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前人论杜，或誉之为“集大成”①，或誉之为“诗圣”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称誉是至高无上的。自从孟子用“集大成”这个词赞美孔子以来③，有哪位诗人能戴上这顶神圣的桂冠而不被认为僭越?只有杜甫。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就像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为什么本来是用来赞美孔子的“集大成”这个概念也能很恰当地移来赞美杜甫?“集大成”的哲学内涵与文学内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④又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⑤孟子对孔子的赞颂，至少包含有这么几层涵义:一、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易经》“随”卦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⑥可见儒家是很重视“随时”的，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正是意识到孔子产生于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以及孔子承担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这样两点事实。二、充实完整，也即和谐。孔子总结、发扬了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遗产，他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充实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颜渊惊叹这个体系的无所不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⑦孟子称其“金声玉振”，正是意识到孔子的学说有其内在的和谐性。焦循解释孟子的话说:“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专彻远，纯而不杀乱也。’此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谓终条理者，为其叩之其声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终杀，是为终条理。按:始条理，《音义》云:本亦作治条理……金声有杀，以玉振扬之，所谓治之使条理也。杀则细，振以终之，则其声不细矣……金，镈钟也，声以宣之于先。玉，特磐也，振以收之于后。条理是节奏次第。金以始此条理，玉以终此条理，所为集大成也。”⑧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三、崇高。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⑨《孟子》中还记载孔子弟子有若之言:“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⑩又载曾参之言:“江汉以灌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11]这说明孟子意识到孔子思想和人格的伟大，无可比拟，也就是崇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集大成”的基本涵义，虽然在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但同时又具有美学上的意义。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体现时代精神以及和谐、崇高，都是美学的基本范畴。而美学一方面“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文艺实践”，另一方面也要服从认识论的总的规律，“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12]，也就是说，美学是沟通哲学和文艺学的一座桥梁。“集大成”这个具有丰富美学内涵的哲学概念可以相当顺利地转化为文学概念，而哲学家孔子头上的这顶桂冠移到诗人杜甫的头上仍显得那么合适，这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二)

秦观说:“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钦!”[13]秦观所强调的“适其时”，也就是《易经》中的“随时之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杜甫创作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至少包括下面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杜甫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孕育了我们的诗圣。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那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如果我们把杜甫二十岁之前的少年时代略去不计，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正好是他后三十年生涯的中点。人们在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常常强调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安史之乱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如果杜甫没有经历“开元盛世”，没有亲眼看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14]的太平景象，他就不可能对破坏那个太平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那么深刻的仇恨。当然，如果他没有经历安史之乱，没有亲眼看到“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15]的乱离景象，他就不可能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怀有那么深厚的同情。所以我们在考察杜甫的时代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某一个阶段，而应看到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和全貌。

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年间，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整个封建经济还是在稳定地发展。到了开元时代，唐帝国达到了隆盛的顶点。但是与此同时，帝国内部所隐藏着的各种矛盾也在不停地孕育，滋生，激化。到了天宝年间，帝国实际上开始走下坡路了。皇帝昏馈荒淫，外戚骄奢淫佚，奸臣勾心斗角以争权，边将轻启边衅以邀功，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正在这个时候，杜甫来到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五年应试不第，天宝六载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16]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7]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那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这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在《饮中八仙歌》中，我们曾找出了杜甫最初从浪漫主义者群体中游离出来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的依据[18]。而《前出塞》、《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诗篇更表明诗人在清醒之后，立即冷静地观察社会，热情地探索社会的病根。到了安禄山叛乱的前夕，他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9]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象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20]，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后数年，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他曾在深夜经过荒凉的战场，看到月光下的累累白骨。他曾被虏至沦陷的长安，闻到春风中夹杂的阵阵血腥。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新婚夫妇的生离、垂老翁媪的死别……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撕裂着诗人的心。他痛苦，他愤怒，他奋笔疾书，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不朽的作品，代表人民对那个时代发出了最严正的控诉和谴责。正是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现实主义的通路上继续迈进。安史之乱在八年之后基本平息了，但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军阀割据和战乱一直波及唐末。大历五年(770)，杜甫在一叶扁舟上垂危之际，他的笔下还写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21]的沉痛句子。“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2]，安史之乱的巨大灾难，对于诗人杜甫的成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租庸调制的崩溃与府兵制的变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与藩镇割据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政治社会现实，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这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也就是杜甫所生活着的大环境。杜甫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思想意义。

