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一部名为《掩埋》的纪录片又在网上热传。
这部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涉及一个沉重的主题——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是有大量预报信息的。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至今没有科学有效的解决途径。我们无意证实这部从未公映过的纪录片的内容，而是在意《掩埋》所折射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地震预测预防的争论，更是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时如何判断、决策的难题，尤其是当大部分信息都处于不确定的状况时——在最大范围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或许是最负责任的选择。
唐山大地震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时光流逝，人类面对自然灾难的应对能力也在增强。人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十年前的“非典”，我们在应对眼下正被密切关注的新型禽流感疫情时，已经透明、积极和高效得多，且并未引起“恐慌”。时代在进步，观念也在更新。
本期周刊，我们希望借缅怀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发出一种呼声：尊重生命，请从敬畏知情权开始。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张璐瑶（发自北京）
先兆历历在目
2005年5月，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出版。一个读者电话让作者张庆洲开始了长达8年的寻访。来电者告诉他，唐山大地震之前是有地震预报的。
2008年，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利波找到张庆洲，开始了纪录片《掩埋》的拍摄。通过《掩埋》，我们或许可以寻找到“真相”的一角。
1974年，国家预警
1967年，李四光就已“盯上”唐山地区。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1974]6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震情的趋势分析意见，即在未来的两年里，在华北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早在1967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已经“盯上了”唐山地区。
当年，李四光决定调当时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华北区队的华北三队到唐山滦县一带开展地震地质工作。时任地震地质大队队员的地震学家黄相宁是其中一员。
“当时正在‘文革’期间，李四光感到地震形势很紧迫，因此他就跟周恩来总理建议，地震地质大队实行军管。因此，在‘文革’期间地震地质大队的工作都在正常开展。从1967年到1970年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踏遍了唐山、滦县、乾安、青龙这个范围的每一片土地。”黄相宁回忆说。
根据地质调查，他们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唐山滦县地区存在哪些主要活动性的断裂、分布情况。李四光认为，如果这个地方要活动的话，将会波及北京、天津，能量释放也会很大，活动时间会很长。
当时，民间群测群防预测地震的热情很高，也很活跃。
时任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回忆，唐山在1968年就已经在学校、厂矿等地建立许多地震预报测报点，观测方式“土洋结合”。当时，唐山的八中、十中、二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锅厂，马家沟矿、赵各庄矿、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辇庄、殷各庄等地都有自己的测报点。
1970年10月，地震学家梅世蓉也在中国地震界内部刊物《地震战线》上指出，今后十余年华北应特别关注的四个地区，其中包括天津、唐山、渤海湾一带。
1972年，研究旱震关系的专家、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的耿庆国，在参加国家地震局1972年地震中期预测科学工作会议时说，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了113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干旱，预示着将在辽宁、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发生两组7级和一组8级的地震。“总之是很大的地震，要很好地‘抓住它’。”耿庆国说。
1974年5月上旬，耿庆国发现，华北北部地区还出现了干湿失调和暖冬冷春的气象异常指标。5月31日，他提交了有关报告，认为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之后，未来一两年里将面临7级以上大地震的危险。“如果这个地震震在1975年到1976年，很可能达到7.5—8级。”
1974年6月7日-9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报告会，是一个紧急会商会。会议期间，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听取了耿庆国的汇报。6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1974]6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震情的趋势分析意见，即在未来的两年里，在华北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唐山大地震中，临近的青龙县无一人因地震死亡，在开展预防工作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尚方宝剑”就是“69号文”。
