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百年城市夷为墟土，24万人死亡，16万多人伤残，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迄今，唐山劫后再生已30周年。
目前，官方与民间正纷纷筹划，准备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这场有史以来危害最为惨烈的灾难，以祭慰震亡同胞与抗震英烈。我们也准备了多种方案，试图构筑一座记忆与时间的纪念碑。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慎之又慎，策划方案已几易其稿。我们的记者也多次去唐山采访，搜集到很多宝贵资料，但面对扑面而来的悲情与新生，以及那些比逝者更深邃的沉默，总觉沧海辽阔，不知如何开篇更为合适。
其间，我们也向一些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发出邀请，希望以民间文本的方式，写出唐山大地震中最真实的层面。不过说实话，最初，我们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抱太大希望。历经30年雨蚀风剥，有人在努力逃避，不想唐突故人，更多的亲历者则是碎梦难拾。我们担心，他们写来的文字，是否配得上唐山经历的苦难？是否配得上那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
当收到姚晓燕女士以日记体写成的回忆文字，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不惟如此，与这位大地震幸存者娓娓道来的平实相比，我们过去那些“主题先行”、企图做“全知全能”式历史俯瞰的种种“策划”，其实是无知无畏的产物，不免流于苍白。姚晓燕的文字，基于平民化的底层立场，没有不可企及的崇高，没有僵化虚饰的庄重，或许她难以超越世俗期待去看待自身经过的历史，但这种民间记忆具有质朴而完整的品质。而我们，以及更多准备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外部人，缺乏实实在在的知觉与痛觉，只是沉陷在那些流行的、统一的记忆和观念里，微言大义，往往用语言的“兰花指”做出一些笨拙的推论，甚至造成历史记忆的混乱与流失。
当然，对于那场空前的大地震，非个体的笔力可以再现万一。然未有涓涓弱水，何成大河之奔涌？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记忆是真正历史的摇篮。但是长期以来，民间记忆一直遭受挟持与垄断。我们商定，将这篇幸存者日记作为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系列文章的开篇，在编辑上也尽量忠实于文章的原生状态。纪念也好，省思也好，首先要激活、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只有先回归民间，才能回归记忆，只有回归记忆，才能回归历史。
为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做一个信使。
1976年7月28日，这一天过去快30年了，三十年前的那些日子对每一个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好像就在眼前，好像刚刚过去。在那场劫难中，人们不哭、不闹，默默地掩埋亲人、朋友和素不相识的遇难者，人们用沉默来面对灾难。关于这场大地震，大多数人是通过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来了解的。没有唐山人出来讲述我们的遭遇，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那一幕幕仍然历历在目。
1976年7月26日
今天是学校放假后的第一天，妈妈要带着弟弟去西安姥姥家。去年爸爸去世后，姥姥几次来信叫妈妈带着全家回西安定居，可是哥哥已经工作，妈妈舍不得哥哥一个人留在唐山，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工作，所以妈妈决定留在唐山。这个暑假，妈妈要回西安看望姥姥去。
早晨六点，我们全家一起出门，哥哥和我、两个妹妹送妈妈和弟弟去公共汽车站赶火车。路上行人很少，空气清新，我们簇拥在妈妈周围，两个妹妹嘴里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哥哥这时又开始央求妈妈带他也去，哥哥小时候在西安住的时间比较长，对姥姥家的人很有感情，妈妈说：“你已经是有工作的人了，还得上班呢”，哥哥说请假也要去，我知道妈妈是个对工作视为生命的人，绝对不会同意哥哥请假的。果然妈妈说：”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妈妈和弟弟走了。
1976年7月27日
我和哥哥这星期都上四点班， 下午我要走时，大妹晓娟说：“我和晓玲今天给你们做馒头吃”，我吃惊地看着她：“做馒头得发面，你会做吗？”她说：“等你回来再看吧！”
差一刻十二点，接班的来了，下班了。从屋里出来，发现地上都是水。“又下雨了，今年的雨水真勤呢”，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用凉鞋踩着水玩儿。
班上离家里很近，几分钟就到家了。我们家就在厂子附近，是厂里的工房，有三层楼房，我家住在二层。回到家中，经过哥哥的北屋时，发现哥哥早就睡着了。他不是常年倒班，只是工作紧张时，才临时倒班，所以一般十点多他就能回来。我轻手轻脚地从北屋门前走过，到厨房一看，喔呵，这么大的馒头，这么白，我都从来没有蒸过这么好的馒头。现在我一点也不饿，明天再吃吧。
1976年7月28日
0点10分，我走进南屋，两个妹妹都睡着了，小妹晓玲靠着南窗，大妹晓娟睡在中间，给我留出床的最北边。大妹的宠物小猫花花躺在她的枕头旁。
我上床一看，有一本郭澄清的《大刀记》第3部放在枕边，太好了！第1、2部早就看过了，就等第3部了，我急急忙忙躺好，拿起书读起来。终于读完了，看看表，哇，2点40多了，快睡觉！
怎么回事，床在剧烈的摇晃，好像要把我掀到地上去。我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对面墙上的地图和挂在地图上的红格的确良衣服好象在飞，房子东北角的大衣柜也在剧烈摇动，我下意识地去抓大妹，又去抓小妹，这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眼前一片漆黑，身上不知压着什么东西，浑身上下哪儿都没法动。我听见大妹在说话，就问她说：“咋着了？楼倒了吗？”，大妹说：“地震了！”“什么，地震了，怎么会，怎么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从66年邢台地震开始，唐山人始终关注地震的消息，在外边过夜，躲地震有多少次了，再说，不是营口地震已经成功预报了吗？怎么会事先一点都没有察觉就地震了呢？我赶紧检查大家的情况，大妹被我和小妹挤在了身下，没有受伤，小妹的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很疼，一点都不能动，我只是觉着很挤，哪儿都不疼。我想起读过的小说中煤矿工人在井下遇到塌方时的描写，赶紧对妹妹说，你们两个都不要叫喊了，节省力气，等着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咱们的。我来喊。
