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非历史。在近代文学史上，假托讲史，挂羊头卖狗肉，宣扬作者揣摩的“圣意”，这类作品比比皆是。然而小说又可资考史。即使名为历史小说而实借说史以欺人，如将满清厉行个人独裁的雍正、乾隆父子都写成英主明君之类的所谓历史小说，倘若从写作环境与作者追求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未尝不可窥知曾被鲁迅斥作“沉滓的泛起”的文化生态史。

说到揣摩，不禁令人想起《儒林外史》。大约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这部小说，假托回顾前明科举史，对于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迭时期的文化体制现状，所作的揭露与讽刺，久已脍炙人口，论者极多。旧撰《马纯上与匡超人》（重刊于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似可备有关此书研究的一说。这里不妨重提该书第四十九回的一个界定。

吴敬梓极其讨厌科举程文。在这一回写了“翰林高谈龙虎榜”，借因故下野的翰林院侍读高某之口，表示他对八股范文的憎恶。这个高翰林，很瞧不起享誉士林的八股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因假中书万里即万青云，当面恭维他中举人的“元作”，“敝省的人，个个都揣摩烂了”，与是借机狠臭马二先生，对万中书说：“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什么官了。”（据香港中华书局本《儒林外史》，页481。）

清乾隆初，官衔莫大于大学士，官职莫重于军机大臣。可知能做这样的高官，无不精通“揣摩”二字。吴敬梓死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没能见到于敏中、和珅的发迹过程，却见过张廷玉之类汉臣如何善于揣摩“圣意”，而在雍乾二朝政坛不倒。他对“揣摩”的揭露，的确从反面道出了“举业金针”。

但看《儒林外史》这一回及下二回，令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万中书如何由假变真。

清初内阁变来变去，有一点没变，就是阁臣起草诏敇、发布中央文件和集合地方奏议，都离不开内阁中书。雍正始设军机处，乾隆将军机处体制化，从而内阁大学士形同虚设，但军机大臣同样离不开满蒙汉章京。满语章京，本为八旗旗主的属官，到康雍乾时期已是朝廷各部门助理的通称，犹如后来的办公厅主任或主任秘书之类。雍正帝设军机处，用钦定军机大臣替代内阁大学士职权。但军机大臣岂能事必躬亲？因而必须挑选属僚为军机章京，而其中首选仍是内阁中书。这样仅为正从八品的内阁中书，便成为位卑权重的炙手可热人物。尽管名列候补中书，也成为官绅竞相讨好的对象。于是它也成为捐班的热门。

《儒林外史》描述“中书冒占凤凰池”，总共三章，短而精采。

字青云的万里，是台州的已革生员。“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秀才，只好喝风痾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这是假中书对他的救命恩人凤鸣岐的自白。

人称凤四老爹的凤鸣歧，是吴敬梓设想的真侠客，武艺高超，爱打抱不平，在下层社会很有威望，却不顾“王法”。他存心与捐纳体制捣乱，逼迫高翰林、秦中书为保官禄，拿出足纹一千二百两银子，使万里迅即捐到真中书。于是我们得知，第一早在雍正之际，连内阁或军机处的机要秘书，也可花钱买到。第二当时皇上的“中书”，不必真做“举业”，只要写的一笔好字并善体“圣意”，便可中选。第三当然是候补中书，也必由捐纳，否则怎能得皇帝圈阅而列名“序班”？自乾隆起，内阁中书便主要由会试落第的举人中挑选，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俊彦，因而也成为军机章京首要资源。然而如吴敬梓的描述，就在乾隆初，内阁中书同样已经成为官职市场的交易对象。一个已革生员，花上一千二百两银子，便可由假中书变成真中书，越过吏部而在内阁记名候补，往下便可能在“军机处行走”，参与密务。这难道不是满清帝国早就政以贿成的表征吗？

在前已述，清道光帝已称帝国官僚有四大资源，而捐班与科甲并立。满清的体制性腐败，特色是卖官鬻职，无不自上而下，自内而外，自汉而满。到晚清光绪朝的戊戌维新，被皇帝特旨赏与四品卿衔而参预新政的军机四章京，杨锐是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刘光第是进士出身的刑部主事，谭嗣同就是先捐纳为同知，再加捐为候补知府，林旭则是会试落第，“入赀为内阁中书”。而在慈禧发动政变后仍上疏抗议的御史杨深秀，也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就是说，因改革失败而献身的这五位官员，除刘光第外，多数都是捐班出身。这表明卷班中间有“君子”，但不也反证捐纳已侵蚀到帝国的全部官僚体制么？这个体制腐败过程，与捐班的相关度，至今仍属清史或者说近代史的研究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