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天宝五载（746），杜甫结束了他的长期漫游生活，在长安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十年，销磨掉了他的整个生命的约六分之一，而在这约六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创作了现存诗篇约十分之一。在这十年中写的诗虽不算多，但却有一些杰作，为安史乱后诗人攀登祖国五七言古今体诗的顶峰作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充分准备。

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写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天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特别引人瞩目，有人认为它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是诗人跨越自己和别人前此已达到的境界的一个新起点。[1]从诗篇本身发射的强烈光芒证明，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篇大诗的出现，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孤立的现象。在诗人写成这篇总结式的杰作之前，他已经过一段很长的探索历程，才由迷茫而觉醒，成就了他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写于与此同时的许多其它诗篇，足以互证。

但《饮中八仙歌》在长安十年，甚至在杜甫毕生的诗作中，都是很独特的。评注家们早已注意到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2]不断地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是杜甫自己规定的、死而后已的任务。这篇诗体现了他在诗形上一次独一无二、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大胆尝试，这是很明显的。但这篇诗是作者在什么心情之下写成的？其所采用的这种特殊形式和诗篇内在意义的关系又是如何？都还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讨论到诗人写作这篇诗的心情，就不能不涉及到它产生的年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少陵编年诗目谱》天宝五载至十三载（754）下云：“开、宝间诗，于全集不过十分之一，有不得专系某年者。”这似乎不是浦氏一家之言，从宋以来，为杜诗编年的学者，对安史乱前的作品，大都采取了这种宜粗不宜细的想法和做法。如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卷二论《饮中八仙歌》年代云：“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750）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744）、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734）并已殁。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此说不失为闳通之论，故为仇氏《杜诗详注》所采。

当代学人始有申蔡说认为“这大概是天宝五载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理由是他“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3]说得详细一点，则是这种论点的持有者认为：《饮中八仙歌》乃是杜甫以自己的欢乐心情描绘友人们的欢乐心情的作品。而诗人这种欢乐的心情，只有初旅长安那一段时期中才可能具有，因而这篇诗的作期也决不会太迟。

由于史料的限制，今天要考证出《饮中八仙歌》的确实作期，不免近于徒劳。但杜甫写这篇诗时的心理状态却还是可以探索的，值得探索的。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确定此诗的大体年代。

八仙原是汉、晋以来的神仙家所幻设的一组仙人。旧题后汉牟融的《理惑论》中就提到“王乔、赤松八仙之箓”[4]。陈沈炯《林屋馆记》也提到“淮南八仙之图”[5]。先友浦江清教授揭此二证指出：“汉、六朝已有八仙一词，所以盛唐有'饮中八仙’。”又云：“据李阳冰说：'当时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崔宗之等目（或作自）为八仙之游，朝列赋谪仙人诗凡数百首’[6]。所以'饮中八仙’一名非杜甫所创。而且杜甫诗中有苏晋而无裴周南。一说有裴周南[7]。而八仙之游在天宝初，苏晋早死了。[8]要之，唐时候有八仙一空泛名词，李白等凑满八人，作八仙之游，而名录也有入。”[9]

浦先生还认为，所谓“饮中八仙”，并非固定的哪八个人，而且也并非同时都在长安。这是事实。由此，我们也无妨推断，这不固定的八个人，乃至杜甫和他们，也不一定彼此都是朋友，都有往来。[10]浦先生对我们的宝贵启示是：杜甫虽然极为成功地塑造了这八位酒徒的形象，但诗篇所要显示的主要历史内容，并非是他们个人的放纵行为，而是他们这种放纵行为所反映的当时政治社会情况、一种特定的时代风貌。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以为诗篇所写的是盛唐诗人们所共有的“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11]。从表面上看，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但如根据现存史料，将这些人的事迹逐一稽检，就不难看出，这群被认为是“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之徒，正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这当然也可以认为具有个性解放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却并不具有富于理想的、引人向上的特征。如果按照通常的说法，浪漫精神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之分，则“饮中八仙”的浪漫精神很难说是从属于前者。李阳冰说李白“浪迹纵酒”，是“以自昏秽”，是很深刻的。事实上，“饮中八仙”都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依次看看这八个人。

贺知章

从唐史所载简略行事来看，贺知章是一位善于混俗和光的官僚，“言论倜傥，风流之士”，“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12]。天宝三载（744），他出家当了道士，回到家乡会稽，不久就以八十六岁的高龄逝世。他流传的事迹既少，作品也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出，就文学才名来说，他在当时颇有地位；而就政治来说，他却是以开元盛世的一个点缀品而存在的。他晚年辞了官，出了家，还了乡之后，曾以愉快的心情作了题为《还乡偶书》的七绝二首。第一首即“少小离家……”，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更能表达他脱离了名利场以后的轻松心绪的，却是第二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13]

