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为了推进读书人之间真诚平等的学术对话，于1996年9月下旬成立了读书会，取陶渊明“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句意，定名为“素心会”。10月9日是素心会第二次活动，由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作学术演讲。兹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素心会是系里的新生事物，它的前途未可限量，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表达学术上的思想、意见的机会。这才是第二次，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更多的教师，更多的同学将参加这个活动，形成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生动活泼、不断开拓、不断深入的学风。我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当我听到系里老师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非常愿意来参加学习。
今天的题目是漫谈，随便谈谈，谈到哪里是哪里。我们先从一个很远的地方讲起。中国古代民间有个流传很广的八仙成道的故事，讲八仙是如何成为神仙的。中国神话、仙话的系统，它是属于民间创造的，真正人民创造的神仙，多半都很富有人情味。八仙成道的故事中塑造的吕洞宾这个人物，形象就很有趣味，他不仅到处济困扶危，他也恋爱，有个情节是“吕洞宾三戏白牡丹”。这吕洞宾游戏人间，在一个人家里住了很久，临走时，他问主人，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可以帮助你，那主人没有回答他，吕洞宾就把手一指，一块石头变成了金子，再问要不要，他不要，吕洞宾就把一块更大的石头点化成金子，诸如此类，主人都说不要。吕洞宾就问他到底要什么，那个人想了半天，说，我要你点石成金的指头，我要了这块金子就只有这块金子，而有了这个指头，我就什么都可以点。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判断，从一方面讲这个人贪婪，品德不好；另一方面，对做学问的人来说，这又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他不是要某个学问，而是要得到做学问的方法。就好像你有一个仓库，内有货物二十吨，也就一个仓库而已，如果你有所有仓库的钥匙，能打开所有仓库的门，那所有的货物就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个别的知识，而是要得到那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西游记》上有这么一段，孙悟空见到他的老师以后，祖师问他，你要学什么仙法，有流字门，静字门，动字门，孙都不学，最后老师密传了他长生不老七十二变。这就是他后来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祖谁也不怕的本领由来。那也就是说，学本领要学到最高的东西。那么我讲了吕洞宾的故事，又讲了孙悟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如何结合到一起，我就又要回到那个主人问吕洞宾要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有长有短，那么如果这是个聪明的主人，他会向吕洞宾要哪个指头呢？一定会在十个指头中要右手的大拇指。动物中有手的很多，但是只有人才有大拇指，有位人类学家给人类下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人是会用大拇指的动物。人类就凭着这个大拇指创造了工具，创造了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本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劳动创造了美感。我们研究历史、文学，就是研究美感。所以孙悟空向他老师学的就是十个指头中的大拇指。这也就是说，你们要做学问，当然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做学问在任何时间、条件下都需要记住两点论。
我们至少从高中起，就开始接触我们目前认为思想上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有个最基本的观点，即整个时间空间的条件不断地变化。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这个茶杯是个茶杯，同时又是个别的什么东西。一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空间，开始无终的时间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当中形成的条件，使一切万物都在变化，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面。在中国的哲学中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天地、男女、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名著《易经》，这个“易”有三个含义：变易，指不断变化；不易，是说在特定的某个时间空间条件下是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简易，即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举个例子，我们这里很多是学语言学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不管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表达成果，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材料，如果说对文学完全不理解，那你就是站在一个金矿里不动手去挖，看着大量的语言材料在你面前流逝；反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也是如此，无论你是搞创作还是研究，首先都要求准确使用语言、语法、修辞各方面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这是就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两个系统随便说说，下面我主要就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文艺学与文献学两个问题来谈谈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方法——两点论。
