽巡抚赵国麟才正式荐举他进京去应博学鸿辞的考试。可是不幸，（从另外一方面说是非常幸运）临时又病了，没有去成。在这一年除夕，他还作诗《述怀》说：“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怨怨，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在今天看来，我们的作家正是因为没有更深地陷入满族统治者的网罗，才能永远在祖国的文坛上“振羽翮”，然而，这却不是吴敬梓当时所能知道和理解的。
作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吴敬梓和当时本阶级的其他人物一样，希望猎取功名，希望做官。这是他的思想行为的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吴敬梓却又是一个为他自己的阶级所憎恶的“不肖子弟”，他和他所出身的阶级，无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都显示着一定程度的距离，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做法上，甚至于还是敌对的。这仍然可以用《儒林外史》中高老先生骂杜少卿的话来说明：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曰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象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遒：“不可学天长杜仪！”
（第三十四回）
高老先生这些意见，代表着当时一般“正人君子”对吴敬梓的看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吴敬梓将这段话写入自己的创作里，却并不是引以自咎，而是引以自豪。这种自豪，显示着作家对于本阶级在思想感情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分裂，也正是生活教育了作家的具体结果。
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吴敬梓青年时代很热中于功名富贵，出身于一个官僚门第，吴敬梓青年时代也很沉溺于放诞风流，他理想的人生在最初也应当不外乎是功名富贵和放诞风流的统一。但是，他在三十岁以前，由于放诞的生活，挥霍了祖先留下的遗产，三十六岁以后，又由于功名的蹭蹬，断绝了自己进取的念头。这样，就使得他自己不再有可能成为本阶级中合于标准的成员，而只能成为为本阶级中人所冷嘲热讽的、所不齿的浪子。他在长期贫困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他更清醒地透视了现实的人生，也就使得他更愤慨地攻击着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黑暗面。
这就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同吋，必须指出，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某些优良品质对他的影响，他的在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文学修养，古典文学中长篇小说大师们提供的卓越范例，特别是明末清初-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的学说等等，都是他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他创作这部小说都有着巨大的帮助，也是很明显的。
《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确定它。不过据程晋芳《春帆集》中的《怀人诗》，其中怀吴敬梓的一首，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竞以稗说传!”等句，而《春帆集》载有这一组诗的一卷，是1748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十三年）至1750年（乾隆十五年）2月之间写的，可见在1750年以前，即吴敬梓五十岁以前，《儒林外史》已经写成，或至少大体写成，在社会上流传了。这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尽管也体现了显著的、为作家本身所无力克服的矛盾，但就其所可能达到的程度来说•应当认为是成熟了的，因而假定它是草创于1740年以后，即作家四十岁以后•是比较妥当的。
1754年（乾隆十九年）10月，吴敬梓死在扬州。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至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之间，在扬州出现了《儒林外史》的第一个刻本。
吴敬梓，以自己杰出的劳作，光荣地参加了祖国古典文学的行列。
（二）
《儒林外史》，如书名所示，是以描写“儒林”即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活为其主要内容的。在占典长篇小说中.这一题材和主题的提出，还是第--次，因而也可以说，它是富于创造性的。读书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已经有两千多年。他们曾经扮演过无数的角色，在历史h起过好的和坏的作用。然而这牲人的灵魂，这些人的行为和内心世界，在吴敬梓以前*却很少有人拿着臣大的火把在古代生活的森林中的这一角落进行过比较详细周密的査勘。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点，而比较成功地消灭r这样-个空亡点,则正是作家的应当记录在文学史上的功劳。在吴敬梓的伟大的同辈曹雪芹FH在自己的画布上用工笔在荣国府、宁闻府的墙壁上先细致地染上金碧辉煌的颜色，然后又给抹上一片斜阳，显示着无限凄凉的时候，吴敬梓却以其素朴的笔触，疏疏落落地勾勒出一些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将他们推到了舞台的前沿，使得那个时代的许多读书人从《儒林外史》这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过去、现作和未来•啼笑皆非地引起了内心的骚动。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彼此并不相识的文坛巨人，在他们的共同事业正是互相辉映，各有千秋的。吴敬梓所提出的新的题材和主题，从这部著作所加于晚清时代风起云涌的谴责小说的极其广泛的影响来看，也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读书人在封建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虽然由来已久，但其数量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则是在贵族政治嬗变为宫僚政治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情况的改变，又是和科举制度相关联的。