一般地说，凡是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作家，都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否有明显的预感，他们的内心都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谰，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忠义慷慨，哀伤愤激，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杜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喑”的龚自珍和高呼“救救孩子”的鲁迅，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文学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确实是受到了时代的玉成。

第二，杜甫所处的时代在古典诗歌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在杜甫之前，五七言古今体诗经过了由汉、魏、六朝和初盛唐诗人的长期摸索，在形式上已基本定型，在题材内容、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这就为杜甫对古典诗歌进行全面的总结提供了基础。元镇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23]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其实，杜甫对于他自己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相当多的论述，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桢，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眺、鲍照、何逊、阴铿、庾信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杜甫都有诗论及他们[24]。仅从这些诗句就可看出，在杜甫的时代，古典诗歌已经积累了多么丰富的遗产(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而杜甫又是多么虚心地向前代诗人学习。我们不难从杜诗中找出足够的例证来证实杜甫在创作实践中确实吸收了许多前人的长处，正如后人所云，“实积众家之长”，“尽得古今之体势”。但是必须指出，杜甫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不但不是零星地、机械地借鉴某几位前人，也不是把前人的长处简单地相加在一起，而是在对前代遗产全面考察以后，作出了合适的扬弃与继承，从而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和谐。他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25]这说明杜甫是把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他对文学的源流演变有总体的认识，所以能对历代作家的功过得失了如指掌。“骚人”既逝，“汉道”代兴，文学是不停地演变、发展的。他认为后人应兼收并蓄地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但是每个时代的文学仍应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正因为杜甫对文学传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在创作中坚持以《诗经》、汉魏乐府、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为方向，另一方面对齐梁诗歌也不全盘否定，对鲍照、庚信乃至何逊、阴铿等南朝诗人作了不同程度的借鉴。没有这种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杜甫是不能完成“集大成”的历史使命的。

（三）

那么，在与杜甫同时的那么多诗人中间，为什么没有其他人达到“集大成”的崇高地位呢?也就是说，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杜甫还具备哪些成为“集大成”者的条件呢?我们试对杜甫的家庭传统和个人禀赋作一些考察，来说明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其他诗人承担了集古典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

对于封建社会中的文人来说，“述祖德”是一个传统，杜甫也不例外。他对自己的家世是经常引以为自豪的。他谈到远祖杜恕、杜预时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26]谈到祖父杜审言，更是称扬备至:“亡祖故尚书缮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27]杜恕是汉末贤臣。杜预是晋代的名臣兼名儒，对于《左传》有专门的研究。他们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第一个传统，即坚信儒家的政治思想、钻研典籍学问的传统。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他通过创作实践，对于由齐梁新变体演进为律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第二个传统，即文学的传统。这两种家庭传统，对于诗人杜甫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朝代，盛唐诗人的思想情况尤其复杂，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28]，这与他的家庭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正由于杜甫对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很为自豪，所以他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在诗中再三地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尽管他也有“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29]的慨叹，有“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30]的懊恼，甚至还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31]的牢骚，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非常珍视自己的儒者身份的。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32]，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如他的《醉时歌》，王嗣奭即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33]其实，从这种愤激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

那么，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如何呢?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我们觉得有两点还需要强调一下。

第一，孔子以后，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思想在不同的程度上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逐渐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但杜甫所接受的影响却主要来自早期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来自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所以在杜甫的思想中，不但找不到例如荀子的法家倾向和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等等已为后期儒家所吸收的杂质，而且较少孔子旨在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一些落后观点。杜甫所终身服膺的，实际上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34]杜甫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5]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6]。杜甫则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37]儒家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38]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兵默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39]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40]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应该指出，孟子那种“民贵君轻”[41]的可贵思想，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时代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观全部杜诗，却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象体现了儒家的进步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恻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侧隐仁者心”[42]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43]的精神了。杜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在这个方面，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

