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它是有原始素材的。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吁！亦神矣。”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按常规以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治好了他。

这件事本身有一点生动性，读起来也相当有趣，但是拿来和《范进中举》比较，就差远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全部旨趣都集中在实用价值方面——用心理疗法治愈了精神病。实用价值理性占了压倒优势，以至于这位活生生的新举人的特殊情感状态——为什么开心得发狂——完全不在作者关注范围之内。在治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周围人士有什么情感特点，则完全没有展开，有的只是一个理性的结论：心病就得以心理疗法治之。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段则展开了一幅多元的直觉，情感变幻的奇观。这种神妙性大大超越了医道的神妙性。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审美价值超越了实用价值。(请参阅朱光潜《对于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48页。对于三种价值的阐释，请参阅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3页)

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把袁医生治病神效法门改为胡屠户的一记耳光。这说明，在医生看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死定了”的恐吓)，在文学家看来是要放弃的。吴敬梓借范进中举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把人物打出常规，让人物本来潜在的情感，得以层层深入的显现，让读者看到，人物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恰恰混为一体，精神从表层到深层立体化。

在考秀才以前，吴敬梓写范进，直接描写比较少，主要借考官周进的眼光看他：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苍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还是外表的寒酸，而后来交卷，显得猥琐的是精神状态：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这也未必尽然。”……范进磕头下去了。

三十多年没有考取最起码的秀才，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就和今天的小学毕不了业差不多。而范进一点也不觉冤屈，居然自认“文字荒谬”。这并不完全是谦虚，更多的是自信心匮乏，人格卑微。吴敬梓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科举考试体制下精神被折磨得如此萎顿。但是，这个对自己的才能一点没有自信的人，却顽强地屡败屡考，完全是在无望中挣扎。而周学道此人，也曾经是苦读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中得一个，也曾经在考试场所哭得晕过去的。这个人的眼光，是对范进绝望境地的渲染，同时又是为后来得中发疯设置的一个背景。

为范进中举发疯而设的第二个反差性环境，是通过其丈人胡屠户的嘴巴来展示的。屠户，杀猪的，在当时，其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和读书人(官僚阶层的候补者)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由于范进屡考屡败，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困境，在精神上极端的自卑，胡屠户就敢于在任何场合下，公然显示对他的轻视。就是范进考中了秀才，他带着猪大肠来庆贺，其行为和所说的话，都不像是庆贺：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这哪里像是庆贺？首先，这根本就是辱骂(现世宝、穷鬼)；其次是自我表扬，毫无道理的自我表扬。连范进中了秀才都是因为他“积了甚么德”。再次，“教导”范进，有了秀才身份，从此对他自己“行事”里的人，不能“装大”，而对于一般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也不能“烂忠厚”，“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因为这样会弄得胡屠户“脸上都无光”，“惹人笑话”。这样这的粗野无理，把祝贺变成了训斥和奚落，充分表现了胡屠户心灵深处的病态自尊和粗野的自大。他在范进面前，怀着显示优越的冲动，把范进压得越低，他自尊和自大的冲动就越是得到满足。但是，读者看得清楚，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完全是虚幻的。因为他的言行，完全是违反社会礼仪的；他的优越，充其量不过是物质上的而已。但是，本来在精神文化上占有优势的范进，对于如此粗野的欺凌，没有任何反抗，相反说：

岳父见教的是。

这里显示了物质上的贫穷如何导致他精神上的自卑。范进中了秀才，又想考举人，向胡屠户借旅费，他不借，也不照顾范进的自尊心，精神优越感转化为野蛮的行为：“一口啐在脸上”，公然侮辱他，大言不惭地说，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的，应该像城里举人府上的老爷那样，一个个方面大耳，可范进却尖嘴猴腮，应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吃天鹅屁”。他的用语极端的恶毒，依照的完全是一种迷信愚昧的逻辑，对自己女婿的狼狈和贫困，不但没有同情，反以侮辱其人为乐。而范进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愤懑。吴敬梓写得非常简洁：

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辞了丈人回来。

一个读书圣贤之书的人，被人损到这种程度，居然一点反感都没有。吴敬梓写的是胡屠户对范进的蔑视，同时也写了对这种在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范进已经习惯了。对于人格和自尊被糟蹋，没有什么感觉，完全麻木了。

待到范进中了举人，疯了。为了治疗范进的疯狂，有人建议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告诉范进根本没有中，他却不敢了。精神优越感顿时变成了精神自卑感。这时的胡屠户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的情感深处，真诚地以为举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即使为了救这文曲星的命，他也缺乏勇气。他这样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

吴敬梓的天才，集中表现在胡屠户的恐怖来源于他自己的个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第一，表面上是迷信逻辑，实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第二，这种逻辑是极端荒谬的，可笑的，带着很强的喜剧性。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评语说：

妙人妙语。这一作难，可谓妩媚之至。（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胡屠户这样的语言，明明是很丑恶的，怎么会“妩媚之至“呢？这是因为胡屠户的丑恶的势利，是以迷信的荒谬包装着的。这种逻辑之所以可笑，不但因为它荒谬，而且因为胡屠户的执著。执着到不顾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后反差巨大，本来应该会引起惭愧之感的；另一方面是，这本来应该是内心的隐私，一般人是不会公然讲出来的，而这个胡屠户却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而一旦说出来，他往日那种病态的自尊、自大，那种精神优越感，就变成了自卑感。这种自卑固然可鄙，然而又可怜、可笑。此时的胡屠户，已经不是施害于人者，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观念所苦的人了。这就不但是可笑，而且有点天真，有点可爱，有点“妩媚”了。在这里，吴敬梓对胡屠户当然有揭露，但同时有调侃；在调侃中，又有悲悯之情。越到后来，胡屠户越为自己的观念所苦，吴敬梓就越来越宽容了。胡屠户还从一个滥施侮辱者，变成了被嘲弄者。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

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逼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高潮之后的又一高潮。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高潮。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高潮，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高潮，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