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林外史》素来被视作一部批判丑恶事物的讽刺小说。本文从小说主体意象的设置、文本的章法布局、作品主要人物同现实生活中作者身份的对应关系、隐括全书的王冕故事的文化内蕴等四个方面，全面而多角度地剖析了作品的基调及其意蕴，从而否定了上述传统的看法，得出了如下可信的结论：《儒林外史》的主旨是表彰文坛的奇人绝学，它对丑恶事物的批判与讽刺只不过是奇人绝学的陪衬。
关键词 《儒林外史》 儒学传统 礼赞 奇人 绝学
儒林外史问世200多年来，对它的接受和阐释虽不断深化，但其格局变化不大。关于其题旨，说法已有八种：“功名富贵”说、“穷极文士情态”说、“反科举”说、“危机”说、“文化反思”说、“丑史”说、“痛史”说、“政治主题”说等。其中“反思”说、“痛史”说颇有深度，但又无一不定位于讽刺、否定的层面。50年代，何其芳同志曾云：“讽刺小说之名是还不能完全包括这部书的内容的。”[1]90年代李汉秋同志也认为：“《儒林外史》的其他许多肯定性人物，也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容，常被一些对传统文化心理了解不多的论者所曲解。”[2]这种观点真如空谷足音，可惜长期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儒林外史》取名“外史”，非但没有“比较诙谐，不严肃”[3]的意思，恰恰相反，“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4]，持的是一种与正史表彰正统正途出身的儒生相对立的立场。正史写危素，《外史》写王冕；正史大书特书那些立于朝廷或官府的金榜题名、仕途得意的士子，《外史》则大书特书江湖上坎坷不遇而又抱负不凡的文人。对这些非正途出身而富有叛逆性的文士。作品的基调是肯定而不是批判，是赞美而不是揶揄。
一、从小说的主体意象看，小说既写儒学传统的挫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困境，又写并且重点是写文坛奇人的崛起，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发展
《儒林外史》的描写带有明净的理性色彩。但也有象征隐喻的段落，如楔子中的一段：
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这段文字有两组意象，一组是风，先是“怪风”，接着“风声略定”；一组是星象，先是“贯索犯文昌”，接着“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每组内部又是由相对应的同类而不同质的两种意象组成。这两组意象实际是整部小说的主体意象。
首先看风这组意象。“怪风”喻指世风，世俗人情的恶化。小说反复描写了世风的浇薄，人情、道德、学术等的江河日下。第9回娄府老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第15回抚院大人衙门差人郑老爹说：“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第18回景兰江道：“俗语说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第26回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这些段落，把“怪风”这一意象隐含的意义具体化了。第33回又重新运用风这一意象，不过此时变成了顺风。顺风意谓贤人君子以德化俗，“再使风俗淳”，开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第33回写杜少卿当金杯作盘程上安庆，回来时盘程短少，“一路又遇了逆风”，困在芫湖，幸遇韦四太爷与来霞士。他们三人一起吃酒，直吃到下午，看到江里船上的定风旗渐渐转动，韦四太爷道：“好了！风云转了！”“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船家扯起篷来，乘着顺风，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这段描写看似写实，写的是杜少卿坐船旅行途中所遇自然风向的变化，然而联系韦四太爷刚知少卿受窘时惊呼“好！好！今日大老官毕了”之语，则“风云转了”隐喻之意非常明显，意谓像杜少卿富贵唾手可得而不得，宁可穷困潦倒而不就征辟，真乃贫贱不能移其志的大丈夫，文坛上出现了这样的奇人，说明儒林风气在好转。
再看星象这组意象。贯索有九星，连锁一起，象征牢狱。文昌有六星，如半月形，主持文运。象征牢狱的贯索星侵犯主持文运的文昌星，隐指清初及清中叶文字狱对文人的迫害以及八股取士制对文人身心的束缚。跟天上这一星象相应，下界果然不少文人“来时一条链子，去时一条链子，想是贯索星追命”。[5]先是杨执中因总是垂帘看书，负责管总的店亏空了700多两银子，被东家勾结官府“拿到监里坐着追比。”不久，权勿用又被“学里几个秀才诬赖”，在娄家宴席上“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第18回西湖诗会上支剑峰“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之后，第35回中山王府发兵包围庄征君花园，捉拿卢信侯。第41回江都县差人缉捕沈琼枝。