这首诗，一个善于吟味的读者，是应当可以体会其十分丰富的内涵的。元稹在《连昌宫词》里，濡染大笔，以浓墨重彩直写开天治乱：“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14]而在贺知章笔下，却出之以淡墨点染。“近来人事半销磨”寥寥七字，不也透露着当时政局的大转折吗？不同的是，贺知章虽然身当其境，而他所作出的反应，却不过是“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15]。讽谏既无实效，剩下的也就只是养闲了。但这一点轻轻的感喟，也可以证明，他并不以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遭际为满足。

李琎

杜甫笔下的汝阳王李琎是兼有狂放和谨慎两重性格的矛盾统一体，或一位貌似狂放实极谨慎的贵族。《饮中八仙歌》所写“三斗始朝天”的狂者和《八哀诗》诗中所写“谨洁极”的郡王就是一个人，不仅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16]从唐朝开国起，在皇位继承这个对于封建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激烈的权力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从高祖到睿宗的皇子们，由于直接或间接卷入这种性质的斗争而死于非命的，不在二分之一以下，也从没有一位长子能够身登大宝[17]。

李琎的父亲李宪本是睿宗的长子。可是在讨平韦后及太平公主，兴复唐室的事业中，第三子隆基即后来的玄宗却立了大功。于是明智的李宪便坚决要求根据立贤不立长的原则，推让玄宗作太子，从而避免了重蹈高祖时代长子建成与太宗之间所发生的那种家庭悲剧的覆辙，并获得了一个很体面的下场，死后被破例谥为“让皇帝”。但李琎，作为李宪的长子，是天然处在一种嫌疑地位的。更使得这位郡王感到尴尬的，则是他相貌出众，又长了一部和他高祖父太宗一般的“虬须”。[18]

认为人的相貌体现富贵贫贱并和命运很有关系这种迷信，起源甚早，先秦以来，颇为流行。以致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荀况、王充都不得不在他们的著作中作出专题批判。[19]可是这种习惯的落后思想，在它还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时候，是无法清除的。据两《唐书》本纪，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就是“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且，“贵人必有贵子”。太宗李世民更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李琎既然如杜甫所写的那样，自然也就难免嫌猜。唐人小说记载玄宗精于相术，曾判断安禄山只不过是一条猪龙，成不了大气候。[20]又判断李琎虽然一表堂堂，却并不是帝王之相。[21]但这并不能排除别人对此作出相反的判断，如果在政局变化中，有人需要利用李琎的天人眉宇作号召的话。

李琎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而就明智而机警地以“谨洁”和狂放来表示自己既非做皇帝的坯子，也绝无那种野心。他终于在富贵尊荣中得保首领以没。这位郡王看来品德不错，也能礼贤下士，所以杜甫对他颇有好感。但在送他的两篇篇幅不算短的诗中，竟除谏猎一事外，举不出他对朝廷有何献纳，而谏猎，也不过是沿袭司马相如的老一套而已。[22]我们可以推测，李琎对当时政治社会问题不可能没有意见，但他也不可能提出来。因为喝酒总比进谏安全，这一点他十分明白。

李适之

李适之是恒山王承乾之后，官至左相，故《新唐书》将其列入《宗室宰相传》。他“以强干见称”，“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虽然嗜酒，但“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然而由于性格粗疏，终于被口蜜腹剑、不学有术的阴谋家李林甫所排挤，服毒自杀了。[23]诗篇特地概括了这位宗室宰相下台后写的诗句。[24]泄露了杜甫对他的悲剧的丰富同情。

崔宗之

崔宗之曾被喜欢识拔后进的前辈韩朝宗所引荐。[25]为人“好学，宽博有风检”[26]。后以侍御史谪官金陵，与李白交游唱和。[27]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28]。他以“有风检”的性格来从事这种工作，在政治不够清明的时代，必然无法忠于职守，为所当为。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贬谪的原因。《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诗美宗之为“玉树”，正暗示他是齐国公崔日用之子，注家或未留意。[29]同书《简傲篇》“稽康与吕安善”条注引《晋百官名》：“（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此事人所共知。“白眼望青天”，可见在这位出身高门的“潇洒美少年”目中，人间无非凡俗，所以只好不看厚地而看高天了。这就刻画出了他内心的寂寞。