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其他积极因素也对杜甫有很深的影响，比如儒家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即所谓“尊王攘夷”的思想，无疑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时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有影响的。正因如此，杜甫就一定要冒着“死去凭谁报[44]”的危险从沦陷的长安逃至肃宗所在的凤翔，而不肯像王维、郑虔那样为了保全自己，接受伪职。再如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5]的大丈夫气概，推崇“知其不可而为之”[46]和“杀身以成仁”[47]的奋斗精神，无疑对杜甫人格的完成起了积极的影响，其事甚明，不待详加论证。

第二，儒家的文学思想对杜甫也有深刻的影响。儒家一向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代影响极大。

在《偶题》[48]一诗中，杜甫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其中“法自儒家有”之句非常明确地说明他在文学思想上接受了儒家的传统，他称赞元结的《春陵行》等诗具有“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49]，也分明是遵循了儒家诗论的观点。儒家诗论尽管有不少缺点，但它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乃是古典诗歌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这对于杜甫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起了引导作用的。

杜甫家庭中的文学传统主要体现在诗歌艺术方面。他写道:“吾祖诗冠古”[50]，又道:“诗是吾家事”[51]。杜甫说他的祖父“诗冠古”当然是溢美之词，但说他的家庭里具有诗歌的传统是合乎事实的。杜审言的诗现在仅有一卷，但就是从这些残存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杜甫向他的祖父学习、摹仿的痕迹。比如在句法方面，杜甫作品中就显然有摹仿杜审言之处：

缩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之二

林花著雨燕支湿，水符牵凤翠带长。—一杜甫《曲江对酒》

寄语洛阳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而章法上的影响，从下列两首诗的对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杜审言《登襄阳楼》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日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故障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杜甫《登衰州城楼》

它们在章法上是极其相似的：首联点明登临的时间、地点，颔联写登临所见的阔大景象，颈联借历史遗迹抒兴亡之感，尾联写自己的惆怅之意。再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写月夜怀人的情景甚妙。杜甫的《月夜》一诗中“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和“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受其影响。当然杜甫诗从所怀之人想起，乃是他翻新出奇之处。

在联章五言律诗和排律方面，也有这种情形。在沈、宋和初唐四杰的笔下，五言律诗的形式基本上成熟了，但是还没有出现联章的律诗。在这一点上，杜审言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写过《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从第一首的起句“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到第五首的尾句“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层次分明，脉络清晰，首尾呼应，五首律诗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是联章律诗这种新形式的成功尝试。这种形式在杜甫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早期的一些联章律诗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等，简直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摹仿乃祖。还有，在初唐诗人中，杜审言对五言排律这种形式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不仅长达四十韵，而且全诗对仗严整，造句精炼，在形式上已经成熟。杜甫那么喜爱五言排律这种形式，不能不说是受到他祖父的影响。

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52]和“晚节渐于诗律细”[53]的艺术追求，与他家庭中的文学传统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而其个人禀赋则是他成为“集大成”者的内在因素。

伟大的人格是造就伟大作家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杜甫在这方面可谓是得天独厚，前人论之已详。我们想补充的是，杜甫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矛盾必须置于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他的性格中既有谨慎的一面，又有狂傲的一面。《新唐书》本传载其醉登严武之床口出狂言之事，是乃小说家言，但从杜诗来看，杜甫确实颇有乃祖遗风。他在“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时就已经“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自视很高:“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54]他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顿生活中也仍然自认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55]《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软!”杜甫虽然没有类似的话被记载下来，但我们可以推断他是早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56]的抱负的。因为他狂傲，所以他有勇气承担起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谨慎，所以他能踏踏实实地去完成这个使命，这正是造物赋予他的最佳性格。

人们在谈到李、杜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大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杜甫五十六岁时在夔州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生动传神地描绘了他在四岁(开元三年，715)或六岁(开元五年，717)时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情景。一个四岁或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多年，可见诗人是早慧的。他在《壮游》一诗中说自己“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可证明他诗才的早熟。至于杜甫学力的深厚，则是千余年来人们一直惊叹不已的。“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57]的诗句可证其读书之广博精深，而“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58]的诗句又可证其作诗之严肃认真。后人论杜，或称其天才:“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59]或赞其学力:“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60]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杜甫乃是一位在诗歌艺术上刻苦锤炼的天才诗人，他是在对前人的诗歌艺术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入前无古人的崇高艺术境界的。