七世纪初叶创始的科举制度.客观上原是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政治要求的一种反映，由于后来在新兴的李唐皇室和“山东旧族”的斗争中，前者利用了这一手段来提拔干部以代替和排斥后者的政治势力，就使得它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下层的读书人的最普遍的进身之阶。随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宋以来的高度发展，统治者在客观上既要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也要提拔更多的干部来为自己服务，就使得科举制度更加凝固起来，几乎成为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出身。统治者通过这一手段来控制读书人，读书人也通过这一手段来靠拢统治者，于是，科举制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和读书人的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
科举制度的考试方法，历代都有一些变革，到了明朝，才发展成为更定型化的程式，即主要的是以“八股”的外形来写“代圣立言”的内容，称为“时文”或“制艺”。这是以农民革命起家，后来却背叛了农民阶级而自己当上了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新创造。这种方法，使得科举制度和腐朽的礼教、反动的理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禁锢了读书人的自由思想，使之完全脱离现实，成为政治上的庸人，是非常恶毒的，而和明代极端专制的政治也是一致的。读书人受着控制，诚然对于皇朝有利，但他们陷于愚昧，却对于皇朝并非完全有利。这一制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乃是一方面巩固了，而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自己的政权。所以明末大思想家和爱国诗人顾炎武在其所著《生员论》中慨叹地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顾炎武沉痛地加以控诉的“时文”，却被新兴的清王朝仍然维持着，当成了在精神上征服汉族人民的法宝。它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尽量利用汉族人民生活中的一切落后的东西，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它入关以后，不但没有像元朝那样在长时期里停止科举，反而立即照旧举行。这就使得许多曾经因为民族的深重灾难而一度清醒过来的汉族读书人依旧沉溺下去，麻痹下去，过着麻木不仁的场屋生活，就使得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然抱着《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马二先生那样的人生观。当马二先生听到蘧公孙说是因为忙着料理一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时，就大发议论道：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賦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曰曰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马二先生这一番以极诚恳的口吻说出的极荒谬的言论，居然“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和他“结为性命之交”。自己深深地陷在泥沼里，不仅在那里自得其乐，却还手舞足蹈地对旁人招手说：“来吧！这里可真不错呀！”于是原来站在干岸上的也就立刻心甘情愿地跳进去了。这一幅漫画正说明了明清时代多数读书人在生活、思想上的悲剧意义。
科举制度在客观上是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保护物而存在的，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它和整个的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吃人礼教各方面都有其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它们彼此之间有这样一种密切关系，这一制度才成为封建社会的有力支柱之一。而吴敬梓早在十八世纪前期，却已经就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对这一制度和被它所毒害的人物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形象性的批判，这正是《儒林外史》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理由。
至于他描写当时的生活，而给它换上了前代的衣冠，特定地将明代的读书人来影射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这不仅是因为两个朝代的社会情况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诸如土地兼并的更加激烈,专制主义的更加昂扬，官僚政治的更加腐败，封建礼教的更加疯狂，读书人的精神病态的更加显著等，而且也是因为受了近古文学的传统的影响，而这种传统的产生，乂正是宋以来的专制政治对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施行迫害的直接结果。吴敬梓生活着的时代，清王朝正在以最野蛮的手段大兴文字之狱。作家在那样一种残酷的反动时代，不作赤膊上阵的打算，也完全是必要的。
（三）
鲁迅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儒林外史》为“以公心讽世之书”，并且这样地概括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征：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我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
……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些宝贵的意见，对我们今天研究这部著作仍然很有帮助。