人类通过自己的物质生活使大脑变得发达起来，那么就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对客观事物观察以后总结出来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形象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我们看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在安禄山占领长安以后，关在城内逃不出去，看到唐政权即将崩溃、老百姓四处逃亡的景象，这是形象。另外一种思维，是根据生活经验对客观事物做出判断，一般称为逻辑思维，产生于哲学、历史等需要推理的学问中。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支撑。根据我国目前的学术风气，有一点没有认真考虑，就是多数时间是对客观事物的估量和研究，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是一种情感作用，从感情开始，然后归到感情。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同时进行，对你们来说是很吃亏的。我们那时读书，老师要求我们做诗，那个时候认为文学重在“能”而不重在“知”。你能创作是文学家，你只能讲不是文学家而是文学研究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你们的建议是进行研究的同时应注意文学创作，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姑娘，一个是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在幼儿园带小孩，她可以根据老师讲的很好地照顾小孩；另外一个姑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她结了婚，有了孩子，对自己的孩子护理得可能比那个专科毕业的姑娘更为仔细，经过不懂到懂，非常有经验，是个好妈妈。我们研究文学自己完全没有创作经验，就像那个没有当过母亲的老师一样。我讲的创作经验是非常广泛的，你会弹琵琶，跳迪斯科，也是一种创作经验，只要你有激情，有感发，而不是冷冰冰的。我看到现在很多青年同志写论文，好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把杜甫往这里一摆：根据历史条件，根据哲学，根据人生观，根据开元天宝年间的时代背景，现在宣判杜甫符合现实主义的三条，违背浪漫主义的七条，杜甫要哭的呀！我们不能如此冷酷地对待我们的艺术大师，因为文学艺术是个感情的东西。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我希望头一点告诉你们的，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的作品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
至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如何互相支撑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过去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比较早，一个说比较迟。说早的理由是《明月皎夜光》一首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玉衡”，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第五颗星至第七颗星习称斗柄。“孟冬”，古人把北斗绕北极星运转的圈子，分为十二份，配上太阳在周天运行时途径的变化，即黄道十二宫（用地支子丑寅卯等来表示），来测定一年中的四季和昼夜的时间。斗柄所指方位不同，季节或时间也不同。“孟冬”，是指十二宫之一的亥宫。“玉衡指孟冬”，李善注《文选》解释说是指的季节，而且用的是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历法，孟冬十月，就是夏历的七月，这样此句才能与全诗所写秋景相合。于是，人们由此也认定这首诗产生于西汉初年。但后来金克木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发表在《国文月刊》1948年第63期上，现收入他的《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金克木先生根据天象学的知识，认为“孟冬”在这首诗中并不是指季节，而是指孟秋或仲秋下弦月夜半至天明之间的这段时间。金先生的这个说法，很多人认为很合理，所以这首诗出自西汉不太可能。另外，就整个西汉时代来看，没有出现这样成熟的五言诗，不是说没有五言诗，而是没有出现这样成熟的、艺术性高的一个群体。凡是要讲考据，就要有不断的规范它的定位的一些词句。我们利用形象思维来判断这诗的年代，因为这在考据上没有，我们看得出诗人有着极大的忧患意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非常忧伤，好像黑暗得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把东汉的历史一段段地来看，只有在黄巾大起义前，桓灵之时，整个东汉帝国马上就要消亡，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敏感的诗人感到一片黑暗。说还不到农民起义，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反映农民起义的字眼。这样来判断，我们就可以用形象思维来理解、来支撑这个逻辑思维，因为这不是用考据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很多。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谈到唐代诗歌中的地理问题，用纯粹几千里，在什么方位，不能代替诗人的想象，诗人的想象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文艺学的方法和文献学的方法，两者是交叉的，互相支撑的。
现在我们南大有一个很好的学风，就是要求一定要同时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是文艺学，从美学的观点分析理解诗人的心理；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书面上和考古所得的各种材料，包括国外汉学家的材料。我们工作的目的，研究的最高希望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两者的精密结合。这要求一方面要有比较深刻的美学艺术修养，其中包括创作经验在内；另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要懂得版本、目录，要懂得音韵训诂，还要懂风俗、制度等。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你就会有很多东西不懂。比如唐人的诗“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要是你不懂唐人风俗，种芝麻关我何事？