49回万青云在秦中书家厅堂上看戏，突被一个官员带了捕役进来，将他锁了出去。这一系列描写，即是一代文人之厄。“百十个小星”下凡，则如《水浒传》误走妖魔一样，隐喻挣脱统治阶级羁绊的有独立个性的文人成批涌现。文昌星下凡乃为维持文运，维持文运指摆脱文人厄运，解除文人精神束缚，重建儒学传统。与此相应，作者以热情洋溢的笔调讴歌了文坛人才辈出之盛事：“娄公子捐金赎朋友”、“马纯上仗义疏财”、“大柳庄孝子事亲，乐清县贤宰爱士”、“杜少卿平居豪举”、“庄征君辞爵还家”、“常熟县真儒降生”……回末有这样的赞语：“公子好客，结多少硕彦名儒；相府开筵，常聚些布衣苇带”，“通都大邑，来了几位选家；僻壤穷乡，出了一尊名士”，“广结交游，人物久而愈盛”，“风流高会，江南又见奇踪；卓荦英姿，海内都传雅韵”，“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余，复多韵事”，“一时贤士，同辞爵禄之縻；两省名流，重修礼乐之事”，“先圣祠内，共观大礼之光；国子监中，同仰斯文之主”……随着人才的兴盛，文人的命运也明显好转。杨执中被娄三、娄四公子赎出，卢信侯得到了庄绍光的援救，权勿用的罪名最后也昭雪了，沈琼枝凭自己的才华赢得了江宁知县的同情赏识，万青云也因凤四老爹的援救而脱险。最突出的例子是第38回王惠的重新露面。王惠的露面，不仅具有文禁解冻层面的意义，而且标志着文人精神的新生，标志着遭受挫折的儒学传统又得以复兴。本来，2回至8回可以说是“二进”发迹史。“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周进抛弃自己“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的信条，也即忘记儒学核心乃在“为己之学”，曲身拜求商人捐资纳监，枉己求仕。“吾未见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6]所以当周进登上第作主考时，所拔贤人也只能是与志在“司禄”（张师陆）者为友的庸人范进。到范进作主考，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府学廪生王德（名于据）、县学廪生王仁（名于依），背叛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7]的遗训，为了100两银子，竟置亲妹妹死活不顾，作主扶妹夫之妾为正室。严贡生名致中，字大位，严监生名致和，字大育，他们的名字取自《中庸》，暗含“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意义，可是一个横行乡里，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一个吝啬好色，暗助小妾谋夺妻位。孝悌，仁之本。新举人范进弃经从权，母丧外出打秋风；新进士荀玫为了考选匿丧不报。儒家讲修、齐、治、平，秀才、举人、进士一己之气如此不顺，一己之心如此不正，何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圣神功化之极？故二严二王处则家不能齐，王惠出则南昌政乱，皇室内哄，宁王造反，天下政乱。总之，尊己爱身之学不讲，封建五伦沦丧，儒学传统一蹶不振。王惠乃二进门生，先是劝荀玫匿丧不报，实为不孝；守南昌酷虐小民不惠；投降宁王，不忠。第8回他负罪而逃，之后隐姓埋名几十年。儿子郭孝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他，奉养他终老，负他骸骨归乡。郭孝子寻父途中救助木耐，负父骨归乡途中又劝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以孝、以惠、以忠为其父的不孝、不惠、不忠赎了罪。泰伯祠大祭之后，除郭孝子为人伦生色外，萧云仙之忠、沈琼枝之节、二余之友悌、虞华轩之有耻、王玉辉之持廉、凤四老爹之侠义等均为儒家伦理之新篇章，被抛弃、被破坏的儒学传统终于又复苏了。
《儒林外史》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从时间上看，从成化末年（约1487年）起，经弘治18年、正德16年、嘉靖45年、隆庆6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止，历时107年。从事件进程看，107年局势有起有落，有纵有收。故主体意象以对应的方式成组出现，而且每组意象中有宾有主，应以回应之意象为主。我们不能只看到文人的厄运、儒学的挫折，而对文人的功业、儒学的复兴视而不见，后者恰恰是作者正意之所在。
二、从楔子、尾声及正文的章法布局看，小说写否定性人物简略，写肯定性人物详备，以写肯定性人物为主，以写否定性人物为宾
楔子从回目看也可知是宣扬正面人物。按朱彝尊《曝书亭》卷六十四《王冕传》，元翰林学士危素与王冕的交往只有一次，籍贯也不同，他降明后谪居和州亦在王冕死后。楔子把危素写成与王冕同乡，把危之贬提前到王冕所及见，有意构成对立纠葛关系。但矛盾主导面是王冕，而不是危素。危素是陪衬人物，作者写危素笔墨不多，且基本上用的是暗场处理法。
尾声描写章法与楔子不同。市井四奇人无不有对立面，季遐年与施御史之孙，王太与马先生、卞先生及游客，盖宽与有钱的亲戚本家，荆元与学校里人都是对立关系，但小说对四奇人的对立面均是一笔带过，未作过多的渲染。