如我们所理解，祖国古典文学的人民性有着极其广阔、复杂和深邃的内容，而每一位作家在这一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则是和他认识生活的深度成正比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被称为“以公心讽世之书”，正是因为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从生活中深刻地察觉了人民所厌恶的、腐朽的、反动的、落后的事物，并且英勇地和成功地揭露了这些事物，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的缘故，而这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所在。
《儒林外史》够得上我们常常说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两句话。在作家十分敏锐的观察力搜索之下，一切卑劣无耻的小人物的嘴脸和他们那些不干不净的灵魂，都被他从幽暗的角落里轻而易举地拉r出来，陈列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如家中扣着邻人的猪，而还侃侃而谈地对别人说“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贡生严致中（第四、五回非常富有，然而为了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恐怕费了油，以致临死都不肯断气的监生严致和（第六回）；居丧守礼，在宴会上连银镶杯筷也不肯用，但换了竹筷以后，却仍然可以用竹筷在燕窝碗里拣一个大虾圆子向嘴里送，中了进士，钦点了学道，却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的范进（第四、七回）；把小尼姑心远奸拐霸占在家里，而被朋友赞为“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等人”的权勿用（第十二、十三回）；将猪头当作人头，冒充侠客报仇，藉以诈骗别人五百两银子的张铁臂（第十二回）；跪着向人借银子，去补一个廪生，而且毫不害羞地说：“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的臧蓼斋（第三十二回）这许多土豪、流氓、痞棍、啬鬼、沩善和无知的人。而这些人，虽然是如此地可鄙、可恨、可笑、可怜，然而其中的大多数在当时却又正是以掮着礼义廉耻的大招牌的读书人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的。这样，作家就使得自己的劳作发生了“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巨大战斗作用。吴敬梓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时候，虽然根据艺术上的需要，嬉笑怒骂，各有不同，但掩藏不了的强烈的憎恨，仍然是他的感情中最主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又曾经指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是晚清谴责小说的特征，也是它们区别于《儒林外史》这部讽刺小说的地方。不成问题，谴责小说所承受的《儒林外史》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对书中人物夸张的形容上，像上述严氏兄弟等这一些丑恶不堪的形象，往往是大量地重现在晚清作家们的笔下的。但《儒林外史》，比较起那些谴责小说来，为什么终竟是更富于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呢？为什么终竟是更其讽刺的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吴敬梓较之晚清的那些作家们，有着更深广的、从生活的底层产生的忧愤。他不仅是写出了某些人的堕落，而且还写出了这些人的何以会堕落；他不仅是攻击了某些人，而且还攻击了使得这些人变成如此这般的整个社会制度。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将吴敬梓和晚清作家们比较起来，就显出他虽然好像含蓄，实则尖锐，而别人虽然好像尖锐，实则浮浅。
从这一点来加以探索，我们就不应当忽视作家曾经以较多的笔墨（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来描绘的匡超人这个人物。最初在小说中出现的匡超人，出身于一个贫寒而善良的家庭，自己也具有善良的性格，肯劳动，肯学习，对父亲很孝顺，对哥哥很友爱。匡太公临死时，曾经告诫他道：“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结婚，“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哥哥虽然不好，“要到底敬重他。”匡超人当时虽然哭着听了，但事实证明，由于那个社会中种种黑暗势力的吸引，他终于走上了一条和他的本来面目完全相反的道路。到了杭州以后，他先是和一班“斗方名士”结交，才知道了“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就是：只要会做诗，刻着行遍天下，就会比中进士还要享名，于是就和这些假名士一同做起连“且夫”、“尝谓”这些字眼都写在里面的诗来。后来和地棍潘三相与，又知道了“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不必和支剑峰、景兰江这些假名士在一道混缠，于是在潘三指使之下，开始干着各种贪赃枉法的事。虽然在杭州娶了亲，但到京以后，又欺骗了李给谏，作了他的甥婿。等到考取教习，就不仅荒诞而无耻地自吹自擂，说些什么“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h,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这种教人听了连牙都要笑掉的、愚蠢的谎话，而且忘恩负义，诋毁从前大力帮助过他的潘三和马二先生来抬高自己，将哥哥也抛在一边了。书中没有再继续写出并没有必要继续写出的匡超人这个人物的结局，但却已活生生地画出了他由一个善良的读书人蜕化为贪官、劣绅和假名士的发展过程。这也正是腐朽的封建社会如何吞噬一个“人”的过程。这种真实而具体的描写，就说明了吴敬梓虽然是在用心地刻画人物，但通过对于典型人物的刻画，事实上已经控诉了形成这些人物的整个社会制度。
