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唐山大地震》，钱钢让今天的人们依旧感受到三十年前的黑色创痛。
钱钢说，他这本书想留住「人的死亡，人的悲剧，人在大地震中的遭际。」
三十年前，二十三岁的钱钢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在救灾的同时直接记录一场灾难，并在八年后先后多次回访唐山收集资料。
钱钢是一个剥开伤口的人，一层一层地让你看，让你心里一阵阵发紧，不由不佩服他的勇气。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我们近距离对话钱钢。（大公报记者 孙志 贾磊）
记者：三十年前，您是唐山大地震救援队伍中的一员；二十年前，您在《解放军文艺》上首发《唐山大地震》；而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您能否描述一下在这三个时间节点，您的思想状态是否也有所不同？有哪些改变？
钱钢：让我反过来回答吧。唐山大地震发生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特别怀念这些年里相继辞世的几位和我关系密切的唐山长辈。比如，在废墟中顽强坚持十三天后获救的卢桂兰妈妈，地震后带领盲人乐队在唐山街头演唱的资希圣老人，还有蒋忆潮叔叔，他是原唐山市的文联主席，地震时的民政局长，我父母的老朋友。你知道，因为蒋叔叔的安排，使我在救灾的同时就开始了解记录唐山人的故事，因为他的激励，我在一九八四年起，以记者的身份重新采访、追踪、调查，得以完成《唐山大地震》。要说思想状态，也许今天比从前冷静、「成熟」，可是我要说，今天我特别怀念二十年前的状态！──思想活跃，敢作敢为，热血澎湃，一种从禁锢中闯出不久的自由感。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期。我的「二十年前」和我的「三十年前」，变化可太大了。一九七六年，不可能想象我敢把唐山人民的血泪故事作为自己的追寻焦点，把探究地震的真相作为自己的使命。那年头，有形无形的束缚一大堆啊。那十年的历史，一句话就是：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护送孤儿 千万别让孩子哭
记者：《唐山大地震》被称为「全景」、「全方位」的报告文学，而其中精选的「点」，也让人入胜，如果让您想再回忆，哪几点是最打动您本人的呢？
钱钢：孤儿。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护送孤儿的故事。那时蒋叔叔让我作为他的工作人员去护送一部分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的孤儿院，当时的名称叫育红学校。那天早晨我到唐山火车站去集合，所谓火车站根本是一片废墟，天曚曚亮，起重机正在吊钢筋。我们听到一片唧唧喳喳的声音，一片蓝颜色。穿着新衣服的孤儿从不同的地方被送过来。一个个布条挂在胸前，上面写某某村叫什么名字、几岁。你们知道，这就是他一生的信息了，如果写错了，他的背景资料一辈子就错了。有的是城里的孩子，家里面可能还有一点财产，什么财产？那个年代中国很贫穷的，可能只有爸爸的一块手表；也可能是爸爸妈妈的两块手表──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然后邻居就把手表给孩子左一个胳膊右一个胳膊地戴上；还有的孩子捧着沉重的缝纫机头，那是家里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就把这样一大批孩子送上火车，我的任务照料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带着极大创伤的，所以我们到了火车上面，除了负责孩子的吃喝之外，最重要的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当时蒋叔叔说，千万不能有一个孩子哭，一个孩子哭的话，整个车厢就都会爆发，因为他们都很脆弱，他们只是暂时离开了最悲伤的境界。一路上，这些孩子对我们越来越依恋，火车到石家庄的时候，蒋叔叔就给我们一个悄悄的指令，说不要跟他们说再见，下车扭头就走，因为这时候你要说再见，就不得了，一个小孩哭起来就整体会哭起来。当时火车站是非常喧嚷的，石家庄接的人到了，举着旗子，也有哨子响，我们趁着乱，扭头就走。
地震预报 输在「临门一脚」
记者：我们听到一种说法，唐山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原因何在？
钱钢：我不同意「人祸」这种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什么叫「人祸」，文革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也主要是「人祸」，因为它是由人造成的人间惨剧。现在为什么有许多人──特别在海外，都说唐山地震是「人祸」呢？起因是两个：一是唐山地震临震漏报，被认为像非典（沙士）那样，是被隐瞒被压制了；而这件事现在又不让媒体碰，神神秘秘，好像真有要「捂」的东西。二是因为那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地震时，全国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人很自然地认为中国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错的。其实我的《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有详尽的「备忘录」。概括说，在唐山地震发生前的两年里，地震科学家对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强震的危险，有正确的判断，国务院有明确的防范意见（曾下达一九七四年第六十九号文件）。一九七五年，在这个地区发生了辽宁海城大地震，但国家地震局在一九七六年年初仍然把唐山圈在危险区域内。在唐山地震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地震工作者们的确发现了许多异常情况，但意见非常不一致，争论很激烈，最终没有作出临震预报。用他们的话说，功亏一篑，输在「临门一脚」。前几年，作家张庆洲先生继续调查，发现了唐山本地几位地震监测者曾有强震预报的事实。但这些预报，在基层地震部门就没有被确认，更没有抵达国家地震局。至于文革的环境，国家地震局的工作受到冲击，都是事实，但把账全算到「文革」和造反派身上，也不合适。毕竟在「文革」早已结束的今天，我们还不能说有把握预测预报一切强震。从这些事实看，说「人祸」是不妥当的。唐山地震是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清楚的巨大的天灾。在工作上有教训，也有人在科学技术上有判断失误，但说「人祸」，过了。