苏晋

苏晋“数岁能属文”，被人誉为“后来王粲”。开元十四年，知吏部选事。当时已用“糊名考判”，而他却“独多赏拔”，即不以弥封的考卷，而以平日的名声为重，来选拔做官的人。因此“甚得当时之誉”。[30]可是后来与世推移，却皈依佛法，吃长斋了。但又常常要喝酒，这便破坏了佛教信徒应当坚持的戒律。我们不妨认为：以禅避世，以醉逃禅，是苏晋思想感情变化的三个阶段。禅可因酒而逃，说明宗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寄托。信教是寄托，饮酒又何独不然？所以诗篇写的虽只是酒与禅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则是二者与其用世之心的矛盾。

李白

李白是人们所熟知的。《饮中八仙歌》所写有关他的情节，亦见范传正所撰《李公新墓碑》[31]，可能是诗人受玄宗尊宠时的事实。但其所写是李白醉后失态，如此而已，决非如苏轼所说的“戏万乘若僚友” [32]。这在以皇帝为天然尊长的封建时代里，是绝无可能的。这种错误的想法与将李白当成一个完全超现实人物的观点有关。王闿运曾经指出：“世言李白狂，其集中《上李长史书》但以误认李为魏洽，举鞭入门，乃至再三谢过，其词甚卑，何云能狂乎？又自作荐书令宋中丞上之，得拜拾遗，诏下已卒，亦非轻名爵者。” [33]可见李白不仅不能做到“戏万乘若僚友”，即苏轼同时说的另一句“视俦列如草芥”也难于真正做到。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这样地评论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完全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得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物质享受在内），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

所以，《饮中八仙歌》中李白的形象也只是不胜酒力，并非故意装乔。杜甫恰如其分地透露了他尊敬的前辈性格中固有的世俗性成分与突出的超现实性成分的巧妙融合。这与王闿运之观人于微，即微知著相同，都比苏轼及其追随者故意抬高李白的论点更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李白。

张旭

对于张旭的生平，特别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事迹，今日所知甚少。宋朱长文称其“为人倜傥闳达，卓尔不群，所与游者皆一时豪杰”[34]。大概也是根据现存关于他的书法艺术史料加以概括之辞。但《饮中八仙歌》所写这位书家的形象，证以现存其他记载，却是真实的。[35]书法作为客观世界的形体和动态美的一种反映，它必然（尽管是非常曲折而微妙的）会表现出书家的对整个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审美趣味、理想。

他“善草书而嗜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36]。“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37]。又曾对邬彤说：“'孤蓬自振，惊砂坐飞。’予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矣。”[38]“孤蓬”二句，出鲍照《芜城赋》[39]，它成功地写出了在荒寒广漠的境界中大自然的律动。张旭用来形容自己草书的风格，是值得玩味的。从诸书所载及易见的张书真迹如《古诗四帖》等看来，他所追求的是对已经成型的书法规范的突破，要以自己创造的点画与从新组合的线条来征服空间。这也就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不驯服态度。

焦遂

除《饮中八仙歌》外，焦遂仅以隐士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袁郊《甘泽谣》中。[40]但在杜甫笔下，焦遂主要的却是一位思辨者。赵彦材云：“《世说》载……诸名贤论《庄子·逍遥游》，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又江淹拟张廷尉诗云：'卓然凌风矫。’……《新唐书》云：'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为酒八仙。’则遂亦平昔骜放之流耳。饮至五斗而方特异，乃所以戏之，末句又以美之。”[41]仇兆鳌云：“谈论惊筵，得于醉后，见遂之卓然特异，非沉湎于醉乡者。”所释能得诗意。简单地说，焦遂是酒后吐真言，只有喝到一定程度，才能无拘束地发挥他那骜放的风格和高谈雄辩的才能，树义高远，不同凡响。[42]这和描写张旭醉后作草，用意正同。即他们平时的性格是受抑制的，只有借酒来引爆，才能产生变化，完成本性的复归。[43]

如果我们对这八个人的思想行为的论述不甚远于事实，那就可以断定，“饮中八仙”并非真正无忧无虑，心情欢畅的欢乐，而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群人物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旧唐书·李林甫、杨国忠等传论》云：“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和元稹《连昌宫词》的论调是一致的。这种意见虽不无将历史变革的原因简单化之嫌，但他们指出玄宗一朝之由治而乱，其转变并不开始于天宝改元以来，而是开元时代就已经开始，这却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拜相作为这一重大转变的显著标志，大致不会与史实相差过远。