作家对于书中人物的内在冲突的描写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种描写，不仅是表现了每个人物本身的精神活动，而且也反映了外在世界对于各个人物的深刻影响。吴敬梓正是在这种描写中，异常深刻而猛烈地攻击了那个时代的腐朽事物的。作家笔下的马二先生，是书中受科举制度毒害最深的人物之一，是这一制度的衷心的拥护者、热忱的宣传者。由于中了科举毒，他甚至于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到了“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的西湖，也只知道“捵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但这个迂腐，甚至显得有些麻木的书呆子，却同时具有极可尊重的忠诚、慷慨、任侠好义诸性格。当他新交的朋友蘧公孙遇到了有关身家性命的祸事时，他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在蘧公孙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件祸事的时候，就主动地替朋友出钱消灾。他原来还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下一点，因此一上来只想出二三十两银子了事，但当看到差人说话顶了真，心里一着急，就立刻说：
头翁，我的束修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这些时用掉了几两，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挤的干干净净，抖了包，挤得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内，听凭你搜。若搜出一钱银子来，你把我不当人。（第十四回）
自然，在作家提供的这些细节上，我们也看到：这个老实人还是有一点狡猾的，但这种狡猾乂是多么地可爱！正由于冇这样-种狡猾，才更加显出r他的善良。同样，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作家笔底下的王玉辉和他的女儿三姑娘。三姑娘的丈夫死r，她决心要“殉节”，“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惊得泪下如雨”。三姑娘的母亲老孺人听见，也“痛哭流涕”，看着绝食的女儿，“伤心惨目，痛入心脾”，自己都病倒了。然而王玉辉却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该阻拦女儿，因此，当女儿实行绝食以后，他居然每日在家，心安理得地“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
又过了三日，二更天气，几个火把，几个人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天午时去世了！”
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过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第四十八回）
在封建礼教的伽锁之下，人的性格都扭曲得变了形，三姑娘昂着头走向残酷的死亡，而钟爱她的父亲也居然鼓励她这样做，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但封建统治阶级是并不以吃掉三姑娘一个人为满足的，为了能够永远地摆这样的人肉筵席，他们将三姑娘尊为“烈女”，将她送入烈女祠，以便引诱更多的牺牲者。“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王玉辉，这个三十年的老秀才还残留着的一点人性竟发了光，“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出门，路过苏州，“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十分明显，我们在这些描写中看到了马纯上和王玉辉，在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之下，精神上陷于残废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个尊严的“人”，他们身上仍然闪耀着为统治者罪恶的黑手所掩盖不了的光芒。吴敬梓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如实地揭露了这样一些人物的性格上的内在冲突，就更重地鞭打了那个令人咒诅的时代，激发了人民+可遏止的、为冲破这样一个时代的罗网而斗争的愿望。
吴敬梓针对着他写出的许多为他所否定的人物，也写出了为数不少的为他所肯定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思想的进步面，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进步思想的局限性。在小说的开头，作家着重地写了王冕；在小说的结尾，又写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四个市井中间出现的奇人。这些人，虽然有的也被作家赋予了劳动人民的身份，但就其思想感情来说，很显然地，仍然是读书人的化身，是与书中另外一些为作家所肯定的人物如牛布衣、庄征君、杜少卿等人的性格相一致的。作家以赞赏的心情描绘了这些人的隐士生活、隐逸思想，以及对于个性的尊重，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这就表示了自己的、也加强了读者的对于封建秩序的离心力。例如书中曾经这样地描写了杜少卿夫妇游清凉山：
这曰，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神摇目眩，不敢仰视。（第三十三回）
将这一段文字和前面引用的高老先生骂杜少卿的话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吴敬梓显然地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向封建礼教进行了挑战，而在这种挑衅行为中，不仅反映了作家对于那种极端庸俗的、束缚个性的封建道德的鄙视和蔑视，而且也同时体现了建立在这种反抗性的基础上的新美学观点。
但是，吴敬梓虽然是一位能够洞察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并给以深刻批判的优秀作家，可是究竟还是地主阶级的儿子。因而他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和观点的否定，就不可能是全面的而只可能是局部的，不可能是十分彻底的而只可能是有所保留的，这就使得他在揭露了范进那种假孝子之后，又煞费苦心地塑造了郭力那种真孝子（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在揭露了权勿用等假名士之后，又煞费苦心地塑造了杜少卿等真名士；甚至于在揭露了假侠客张铁臂之后，还塑造了一个真侠客凤四老爹（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二回）；以表示其对于自己心目中的“真正”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向往。这正证明了：吴敬梓在主观意识上，乃是以封建社会的维护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封建社会的革命者的身份，来反对那个时代的某些腐朽事物的。他攻击当时的社会，是为了要改善它，而不是为了要消灭它。这也就是说：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批判，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显然地还是不够全面和不够彻底的。但同时，由于作家高度地忠实于生活和艺术，因而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活逻辑的力量，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就已经在客观效果上大大地突破了他的主观意识的限制，使得《儒林外史》这部杰作仍然起了巨大的、积极的反封建作用，对于人民具有重要贡献，这也是不成问题的。