正文行文也没有偏离这个格局。有位论者认为：“主体部分，大致分儒者、名士、贤豪、恶俗四个段落。”“从第2回到第17回是第一个段落，主要写举业途中的三种人。”“从第17回到第30回是第二个段落，主要写杭州、扬州、南京三批名士的庸俗无聊。”“第31回到43回是第三个段落，主要是通过作者所设想的人物，反映以礼乐兵农改革社会的理想的无法实行”，“从第44回到54回是第四个段落，主要写社会的腐败庸俗，从正面描写社会的不可救药。”[8]在这位学者看来，正文四部分有三部分是写否定性人物。这样理解小说的主体布局，《儒林外史》自然就成了丑史或痛史，其主题也当然会被界定为讽刺或批判。但《儒林外史》的布局并非如此。第8回回末卧评云：“此篇结过王惠，递入二娄，文笔渐趋于雅。譬如游山者，奇峰怪石，陡岩绝壁已经历尽，忽然苍翠迎人，别开一境，使人应接不暇。”[9]天目山樵在第8回蓬公子语“人生贤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后评曰：“自第二回入正传以来首闻此语，如听天乐。”[10]第37回卧评云：“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前乎此，如莺脰湖，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后臻于泰山。”[11]我们认为卧评、天评对《儒林外史》正文布局的理解比今天的学者要更为正确。按卧评、天评，正文第2回至第8回（精确划分则为第8回上半回）才是以俗人、否定性人物为主，写一批小人儒志在“禽犊”，不讲文行出处，导致儒学传统遭受挫折，陷入困境。此7回构成正面人物活动之背景。第9回至54回共46回为雅，以写正面人物为主，写陷于困境的知识分子为摆脱厄运，维护文运，上下求索，终于振兴儒教的历程。此46回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体，背景与主体的比例是7:46，描写肯定性人物的文字是描写否定性人物的文字的6倍多。背景部分也有正面人物，但为辅；主体部分也有否定性人物，但居次。
何其芳同志曾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可能受了《水浒》影响的”。[12]的确，《儒林外史》的结构外壳颇类似《水浒传》。如：其一，百十个小星坠向东南角与洪太尉误走妖魔；其二，“二进”发迹史与高俅发迹史；其三，三湖会与三山聚义；其四，杜二回、庄二回、虞二回与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其五，泰伯祠大祭与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其六，大祭后封建五伦复兴与大聚义后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其七，尾声儒林新秀传与《水浒后传》等等，前者皆似明显带有借鉴后者的胎记。《水浒传》写农民起义由小到大，由分而合，逐渐推向大聚义高潮，《儒林外史》也是这种笔法。三湖会与泰伯祠大祭实际是正直文人面对挑战而作出的四次回应。莺脰湖大会是第一次回应，其意在反对“成王败寇”，不以“成败论人”，即不以统治者宣扬的时尚流行的价值观为价值观。但统治者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宴会上抓走权勿用，标志着不以流行是非为是非的观念的软弱无力与破产。西湖诗会是第二次回应。诗人们宣扬诗名“只怕比进士享乐多着哩”，其意在以诗名抵制科名。但只有在有情之天下才能存在的李太白式的浪漫诗情碰到有法之天下的进士的威势便立即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于是支锷醉酒被抓革职了。且虚名抵挡不了利禄的诱惑，匡超人在潘三的引诱下堕落，无赖牛浦郎又窃取牛布衣之诗名作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工具。莫愁湖品曲会是第三次回应，其意在“天下多少大事，讲那 门、雉门甚么”，“春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不计是非，及时行乐。可是花酒陶情纵取乐一时，终无济于国计民生。泰伯祠大祭是第四次回应，发起者迟衡山本意是通过祭泰伯，习学礼乐，成就人才，扶助政教。“千秋让德仰姬宗”，泰伯本是周太王嫡长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见太王欲传位于王季之子姬昌，即弃天下如敝屣，避位潜逃，披发纹身，与吴民杂处。故孔子赞“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3]泰伯能以天下让，则人于功名富贵何不可让，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14]祭泰伯本身可以起到弘扬礼治仁政思想的作用。在以虞博士为首的真儒贤人的倡导下，儒林风气开始好转，这是成功的回应。四次回应表面分别由不同的人主持，实是整个儒林面临困境的探索，经过多方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儒林外史》所写儒林乃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非正统的反科举，反精神禁锢，反物化、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儒林外史》的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有头、身、尾的有机整体，并不是一个共时平面的否定性分类集锦图。