喊了半天，外边一个人应声的都没有，倒是脚下有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就问：“你是谁呀？”一个外地口音（好象天津口音）说：“我是三楼的阎大夫”，“啊！阎大夫，你也压在里面了，您旁边是谁呀！”“是张剀他爸”，张剀是我的同学，他妈阎大夫是我们公司职工医院的儿科主任，他爸是公司老会计师。我听他们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就问他们：“你们砸着哪儿了吗？”，他们说：“不知道，哪儿都很难受！”“我说，你们都别喊了，我来喊吧！”
我大声喊着：“快来救我们呀，我们这里有五个人被压在底下了，有老人和小孩！”，我不断地喊着，可是周围像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动静。喊着喊着，我悲从心来，难道就这样压在下面，没有人救，一点一点地死去吗？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还不到20岁呀，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不想死呀。”我一哭，两个妹妹也哭起来，我强忍住悲伤，赶紧止住哭泣和妹妹说：“别怕，会有人来救咱们的，他们发现楼塌了以后，肯定是正在找吊车什么的，一会儿就该有人来了，你们都别叫了，可以多支持一会儿。”
我喊着叫着，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觉得眼前好像有一道光闪过，我马上大声叫起来：“快来人啊，我们被压在底下了，快来救救我们啊！”这时，听到外面有人喊：“×书记！×书记！你们是×书记吗？”我当时激动的都傻了，终于有人来了，“我们不是×书记，快救救我们吧！”那人说：“等着，我去叫人！”
一会儿，手电筒光逐渐近了起来，就听外边的人说：“你们能不能自己爬出来？”借助手电筒看到可以爬出去的只是一个在我面前的三角形的口子，很小很小的，好像不够钻出一个人似的。我们检查了一下，只有我和大妹晓娟没有伤，小妹两条腿都被压住了，她又躺在晓娟的身上，晓娟稍微一动她就疼的大叫。我对外边把情况说了，让他们先把小妹救出去，他们过了一会儿说：“不行啊！，上面全是大盖板，没法搬！你在这个口子边上，你先出来吧！”可是我走了妹妹留在黑暗的里面那怎么行啊！我不断地央求他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方向先救出小妹，这样大妹也能出来，可是外边急了：“快点吧，一会儿还可能震呢，别来不及喽！”我一听，对呀，还可能震啊，快点吧，来不及从另一边再打洞了，只能从这个口出去了，而我正好堵在口上，没办法，我先出去吧。可是我一动才发现，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身子好象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我咬紧牙关，一心想快一点，使了好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把头伸出三角口，不知道是不是见了外边的空气还是什么原因，我一下觉得头晕了，眼前一片模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外边有好多人，好多手一起把我往外拽，很快我就被救出来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人们从二层楼高的废墟上把我抬下来。我的一个同学看见我只穿了小背心和短裤，马上跑回她没有倒塌的家中，给我找来了衣服让我穿上。我被放在一个铺在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上，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浑身哪儿都疼，我们职工医院的外科主任严叔就住在我们后楼，他过来给我检查了一下，眼、耳、鼻都有血，只差口中吐血，我就是七窍出血了，腰、腿软组织挫伤，不能走、也不能站，两脚踝骨两侧都有很深的皮外伤，右小腿中间有一块三角形的伤口，好象用斧子砍了一下。其他小伤口不计其数。
我二姑一家也住在同一工房的二层小楼的一层，他们家没有倒，二姑一直在我家的楼前焦急地营救我们。这时把我安顿好后，马上又返回救人的现场。后来大家相继又救出了大妹和三层的老俩口，可是小妹的两条腿被暖气管子给别住了，怎么也弄不出来，这时又知道哥哥并没有跑出来，也压在楼下了，哥哥的情况更严重，地震时他醒的早，楼倒下时他已经冲到楼门口了，结果倒下后环境更加糟糕，周围没有任何家具搪塞，都是水泥楼梯和木扶手、铁栏杆，上面压的废墟又厚，人力很难救出他来。
只听有人在高喊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现在还有人压在楼下，快跟我去救人啊！”我躺在地上，急切地望着周围的人，希望他们能快点去救人。
不知又过了多久，小妹被救出来了，在营救过程中，大妹一直在救人现场和小妹说着话，安慰着她，这时也一起过来了。经过检查，小妹右大腿和左小腿骨折，左肩被刮开一个大伤口，血肉模糊。大妹告诉我，大哥的情况很不好，人们想尽办法，还是不能把他从废墟中解救出来。
又有人来喊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快到大楼去救人啊！快点去救人啊！埋在楼下的人们等着我们去救出他们啊！”
我的心一直揪着，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救我哥哥，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出他来。
中午11点半多的时候，二姑过来了，说已经把你哥救出来了，伤势很严重，厂里说让送到“七一”广场去。然后叫上大妹两人急匆匆走了。
这时我看见楼上7号的刘婶默默地抱着她3岁的小女儿，谁要也不松手，原来这个小妹妹已经死了，可是她妈妈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大家只好让她抱着，把她劝到边上坐着休息。