杜甫是玄宗登基那一年（712）出生的。他在高宗、武后以来封建经济日益上升、国势日益发展的大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所以从唐帝国的繁荣富强中形成的社会风气在杜甫笔下也有所反映。在《忆昔》中，他详细地描写过“开元全盛日”的情况；[44]在《壮游》中，他又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从幼至长的浪迹生涯。[45]这就是说，他在到长安之前，乃至初到长安的时候，是和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沉浸在盛唐时代“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中的。如果我们将杜甫的《今夕行》[46]与李白的《行路难》[47]、王维的《少年行》[48]合读，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从杜诗里察觉到一点与众不同的生疏信息，那就是一种乐极哀来的心情，例如《乐游园歌》[49]、《渼陂行》[50]之类。这是由于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逐步认识到：当时政治社会情况表面上似乎很美妙，而实际上却不很美妙乃至很不美妙。他终于作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的总结。

《乐游园歌》《渼陂行》等写诗人自己之由乐转哀，由迷茫而觉醒，显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和谐一致，所以篇终出现了“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和“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富有思辨内蕴的咏叹。而《饮中八仙歌》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直觉感受的产物。杜甫在某一天猛省从过去到当前那些酒徒之可哀，而从他们当中游离出来，变成当时一个先行的独特存在。但他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为，乐其非所当乐的生活悲剧，最初还不是能够立即体察得很深刻的，因此只能感到错愕与怅惋。既然一时还没有能力为这一群患者作出确诊，也就只能记录下他们的病态。这样，这篇诗就出现了在一般抒情诗中所罕见的以客观描写为主的人物群像。同样，这篇诗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今夕行》与《乐游园歌》《渼陂行》的中间环节。它是杜甫从当时那种流行的风气中挣扎出来的最早例证。

在这以后，他就更其清醒了，比谁都清醒了，从而唱出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时代的最强音。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杜诗以其前此所无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而且开辟了其后千百年现实主义诗歌的道路。列宁说过：“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个大阶段分开。”[51]杜甫的创作，在安史之乱前后显然不同，至少应当分为两个大阶段来研究。但如果我们注意到《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因而是他后期许多极为灿烂的创作的一个不显眼的起点，这并非是不重要的。这也正是过去和将来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的一例。

由于我们认为《饮中八仙歌》的产生过程有如上述，所以也认为它不可能写于初到长安不久的年代里，而应当迟一些，虽然无法断定究竟迟多久。

关于本篇在艺术上的创造，前人所论已多。无须重复。我们只想着重地指出一点，即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最恰当的、能够突出地表现那个正在转变的时代的素材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

沉湎于酒，是这八个人所共同的，但在杜甫笔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显示了各自行为、性格的特点，因而在诗篇中展现的，就不是空泛的类型，而是个性化了的典型。他们的某些事迹，如上文所已经涉及的，莫不显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观点，虽然最后总起来可以归结为“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或如颜延年之咏刘伶：“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 [52]如贺知章“骑马似乘船”，以切吴人；李琎“恨不移封向酒泉”，以切贵胄；以及宗之仰天，苏晋逃禅，张旭露顶，焦遂雄辩，都是其习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自然流露，而为诗人所捕捉。如果不是非常熟悉他们，是很难了然于心中，见之于笔下的。由于将深厚的历史内容凝聚在这一群酒徒身上，个性与共性得到高度统一，所以开元天宝时代的历史风貌在篇中便显得非常突出。

《饮中八仙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便是就一篇而言，是无头无尾的，就每段言，又是互不相关的。它只是就所写皆为酒徒，句尾皆押同韵这两点来松懈地联系着，构成一篇。诗歌本是时间艺术，而这篇诗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空间艺术的形式。它像一架屏风，由各自独立的八幅画组合起来，而每幅又只用写意的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每个人的神态。这也说明，杜甫在写这篇诗时，有他独特的构思，他是想以极其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群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出一个富有个性的时代——开元天宝时代。

我们都很熟悉杜甫善于用联章的方式来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因此很钦佩他晚年所写的《八哀》《诸将》《秋兴》等组诗。《饮中八仙歌》却反过来，将一篇诗分割为八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又众流归一地服从于共同的主题。虽然其后这种形式没有得到继续的发展，但终竟是值得重视的创造。[53]

一位能够将自己的姓名在文学史上显赫地留传下来的诗人，其成长过程几乎无例外地是这样的：他无休止地和忠实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与此同时，也不倦怠地和巧妙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为了能够这样，他不得不煞费苦心，在生活中不断深入，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努力突破别人和自己所已达到的境界。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每每留下了可供后人探索的鲜明轨迹。而这些纵横交错的轨迹的总和便体现了文学史的基本风貌。

