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也可称为辞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体之一。它起源于战国，随着整个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直到五四运动以前，和其他古代文体一样，历代都有人用来作为抒情状物的手段。当然，赋不像诗词那样至今还拥有相当多的作者和读者，但是，在古代文学这座百花园里，也是一种盛开过的名花。在唐以前的纯文学的领域中，赋是主要的、很流行的文体，因此，有些古代学者认为它的地位比诗为高。如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传世作品，先赋后诗，赋分四种而诗仅一种。梁萧统《文选》甄录历代作品，也以赋为首而诗次之。在五言诗及乐府诗形成并逐渐兴盛之后，赋也仍与诗并列，仅次于诗。如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心雕龙》论文章体制，也是先诗与乐府，然后以赋紧列于后。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广泛兴趣和具有一定欣赏水平的读者，不应当忽略赋的成就。
辞与赋本是相同因而可以互称的文体。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编集屈原、宋玉等楚国作家的作品，由于它们带有强烈的楚国地方色彩，所以总题为《楚辞》，意即楚人之辞，或楚国的文学，但他的儿子刘歆协助他编定皇家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时，却分别题为《屈原赋》、《宋玉赋》等，可见在汉人心目中，辞赋是没有分别的。不过后人的作品以赋为名的多，因而辞就被人们视为专指屈、宋以及他们的效法者的作品。赋作为共名可以包括辞，辞却不包括赋了。
赋字在文学范畴中有两种涵义：一指一种修辞手段，一指一种文章体裁。就修辞手段来说，它的意思是铺陈，凡是用铺陈的段来描摹客观事物都可称为赋。它是原来体现在《诗经》中而为汉人所概括出来的，和另外两种用比譬、隐喻等手段的比和兴并列的。这种修辞手段，由于被作家所大量应用，加上另外一些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显得很有特色的一种文体——赋。
赋以如下几种特色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首先，如上所说，它以铺陈为其基本表现手段，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其特色在于通过铺陈辞藻，展示文采，以体现物象，抒写情态。可以想象得到，既然要铺陈，就很难免夸张，所以扬雄也说：作赋一定要用类推的方法，以最美丽的语言，写极广阔的规模，使别人无法超过（《汉书•扬雄传》）。出现在《楚辞》之前的《诗经》，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对这种文体都产生了某些影响，但《诗经》虽有铺陈，却少夸张，虽然抒情言志，并无假设虚构，逞辞雄辩。而夸张与逞辞，却是从春秋时代萌芽，到战国而大盛的辩士的文辞中所常见的。这些人以口说之辞，笔写之文，或代表国家处理国务，调整邦交，或为个人利益，游说诸侯，以取富贵。他们随机应变，诡辩浮词，发展到后来，竟成了一种学术流派，称为纵横家，乃是“九流”之一。这种游说之风，纵横之辞，正是当时赋体那种特有的铺陈夸饰的来源。所以谈到赋体铺陈的特色，我们不能也不应排除战国辩士逞辞之风对它的影响。
其次，赋的外形在文体中也可以说是最奇特的。我国古代文学，总的说来，大体上可以分为诗和文（即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亦即韵文与散文）两大类。单就文来说，又可分骈文与散文两大类。句尾押韵或不押韵，是前两者的基本区别。句法整齐调谐与句法不整齐调谐，是后两者的基本区别。而赋，则是韵文、散文和骈文的混合物。它不仅可混三者于一体，在一篇之中，时而押韵，时而不押韵，有时押韵很有规律很整齐，有时又无规律不整齐；在一篇之中，又可以时而用骈句，时而用散句来写；而且也有全篇都是用散文或骈文写成的。当然，它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和文学潮流的影响而有所调整，如魏晋以降，骈文兴盛，赋的句法也偏于骈文，而形成格律谨严的骈赋；宋以来，散文比骈文更为文坛所重视，赋也就多以散文句法构成，而且用韵疏散，形成文赋。但用韵疏密无定，造句骈散不拘，这种给与作家以较大自由的形式上的特色，始终在赋史上长期保持着。