1975年1月1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汪成民在“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中提出：1975年-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1975年，海城转折
有一种观念认为：海城地震后，周围地区近十年八年就不会有什么地震了。因此，唐山地震的可能性在决策层被排除了。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4级地震。海城地震后，地震界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汪成民说：“海城地震前，整个地震局的专家思想都比较统一，因为周总理在坐镇，有一个‘69号文’。等到了一个海城地震，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预报对了！”但是，海城地震后，这个区域还有地震吗？根据当时的经验，汪成民说：“华北地震大概有3000年历史记录，临近地区短时间内发生两次地震的情况，还没有过。因此有一种观念认为：海城地震后，周围地区近十年八年就不会有什么地震了。”唐山地震的可能性也因此排除。
而耿庆国仍然坚持“有震”的观点。他再次强调，唐山当时还是特旱区，而且，邢台在1965年大旱以后，1966年发生过大地震了，所以唐山的情况更值得关注。
1975年2月，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采访耿庆国，将他的观点写成内参报告给中央。
耿庆国透露，后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把这个报告批给了时任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的胡克实，胡又转给了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让她研究这个观点。
1975年5月9日，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了上述内参。
1975年7月，部分地震群测点出现异常。
时任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的吕兴亚找出当年保存的数据图，说：“地应力，1975年7月就开始出现异常了。水氡，是1975年8月，逐渐就上来了。磁偏角，是1975年9月，有的超前，有的超后。当时我分析，地应力为啥超前呢？因为地震发生还是由于应力作用。”
1975年11月，唐山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也监测到了这种异常。时任该地震台台长的姜义仓回忆道：“土地电、磁偏角、水电导、地应力……从1975年11月就开始异常，总共270天的异常期。”
在唐山市乐亭县，时任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的侯世钧也监测到了这种异常。“那时候我们是每三天向地区地震队汇报，对县地震办公室是一天一报。从1975年12月23日开始，出现了比较规律的变化，一直持续到4月10日，规律性变化就没了，变成比较平稳的上升。从12月23日到4月10日，一共是109天。”
1975年底，黄相宁向国家地震局写了一个年度预测意见，提出，乐亭、锦州、敖汉旗这个范围，要发生大于6级的地震。
而当时，为了“抓”住这场大地震，唐山地区的测报点也有了飞速增长。时任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的侯立臣透露，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的骨干测报点由60个增加到85个；一般测报点由468个增加到508个；此外，还有5552个“观察哨”。
1976年，异象频频
1976年7月前后，北京地区连续出现异常天气，引起地震专家密切关注；在唐山，民间群测点也发现了一系列显著异常。国家地震局有关负责人要求“再看看”，震情汇报被延至7月21日。
1976年初，唐山市委主持召开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报告中写道：“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1月28日，国家地震局呈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中也写道：“在一两年内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地段是唐山到辽宁朝阳间，北京到天津间。”
1976年4月，汪成民开始组织京津预报组的全体人员去唐山滦县一带“扫荡”，挖地三尺找情况。“地震前，我们三次组织人员在这一带做调查研究。”汪成民说。但由于当时云南一带也有震情，人们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唐山地区的一些地震监测人员也被调去支援西部。“有人说，海城地震发生了，咱们就见好就收，也立功了，好聚好散。”汪成民说。
但是，汪成民始终认为华北存在地震灾害的重大可能。1976年，他主动联系组织了一系列报告会，去过不少国家部委宣传“69号文”。“（文件）虽然到期了，可是不能停，目前形势很严重。”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组织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山东召开，杨友宸也参加了会议，回到唐山，杨友宸就准备把会上掌握的情况落实下来。但到了5月末，杨友宸忽然被调到“干校”劳动，“我说，还有任务呢，要落实呢。他们说，不用你管了。”杨友宸回忆。
与此同时，一系列异常现象接着出现。