人们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又有两个人被被子裹着放在地上的席子上。这是二层的邻居。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些什么，所有人都好象哑了一样，语言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人们只能用沉默来应对这一切。
下午，厂里派人拉来竹竿、草席，大家动手搭起了简易棚，二姑父一家和我和小妹一起搬进简易棚。从昨晚到现在，我们没有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居委会决定打开商店，让大家找点吃的。我们的简易棚就在商店门口不远，我看见人们进进出出的不断拿些汽水、点心出来，大表弟和我小妹差不多大，十二、三岁了，他拿着一瓶桔子水问我喝不喝，我稍微抿了一小口就递给了他，他就向喝水一样大口大口的喝起来。
下午5点多钟，二姑和大妹回来了，我问：“大哥呢？”二姑说：“伤势太重，送医院了。”
下午6点多，突然间山摇地动，眼前的一切都活动起来，简易棚喀喀乱响，到处是人们惊叫声，又一次较强的余震来了。我看着离我不远处的铁轨，恨不得趴在那上边，因为我真怕地上裂出一个大缝来；我看着离我不远处的一个电线杆，恨不得远远地跑开，因为我真怕它倒下砸着我。可是我当时根本不能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盼着，等待这可怕的地震快点过去。
天又开始不知不觉中下起雨来，夜色渐渐降临了。
这一天的夜晚，没有一丝光亮。没有电，也就没有灯，没有蜡烛，整个大地黑压压的一片。
旁边的简易棚中不知是谁打开了收音机，大家都集中精神听收音机，不知谁说了一句，“快听听，北京知道咱们这儿地震了吗？”一会儿，一个声音缓缓地说出来：“今天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还有丰南呢！”“看来这次地震范围还挺大的”，人们纷纷议论着，“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很快就会来救咱们了！”
小妹伤的很重，疼得一直叫，可是没有一点办法，上午我刚救出来时，外科主任就把他口袋里仅有的两片止疼片给我吃了一片，另一片也早已给了别人，下午又一次的地震后，现在谁还敢走进任何一座还站着的房间里？我这时也是浑身疼痛，可是和小妹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这一夜，在小妹的叫声和雨声中艰难地度过。
1976年7月29日
早晨，二姑找来一辆手推车，把小妹和我抬到车上，告诉我说，厂里要统一把伤员向外地转移。
走出工房大门口，来到外边马路上，向对面城子庄望去，我一下惊呆了。
原来错落有致的城子庄住宅区，一下子不见了，仿佛谁在沙滩上抹了一把，只剩下稀里糊涂的一片。
在我们工房里，受灾的只有少数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人家只是房子震裂了不敢进去而已，可是对面大城山脚下的城子庄好象根本就没有站着的房子了。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这次地震原比我看到的严重的多。我由于受伤的原因，没有人给我讲外边的事情，我自从被救出后，好像一直处于麻木的状态，几乎一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向大妹或二姑问过外边的情况。原来我以为只有我们倒霉，别的楼都没倒，就我们楼倒了，原来我们这里是轻的，还有受灾更严重的地方。
二姑和大妹推着小妹和我到了我们公司的“七一”广场，广场上到处都是人，离大门很近的地方停着一个大轿子车，二姑把我们送到车边，经办室姜叔看我们来了说：“快上车！”二姑和大妹连拉带拽把我弄上了车，坐在门的前面座位上。小妹因为两条腿都骨折了，没法坐着，大妹就坐在靠着汽车发动机旁边的地上，让小妹坐在她的怀里。这时二姑发现我光着脚，没有鞋，就马上把自己脚上穿的一双布鞋脱下来，让我穿上。她自己就那么光着脚站着，等我们走了光着脚走回去。
后来陆陆续续又上来了好些人，姜叔和一些领导到处找司机，这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说自己会开车的人，没有执照，也不会开快了，只敢开一挡，姜叔说：“一挡就一挡上去吧！”
就这样我们的车开出了厂大门，向北驶去，目的地是遵化县医院。
走了一段路程后，我发现到了我们公司北医院的大门外，我和大妹说：“大哥是不是送到这儿来了，要是和咱们一起转走多好哇！”大妹好像不爱说话：“不是一样的伤情，人家怎么安排就怎样吧！”
这个司机开的车子好象喝醉酒了，颠簸得厉害。又不认识路，一边走一边打听。车子后排长座上躺着一个腿被砸断了的年轻人，他所处的位置又是最颠的地方，每次大的颠簸后他就大骂司机：“你会不会开车呀，疼死我了！” “滚下去，找会开车的来”，原来他是个真正的司机，可是无论他说什么，开车的司机一声也不吭。
大妹说腰疼，原来她后面正好有一道棱硌着她，她怀里抱着小妹，又不敢有大的动作调整自己的姿势，时间一长，就有点受不了了。小妹两条腿骨折，身上还有很多伤，一直疼得叫唤着，时间过的好慢啊。
突然，汽车停住了，我望外一看，一个老头骑着一个自行车，车后驮着一个大筐，老头被我们的车撞到路边的沟里去了。一个解放军干部正好在路边指挥过往车辆，这时冲到我们的车前，右前窗正好打开着，他攀着车窗探着头，手里拿着一个小手枪，冲着司机大叫：“下来！”
汽车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司机一句话也说不出，直直地看着对着自己的枪口。这时，押车的姜叔对解放军说：“你看看车里，我们这是运送伤员的车。”
解放军看看车里满满的、歪七咧八各种姿势的伤员们，放下了一直举着的手枪，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我们的车子。
大家都舒了一口气。车子又缓缓地上路了。
中午，终于到了遵化县医院。没有料到的是，这里到处都是灾民，医院已经不能接纳我们了。后来不知姜叔怎么联系的，让我们到县农机局大院去。好不容易找到农机局大院，司机可能是太疲劳了，连着几次，都没能把车开进大门，大轿车的前灯还给撞坏了。
后来大院里来了一个司机，把车开进去了。这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大院里已经搭好了一个大棚子，让我们这些伤员下车，大家搀的搀、抬的抬，最后就剩我一个了，他们看我坐在那儿，不像伤员，问我，你怎么还不下车呀，其实我努力了好几下，也没能站起来。我不得不请他们帮我。他们喊来几个人，把我抬下车，我不知是疼的还是累的饿的，一下晕了过去，醒来时，已经躺在地上了，正有人说：“还有一支吗啡，给她们俩人一人打半支”，我和小妹每人给打了半支吗啡。