莺脰湖会鲁编修否定，我们不能随声附和他；西湖诗会潘三讥笑，盐捕分府镇压，我们不能赞成当时官府的立场。莫愁湖会作者甚至直接出面赞叹为奇踪、雅韵。所谓恶俗部分，否定人物势焰是大了点。其实这是小说家惯常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法。第46回回末齐评评得好：“虞华轩清操自爱，矫矫异人；余有达同气相求，喁喁莫逆。不意延师开塾，方翔白鹤于斋中；何其俗状尘容，顿集青蝇于座上。倾谈论古，几于正不胜邪；信口开河，反觉寡难敌众。”[15]“正不胜邪”是“几于”，而非已经，“寡难敌众”是“反觉”，而非确实。当余大先生义正辞严驳斥唐二棒椎的混帐话时，小说写“唐二棒椎同姚王爷看见余大先生恼得象（像）红虫，知道他的迂性呆气发了，讲些混话，支开了去。”足见还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三、从作者传记看，豪士、诗人、才子本是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正当身份，当然也是构成作品文坛奇人群体的有机成份
三湖会名士见弃于有的学者乃在于他们求名。然而“名”和“功名”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功名”在明清时代特指科名、科甲。“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16]，“功名”诚乃作者所深恶痛绝者，他“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17]，但其他才士，他恰恰“汲引如不及”。[18]
三湖会名士分而论之乃豪士、诗人、才子，而从作者的传记材料看，作者本身是一个兼豪士、诗人、才子于一身的奇人。
莺脰湖会写豪士。莺脰湖会主人“娄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礼，岂非翩翩浊世之贤公子哉！……然轻信而滥交，并不夷考其人平生之贤否，猝尔闻名，遂与订交”。[19]作者本人“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20]，“遇贫而施”[21]，“至所施与又多以意气出之，不择其人。”[22]总之，二者性格何其相似。莺脰湖宴会上，“牛布衣吟诗，张铁臂舞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著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对这种生活鲁编修批评道：“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亦非所宜。”作者赞叹说：“两边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谁人不羡。”据《文木山房集》所载，吴敬梓也常常“且邀得狂朋怪侣”[23]相聚作乐，左右身边“乃有青钱学士，白衣尚书，私拟七子，相推六儒，既长吟而短啸，亦西抹而东涂”。[24]对这种生活，他的亲友也不无微词：“一朝愤激谋作达，左 史?{恣荒耽。……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25]“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26]吴敬梓本人则津津乐道：“咸能振翼于云汉，俱夸龙跃于天衢。谁解投分之交，惧诵绝交之书。”[27]二者生?活场面，喜爱神往态度如出一辙。
西湖会写诗人。诗人景兰江遇好天气即“到六桥探春光，寻花问柳，做西湖上的诗”，遇良朋即邀：“良朋相遇，岂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饮三杯。”现实中吴敬梓：“忆风景之通华，写哀思于侧理；妙曲唱旗亭，绝调歌于郢市。”[28]“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29]《儒林外史》里当浦墨卿设难：“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终是景兰江一语解惑：“众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既为名，则赵诗人之诗名“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现实中吴敬梓宣称：“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30]“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31]“假饶乐句常连袂，也何须鼓瑟吹笙。”[32]“忆当年谪仙情况。……带月卧孤篷，酾酒催兰桨，也博得十分酣畅。”[33]风雅浪漫，价值取向二者没有二致，甚至感慨叹惋也同。西湖宴集，支剑峰已是大醉，口发狂言道：“李太白宫锦夜行。”结果被盐捕分府锁走。现实中吴敬梓有诗云：“曾闻宫锦袍，啸咏过前滩。供奉一云没，太息思才难！”[34]
