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莫砺锋应《阅读与写作》杂志约请，就治学问题专访了程千帆先生。本文为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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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请您说说怎样治学吗？

程千帆先生：当然可以。我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就结合我的本行来说吧！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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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先请您谈谈您对治学所需要掌握的基本功的看法？

程千帆先生：什么是治学的基本功，各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我认为基本功至少应该由下面几个部分构成：一是具有其所研究的这门科学的基础知识；二是占有其所研究的这门科学的基本材料；三是通晓研究这门科学的基本手段；四是熟习对这门科学进行研究时的基本操作规程。当然，除此之外，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修养和思维方法也是必须具备的。

以从事研究古典诗歌为例，对于汉语诗律学这种基础知识总该知道吧；对于像李白、杜甫等人的全集总该认真通读过吧；总该对于古代汉语特别是古代诗人传统的、常用的语言及其表现方式不是很生疏吧；对于鉴定材料、使用文献，总该不至于不辨真伪、先后以及实证和推测的区别吧。所以，一方面，显然不能认为，只要多读了几部古书就算是有了基本功；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没有深入了解这门学科的基本材料也可以精通这门学科。如果只凭某部唐诗选里面所选的李、杜诗来写关于李、杜的论文，即使作者是天才，恐怕也难以产生像样的成果。

读书本有各种各样的读法，或精读，或泛读，或翻检，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及每人本身所具备的条件而有所不同。认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可以而且应当放弃基本功，恐怕是由于某些同志把基本功看成仅仅是精读若干部某门科学的经典著作，或者是忽略了自古以来，书就有详略、深浅、精粗、偏全等各种不同的读法。我们可能都记得，鲁迅为了要搜集中国小说史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曾经仔细阅读并抄录古代类书、杂记中有关材料，而于《通考》则仅仅翻检其《经籍考》而已。

如果基本功的概念是指研究科学的综合基本能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基本功如果不比以前更重要，至少也不会比以前更不重要吧。因为有了基本功，才能使您有一定立脚和出发点，也才能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比较容易地获得您所需要的知识，即在搜求、筛选、吸收的过程中，将显然更加方便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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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基本功的范围有这么广泛。那么，在这些基本功中间，又以何者为最重要呢？

程千帆先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我们首先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和写作，中文和外文。搞古典文学、古汉语的同志们，你们的古汉语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大有助于你们的研究工作呢？要能够直接用古汉语去思想，不要想一个概念，白话文口头上是怎么讲的，然后，这个文言该怎么讲啊，在脑筋里还要去翻译。如果你能够用文言文去思想，那你看古代人的文字，不仅是它的意义能够看得很准确，它那个精神面目，作者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内心的状态，你都能把握住。你如果看古汉语，看不懂，当然可去翻字典。每个人都要翻字典，但总的来说，要能够很熟悉才好。如果你能够用古文写，能够使用，更好。这不是开倒车，而是掌握一种有益的工具。所以对于古汉语，希望你们能够逐步达到这样一个要求：能读，还要能写。

古汉语以外，外文也很重要。因为在我们今天来说，世界变小了。生活上是如此，学术上也如此。我们研究外国的东西，不多；人家研究我们的可多了。苏联的那个科学院远东分院，就对我们的什么东西都研究，而我们到现在为止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苏联研究所（听说正在筹备），他们的什么院士中，阮籍研究，赵树理研究，厚厚的一本本书，不断地在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究竟是中国人，他们怎么也搞不过我们。但“愚者千虑”，还“必有一得”么，难道人家一点好处也没有？！

还有一个情况是客观现实在变化，近三十年来，台湾有很多人到美国去，其中一部分人是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的。他们后来都加入了美国籍或加拿大籍。就国籍上来说，他们是外国人。他们用英文写了一些东西，就我所看到的一部分来说，也还有很不错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这不是说，要跟他们走，也不是说，肯定他们就比我们好，而只是说，我们应当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搞到什么程度了。这就需要外文。外文，是使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的科学研究输出，同时又是有批判地采取别人长处的一个必要工具。所以，不能够这么设想，头一年我们拼命地攻外文，外文考试及格了，就好像是个敲门砖，门开以后，就把它丢在地上，不要了。

总之，我们要搞学问，搞我们这一套东西，语言是最根本的材料，无论你搞语言学、文学，就了解古代的著作来说，要古汉语；就吸取广泛知识来说，要外文。我觉得这两样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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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了这些基本功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了吧？

程千帆先生：是的，但是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还应该使你自己尽可能地兴趣广泛一些，要做到博学多能，要对于历史、哲学不太外行，还要对于现代文学，乃至于音乐、绘画、雕塑，尽可能地有些兴趣，要有比较广泛的涉猎。此外，还应该了解生活，文学离不开生活，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也一样要懂得当时的生活。唐朝人有两句诗：“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妻子想念出外的丈夫，说是正是种芝麻的时候了，没有人种啊，该回来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啊？如果我们不了解唐朝人的生活，就读不懂这两句诗。原来，古代人是希望多子多孙的，芝麻这个植物呢，你看，籽非常多，古人就把种芝麻同多子多孙这个愿望连接在一起了，认为种芝麻一定要夫妻两个人种，丈夫不回来，就不好种芝麻。所以这两句诗事实上体现了这个妇女不仅是希望丈夫回来，而且还希望生个白胖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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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谈谈治学的具体过程。