《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诗作发展轨迹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

注释：

[1]如冯至《杜甫传·长安十年》。

[2]参看王嗣爽《杜臆》卷一、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六、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一、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卷一等。

[3]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本）卷下第10页。根据这卷书改订重新出版的《杜甫诗选注》第14页同。陈贻焮《杜甫评传》第五章《“应诏”前后》第五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中说：“（萧）这估计是可信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第8页也说：“这首诗大约是他到长安头一、二年里所写的。”此外，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系此诗于天宝三载，竟全然不顾诗中已明文提到天宝五载李适之罢相之事，未免太疏忽了。

[4]释僧佑：《宏明集》卷一引牟融《理惑论》第二十八篇。

[5]载《艺文类聚》卷七十八。

[6]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载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

[7]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此文亦载王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

[8]据《旧唐书·苏対传》附子晋传，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9]浦江清《八仙考》，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又《浦江清文录》。

[10]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李）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即贬死袁州，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此说甚通。

[11]参见陈贻焮《杜甫评传》第5章第5节。这一意见，与胡适《白话文学史》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此诗的论点相近。

[12]《旧唐书·文苑传》本传。

[13]《全唐诗》卷一百十二。

[14]《元稹集》卷二十四。

[15]《旧唐书·文苑传》载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追赠贺知章礼部尚书诏。

[16]杜甫提供有关李琎的史料，比两《唐书》丰富，除《饮中八仙歌》外。《赠持进汝阳王二十韵》《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都较详细地描写了这位贵族。

[17]太宗是高祖次子，高宗是太宗第九子，中宗是高宗第七子，睿宗是高宗第八子，玄宗是睿宗第三子。

[18]杜甫《八哀诗》：“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又其《送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云：“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少年指太宗。此外，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孝》云：“太宗虬须，常戏张弓挂矢。”钱易《南部新书》癸卷：“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亦可互证。

[19]参看《荀子·非相篇》《论衡·骨相篇》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六，子部五行家。

[20]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玄宗……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

[21]《守山阁丛书》本南卓《羯鼓录》：“琎，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元宗特锺爱焉。……夸曰：'花奴（琎小字）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上于诸亲，常自称此号。）夫帝王之相，须有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若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相，固无猜也。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

[22]司马相如上书谏猎，见《史记》本传。

[23]《旧唐书》本传。

[24]《汉书·汲郑传》：“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适之罢相后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即用其事。

[25]《新唐书·韩朝宗传》：“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

[26]见《新唐书·崔日用传》。

[27]见《旧唐书·文苑传》及《新唐书·文艺传》李白传，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九。

[28]《旧唐书·职官志三》。

[29]仇注引《世说新语·容止篇》：“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所谓失之毫厘。

[30]两《唐书·苏珦传》附晋传。

[31]《碑》云：“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

[32]苏轼：《李太白碑阴记》，载王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三。

[33]《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日。

[34]《吴郡图经读记》卷下。

[35]参看唐张怀堪《书断》、宋阙名《宣和书谱》卷十八、宋陈思《书小史》卷九、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36]《旧唐书·文苑传》贺知章传。

[37]《新唐书·文艺传》李白传附张旭传。

[38]陈思《书小史》卷九。

[39]载《文选》卷十一。

[40]《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师古注引《唐史拾遗》：“遂与李白号为酒八仙，口吃，对客不出一言，醉后酬诘如注射，时目为酒吃。”钱谦益《注杜诗略例》云：“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又云：“蜀人师古注尤可恨。……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谈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康熙字典》丑集下口部吃字下即引《唐史拾遗》此文，盖不免于流俗之见。又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亦及师注引《唐史拾遗》，虽不信其说，然误以师古为师尹（即师民瞻），亦非。

[4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引。

[42]《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43]杨伦《杜诗镇诠》卷一评云：“独以一不醉者作结。”似失诗旨。

[44]《忆昔》二首之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编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45]《壮游》：“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46]《今夕行》：“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短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傅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47]《行路难》三首之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载王琦注《李太白文集》卷三。

[48]《少年行》四首：“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载赵殿成注《王右丞集》卷十四。

[49]《乐游园歌》：“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乐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昳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50]《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天地黤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船舷瞑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51]《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全集》第9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2]颜延年《五君咏·刘参军》，载《文选》卷二十一。

[53]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曾举出清吴伟业的《画中九友歌》是摹仿《饮中八仙歌》之作。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吴作只是狗尾续貂，他作为一个内行，根本不应当做这样一件不量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