正因为吴敬梓身上有着如上述的一些弱点存在，小说中才出现了作家以很大的气力来描写的祭泰伯祠那个从表面上看来是十分隆重庄严，然而实际上却不无令人有些滑稽之感的伟大场面（第H十七回）。吴敬梓天真地企图以这种事实上毫无效果的“订礼乐”的方法来挽救（更其本质地说，是粉饰）本阶级的危机，但无情的历史却给予了和他的希望全然相反的答案。不过几十年，泰伯祠的屋子也倒了，乐器也不见了，他不能不承认：“而今时世不同，”“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第五十五回）这种由于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日趋没落而引起的感伤情绪，更集中地反映在小说结束时作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里:
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
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透露了吴敬梓思想感情的秘密，也使我们测定了《儒林外史》在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这两方面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四）
出身于科举世家，而同时又亲身体会了这种世家的没落，并且进而更深地体会了这种世家所依存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没落，于是吴敬梓写下了反映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生活的《儒林外史》，并且由于题材和主题的规定，作家对于社会矛盾的揭露，主要地也是通过读书人之间的矛盾来显示，这是十分自然的。但存在于相当广泛的各个不同阶层中的读书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就是那个时代总的社会矛盾的一部分，它们是不能孤立地来加以反映的。正由于此，我们才在这部以《儒林外史》为书名的杰作中，不仅看到了“官师、儒者、名士、山人”等各色“儒林”的活动，而且还看到了其他各式各样人物的活动。关于读书人以外的人物的描写，虽然在小说中不是主要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它使我们对于那个时代获得更完整的认识。
当然，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不是非要直接描写人民群众不可，许多古典作家都是以努力地挖掘本阶级的墓道的方式来服务于人民的。但是，人民群众，无论如何，总是历史上真正的主人，是封建社会中反对封建势力的主力军；所以一个古典作家，如果他直接歌颂了劳动人民，持别是在其作品中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集体形象，都值得我们付与更多的重视，因为这正是他感受到了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并且愿意接受人民以生活形象给予他的教育的具体表现。吴敬梓虽然没有着重地写到农民，但却塑造了使得一些贪宫污吏对之愧死的如鲍文卿这种民间艺人的优美形象（第二十五回〉，而且还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市民群众的斗争场面：
（知县）向张静斋道：“张世兄，你是做过宫的，这件事正该商之于你。就是断牛肉的话.方才有几个教亲，共备了五十〒牛肉，请出一位老师父来求我*说是要断尽了，他们就没有饭吃，求我略宽松些，叫做‘瞒上不瞒下’……却是受得受不得？”
张靜斋道：“老世叔，这话断断使不得了。你我做官的人，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EM”
知县点头道：“十分有理。”……次日早堂……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只剩潯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说道：“我们就是不该送牛肉来，也不该有死罪！这都是南海县的光棍张师陆的主意。我们闹进衙去.揪他出来，一顿打死，派出一个人来偿命。”……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知县大惊。
（第四、五回）
人民要吃饭，而官僚却以不让人民吃饭的方式来出名，来创造升迁的条件。张师陆是做过官的，而在人民眼中，不过是一个光棍。在人民正义的抗争之下.知县不能不“大惊”，张师陆则只好“换了蓝布衣服、草帽、草鞋，寻一条小路，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连夜逃走，而学师、典史也都“出来安民，说了许多好话”（第五回）。这种阶级对立是相当尖锐的，作家笔下的描写也是十分真实的。这一斗争场面在小说中虽然不过是个插曲；虽然和书中所写的其他社会现象较少直接的联系，因而看来似乎有些偶然而且突然；虽然这一情节的提供好像只是为了批判那两个贪官和光棍；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明清以来市民斗争不断开展的历史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一场面的出现，是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相符合的。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力量的日益成长，因而正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它决不是《儒林外史》这部大乐章中的一个装饰性的音符。这一支插曲出现在小说里，也证明了:吴敬梓对人民的威力是有所认识的，在他进行其对于当时的读书人的批判工作的时候，同时也看见了生活在祖国大地的，还有亍千万万的人民。至于市民阶级的斗争，和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革命力量的农民阶级的斗争，原就有其密切联系，有其反封建的共同性，而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力量就会汇合起来，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古典作品中对于市民群众斗争的正确反映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其理由是很明白的。