救助人员张罗着给我们吃饭，考虑到我们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没敢给我们做硬饭，只是熬了一些稀粥，以免我们的肠胃一下子接受不了。我们大家非常感激农机局的领导考虑得真周到。农机局一位来帮忙的大姐，特别心软，看着小妹直掉眼泪，一直在忙前忙后。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大姐拿出趁着我们睡觉时回家烙的大饼，让小妹吃，并且一直在小妹的周围忙活着。农机局的职工照顾我们每个人吃了晚饭。
吃完饭，我们得知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住下去了，直到唐山解除危险后，接我们回家。由于太仓促，这个大棚子还只有一个顶，四周围没有一点遮挡物，坐落在一个好象操场的大院里，地上铺着一层凉席。
大家开始互相询问各家里伤亡情况。我非常庆幸妈妈和弟弟提前一天多离开了唐山，躲过了这场浩劫，庆幸我们在家的兄妹四人虽然有的伤势很重，却没有人员损失。可是听大家说的情况非常可怕，几乎家家伤亡惨重，甚至有人说邻居家一口人也没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地震在唐山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唐山今后怎么办。
这一晚，大家就在这里席地而眠。
1976年7月30日
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吃过早饭，听救助人员说一会儿要有医生来给我们检查，先做了一下登记，伤重的、需要做手术的都详细做了记录。后来医生来了。我旁边有一个比妹妹还小的男孩子，叫小亮，因为当时有一个电影里有一个差不多的孩子叫大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大亮。他的头皮被整个从头顶掀开，并且被扒出来后一直没有处理，那里面很脏，还有干草什么的。医生就在我们身边为他做了手术。
医生让他哥哥和几个人按住他，用一瓶生理盐水为他冲洗，因为我就在他的身边，所以我看的很清楚。医生一边洗，一边用镊子夹着棉球清洗脏物，直到头皮里面全成了白色。大亮那个叫声啊，我们听的心理直发颤。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医生又要开始缝针了，那么一大圈儿，一针一针的，终于在大亮的哭叫声中完成了。
医生说，今天只能处理一些皮外伤，给我们的伤口都上了药，做了包扎。骨折的伤员暂时还没有办法处理。
1976年8月4日
今天大棚里有一个北京大姐要回北京，我赶紧跟她说，可不可以替我发一封信，她说可以。地震多少天了，妈妈得不到我们的消息，肯定要急死了。可是我们圈在这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在信中把我们的情况都告诉了妈妈，请她放心，我们都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
这封信没有信封、没有邮票，只有一张纸。我把西安姥姥家的地址写在纸的背面，请北京大姐代我发出。
看着北京大姐回家了。我心里期盼着哪天我们也能回家。
1976年8月5日
今天骨折的伤员集中送到遵化一中，小妹也被送走了，大妹陪着她。我们家从六人到四人，到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心里很难受。
1976年8月9日
早晨，有人过来告诉我，让我到大门口传达室去接电话。电话？有谁知道我在这里，并且还知道电话？我急急忙忙拄着一个棍子，强忍住疼痛，费力地往大门口赶去。
好不容易拿起了电话，里面传来大妹的声音：“怎么这么半天，晓玲要被送走了，去外地……”，正在这时，农机局广播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原来6：30到了，开始播出早新闻。我和大妹的通话被打乱了，我竭尽全力再也听不清大妹说什么，电话中断了。
我缓缓地走回大棚。心中好象堵着一堆乱草，说不出的难受和恐慌，“要被送走了，怎么回事，为什么送走，送到哪儿去？”不知道是不是急的，我发起了烧。
下午，我正在昏睡中，大妹回来了。
原来，为了让唐山伤员得到更好的救治，中央组织全国各地医院参加救护。重伤员要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我小妹的伤势较为严重，被确定为送走的人员。但是，我们不知道她要被送往何处。小妹还不到13岁，她那么小，自己单独一个人，两腿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我埋怨大妹，你怎么能让她自己转走呢，大妹说，她要跟着一起去，可是人家不让。实际上，大妹仅仅比小妹大一岁半，也是一个小孩啊。结果小妹被送走了，大妹一个人自己又找回来到我这儿来了。
下转35版?隰说实在的，我最担心的还不是小妹生活能不能自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不知会把她送到哪里？不知最后会不会恢复？还能不能站起来？最最担心地就是———会不会找不到家了！从此我们也找不到她了呢？真是越想越害怕，妈妈回来怎么跟妈妈说呢，天那，我们把小妹给弄丢了！
1976年8月10日
今天我们被转移到了大院的北边的一个棚子里，好象这里是农机局的另一个单位，从上海赶来的医疗队来给我们疗伤了。
大夫给我做了检查，要我正面躺好后把腿向上举起来。这本来是每个人都很容易作到的事，可是没想到，我就是举不起来。大夫说，是腰和腿软组织受伤造成的，不用担心，以后会养好的。大夫也给我看了我的眼睛，说已经吸收不都是红的眼底了，已经露出眼白了，不用管它，慢慢吸收就行了。脚上和腿上的伤需要每天换药，左脚外侧的伤和腿上的伤已经有些化脓。我的后背由于多天没有洗澡，长出了一个疖子，大夫说换药时给我处理。
大夫给每个受伤的人都检查后，按伤情依次叫我们到大棚外边医疗队的驻地去换药。
我腿上像斧子砍的伤口上好象有一层白膜，大夫用镊子夹着棉球去擦，很疼，伤口从上到下由浅到深，大夫给洗得干干净净，上上药，包扎好。又依次把左右脚两踝骨的伤处理好。
1976年8月15日
今天传来好消息，要把我们送回唐山了！大家赶紧吃了最后一顿早饭，等着送我们的车到来。
来了一个有棚卡车，大家互相帮助，都上了车，我也拿着我一直在用的棍子被别人扶上了车。
农机站的救护人员站在车下送我们。这么多天照顾我们，大家依依不舍的和他们告别。
车子开了。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像梦一样的这段时间，以后我会相信这真的发生过吗？我不禁想起了那个从家里烙来大饼的大姐，想起给大亮缝头皮的医生，想起送我们来的那个司机。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们，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激。