6月29日，北京地区日降水量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30日-7月5日，平均气温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7月1日和7月4日，最高气温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7月3日、4日，最低气温连续突破历年最低值——这些指标对于专门研究旱震关系的耿庆国来说意义重大。“我是在指标突破之后的7月5日、6日到的唐山，8日到天津，后来到廊坊，都是去气象台搜集短临的五项指标资料，10日回到北京。11日我就开始着急了，因为（指标）只差低压突破了。”他说。
7月14日，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也正式向国家地震局发出预报，7月22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宝坻、乐亭这个范围和它以东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为什么我们在唐山地区年度预测是大于6级，临震报成5级左右？”黄相宁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一个6.3级的地震，干扰了我们的分析。另外，当时国家要求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的地震要24小时前报出来。地震局就说，凡报京津地区5级和5级以上的地震，谁报了以后我们直接把意见上报国务院。这给我们搞分析预测的人很大压力，所以，一般报京津地区都不沾‘5’。唐山报了5级，也是硬着头皮报的，因为觉得可能性确实很大。”
在唐山，民间群测点也发现了一系列异常。
1976年5月28日，唐山开滦煤矿马家沟矿一个观测点地电阻率出现异常变化。
当时在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根据监测数据发现，3条曲线都出现异常：土应力指标在1976年5月降到最低；1975年8月份的水氡才50艾曼左右，1976年4月初就升到了89.1；1975年9月10日开始出现地磁异常，到1976年3月10日达到最高点，异常3.5分。
7月16日，在唐山乐亭县红卫中学，侯世钧发现，监测点的地应力、地磁、土地电等仪器，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侯世钧挣扎一番，还是写了书面意见：“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11日，北京地区最低气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7月14日一上班，耿庆国所在的小组就向汪成民汇报了北京地区出现的7大异常。当时梅世蓉负责华北震情，汪成民向她请示后被告知“需要一周的时间”，同时要求相关人员再到唐山、天津“看看情况”。具体汇报时间延后一周，推到7月21日。
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余7天。
临震……举棋不定
1 震前两天
1976年7月26日，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的震情会商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下午5点钟，汪成民说梅世蓉讲了，四川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再乱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耿庆国回忆道，“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了，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断。”
1976年7月13日，国家地震局主持的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要求河北地震工作重点县的地震办公室都要参加。时任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人员王春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还组织代表去唐山的群测点参观。唐山二中接到了参观任务，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为代表们准备了资料，还专门把相关数据图表挂在实验室的墙上，“会上，我都向代表们说，根据我们的判断，7月底8月初，在唐山附近，要有一个大震。”
7月17日，汪成民赶到了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当时他并未获准在会上发言，于是只好写了一个纸条，请会务组贴出布告，说晚上汪成民有一个座谈会，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
王春青看到了布告，便去听了这个座谈会，他当时没想到，这个临时加的座谈会在10天后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由于经验交流会已近尾声，布告又贴在走廊，前来听汪成民座谈的人并不多。
座谈会上，汪成民透露，在京津唐地区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地震。他还进一步提供了一个预报意见——震级可能在5级左右，时间是7月22日到8月5日之间。
王春青记下了这些信息。“听汪成民一讲，同时自己也觉得，这种情况回去应该早点汇报。”他说。
7月19日散会后，王春青返回青龙县，路上花了两天。
就在这两天，1976年7月19日、7月20日，北京地区最高气温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7月21日早上9点，耿庆国没有等到梅世蓉关于震情汇报的回复，他催自己当时的组长张国民赶紧打电话给梅，“不能再拖了”。“就听那边梅世蓉说，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来，我不了解情况，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这样，汇报会又给推迟了5天，到7月26日两家会商。”耿庆国说。