第三，赋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它有不少的变体，也就是说，有许多古代篇章，另有文体名称，如本书所收五十多篇作品中，就有十多篇并不题为辞或赋。如《九歌》称“歌”，《九章》称“章”，《九辩》称“辩”，《橘颂》、《酒德颂》称“颂”，《钱神论》称“论”，《北山移文》称“移”等；或题目中并无文体名称，如《渔父》、《招隐士》等，但从实质上看，实在都是赋。这是由于古代文体分类学家往往不从实质而仅从外形上看问题，因而其处理方法和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不足为异。《文心雕龙》前半部主要是分别文体来评论作家作品的。除《辨骚》和《诠赋》两篇专论辞和赋以外，另有《杂文》一篇，介绍对问、七和连珠这三种另立名目的赋的变体。对问一体，假设客主问答，以展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多数以散文写成，部分用韵，间或全不用韵。它是战国时代辩士游说之风在文学中的再现。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辞赋类中收入载于《战国策》的《庄辛说襄王》等两篇，实在是这位古文大家的卓见。此外，如《渔父》、《答客难》、《解嘲》、《进学解》等，也都是对问之体。明白了这些篇章实质上都是赋，为什么后来许多著名赋作都爱用主客问答的模式作为构架这个问题，就自然得到答案了。七是一种具有更为严格模式的对问，它有一定的结构，虽由一客一主问答构成，但限于七问七答，由客人提出七种可使主人快乐的事物，前六种极力形容美好的物质生活，都被主人否决，最后一种畅谈哲理，则使主人满意，因此必然大体分为七个互相联系的段落。七本不宜作为文体名称，但自从枚乘创作《七发》，古人沿用已久，后人也只好遵用了。连珠是以精巧的比喻，整齐的句型，写成短文，来表达作者的情思。由于它的篇幅极短，所以只能写成一组而不能只写一篇。它事实上是一种微型骈文，对偶工丽，而用韵稀疏。连珠上承战国辩士广征事物，条列比喻，以从事游说的方法，下作为六朝骈赋的先驱，篇章小巧，文辞明润，许多篇结集在一起，就像一连串珍珠，所以获得这个名称。历代作家写连珠的不多，本书节选原载《文选》的陆机《演连珠》是今存此体的代表作。
第四，我们都知道，诗歌、音乐、舞蹈是同源的，它们或谓源于劳力生活，或谓源于宗教祭祀，至今还难作定论，但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却是无可争议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乐府诗从汉到唐，都可入乐歌唱，词、曲就更不用说了。但赋，虽然作为一种纯文学，基本上也是韵文，广义地说，也是诗的一种，但它却是不能配乐歌唱的，亦即与音乐无涉的。《汉书•艺文志》说得明白：“不歌而诵谓之赋。”诵就是有节奏的朗读，今天所谓朗诵。它不能唱，却需要朗诵，这就使赋的发展与后来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系列的问题，如齐梁时代的声律论，唐代韩愈“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的理论，直到清代曾国藩的“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求阙斋日记》）之说，无不有关。这也是赋体很有影响的而不甚为人们所注意的一种特色。（现代学者中有人认为《九歌》本是歌舞剧，其词当可入乐歌唱。但即使如此，也属个别现象。）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赋大体可以分为辞赋、大赋、骈赋、律赋和文赋五种类型。现在分述如下：
一、辞赋，也就是以《楚辞》中主要形式写成的赋。因为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离骚》又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所以《楚辞》体的赋也可称为骚赋。这种起源楚国的民歌，又接受了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原文化多方面影响的文体，句子有长有短，句式有散有骈（即有单有复），句尾多缀以“兮”字（即今“啊”字）作为助词。它们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内容多通过写人神爱悦、个人遭际，以表达诗人内心深层的忧国忧民之感。芳菲灵异，宛转凄清，极为动人。其中除《离骚》、《招魂》等少数篇章较长外，多数是抒情短章。《九歌》、《九章》这些无比优美的作品，开辟了后代抒情小赋的广阔道路。这从本书中所选《招隐士》、《秋风辞》、《长门赋》、《洛神赋》等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