(四)

正像孔子及其思想体系一样，杜甫和他的诗歌也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在一千四百首杜诗中，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风格、充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卓越的天才和精深的学力，这一切都极其和谐地统一起来了。如果把孟子所说的孔子是“金声而玉振之”的“圣之时者”以及“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等论述移来称赞杜甫，都使人觉得极为适宜，这就是杜诗被称为“集大成”的基本原因。

然而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集大成”这个词，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仅仅指集过去之大成，但事实上不仅如此。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61]孔子在封建社会中被尊为“万世师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决不是他全面地总结、继承了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遗产，而是他在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定了完整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孔子之“集大成”，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

杜诗也有同样的情况。

元稹赞扬杜甫，只指出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没有论及杜甫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元稹离杜甫的时代太近，那时杜甫的影响还不够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的影响越来越大。入宋以后，人们就对杜甫的巨大影响愈来愈清楚从而赞不绝口了。王禹偁说:“子美集开诗世界。”[62]宋祁说:“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丏后人多矣。”[63]孙仅还具体地指出了杜甫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64]宋代诗人基本上被笼罩在杜诗的巨大影响之内，所以黄裳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盖彼无不有，则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65]张表臣也说:“有能窥其一二者，便可名家。”[66]在我们今天看来，如果说孔子总结、发扬了他之前的一切思想遗产又影响了在他以后历时两千年的思想史，那么也可以说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他之前的一切诗歌遗产并影响了在他以后历时一千多年的诗歌史。他们就像位于江河中游的巨大水闸，上游的所有涓滴都到那里汇合，而下游的所有波澜都从那里泻出。

既然“集大成”作为哲学概念和文学概念都具有承前和启后的双重涵义而且重点在于启后，那么其中是否有内在的必然性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历史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时代变换的关键时刻产生的杰出人物既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恩格斯称但丁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67]，就是这个道理。孔子产生于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时代，由于“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68]，尽管孔子在世时已经“礼崩乐坏”，他还是必须对“郁郁乎文哉”[69]的周代文化作全面的整理、总结，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孔子既是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又是封建时代的最初一位思想家。

前面说过，杜甫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杜诗、韩文、颜字、吴画先后出现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偶然的[70]。苏轼最早称杜诗、韩文、颜书为“集大成者”[71]。他指出:“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72]又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73]苏轼的目光是犀利的，他第一个看出杜诗是古典诗歌的一大转变。同时他也看出了“集大成者”的实践所显示的穷则变的内涵，虽然还不能对这种历史现象具有辩证的理解和准确的表述。

从东汉至盛唐，五七言诗歌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的轨迹当然不是单一的直线，而是有许多旁岔分支，曲折反复，但其总的趋向却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唐人虽然对六朝诗歌的淫靡之气颇为鄙薄，但在艺术上却正是六朝诗的直接继承者，从陈子昂到李白，并无例外。到了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杜诗中汇总起来了。至此，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它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再也不能沿袭以前的轨道了。杜甫正是感觉到了这种历史趋势并且用其创作实践为这种趋势的实现作出了艰苦探索和巨大贡献的诗人。

在杜甫之前，建安七子用力描摹动荡的社会现实，曹植、阮籍着意刻画深沉的内心律动，陶渊明善于把田园生活纳入他的恬静心境，谢灵运擅长摄取山川景物的奇丽外貌……到了杜甫，则对上述的题材内容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最深沉的内心独白，却偏偏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惨状。秦州至同谷道中的一组纪行诗刻画山水的功力可与大谢媲美，却偏偏抒发了“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优”[74]的政治理想。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而且都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从杜甫开始，儒家诗教的积极精神真正成为古典诗歌的指导原则。在杜甫以后的著名诗人很少不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的。

在杜甫之前，建安诗歌以慷慨的气势取胜，阮籍《咏怀》以沉郁的风格见长，陶诗平淡自然，谢诗富丽精工，齐梁以降，由古变律，又从形式到风格不断地有所进展。到了杜甫，则对上述的艺术手段兼收并蓄，熔铸成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濡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不仅如此，在杜甫手里，诗歌的表现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七言律诗在艺术上臻于成熟，五言排律和各种形式的组诗开始成为重要的样式，用诗歌发议论的手法也得到了成功的尝试。后代诗人们无不在艺术上受到杜诗的熏陶和启发。