车子开进市区。到处是废墟，到处是人，整个唐山市全都平了，震前那些高楼一座也没剩下，站在卡车上可以望遍整个市区。几乎认不出走到哪儿了。市内大道已经变窄，小道变没了。人们不断地判断：“这是哪儿呀?”“这是西北井大坑！”“对！这是粮库，你看还有铁道呢。”又往前走了一段，车停下了。司机告诉我们，就送到这了，大家下车吧。
下车时我是被别人抱下来的。大家各自打了个招呼，就急着赶回自己的家去了。我和妹妹辨别了方位，这里是五家庄，离家里还要走20多分钟的路，我走还要更长的时间。我和妹妹商量，让她快点走先回家，叫我二姑骑车来接我，我自己在后面慢慢走。
走到快到钢厂西大门的时候，我二姑和大妹来接我了。我坐在车子后座上很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工房。
我从车子上下来，二姑去放车子。我站在铁道旁的大门内，看着北工房大院，看着我曾经的家所在的大楼，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人，说：“你回来了，你们家是你弟弟没了吧？”我诧异地说：“我弟弟震前去西安了，我家没有伤着人呀？”
那人赶紧走了。我越想越不对，进到二姑家的简易棚，我马上问大妹这是怎么回事儿？大妹低着头，喃喃地告诉我：“是大哥”，“什么？大哥没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般。
原来大哥并没有转到医院，而是早就离开了我们。我还庆幸我们家没有伤着人，我还给妈妈写信“我们都活着”，我还以为回到唐山可以和大哥团聚……。
我质问大妹，为什么要瞒着我！二姑说：“你和晓玲当时伤的那么重，我以为可能会回不来了，还告诉你们这些，你们不是更危险吗？”
我趴在二姑家简易棚里的一个木头箱子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地震后我第一次哭出声来。
我哭我可怜的大哥呀！刚刚21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有多少美好的事物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他喜欢唱歌，有一个从六叔那儿找来的旧留声机，每天换着不同的唱盘欣赏；他喜欢玩，从朋友处找来的猎枪还没来得及去试一次；他喜欢运动，在厂里打乒乓球得了个第三；他喜欢养鱼，养了一大鱼缸的红箭，下了好多小鱼，把鱼缸都染红了，然后每天看着小鱼长大，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喜欢得和宝贝一样。大哥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聪明的，整天不知从哪儿冒出新奇的想法，带着我们去实践。谁知从此再也没有大哥了呢？
我哭妈妈最喜欢的孩子就是大哥，大哥和妈妈最贴心。大哥虽然在我们几个里最大，可是他经常依偎在妈妈的膝下，缠着妈妈给他唱过去的老歌，以解妈妈在生活中的愁云。爸爸去世后，厂里发了一笔抚恤金。哥哥和我商量，给妈妈买一条的卡裤子吧，妈妈自己舍不得买的。我们一次给妈妈买了两条。大哥最会疼人，最体贴妈妈。妈妈，在您已经知道我们都没事后，我可怎么告诉您大哥的噩耗呢？您又怎么能承受的了这巨大的伤痛呢？尤其是您临走时大哥一再要求和您一起去西安而您又没有答应他去，现在大哥没有了，您又怎么过得了这个心中的坎呢？
我哭我经常因为琐事和大哥吵架，大哥临走特意让大妹告诉我“对不起”，我不要对不起，如果大哥能活过来，我再也不和他打架。我们重新做好兄妹。
我哭大哥对大妹说：“我活不过5点”。在差5分钟5点的时候闭上了眼睛，他那么聪明，连死亡时间都给自己预测的那么准确。
我哭大哥只不过是内出血，如果医疗条件跟得上，他是可以抢救过来的。他不断叫口渴，不知医生是不是觉得没法救他，就不让他再痛苦了，给他喝了水。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在他的身边，即使救不过他来，也要陪着他走完最后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工房有近400户人家，有三座大楼，六座小楼，八排石头的平房，一排老平房，还有一些散户。所谓大楼就是我们住的三层楼房，小楼就是我二姑住的二层楼房。地震在工房造成的破坏主要是这座大楼我们所住的这个单元，从三层一直塌到一层，我们这个单元住着11户人家，2号和5号里各住着两家。地震时3号的丈夫到某钢就任党委书记没在家，大儿子参加军训在柏各庄，在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了。4号是公司总会计师，6口人死了4口，余下的两口重伤转往外地。5号西边那家死了两口，6号是我们家，7号是当时市委书记的秘书一家，死了个小妹妹，8号就是地震后最先有人来救的公司×书记家，只伤着了一个亲戚（侄女死了）。9号是阎大夫家，老大没在家，老二砸伤转往外地，老俩口被救出后先后死去。
还有三单元有一个楼角闪了出去，听说有一家死了两个人，平房有个别家里自建房倒塌，死伤了几个人。
我的同学里有下乡被砸死的，串亲戚被砸死的，被家里自建房砸死的。
我们工房可能是唐山市受灾最轻的，路南区和丰南县最重。有很多整家人被砸死的，有的街道死伤惨重，只活了一少部分人。听说我们公司东工房伤的最重，有一个人当天夜里从外地回家探望父母，正赶上地震，走到家门口时被砸死，后来被家里人扒出来，妈妈都要疯了。
我回来这天离地震那天已经19天了，当中有很多过程我们都不在，听我同学说，刚地震那些天连水都没有，她们都到厂里的工业凉水池去打水吃。
二姑说居委会给我和妹妹盖了一个简易棚，我们跟着二姑到了那儿。是一个盖在大院门口内空地上的两间棚子。二姑说：“有一间是你们的，你二姑夫今天有些发烧，等会儿得让你二姑夫给中间砌上一些墙，咱们先找砖头”。
等二姑夫在中间砌了半米来高的砖墙，我们在地上又铺了一些砖头。二姑和妹妹到附近找了一些装瓷砖的纸箱，我们把它拆开来铺在砖上当床。又把两间棚子中间挂上凉席。 3排1号的大妈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替我们收拾了从废墟上扒出的我们家的两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衣物。这时给我们送过来了。我和妹妹换下了从地震到现在一直没有换洗的衣服。
居委会借给我们两套被子和褥子，我和大妹总算又有自己的家了。
在北京卫戍区的大舅托人到处找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了。我对那个解放军说了家里的情况，并且写了信请他转交大舅。
1976年8月19日
今天是厂里开支的日子。哥哥单位来了两个人，送来了哥哥的最后一笔钱。他们说了好多安慰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不停的掉泪，说什么也不接那个钱。后来他们怎么走的我都记不清楚了。