和市民群众的活动必然同时存在的是豪商大贾的活动，这是祖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末期的重要社会情况之一是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体现。这种因素，由于它几乎是伴随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因而虽然一上来就和原有封建经济体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但并没有能在和封建经济的斗争中占到上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反之，倒是基本上（尽管也还是暂时地）作为封建经济的从属物而为整个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样，就使我们在近古社会经济史上看到地主和商人互相斗争又互相勾结的情况，逐渐地形成了官僚、地主同时也可以是豪商大贾，豪商大贾同时也可以是官僚、地主，即商业资本与官僚资本合流的历史局面。当都市中的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容量已经达到饱和点的时候，它们就以其联合的反动势力向农村进军。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产生了更多的亦官亦商、既富且贵的寄生虫。在这种高度的兼并之下，不仅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日趋贫困，也使得某些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丧失了他们原有的地位；不仅使得社会经济发生变化，也使得社会风习发生变化。而为了妄图挽救这个动摇的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就更其不遗余力地、疯狂地在人民中间推行反动的封建礼教、宣扬腐朽的封建道德，因此又引起了广大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形成了更尖锐的斗争。这些变化，就是明代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就是吴敬梓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使得他非常愤慨的主要情况之一，是他所认识到的使得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日趋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儒林外史》中就出现了“头戴方巾，手摇金扇，身穿澄乡茧细直綴，脚下朱履”，费了几千两银子，娶翰林女儿做媳妇的大盐商万雪斋老爷。但作家随即又拆穿了这位一表堂堂的人物的后壁，原来万老爷竟是奴仆出身，只要遇着他的主子程明卿，就要“破相”（第二十三回）。此外，作家还写了寒士沈先生将女儿琼枝嫁给另一大盐商宋为富（他给书中人物取上这么一个名字，显然地是为了要使人联想起《论语》上“为富不仁矣”那句话。）作妾的悲剧，但随即又赞美了沈琼枝英勇的逃亡：“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第四十一回）至于书中以较多的篇幅（第四十四回至第四十八回）来描写的五河县方、彭两家暴发户，当地“非方不亲，非彭不友”，“非方不心，非彭不口”的“恶赖”风俗，以及因此“激而为怒”的虞华轩，其用意更是异常明白的。
天色已黑，虞府厅上点起一对料丝灯来，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今巳六十佘年，犹然簇新。
余大先生遒：“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
成老爹遒：“大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象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我是亲眼看到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说别的，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百姓怎的不怕他？”（第四十六回）
在这三言两语的对话里，作者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新兴暴发户与没落官僚地主之间的对立的情况。吴敬梓正是以一个没落了的官僚地主阶级成员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家庭和他本人都在失败者之列。正因为这样，吴敬梓才能够通过个人的愤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人民的愿望。
（五）
《儒林外史》之所以成为一部具有古典价值的、永远在祖国文坛上放射着光芒的杰作，是和吴敬梓深刻地研究了、理解了现实生活,并从而掌握了正确地描写那个时代生活中的前进与落后的倾向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这部小说，不仅是在主题思想上富于创造性，在表现方式上也富有独特性。
鲁迅先生指出，从《儒林外史》出现，“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而从它以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见讽刺是这一著作在艺术上的最主要的成就。