古典诗歌由唐转宋，前人或以韩愈为其关键[75]，其实，杜甫才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真正发韧者，韩愈只是在杜甫所开创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从而也很引人注目而已。“若无新变，不能代雄”[76]，杜甫在古典诗歌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创作实践中求新求变，从而为诗歌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集大成”这个概念能够从哲学领域移植到文学领域，诗国“集大成者”这顶桂冠不是由唐人而只能由宋人来奉献给杜甫，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①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语，又见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十二。

②见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评李杜》条。

③见《孟子，万章下》。

④见《孟子·万章下》。

⑤《孟子·尽心下》。

⑥《周易注疏》卷三。

⑦《论语·子罕》。

⑧《孟子正义·万章下》。

⑨《孟子·公孙丑上》。

⑩《孟子·公孙丑上》。

[11]《孟子·滕文公上》。

[12]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2版第4页。

[13]《韩愈论》，《淮海集》卷二十二。

[14]《忆昔》，《杜诗镜铨》卷十一。

[15]《岁晏行》，《杜诗镜铨》卷十九。

[16]《进三大礼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

[17]《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铨》卷一。

[18]见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载本书。

[19]《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镜铨》卷三。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杜甫作此诗时尚未闻其事。

[20]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21]《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诗镜铨》卷二十。

[22]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十三。

[23]《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

[24]关于这一点，萧涤非、廖仲安先生的《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见《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及程千帆《少陵先生文心论》（见《古诗考索》）均论之甚详，本文不再重复。

[25]《偶题》，《杜诗镜铨》卷十五。[26]《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

[27]《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

[28]刘熙载《艺概》卷二。

[29]《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铨》卷一。

[30]《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杜诗镜铨》

[31]《醉时歌》，《杜诗镜铨》卷二。

[32]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一文持这种观点。

[33]《杜臆》卷一。

[34]《孟子·离娄下》。

[3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铨》卷一。

[36]《孟子·梁惠王上》。

[37]《蚕谷行》，《杜诗镜铨》卷二十。

[38]《孟子·离娄上》。

[39]《兵车行》，《杜诗镜铨》卷一。

[40]《孟子·梁惠王上》。

[41]《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2]《过津口》，《杜诗镜铨》卷十九。

[43]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44]《喜达行在所》之三，《杜诗镜铨》卷三。

[45]《孟子·滕文公下》。

[46]《论语·宪问》。

[47]《论语·卫灵公》。

[48]《杜诗镜铨》卷十五。

[49]《同元使君春陵行·序》，《杜诗镜铨》卷十二。按:唐人所谓“比兴”，往往不是指修辞手法，而是指讽谕之义，元诗即是如此。

[50]《赠蜀僧间丘师兄》，《杜诗镜铨》卷七。

[51]《宗武生日》，《杜诗镜铨》卷九。

[52]《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镜铨》卷八。

[53]《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杜诗镜铨》卷十五。

[54]《壮游》，《杜诗镜铨》卷十四。

[5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镜铨》卷一。

[56]《望岳》，《杜诗镜铨》卷一。按:冯至《杜甫传》以为这两句诗即象征着杜甫将来之成就。

[57]《可叹》，《杜诗镜铨》卷十八。

[58]《解闷十二首》之七，《杜诗镜铨》卷十七。

[59]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元氏长庆集》卷十八。

[60]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61]《孟子·尽心下》。

[62]《日长简仲咸》，《小畜集》卷九。

[63]《新唐书·杜甫传赞》。

[64]《读杜毛部诗集序》，见《草堂诗笺·传序碑铭》。按:这段话里漏掉了中晚唐诗人中学杜最有成绩的韩愈和李商隐。

[65]《陈商老诗集序》，《演山集》卷二十一。

[66]《珊瑚钩诗话》卷一。

[67]《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

[6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69]见《论语·八佾》。

[70]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第7章《盛唐之音》第3节《杜诗颜字韩文》。

[71]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72]《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十二。

[73]《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后集》卷九。

[74]《凤凰台》，《杜诗镜拴》卷七。

[75]叶燮《原诗》内篇:“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76]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