莫愁湖会写才子。莫愁湖品曲盛会因发起人乃杜慎卿，其原型是吴檠，吴敬梓之堂兄，对此会之否定，论者更是不遗余力。殊不知敬梓也曾“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35]，“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36]似乎也有点卑鄙龌龊。但吴敬梓沉溺花酒曲部，正别有怀抱：“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别有何戡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37]莫愁湖会用今天的政治眼光、道德眼光看，诚一无是处，但若从摆脱科举牢笼，“从吾之所好”，快意，称物的角度看也无可厚非。
一般认为杜少卿是作者本人的影写，但有论者云：“虞秀才（指虞华轩）指的就是他本人（指吴敬梓）。”[38]如此说来，小说中就有两个人物影射作者。《外史》也运用了《红楼梦》用两个或数个人物写一个人物的方法。吴敬梓一生经历了“急朋友之急”，挥金如土（豪土）、“赌酒醉旗亭”（诗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才子）、“亦有却聘人，灌园葆真素”[39]（贤人）四种境界的生活。终其一生，四种境界并存于一身。他晚年贫困，常不食数日，“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40]，豪士习气依然如故。晚年有诗云：“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41]，才子习气依然如故。即从《外史》所写杜少卿事迹看，他既有平居之豪举，又有采兰赠芍之风流；既好诗重诗：“无论他是怎样，果真能做诗，这也就难得了”；又却聘，追求山水朋友之乐。杜少卿被人称为奇人，奇人之奇不在于这四种境界之某一种而在其有机的综合效应。故我们从心史的角度认为，三湖会和泰伯祠大祭都是写作者一人之奇，从文学形象体系论看，则三湖会和泰伯祠大祭都是写儒林群体之奇。儒林群体之奇不只在于有虞博士等真儒之奇，还在于有三湖会之豪士、诗人、才子之奇。豪士、诗人、才子、真儒都是和正宗文人、科举迷相对立的奇人。只以贤人君子为奇人正宗，那么正直、自由的文人阵营就未免太单纯，势力也太单薄了，须知天上是“百十个小星”下凡啊！
四、从王冕故事看，看似平常的乐学、安身说、天爵说即是小说所礼赞的绝学
小说是以王冕“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王冕其人其事的特点也即是全书正面人物的特点，这些特点所蕴含的意义也就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王冕无疑是一个文坛奇人，但他的奇绝又本平常。构成他奇人绝学的仅三点：一是乐学，二是安身说，三是天爵说。
（一）乐学 王冕在学堂读书时，觉得心里闷，自愿放牛：“倒快活些”。放牛见自然美景赏心悦目，即决心学画画，心想：“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自觉追求“快活”、“有趣”，实际追求的是一种摆脱精神束缚，与道合一的精神和乐、个性自由的境界。这种举动体现了一种学说即乐学。乐学即宋人倡导的“孔颜乐处”。虽来源于孔颜，重新发扬光大于周敦颐，但在正统儒学中没有地位。直到明中叶，王阳明出面宣扬：“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42]“乐是心之本体。”[43]于是，这种学说才又重新兴起。到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即正式提出乐学。王艮曾作《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44]王艮认为乐本身是一种学说，因为乐是人心之一种高层次境界，这种境界本身即是道。王冕名为元人，实是借以阐扬明学的。《外史》即把人生有无乐趣当作君子儒和小人儒、名流和腐儒的分野。“二进”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身心憔悴，苦楚寒酸，故为小人儒。豪士、诗人、才子、贤人君子都是弹琴饮酒，知命乐天；及时行乐，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不开心不快乐的人生是乏味的、无意义的人生。精神快乐，性灵自由，葆有童心童趣就是奇人雅事。《外史》里凤四老爹助人救人均“不过一时偶然高兴”，季遐年写字“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王太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众人拉他吃酒，他说：‘天下哪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荆元认为自己做裁缝好，“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他们均“真是快人快事快谈”[45]，“此等见识便有天空任鸟飞气象”。[46]他们之奇不在他们所做之事本身富有传奇性，就是凤四老爹之事和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的传奇故事相比也黯然失色，而在他们追求的乃是比物质满足更高级的心灵自由，精神快乐。