讽刺这一富于战斗性的表现手法，在祖国古典文学的历史上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早在周代，《诗经》中就出现了人民所创作的，全篇贯串着强烈的讽剌情调的《伐檀》、《硕鼠》、《株林》等抒情短歌。《左传》、《战国策》和先秦诸子这些经典著作中常常有片断的、精警动人的讽剌文字。自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到了汉代，这一手法在散文大师司马迁的笔下，有了更高的发展。特别是在唐宋以后，由于市民文学的兴起，成千累百的民间艺人又各自以其来自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和阶级感情，通过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投出了各人精心淬炼的匕首、投枪，大大地丰富了讽刺文学的武库。所有这些无论是来自民间的或出自伟大作家之手的讽刺作品，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它们像无数的火把，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燃烧着，不断地向社会上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垂死的事物，一切阻碍进步的事物进攻，不断地照明着人民前进的方向，因而经常地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为之痛心疾首。而吴敬梓，则正是继承了、消化了这些宝贵的遗产，又通过自己长期的、辛勤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在长篇小说这一样式中，使讽刺的应用达到了空前成就的。
前面曾经说到，《儒林外史》之比晚清时代的一些谴责小说更其讽刺，主要的是由于吴敬梓有着更深广的、从生活的底层产生的忧愤。这也就是说，作家在他自己所生活着的时代，是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是和当时所可能有的先进思想联结在一起，因而才对于现实生活中一切使人堕落下去的现象发生忧愁、焦虑以至于愤怒、憎恶的感情的。不消说，吴敬梓在当时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如我们今天所已经大踏步向前走着的人民和祖国的道路，但是，从他的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极端地憎恶虚伪、欺诈、庸俗、愚昧，和造成人们具有这样一些恶劣品质的社会，而他所向往的，则是纯朴善良、公正廉洁、忠诚谦逊、聪明智慧，这些中国人民自来就具有的优良品质。虽然在他赋予书中人物这样一些优良品质时，往往是悲剧地、极不明确地将这些品质和他心目中“真正”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加以混淆，但无论如何，由于生活逻辑的启示，他对现实社会中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奉行和维护的礼教、文化、道德总是痛恨的，他对那个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官僚地主、豪商大贾所把持的社会，也总认为是不合理的。这样，就使得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先进的意义，使得他对反面人物进行其攻击时，背后仍然有光明，有理想。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于袓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
讽剌文学的战斗力量就在于它总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刻而无情地抓住并揭露现实中的反面现象，使人因之对那些腐朽的、落后的事物采取不调和的敌对态度。自然，讽刺的对象是并不限于敌人的，吴敬梓就曾经讽刺过马二先生的书呆子气（第十四回），但是，反面人物仍然是讽刺的主要对象，因为，讽刺如果没有深刻概括的反面典型作为主要对象，就往往会使得严肃的讽刺流为笑谈，使读者体会不到作家的出发点、他的理想、他赖以讽刺的“公心”，而作品的战斗意义也就要为之削弱了。因此，在《儒林外史》中，我们是不能将作家对于马二先生的讽刺和对于严贡生等人物的讽刺不加区别地等量齐观的。他射向马二先生的讽刺的箭混合着宽恕与同情，而射向严贡生之流的则蘸满了憎恨与鄙视。
吴敬梓对于反面典型的深刻概括，不仅栩栩如生地勾勒了那些丑恶的嘴脸，而且也目光四射地照明了产生了这些丑恶嘴脸的环境。如范进中了秀才以后，又逢着乡试，因为没有盘费进城，走去和丈人胡屠户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而在他居然中了第七名举人以后，胡屠户立刻又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相貌。……我自己觉得女儿象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小说继续写道：“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只有认识了当时是这样一个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庸俗和虚伪的社会，我们才能理解何以范进到了五十四岁，还要在十二月里“穿着麻布直裰，冻的乞乞缩缩”地去考秀才，而中了举人以后，竟会快乐得发了疯（第三回）。也才能理解下列这一段被鲁迅先生赞为“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的，关于范进性格的细节描写：
两人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逬的文章称赞了一番，因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
拱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遒：“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第四回）
没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范进这种虚伪透顶的性格，而范进这种性格又适应了这个社会，使他步步高升，“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间，钦点山东学道”（第七回），同时也更加毒化了这个社会，使它可以产生更多的范进。这就注定了它要更加迅速地崩溃的命运。
作为讽剌文学的《儒林外史》之所以卓绝，还在于吴敬梓善于从极其平常的生活中看出那些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但又是公然存在着的一切反面现象，一切不合理的、应当加以消灭的事物，并且以极其辛辣、精悍的语言来揭露它们。像五河县的暴发户方家，“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是府、县官相与的极好，所以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第四十六回）。可是，方六老爷，作为一个市侩，虽然凭藉其金钱势力取得了社会地位，并且装扮成为有文化教养的样子，但经作家略一指点，这个吸血鬼马上就现了原形：