7月22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分析组组长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张贴两张地震预报意见“大字报”。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汪成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贴出自己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是没办法了。因为异常情况越来越多，梅世蓉跟我意见不一致，她自己人也到西部去了。局长当时也不怎么抓工作，我们主要的支持者胡克实当时也‘靠边站’了。”汪成民回忆，“找谁谁都不应，就像手上捏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觉得必须要让领导知道并决策。假如领导能真的认真抓的话，说不定还有什么挽救的余地。”汪成民说。
7月23日，地区地震队派人到乐亭县红卫中学了解异常情况，侯世钧如实相告：“根据当时的一个计算公式：3.5lgT加减0.5。T就是异常时间，异常时间越长，震级越大。现在有109天的异常时间，算出来的震级，减0.5就是6.7，加上0.5就是7.7级。”当日，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这就是耿庆国等的最后一项指标，低压突破。“991.9毫巴。”他清楚记得这个数字，“低压突破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根据过去的惯例，肯定是个7级以上的地震。”
7月24日，北京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根据华详文、李宣瑚、张闵厚、耿庆国综合意见做出结论，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K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侯世钧还记得地震发生前三天的情况：“7月24、25号，乐亭正好在下大雨，雨特别大，沟壕难平。观测井地下水位也上升特别快。”
在红卫中学观测点，一共6道地电，在那两天，3道都发生突跳。“表针都打折了，说明已经开始出现突然的幅度上升。”侯世钧说，“24号，我在我教的两个班上，结合地震知识的介绍说，可能有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一是引起学生注意，更重要的是想让学生回去收集一些宏观异常。”
1976年7月26日，国家地震局与北京地震队的震情会商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时，离唐山大地震发生还有两天。“到下午5点钟，汪成民说梅世蓉讲了，四川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再乱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耿庆国回忆道，“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了，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决断。”
2 越权拍板
冉广岐说：“地震预测全世界都没过关，这个时候咱们就拍板定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如果去请示上级，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就发布预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那个我也不在乎，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我考虑的是47万人。”
7月21日下午，王春青回到青龙，立即着手写汇报材料，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国务院“69号文”称京津唐地区一两年内有可能发生6级左右的强震。当时是1974年发文，现在是1976年，有这个可能。二、唐山开会时，汪成民讲到近期有地震可能，唐山附近大部分观测点都出现了异常现象。三、青龙县几个测报点也出现了异常现象。
7月22日，在汪成民往局长办公室门口贴“大字报”的时候，王春青把准备好的材料向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汇报。正在召开全县干部会议的冉广岐听说有震情，很干脆地表示，所有在家的常委都要来听震情汇报。
在大部分人都还不确定地震是否会发生的时候，青龙县已经展开了行动，冉广岐决定“越权”开展震前预防。
7月24日晚上8点半，青龙县委小会议室召开汇报会。王春青如实向县委常委们汇报了相关信息，冉广岐做出了回应。“一是要密切注视震情发展趋势，和周边地区加强联系，有情况及时汇报。二是让我们对全县各测报点建立紧密联系，下去深入到各点了解情况，搜集相关异常现象。三是让我们24小时值班，当时我们科委一共5个人，昼夜值班，不能离人，有情况及时通气汇报。”王春青回忆道。
当时青龙县委担心三个问题：预报不准怎么办？当时正是政治运动高潮，会不会受影响？发布地震预报，县里没有这个权力，要不要越权？
冉广岐说：“地震预测，全世界都没过关，这个时候咱们就拍板定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正是夏天，让大家出来睡觉冻不着。至于政治任务，咱们不能停，咱们可以在院子里搞嘛。现在如果去请示上级，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就发布预报，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摘乌纱帽，那个我也不在乎，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我考虑的是47万人。”
冉广岐的这番话后来感动了无数人，也因为他的这个决定，1996年，他获得联合国颁发的抗震减灾金质奖章。