（二）安身说 王冕性情与人不同，知县“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他牢记母训，读书却不求官爵。吴王朱元璋亲自上门拜访，则不妨为其献计献策，朱元璋即位做皇帝后遣使征聘，他则逃避深山。这种举动也体现和实践了一种学说，即安身说。安身说的创立者也是王艮。王艮说：“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道。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47]王艮的安身说蕴含着尚贤与平等合一，人格尊严与社会理想合一，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合一的思想。安身说渊源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8]学为己是说学习为了自我实现，自立、自强、自尊，自立者终能成物，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学为人是说学习是为了取悦他人，这才是利己主义。而利己者顺从流俗，终至丧己。孟子主张庶人“君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则不往见之”，因为“天子不召师”[49]，“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50]“欲贵者，人之同心。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51]孟子认为君臣人格平等才能尚贤任贤，维护人的尊严，尊重生命价值，才能实现社会理想。王艮即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安身说，要求尊身、爱身、保身，避免辱身、害身和失身。他不主张做官，认为仕禄也可以害身。他说：“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52]这并非是偷生怕死，王艮弟子均能临难不屈，慷慨就死；而是强调内不失己才能外不失人，成己方能成物。安身说源于孔孟却又有别于孔孟，孔孟更肯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安身说兴于明盛于明。王艮弟子樵夫朱恕，学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53]王艮弟子田夫夏廷美说：“今人读孔孟书，只为荣肥计，便是异端。”“吾人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为世味牵引，依违从物，皆妾妇道也。”[54]这种学说的兴起，意味人的觉醒，人开始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工具。
楔子除正面表彰王冕以肯定安身说外，还通过写危素热中功名富贵，终至丧己辱身遭贬，来否定“为己之学”。正文也是既借热中功名的典型，即一老一少同科进士的王惠与荀玫后来一为从逆，一为赃私，几陷大辟的情节，批判了仕禄荣身之路；又借蘧太守精神正旺即急流勇退、庄征君辞爵还家来肯定安身说。蘧太守辞官是因为“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庄征君辞爵乃在“断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列女传》贤明类《老莱子妻》记老莱子之妻劝阻其夫出仕：“妾闻之，可食以酒肉，可随以鞭棰；可授以官禄，可随以铁铖。今子食人酒肉，受人官禄，可免患乎！妾不愿受人所制。”可见他们辞官爵都是因为做官会招来辱身、杀身之患，即会丧失人格尊严，丧失人身自由，换言之，他们都是因尊重自己的人格，追求身心自由才退出官场的。
（三）天爵说 《外史》第1回末尾，添一句：“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这一句似漫不经心，但画龙点晴，说明王冕流芳百世，不在官爵而在天爵。作者借以宣扬一说：天爵说。天爵说创立者乃孟子。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55]天爵说其实质即是尊德性。孟子云：“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56]《外史》对德性与科名二者则明显褒奖德性而摒斥科名。第8回二娄讲：“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匡超人父亲临终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这都是作者尊德性的宣言。尊德性、轻功名也即是孟子重天爵、轻人爵的意思。在天爵、人爵上，小说有“天榜”、“幽榜”之分，有官品、口碑之分：“天榜”、官品是人爵的代名词，幽榜、口碑是天爵的代名词。王惠与荀玫洋洋得意于“天榜有名”，但齐评评得好：“这张天榜不及末回之榜，你们二位都不能列入了。”[57]第49回“翰林高谈龙虎榜”，但结果“梨园子弟，从今笑煞乡绅”。杜少卿不过一布衣，却有“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的口碑，虞育德不过是南京国子监博士，却竟有“一位神圣临凡”的口碑。幽榜究竟是否作者所作，迄无定论，但从书中多数人物均有舆论公议（即口碑）看，幽榜有可能是作者所拟，幽榜等级座次基本上是按人物的德行高低而定的。