程千帆先生：所谓治学，也就是作科学研究。究竟什么叫科学研究，我想，就是从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成绩，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发展，那就不能叫做研究。我们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之内，先了解哪些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哪些是解决了一部分、还在继续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完全还没有接触的问题；我们使用了哪些方法；哪些方法我们还没有用过。总的来说，就是要对于前人的业绩批判继承，因此必须要对当前你那一个行当的学术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最好是了解得比较详细。这样，你的工作——我指的是研究工作，不是一般的学习——才会有出发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你的脑筋里面就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人的名单，还应该有一个更长的书单和论文的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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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请您谈得更具体一些？

程千帆先生：假定你研究的论文题目是《广雅》，那么你从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以后，一直到近代的人（其中还应当包含台湾省以及日本和欧美的学者），了解他们在这问题上做了多少工作，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要搞清楚。然后就他们没有解决的，或者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继续往前走。这个，拿我所喜欢用的词汇来说，叫做“敌情观念”，——当然不是把自己的学侣当成敌人。但是，真正做学问，也同打仗一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然，这样做，难。做学问就是难，不难，就不叫做学问。所以，首先，是要了解情况。

刚才讲过科学要发展，要创新。“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注意在你这个研究范围里面的新领域，要注意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问题或方面。比如研究唐诗的人很多，研究金朝人的诗就比较少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金诗的著作，真正研究金朝人的诗，顶多只是偶然有人写文章谈到元好问。整个金朝的诗是个什么情况呢，很多文学史里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以前讲文学史，也没有详谈这个问题。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那就是你在文学矿藏的地质图中某个空白点上，标上了一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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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以后应该怎么继续工作呢？

程千帆先生：任何真正的科研，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收集材料的阶段。当你想到有一个问题，在前人已经有的文献基础上，还可以做下去时，那么，就要开始收集材料。根据材料，你慢慢形成你的观点。一般来说，凡是属于征集、排比这样一种工作，都可以称为收集材料的过程。比如说，给一个作家作年谱，或者把他的诗文按年来考订，或者是给一个古书作注解，作校勘。这一类的工作，都属于收集材料的阶段。它是收集材料的科学，但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利用这一个阶段取得的成果，研究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能够摸索出客观存在的规律来。

以研究某一个作家为例。我们假定，是宋朝的杨万里，杨万里的诗集多得不得了，一大堆，《四部丛刊》里面就有。如果我们要研究他，首先就要收集材料，把他的各种版本的书，各种诗文集——他本人的，同他同时的许多其他作家与他有关系的，都收集起来。给他编一个年谱。某年，生在什么地方，某年，考试及第做官，什么时候做什么官，什么时候又被贬谪，最后死在什么地方；某个作品，作于某年，把它编起来，然后，给他的诗文做上注。或者将比较难懂的做上笔记。但你最终的目的，不应只是到这种地方为止，而是要研究杨万里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心灵是怎样发展的，这个心灵，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何关系？他与同辈诗人，彼此有何影响？他对于当代的诗坛，起什么作用？对于后代诗人，有什么启发？而作为江西派的一个派别——他不是嫡派的江西派，但又是从江西派里跳出来的——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如何？（我这里只是随便提出些问题）然后，写一篇或多篇杨万里的论文，或是一部杨万里的评传。这样子呢，就由收集材料的阶段跃进到了整理材料的阶段。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就研究作家而言，就要能够阐发一个作家在文学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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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跳过收集材料的阶段，直接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呢？

程千帆先生：据我的经验，又行，又不行！如果说其他的学者已经把这个收集材料阶段的工作做得很好了，比如像杜甫，注家非常多，年谱有二十多家，（杜甫有各式各样的二十多家年谱，从宋朝到当代，许多人下了很多功夫。）你利用这些材料，再好好研究一下唐代历史，还有杜甫前后的那些作家，那可以写。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些条件不具备，即使是有一点点，也不够，那你还得要补足——就是把前人那个收集材料阶段所欠缺的部分补足。而且，每一个同志最好有机会做一做这种最艰苦，最枯燥，最没有趣味的，像做年谱，考订，校勘，编目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没有什么趣味，但是呢，是做学问必须的本领。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些本领，你才能打开那些没有开过的门。否则的话，你得让别人来帮你做一半，你饺子倒会吃，却不会做馅儿，还得别人用绞肉机把肉绞好，送到你面前，你才包饺子。那样可不行！

而且，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轻视收集材料阶段，尽管它是低级的，但，是不可缺少的，是最基础的。现在很多同志，比如说，看到一个诗人的选本上有几首诗，再看一点别人的论文，或者文学史上一点什么材料，也可以写文章，论一个作家的什么什么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他写成的文章，相对地说，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可以肯定，这种东西是不深刻的，很难得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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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师。我想这些经验之谈对于青年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程千帆先生：再补充一点，刚才谈了治学要善于创新，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论府兵制云：“总之，史料简缺，诚难确知，冈崎教授之结论，要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寅恪姑取一时未定之妄见，附识于此，以供他日修正时覆视之便利云尔，殊不敢自谓有所论断也。”在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小引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谦辞，这说明有成就的人总是谦虚的。谦虚的困难，不在于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而往往在于有点成就的时候。古人说：一丸泥封函谷关。往往就是这一点点自高自大，反使自己一辈子都成为精神上的侏儒。

>原题《程千帆教授谈治学》，载《阅读与写作》199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