王春青回忆，7月25日，青龙县就采取了措施，“要求各乡来开会的人26日晚上必须到达岗位，乡里的广播喇叭必须开通，把相关的信息传达到村到户。”地震预防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一天两三次广播地震知识。各个公社都开展了防震行动。“有的在喇叭里喊大家注意防震，有水库的地方要防汛。那时候天天下雨，各大队都要有民兵值班。重点水库、重点部位要有巡逻的，除了一些比较偏僻的村子不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近期有地震。”王春青回忆道。
地震前，青龙县城的小学也都搬到了室外上课，青龙县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场转移到室外售货。青龙县科委也在办公室外搭了一个棚子，晚上值班都睡外面。“县里采取的措施比较果断，怎么的也不能眯着（装糊涂），得向大伙有个说法。”王春青说。
在几天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间，倒塌7300多间，无一人因地震直接死亡。
3 青龙奇迹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布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标题为《地震工作简报：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但简报发布不久就被收回，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也从此鲜有提及。
1976年7月27日，河北廊坊水氡突跳，汪成民向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汇报震情。
7月27日傍晚，耿庆国在岳母家吃饭时发现，门口两棵树上，用来晾衣服的铁丝上爬满了蚂蚁。“地震就在眼前了。”耿庆国说。他跑到三里河派出所借了电话，打到地震队值班室，对方却交代他“别嚷嚷”。
“接电话的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国家地震局京津唐张协作组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打电话骂张国民，说你们怎么搞的，在北京到处制造临震的气氛。”耿庆国说，“我本来是想提醒他们注意的，结果变成他们不让我多说了。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干着急，叫天天不应。”
对于唐山人民来说，这本该是个弥足珍贵的傍晚。数小时后，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24万人。
7月28日晚，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黄相宁见到了正在汇报情况的梅世蓉。黄相宁听到梅世蓉汇报说：“唐山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这种地震是不可预测，也是不可预防的。”
听完梅世蓉的汇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让黄相宁介绍预测意见，他把预测报告摊在桌子上，原文念了一遍。然后说：“我们这个意见虽然时间地点上基本都对，但在震级上偏低，还是没有引起领导足够的重视，没有达到预防的效果，作为一个搞地震预测的科技人员来说，我觉得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很对不起党和人民。”
“华国锋说，你们不要有任何包袱，党和国家不怪罪你们，你们回去以后继续做好余震的检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黄相宁回忆道。
王春青回忆说：“唐山地震后，唐山地区有几个县都给我们打电话，说那天在会上传达有震情，我们咋不知道呢？你们咋采取措施了？我们也参加会议了呀。”“我能说啥呀？”王春青很无奈。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布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标题为《地震工作简报：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但简报发布不久就被收回，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也从此鲜有提及。
汪成民也透露，刚开始大家都客观地反映青龙县的经验，都写简报。后来调子就逐步变了，简报该收的收了，统一口径：“地震不能预报”。他也被告诫“不要再提青龙县了，不要再提过去在会上的发言”。
冉广岐也证实，地震后，保定市当时的地委书记告诉他不要再声扬青龙的事情。“唐山损失严重，你这里又一个人没死。作为国家，不好向群众交代。”
“一个一个地震，就在我们眼前，看着就过去了。不是说我们事前不知道，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我们却救不了一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黄相宁呼吁，“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我主张，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摆在最高的位置上。经济发展要服从于生命的安全。如果生命都不能保证了，发展经济有什么用？”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认为：“当地震发生之后，地震预测者把在震前的预测意见公布出来，这个权力绝对不能剥夺。”
4月4日清明节，唐山的天空略显阴郁，时不时地还有小雨落下。低回的号声从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音箱传来，气氛肃穆。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37年了，摆满鲜花和花圈的唐山地震纪念墙前，幸存者的痛哭流涕还在继续，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多不愿回忆往事，对他们来说，“能活着就是最好的”。