方六老爷行了一回礼，拘束很了，宽去了纱帽圆领，换了方巾便服，在阁上廊沿间徘徊徘徊。便有了个卖花牙婆，姓权，大着一双脚，走上阁来，哈哈笑道：“我来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爷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处，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说与他听。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第四十七回）
而形容本来是个商人却一心想做名士的景兰江，作家只用了两句话:“本来有两千银子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第十九回）这样一些现象，还有以前举出过一些，在那个时代里正是随时随地可以遇见的，但也是为人所习而不察的。如我们所熟知：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吴敬梓能够随时随地发现这些真实，并且以成功的艺术语言来揭露它们，这是只有首先具备着较高的思想水平，并在这样的水平上要求比当时的现实更其美好的生活，才有可能的。
这部小说的结构显示着它在表现方式上的另一特点。
如我们前面所引过的鲁迅先生的话，《儒林外史》全书没有“主干”，书中情节和人物的关系，又有着“事与其来倶起，亦与其去俱讫”的情况，因此，“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据我的理解，鲁迅先生的意见是说：作为长篇小说的这部著作，并不是具备着从头到尾的、一贯的情节，像一棵树具备着树干似的，在结构方面，它有着短篇小说的某种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统一的主题，没有完整的结构，因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是有其缺点的。反之，如果我们今天要发掘《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则这一点正是其成就之一，应当加以研究的。
我们要理解这一问题，不妨首先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作品第一回写的王冕，和在第二回中出现的人物，相去就有一百多年。因为第一回带有祖国古代小说所特有的样式“入话”的性质（第一冋的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正说明了这一点），原来就无须和正文紧密地衔接，姑且不去管它。但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距离也是一百多年。这就说明了，吴敬梓为了更便于选择生活的细节，充分地显示出那个时代的面貌，因而他就釆取了延长所描写的年代，并对于情节、结构上的某些环节与以放松的独特艺术方法。这个方法，对于表现作家所企图加以表现的主题，是完成了它的使命的。
我们不能因为吴敬梓没有采取如我们所习见的长篇小说结构方式来进行其创作，就说《儒林外史》没有结构，或者结构松弛、不完整。因为事实上，作家并不是没有采取那种习见方式的能力的。这在小说中就可以找得出证明。如第六、七回写严贡生为了要侵占他弟弟的遗产，赶进京里去求周学道告状，被周学道拒见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但在第十八回里，却利用浦墨卿和胡三公子的闲谈，告诉了读者这场精彩的家务官司的结果。像这样的例子，在《儒林外史》中，并不是惟一的。可见只要有需要，作家也不一定非要使得书中人物个个都像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不可。而且，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的完整性，也并不是能简单地、孤立地从它本身来理解的。任何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都是写人，通过人物的刻画来表达作家对于生活的裁判。因人物性格而产生的情节，和由情节所形成的结构，是不能不受人物和主题的支配的。我们对细节的丰富和结构的完整的要求，决不能离开对人物的突出刻画和主题的充分表达的要求。否则，为细节而细节，为结构而结构，孤立地去追求它们的丰富与完整，又有什么意义?《儒林外史》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从而成功地表现了作家自己所规定的主题。为了有利于完成自己的工作，吴敬梓在自己小说里采取了这样一种为作品的内容所需要的结构方式。这样，就使得许多连续而又不十分连续的画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丰富的祖国末期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活画卷。正如鲁迅先生所作的譬喻，它是“集诸碎锦，合为帖子”。锦虽然是碎的，帖子却仍然是整的。
当然，像这样借一种连续而又不十分连续的结构来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从而也显示了结构本身的完整的方式，在长篇小说这一样式中，不能不说是显得有些陌生的。这也就是它被人认为是一种缺点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眼光老是停留在长篇小说上，而对祖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样式上也去注视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原来这样一种方式也同样地是习见的而非陌生的。在古典散文中，司马迁《史记》中的许多类传，诸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之类，古典诗歌中，诸如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郭璞《游仙》、杜甫《前、后出塞》、王建《宫词》之类，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因而可以说，《儒林外史》之采用了这样一种结构，正是作家创造性地学习了这些优秀的遗产的结果。对于在民族形式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古典文学的形式的学习，无论就语言、风格、样式、结构等等中间的任何一方面来说，我们也都方才开始。在今后研究古典文学的工作中，还需要我们更勤劳、更谦逊地从各方面付出自己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这里个人所提出的《儒林外史》在结构上的特点及其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的看法，和本文中其他论点一样，也可能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加以指正。
1954年5月
《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