平房一排4号大妈是居委会主任，我们姐俩儿第一天住进还没有门的简易棚的那晚，她在我们睡着后在棚里守了一宿，后来又安排人在门外值夜班。我听说后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尤其是在危难中，那种无私的帮助无处不在，正是人们的这种高尚的精神，使唐山人在面临巨大的自然灾害时通过自救、互救、互帮、互助，没有倒下、没有颓废，而是在与命运抗争、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重新站立起来。
我和妹妹在棚外用几块砖支了一个简易炉灶。居委会把从废墟中扒出的用品集中到一起，让我们这十几家的人们拿走自己的东西。我们找到了自家烙饼的平底铁锅。
街道给我们发了一些面，妹妹高兴地说，这回咱们可以做面条吃了。可是拿什么家伙做呢？
我和妹妹到简易棚后大楼遗址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到的。地震大楼倒下时，好象谁从我们家东墙切了一刀，齐唰唰露出白白的墙，墙上地图处仍然挂着我那晚脱下的红格的确凉汗衫。厨房保留的面积稍大一些，卫生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没有一点损害，要是哥哥躲进卫生间就好了。
我们从卫生间找到了洗脸盆，从厨房的柜里找到了擀面杖、面板、勺、铲子等生活用品，从炉子上找到了水壶。我们又从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照片，找到了父母过去的一些奖章和毛主席像章。我看到了我最喜爱的一个抗美援朝慰问袋，可是被大盖板夹着一个角，怎么也抻不出来，还不敢使大劲，怕引起倒塌，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为这事我一直后悔，那怕剪掉那个角也应该把它拿回来，它是那么精美，在绸缎上绣着一个七彩凤凰和献给最可爱的人，是至今看到的最好的绣品。）
我已经回到厂里上班了。每天午饭厂里给两个馒头和一份菜，我总是想法多要一个馒头，工友们也都帮我要，拿回来和妹妹一起吃。早晚饭就在简易灶上做点儿。
我们工房可能是唐山地震最轻的地方，整个工房300多户人家只有20几家伤了人口。但我们也收到了捐赠物资，两个线毯、两身衣服、两双鞋和几件旧衣服。街道给发了粮食，有一次街道通知让拿大盆去取葱头，我和妹妹看着一大盆葱头不知怎么吃。后来看别人家用葱头来包饺子，我们也用葱头包了一回饺子。
1976年8月25日
下大雨了。房顶上的油毡开始往屋里渗水，我和妹妹用一切可以盛水的家伙接水，可是很快就接不过来了。我站在门口，看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在雨中向院里跑过去，每人扛着一捆油毡。我们赶紧喊他们，很快解放军战士爬上屋顶，冒着瓢泼大雨给我们家简易棚又盖上了一层油毡，房子很快不漏雨了。我和妹妹给他们到了热水，让他们进屋里来热乎热乎身子，可是他们摆摆手就又冲到了雨中。
这些解放军战士不过十八、九岁，从到了唐山为我们做了无数的好事。那天有两个解放军首长听说我们没有大人只有姐妹俩，来到我家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会帮我们解决。晚上值勤的战士看我们经常在屋外待到很晚不去睡觉，经过询问得知妹妹害怕不敢进屋，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值勤的战士都会在屋外多待一会儿，并且大声说话，直到很晚。妹妹听到屋外有解放军就可以很快的入睡。
有时我们和解放军交谈，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到的唐山。一个战士告诉我，他们是柏各庄军垦部队，7月28日那天他们刚刚从地震中逃出来不久，部队就接到命令，立刻集合向北急行军。当时他们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甚至猜测会不会是北京，部队几乎是跑步前进，上午到达唐山市区。他们是从南边进入的唐山，看到的景象把他们都惊呆了，到处是倒塌的房屋，路边到处是死人和伤员。他们一刻也没休息，马上开始扒人。解放军的到来给无数人带来生的希望，他们每扒出来一个人，都会引起大家的欢呼。
我有一个同学，地震时住在华新小楼她二姐家。地震被埋在倒塌的楼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摸到身边有一个瓶子，不管是什么就喝了下去，喝了才知道是一瓶醋。正是这瓶醋，支持她在里面顶了三天。三天后，她听到外面有解放军在这里救人，她大声喊救命，可是没有人听见。后来她也没有了力气，就在手里拿一个小石块不断敲击，终于有一个小战士听到了，经过确认废墟中确实还有活着的人，那个小战士扔下手里的工具，一边跑下废墟一边喊：“连长，这儿有人！连长，这儿还有活着的人！”连长马上组织力量扒我这个同学，为了不伤着她，解放军没有使用任何工具，一拨人的双手扒烂了，换一拨人上，后来终于把她救出来了，她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后来她还绣了锦旗送给救命恩人解放军。
1976年9月9日
妈妈还没有从西安回来。听别人说，铁路整个军管了，除了运送物资、救助伤员的车外，不允许客车进入唐山。好想妈妈呀！
下午四点多，刚从班上回来不久，同学文英来找我，让我跟她到厂里锅炉房去捡煤核。本来我们工房和厂里只一墙之隔，地震时墙已经倒了，现在工房就在厂里边了。我们回到她家，从她家拿了小筐，向锅炉房走去。突然，厂里大喇叭播出了哀乐，我们俩同时站住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告全党全国人民书》．．．．．．什么？毛主席？我和文英都哭了起来，我们马上回家。到家里我哭着告诉妹妹“毛主席逝世了”，我俩一起哭。我感觉就像是天塌了，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如果政权交接出现问题，最惨的就是唐山啊！我们现在居无屋，食无着，衣不遮体，大多数人都是伤员，一旦国家出现动乱，谁还顾得上唐山呢？唐山人可以说没有活路了！
我们走出棚子，旁边就是居委会。那里已经有很多人都在痛哭，人们边哭边喊：“毛主席！你怎么走了，我们不让你走啊！“，”毛主席！你走了，让谁来管我们呀！”人们越聚越多，哭喊声越来越大，这是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的第一次集体宣泄，地震后压在人们心中的悲伤、无奈、痛苦、压抑和对前途的迷茫都借此哭喊出来。毛主席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大家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逝世好象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一样，人们已经不能再承受这样的打击了。大人们哭，老人们哭，孩子们哭，女人哭，男人也哭。那一刻，人们迷失了自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大家自发地折起了纸花，做起了花圈，地震中无论谁家人震亡了都没有任何追悼仪式，是由单位或政府统一掩埋的，可是毛主席逝世了，人们自发地开始了悼念活动。因为就在我家门口，我和妹妹更是把全部时间都投入进去了，直到很晚。