二、大赋。这里指的是如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班固、张衡，晋代左思、木华、郭璞等所作的描写京城、宫殿、游猎、江海等巨大对象或场面的赋。它们的特色是篇幅长，局面大，词彩壮丽，气势宏伟。它取法屈原《离骚》，故篇幅长，而且冶骈、散、韵文于一炉；模拟辩士游说，故往往通过问答，展示内容，或分方位，别地区，描摹夸饰，层出不穷。这是开始于秦始皇而完成于汉武帝的统一大帝国强盛富庶在文学中的反映。陆机《文赋》认为“体物”是赋的主要作用，恐怕也是指这些在汉、晋时代有代表性的大赋而言。这种文学，在当时获得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它们在内容上，与广大人民的生活距离太远，在艺术上，又往往爱堆砌词藻，多用罕见难识的字，使人不易通读，因此逐渐降低了声望，后继乏人。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本书仅节录《七发》以示例，其余名篇，都未入选。
三、骈赋。这是以骈偶句子写成的、有较整齐的韵脚的赋体。它又名俳赋，俳谐含游戏的意思。宋代文坛重视古文（散文）而轻视骈文，称对偶句为俳句，所以也称骈赋为俳赋。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辞赋、大赋以及一些赋的变体如“对问”、“七”之类，都是以散文、骈文、韵文相杂而组成的。魏晋以来，由于多数作家利用汉语所特有的对偶和声律的特质，使文章句式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趋向于多用对句而少用单句，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先秦、两汉时期，赋是与诗并列的文学两大体裁之一。它的句式也是自由而独立的，多变的。魏晋以降，骈文渐兴，到六朝而骈文成熟，赋体也就不能不受整个形式变化的支配，逐渐减少乃至终于取消了其中的散文成分，于是骈赋就出现了。它对仗工巧，音节和谐，使人一新耳目，其中名家谢庄、鲍照、江淹、庾信之作，尤为杰出，本书所选，可见一斑。
四、律赋。律赋是骈赋进一步形式主义化的产物。律指写作这种赋所必须遵循的格律。进士科举是唐代士人最贵重的出身。在考试中，律诗和骈赋是最主要的科目，由国家统一命题。骈赋除对仗声律的要求外，还必须依照顺序的韵脚押韵。这种韵脚一般由两个四言句子组成，即限用八韵。如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试《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据五代时人冯鉴《文体指要》的记载，律赋限韵，始于这年。宋代试赋，也沿唐制。这些考试时所作律赋，包括平时的习作，多数不免陷于形式主义。但也有写得好的，如本书所收王棨《江南春赋》和黄滔《馆娃宫赋》，即宛转关情，清丽可喜。
五、文赋。以散文为主体，用韵稀疏而无一定之规的赋，称为文赋。《楚辞》中旧题屈原作的《卜居》、《渔父》等篇什及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赋的变体，都可属于文赋的范畴。它是战国游士的说辞走向书面文字的产物。古人写文章，为了便于读者背诵记忆，往往有韵。先秦诸子中就有不少，如《老子》全书用韵；甚至做注释也有用韵的，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即是。这都为文赋的出现提供了先例。但在宋代以前，这种现象不太显著，它往往隐没在古赋或赋的变体中，因此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在六朝迄唐代前期，骈文盛极而衰之后，以韩愈为首的作家们提倡散文，于是古文兴起。（他们称散文为古文，以区别于出现较晚的骈文。）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更加发扬光大了古文，扩大了它的阵地。于是赋当中，也就和骈文兴盛时代出现了骈赋及其派生的律赋一样，在散文兴盛的时代出现了文赋。从具有较为严格句型、声律中解放出来的文赋，承袭了古文家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技巧，使赋再一次展现新的容姿。它行文自由，风格多样，是文学史上散文诗化的一次成功的、重要的创造。
由先秦到宋代，赋在漫长的年代中，出现了如上的一些变化。宋代以后，赋体就没有更新的发展。元、明、清各代，也有赋家，而且间有杰作，但都难以挽回它的生命力逐渐衰亡的命运。这是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选择，也是文体兴衰的规律，个别的作家、作品是无法改变的。
这个选本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读物。它的目的是精选各种类型的赋体名篇，以供阅读欣赏，培养他们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对于一些不适合这些读者的篇章，大都割爱。如果能由此而引起并加深广大的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热爱，那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教师就将感到十分高兴了。
1991年2月于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