乐学、安身说、天爵说一方面何其平常，一方面殊为奇绝。因其平常，有的学者把作者肯定的事物当作否定的事物。个别论者总以为在封建社会立朝做大官，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才算“立功”，自然会把《儒林外史》中许多文人描述为失败者。殊不知乐学旨在创造自由、快乐的性灵及精神；安身说旨在树立伟大独立的人格；二说务在成己、立己。天爵说在成己、立己的基础上成物、立人。三说合起来构成一个严密的儒学新体系。此三说即是作者所要敷陈的大义，追求的学术理想境界，乃儒家之大学问。能实践这三说的文人就是作者所礼赞肯定的名流，成功的儒者。幽榜所列诸人实际都是作者认为或全部或部分实践、弘扬了此三说的文人，成功的儒者。
根据上面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得出了不同于一般说法的结论，认为对丑恶事物的批判与讽刺诚然是《儒林外史》思想艺术上的明显特点，但不是主要的根本的特点。《儒林外史》的主旨是表彰文坛奇人绝学，而儒林丑类、败类及其不学或为人之学只不过是奇人活动的背景，只不过是奇人绝学的陪衬。
注释：
[1]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纵览•前言》，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傅继馥：《〈儒林外史〉语言的艺术风格》，《江淮论坛》1980年第4期。
[4]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3页。
[5]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简称天二评）第13回夹批，同[4]，第186页。
[6][49]《孟子•万章章句上／下》。
[7][13][14][48]分别见《论语》述而篇、泰伯篇、里仁篇、宪问篇。
[8]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9][10][11][15]见《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125—126、115、515、632页。
[16]转引自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17][18][21][40]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同[16]，第11页。
[19]第12回卧评，同[4]，第181页。
[20]吴湘 ：《文木山房集序》，同[16]，第24页。
[22]顾云：《钵山志•吴敬梓传》，同[16]，第59页。
[23]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四词•西子妆》（以下省略集名、卷次），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24][27][28][37]吴敬梓：《移家赋并序》，同[23]，第12页。
[25][35]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同[16]，第3页。
[26]金两铭：《和（吴檠）作》，同[16]，第5页。
[29][30][31]吴敬梓：《内家娇》，同[23]，第67页。
[32]吴敬梓：《高阳台》，同[23]，第65页。
[33]吴敬梓：《惜黄花》，同[23]，第62页。
[34]吴敬梓：《雪后过采石矶》，同[23]。第49页。
[38]俞凤斌：《一史馈儒林，燃犀烛九阴——访清代著名讽刺小说家吴敬梓故居》，1986年3月1日《光明日报》。
[39]吴敬梓：《左伯桃墓》，同[23]，第35页。
[41]吴敬梓：《桃叶渡》，同[23]，第82页。
[42]王阳明：《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3]王阳明：《与黄勉之二》，《阳明全书》卷五，第110页。
[44][47][53][54]《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8、712—716、720、721页。
[45][46]第55回齐评眉批，同[4]，第743、747页。
[50]《孟子•尽心章句上》。
[51][55]《孟子•告子章句上》。
[52]《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转引自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下卷（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页。
[56]《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57]第7回齐评眉批，同[4]，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