1976年9月18日
今天是全国举行毛主席逝世追悼会的日子，一早厂里组织我们到公司大操场参加主席追悼会。前几天，市里在文化宫搭建了灵堂，我们都去那里参加了追悼活动。各行各业的人们举着自己动手编制的花圈，胸前带着自己做的小白花，大家悲痛地给主席献上花圈，很多人大声地哭出来，对毛主席的感情十分真挚。
上午大约九点，追悼会开始。华国峰致悼词。叶剑英站在旁边。
今年真是多灾多难啊！年初1月8号周总理去世，7月6号朱老总去世，7月26日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都被波及，唐山死伤无数，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难道年初辽宁罕见的陨石雨真是老天给世人的预告吗？
追悼会在进行中，有些人开始摇晃，后来就有人倒下。就站在我身后的一个人突然也倒下了。马上就有人把她抬到外边。我急忙抑制住自己的哭泣，以免因为大脑缺氧倒下。
1976年9月21日
前两天和妹妹一起到她的学校去，看见一架大飞机擦着树梢正在给下边撒药，大灾之后有大疫，很多人都这么说。政府非常重视防范疫情，每天派飞机到处撒药。可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飞得这么低，药是桔黄色的粉末状，我急忙躲到墙边，捂住嘴和鼻子，好象在雨中一样，可见撒药的密度有多大。 下午，我和妹妹正在家中，弟弟的朋友跑过来说：“你妈她们回来了！”我和妹妹急忙跑出去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马路上呢”，我和妹妹马上向院外跑去，一直到铁道外的大马路上，也没有看到妈妈她们。我们一边往前走一边张望，终于看到妈妈和弟弟了。我和妹妹扑上去，一边一个偎在妈妈的两边。不断地问长问短。原来铁路一直不卖到唐山的票，后来妈妈买的到北京的票，是大舅部队的吉普车给妈妈她们送回来的。弟弟看起来很奇怪，挑着一个大扁担，扁担两边是两大摞被子什么的。原来这是西安的亲人们想到我们家里都震塌了，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必需品。幸好带来了这些东西，不然妈妈回家的第一天我们的被子就不够盖了。
回到家中，妹妹不停地和妈妈说着话，我心里不停地打鼓，怎么和妈妈说大哥没了呢？终于我喃喃地开口了：“妈妈，我大哥……”，我说不下去了，抬眼看妈妈，妈妈不看我，说：“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给你写信时说我们都没死……”，妈妈说：“你大舅把你写给他的信转寄给我了”。我看着妈妈生怕妈妈难过哭起来，可是妈妈什么也没说，低头忙自己的事去了。那一刻，我始终不能忘，嗓子眼儿堵的难受，却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小妹有下落了。她被转走的那一天，据说是安排飞机转运，但司机跟错了车队，一直到了火车站。可是火车站没有对这拨伤员的运送计划，结果小妹她们在车站整整耽搁了一天多才转走，而且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哪儿接收就在哪儿下车。小妹是在山西忻县被接下车的，到了忻县县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非常热情，马上安排住院、吃饭、检查，照顾地无微不至，尤其是我小妹，非常招人喜欢，护士们都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照看，那段日子小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这都是小妹给妈妈写的信中告诉的。
妈妈一回来就马上到学校去了，因为回来得太晚了，妈妈就先到学校去看看，明天就去正式上班。
1976年10月18日
厂里给工房里的人盖了比较正式的简易房，正面是砖墙，有玻璃窗和门，其他三面有一米高的墙，墙上面是苇子糊泥墙。我们班儿上的曹师傅和贾师傅带着好多工友给我们搭了土炕，我们大家一起和泥，搭砖，看着两位师傅在地上先垒起炕帮，上上炕沿，再一点一点地搭出炕道，我是第一次知道搭火炕里面还有很多讲究，最后顺着搭出的烟道在房后垒了个烟囱，再铺上炕面土砖，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大功告成了！师傅们又帮着我们点了炉子，给火炕烘烤。贾师傅告诉我等炕都干了就可以用了。我们大家这天都非常高兴，除了我对工友们万分感激外，工友们对给我们帮了忙，看我们安了家也都兴奋不已，虽然地震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却也使大家面对灾难心都融合在和一起。在这个时期，大家都说，好象我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弟弟会点木工，开始到处找木料给家里添一些小家具。我和大妹从前边厂里单身宿舍的废墟处扒出了一个单人床，抬回家里，放到外屋给弟弟，我和妈妈、妹妹住在里屋的火炕上。这是我们家的人第一次睡火炕，不会烧，时常倒烟，可是热乎乎的火炕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妈妈多年的关节炎和大妹送我们去遵化时后背硌着落下的腰疼都得益于火炕好了很多。
妈妈给我们讲了她在西安的情况。妈妈是7月27日晚到达西安，晚上闹到很晚才睡觉。地震时，西安也感觉到了，但是妈妈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姥姥照例起得很早，告诉家里人都不要大声说话，让刚刚经过长途旅行的妈妈和弟弟多睡一会儿。妈妈起来后，和姥姥在家里说话，一直没出院子。下午姨姨来了，偷偷地把姥姥叫出去，告诉了姥姥唐山发生了毁灭性大地震，一家人都吓坏了，最后商定谁也不许把地震的事情告诉妈妈。姨姨又把到外边玩耍的弟弟叫到一边，嘱咐他要瞒住妈妈，等把事情打听清楚了再说。然后姨姨、舅舅及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出动了，到处打探消息。姥姥负责在家里稳住妈妈，也就是不断地指使妈妈跟着她做做这个，看看那个。妈妈好多年没有回去了，乐得听从姥姥的调遣，陪着姥姥好好待几天。