而根据唐代的习俗，胡麻（芝麻）要夫妇同种，这样才会长得茂盛。芝麻是多子的，古人以多子为好，这意思是说，你该回来了，不是要种芝麻，而是该有个孩子。如果不懂这些，就没法理解。再比如，唐人小说《东城老父传》中，那位身历数朝、目睹唐王朝盛衰的老人贾昌，谈到他过去休假回家，走在街上，看到卖白布的商人很多，邻里百姓想买点祭祷用的黑布都不容易，只好用当兵人系的黑头巾代替。可是安史乱后，在街上连穿白衣服的人都已少见了。于是他感慨地说：“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如果你不懂得唐代的制度是平民穿白衣服，而士兵自武则天以后，便穿黑衣，那么你就会不理解小说主人公对昔日兵少、今日兵多的这番感慨。这种地方太多了。要写出一篇很有见解的论文，一定要文艺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注意到。有的同学说这挺难的，做学问就是难，不难怎么叫做学问呢？所以真正要做学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古人讲十载寒窗。我有十几年时间都不能工作，只能放牛，白天劳动或者挨批，晚上我还在看晋隋八史，至今有些章节还能记得。现在你们的条件大不一样，更应好好珍惜。另外，在两方面结合上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首先是要看别人用这种方法写的文章；其次就是实践。做学问要靠材料，要靠理论，还要靠想象。胡适的话还是对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常常好像里面有什么好挖掘的，试一试，不行，这也是经常有的。能够自己动笔写，有些想法，大家一起讨论，要有为自己不成熟意见辩护的勇气，当然也要有勇气认输，说我错了。
一方面是形象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逻辑思维；既注重文艺学基础，又注重文献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两点论中主要的两个点。还有文与史，高与大等方面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略略谈一谈。对文来说，史就是历史背景，如果你对于一个作品只知道它写得好，而不知道它是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什么人写的，那你只知道了一半，知文而不知史；相反，你也不能知史而不知文，把文学作品完全当成一个史料。高与大是有区别又相通的两点，做学问应该积累到很高的程度，但基础要非常好。一方面是广博，一方面是精深。胡适有两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能高。”我们现在做学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知道得很多，但除了这个之外，就知道得很少了。要既能高，又能大，不要像秋天田里的高粱秆子，高倒是高，一削就倒下来了。同时，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也是既要去潜力读书，又要能擅于思考；既要做好学问，更要努力养成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再就具体的研究对象来说，也是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的。比如，文学史的研究，不应只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模式，还可以以时代和问题为中心来进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是以抒情言志为主要传统的，但其中也有叙事和说理的，只要不缺乏形象性，就不应偏废；古典诗歌的描写与结构中，讲究平衡、对称和整齐的艺术美，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又会有意地打破这种规律，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之间，求得一种更新的结合，来巧妙地反映生活；我们研究的古代士人可能是诗人和散文家，然而他们往往也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等等。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很多不同的美学趣味要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对于嗜好喜欢，可以有独特的见解，并可以坚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评论家，你要宽容，用行话来说，就是能够欣赏异量之美。赵飞燕很瘦，杨玉环很胖，同时可以欣赏她们的人称为“环肥燕瘦”；兰花和菊花都很好，“兰有秀兮菊有芳”。能够欣赏异量之美，不仅使自己的美学欣赏能力扩大，而且使人的气象扩大。一个真正研究文学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坚持自己独特的美学趣味，但是一定要有两点论，不要忘了美学更重要的是宽容。清朝有个大学问家毛奇龄，他很爱同人争论，一辈子就不喜欢苏东坡的诗，那么不喜欢就不喜欢，他还到处宣讲批评。有人说苏东坡也有好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初春的景物写得非常好。结果毛说，那为什么是鸭子先知，鹅就不先知了？所以作为两点论，我们一方面学得异量之美的宽容，一方面可以对于某个东西特别欣赏。就如唐朝人的诗，别人说你长得这么美，君王应该很喜欢你，这个诗人写道：“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怎么打扮他也不喜欢，教我有什么办法？还有，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训练欣赏的过程，有很多东西最初不觉得它好，等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深层次才会觉得它好。例如宋诗和唐诗不一样，有许多深刻的东西一时不能够体会。如陈师道《丞相温公挽词三首》“时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一个对国家非常尽忠的老政治家形象就凭着“身已要人扶”全都衬托出来。人家还没觉得政治已有所改变，越来越好，他已是鞠躬尽瘁，走都走不动了，写得多深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深刻的地方就会渐渐领悟。所以有好多文学欣赏见解的变化同你自己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在研究中，注意坚持和运用方法上的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那就可以相信，我们是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
（张春晓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