“爸妈，我们来看你了，我们生活得很好，你们放心吧！”地震幸存者刘先生带着一家人前来祭奠在地震中遇难的父母，他望着纪念墙上亲人的名字久久不愿离去。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24.2万人遇难。“唐山地震遇难者没有墓地，都是集体掩埋的”，地震幸存者徐先生说，“以前我们都是找个十字路口烧纸祭奠亲人，现在都到纪念墙来了，献上花，三鞠躬”。对于过去的往事，徐先生不愿多谈，“失去亲人的伤痛谁愿意回忆！”
现场的志愿者告诉记者，清明节当天，从早晨到傍晚，前来以鲜花祭奠亲人的幸存者络绎不绝。这些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随长者而来的年轻人，有的人不远千里从云南等外地赶来。
清明节当天，纪念公园的地震展览馆可以免费参观，记者在纪念馆门口见到不少上年纪的人，当中有经历唐山地震的人告诉记者，自己不愿进去，看了就心里难受，只能在门外等家人。
自2008年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建成以来，地震幸存者张金柱年年都来祭奠自己遇难的大女儿。张金柱大女儿的名字刻在纪念墙两米多高的地方，他想在女儿的名字上用胶布贴上一朵菊花，但是够不到，只能久久凝望。
今年79岁的张金柱以前在唐山华新纺织厂工作，地震时大女儿年仅18岁。“她学习很好，成绩一直是班里前三，那年她正好高中毕业，活着的话现在也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张金柱说，“我大女儿命苦啊，她那会儿正好是困难时期，家里的弟弟妹妹都靠着她照顾，地震中她没了，我告诉我的儿女，你们不能忘了你的姐姐，是她把你们带大的”。说着说着，张金柱眼睛有些湿润。他告诉记者，大女儿的照片和大女儿纳的一双鞋他都一直留着。“那些幸存的邻居家的孩子，现在都成人了，他们有时都避着我，怕我见到他们就想起大女儿”，张金柱说。
张金柱还清晰地记得地震当天的场景：“正好是凌晨，似醒非醒的时候，床把人颠起来了，晃得那么烈，透过震碎玻璃的窗户，可以看到天边有火光，然后房就塌了。”
“是工友把我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张金柱说，“我邻居家里有的都死光了，华新纺织厂4300多人，死了过半，当时什么都没了，吃的穿的都是解放军送来的。”张金柱每年春节都会把救他的工友请到家里吃饭，“我不能忘了他们，没他们就没有我”。（孟庆利）
专访纪录片《掩埋》导演王利波——
我关注的是知情权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张璐瑶
4月5日，在又一个清明到来之时，《掩埋》的作者、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利波在一个小咖啡厅里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谈起拍片的初衷，王利波说：“除了能做些事情给唐山和汶川死去的灵魂一些慰藉，更希望政府能调整观念去面对自然灾害。”
感慨老科学家的良知
羊城晚报：地震预测是个难题，决定做《掩埋》，不怕有争议吗？
王利波：在这种环境下能站出来说话的老科学家，从心理上，我不去怀疑他们。如果他说的是假话，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去说假话，他没有必要。而且在我采访过程中，他们也拿出了他们保存了几十年的“证据”。片子里的很多文件资料也是从他们那儿获得的。这些老科学家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总有一天要说一说，要说明白了。青龙县就像一个活化石，比任何科学家说的都站得住脚，47万人被救了，联合国也调查过了，所以对他们说的话，我不会去怀疑。拍这部片子最让我感动的是老科学家的良知没有泯灭。耿庆国说得太对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没有良知啊。他们是把良知放在第一位，才能配得上科学家这个词。
保护知情权尊重生命
羊城晚报：您希望观众看完能获得什么？
王利波：通过这个，对地震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也许关键时刻会救你一命。但我更想让更多知道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知情权。虽然这些科学家被法律明确禁止随便发布预告，但我们每个公民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对很多事情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去追究、问责、了解的。
羊城晚报：根据《掩埋》，您觉得唐山悲剧的责任在哪？
王利波：唐山地震之后没有什么反思，地震之后的责任谁来承担？应该政府承担。他们担心的是造成社会恐慌和经济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青龙奇迹”以及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做法？
王利波：最基本的还是他那种做人的良心，他把良心放在第一位了。他敢于突破那种只有省里才能预测，县里没有权力的条框。他说把乌纱帽放在第二位，像个尿憋子。面对人的生命，他可以把他的尿憋子放在一边，把人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人的良心。
羊城晚报：唐山大灾难之后，已经30多年过去，您觉得今后，整个社会对待生命的态度会有转变吗？
王利波：《掩埋》里的科学家说得很好，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灾难一同出现的，自然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做好防灾？确实是政府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考虑的问题。经济发展得再好，一下子人全没有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政府必须要调整理念和观念去面对自然灾害，就像黄相宁说的，你是要防震还是抗震，要选好。真的以人为本，生命是最基本的东西，这是理念问题。
来源: 羊城晚报2013-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