直到后来西安接到了我的来信，姥姥她们不敢让妈妈先看，她们先读了信，看到我报平安，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放在肚里。妈妈看了我的信后急得马上要回唐山，可是当时北京也是灾区，火车站不卖到北京的票。再说西安的亲人们也不同意妈妈马上回来，因为唐山是重灾区，我们又都转出去了，不在唐山。后来姨姨舅舅们听说有伤员被送到西安各大医院救治了，他们开始疯了一样跑各大医院，到处打听有唐山人没有，可是每天都是失望而归。我想象着西安的情景，那段日子西安的亲人们是怎样的难过呀。
后来，接到大舅的来信和转去的我给大舅的信，妈妈知道了她最心爱的大儿子已经没有了，妈妈虽然没有说她当时的情况，可是我知道妈妈肯定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般的关口。
1976年11月15日
家里添置了好多东西，每人发了一丈二的布票，家里五口人一共六丈，我到处买布，都不好看。可是不管好不好看也得买，买回布买回棉花，做新被，把旧被子拆了，每人再缝一条褥子。买了两个好看的暖壶，一个浅兰色的，一个红色的，我很喜欢。还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算了一下账，短短几天花了一千多元。不经过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想不到会花这么多钱。我们家妈妈工资虽然高也才60多元，我才39.78元，加起来一个月收入不过一百块，这一下就花去了一年的收入。真是破家值万贯，我这次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晚上，大家吃完晚饭，洗洗涮涮后准备上床睡觉时，突然又地震了！震级挺大，简易房嘎嘎直响，房顶摇晃好象随时都会倒下来，放在窗台上的两个暖壶和瓶瓶罐罐噼里啪啦地摔在了地上，四周一片叫声，我们都吓坏了。这时我突然想起弟弟没有经过大地震，自己一个人在外间，一定吓坏了，我赶紧到外边看弟弟，弟弟站在地上正不知所措，我装着挺有经验的告诉他：“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咱们住的简易房倒不了！”地震过去了，我们惊魂未定地检查家里的情况，好多东西都摔烂了，包括我最喜欢的暖壶。可怕的地震，怎么没完没了了呢？
1976年10月18日
上班后接到通知，今天可以让我们去欢送解放军，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几天解放军开始陆续撤离唐山，我们因为上班没法去，都快急死了。听说街道都挤满了欢送解放军的人群，唐山人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大家都去欢送解放军，表达自己对亲人解放军的深厚感情。
很快我们就出发了。到了西山口附近，马路两侧已经挤满了等待欢送解放军的人们。有些人们手里拿着篮子、碗、水壶，有些人拿着旗子，拿着各种各样家里能拿出手的东西，有些学校里组织的小学生手里拿着鲜花，站在路的两侧。
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军车过来了！大家都喊起来：“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送亲人解放军！解放军万岁！……”。人们涌向解放军，很快车就走不动了，人们围住卡车，把手里的各种好吃的东西送给解放军战士，解放军不接，就往解放军手里、怀里和兜里塞，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各种感激话，一边请解放军同志什么时候再回来看看。一个男人就在我身边拿着水壶倒水给解放军喝。我和我的工友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特别羡慕那些给解放军送东西的人，我们只好一边大声的喊：“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边向前挤，去和解放军拉手告别。慢慢地军车启动了，大家依依不舍地送别解放军，跟着军车想往前走，可是到处都是人，根本走不动，维持秩序的人还拦着，只能眼看着军车渐渐向前方走去。
我们回来的路上我想，经过这次抗震救灾，唐山人对解放军的感情又恢复了，并且还要深厚了许多，刚才欢送解放军的情景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真心希望这种感情永远保持，我们对解放军和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激永远不忘。
1977年1月27日
晚上，我正在门口，听到门外有人喊：“大姐！”我马上跑到门外，是小妹回来了！有一个同行的中年人送小妹回家，是她的病友。我高兴地把他们迎进了家，妈妈不停地问长问短，我们让小妹站好了，看她的腿落没落下毛病。小妹左腿小腿骨折，右腿大腿骨折，地震半年了，小妹终于回家了。
小妹给我们讲了她的治疗经过。由于小妹的伤势较为严重，忻县医院给转院到太原市第一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小妹的断骨已经长上，可是却错着位。医生说必须把断骨打开，经过接正后再重新愈合。小妹是我们家最小的，可以说是娇生惯养，本来这次地震数她最遭罪，好不容易长上了又要打开，岂不是又要从头经历一遍？小妹当时可是受老罪了，不知怎么扛过来的？小妹在那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护士们都和大大姐一样，陪着小妹哭，陪着小妹笑，陪着小妹玩儿。小妹还带回来临走时和医务人员的合影，看着照片上的太原第一医院的医务人员们，是那么的可亲可爱，感谢他们对唐山人的大力支援和精心救治，感谢他们让我小妹又站了起来。
楼上阎大夫家的小儿子也和妹妹一起回来了。他的父母都已经震亡了，只剩下一个哥哥，这可怜的哥儿俩今天就算团聚了。
1977年7月28日
今天是地震一周年的日子。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注意妈妈的情绪，想方设法不让妈妈难受。下午6点多，吃完晚饭，妈妈拿了一个板凳坐在门口，望着夕阳，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我们也都不吭声。突然妈妈吹起了口琴，一个曲子接一个曲子，都是大哥爱听的。开始我有些惊慌，因为对别人家这也是难受的日子，我试图阻止妈妈，可是妈妈不理我，一直吹着。我看着妈妈，突然明白妈妈是用哥哥最喜欢的方式纪念哥哥，在和哥哥说话。
我悄悄走进里屋，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1976年作者19岁，现在唐钢某部门工作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