高度正视 荒唐年代的故事
记者：您在「政治的一九七六」一节中，记述了那个特殊时代反常的思维──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的救援，这在现今许多人看来不可理解。您当时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在二十年前进行创作的时候，提出这种反思，是不是一种很困难的事情？能描述下您当初写作此节的心理状态吗？
钱钢：如果不把唐山地震上纲上线到「人祸」，我要说，我们还是应该高度正视那个荒唐年代的种种荒唐故事。我在八十年代这样写，当然不容易，但我要说，也许并不比现在更难！现在，倒是常听到有人说，「文革」不让写啦，「极左」不让批啦。我写《唐山大地震》之前，中共在胡耀邦主持下，进行了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整党」。它使我有可能，在作品中涉及「政治的一九七六」。而且我们的高级干部当时也勇于批左。你在我的书中看到吧，回忆起当时报纸宣扬解放军展示清理银行废墟时「一分钱不少」的明显不实事求是的报道，迟浩田将军说他感到「内疚」──为长期教育他们这样做，他们做了之后又宣扬他们而内疚。我自己也是这队伍中的一员，也是从「左」的年代走过来的。我完全理解那个年代的风气，我自己也是过了许多年，才从「假、大、空」的那一套中走出来的。
灾害应对 政府扮演的角色
记者：中国全国人大于上月审议《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制管理中，您如何评价？如果联系起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您认为政府在灾难面前要扮演何种角色？
钱钢：灾害应对是系统工程，包括科学的预测研究、政府的危机管理、公众的协同参与。这三者缺一不可。而政府，扮演着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极其重要的决策协调角色。今天的政府领导，可能本身就是技术出身，但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熟悉所有的科学门类。它的角色是，在灾害发生前，动用财政的力量支持减灾研究和预测预防；灾害发生，要动用财政力量甚至国家机器（军队）的力量去救灾。政府重大灾害信息怎么发布是一门学问，它要求政府决策者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较高的人文素养，因为面对公众。灾害的监测者永远会用众多的预测，有的危言耸听，有的相互矛盾，政府必须将科学判断和风险控制结合起来，作出正确的应对。唐山地震发生时，震区的青龙县竟然进行了有效的防范，死伤大大减轻，原因是在地震前，县委领导了解到一些科学家的震情反映，向公众打了招呼。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唐山地震，在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上做出精确预报是困难的，但及时把各种异常情况和尚不肯定的震情反映给中央，由政府在北京、天津、唐山地区「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当然，灾害可能不发生，「打招呼」付出社会和经济的成本，但这些都是危机管理理应计算在内的。
正视历史 把真相告诉公众
记者：唐山大地震让很多人对于生死有了新的诠释，您也采访过许多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唐山大地震让您对生死这个人们始终试图探究的终极目标，有了怎样的看法？对于那些自救、他救，以及参与新唐山建设的人们，您有怎样的感想？
钱钢：地震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看到人的脆弱和坚强，渺小和伟大，看到「爱」的光芒。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道：「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是的，我们要互相支撑。在这点上，经历过地震的唐山人和经历过非典（沙士）的香港人，有共同的命运体验。
记者：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回头再看，您认为该如何为唐山大地震作一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纪念、反思这一事件的价值何在？
钱钢：唐山大地震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地震灾害。反思和纪念，能让我们有更正确的态度，面对灾难和历史。反思，纪念，它的第一主角只能是「人」，是在历史的惨剧中付出血泪代价的人民。反思，纪念，又必须从「正视历史」开始。要把真相告诉公众，要允许人民议论、追问。因为人民是所有灾难的承受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