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唐山大地震》之前，家人确实是准备了面巾纸的。影片中，母亲的两难抉择、养父母与养女的复杂情感、妻子为逝去丈夫不愿花红柳绿的生活，到最后母女相见，32年心灵废墟的徒守，都令人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这不是一部像《2012》那样令人惊悚的灾难片，也不是如《阿凡达》般以特效震撼视觉的科幻片，而是在巨大灾难下贯穿人性主轴的亲情片。《唐山大地震》的主要观众和市场还是在中国大陆，上映17天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虽然并不意味着电影本身完美无缺，但打动了众多进入影院的观众是真，至少说明了影片在触动心弦上有其成功之处。

但是电影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影片中的植入广告。有人统计，135分钟的电影至少包含6处明显的植入广告，包括酒、保险、银行、汽车、手机以及日用品等，为影片带来了亿元人民币的收益。批评者众多，言之凿凿，不外批评导演冯小刚唯利是图、手法拙劣，又或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电影不该亵渎灾难，以此牟利。

和中国观众相比，海外观众对电影中植入广告的体验应该是大不相同的。基于对品牌不甚熟悉、没有类似生活环境的体验，因此对植入广告格外“迟钝”，反而不会受到影响，专心观看，即便看到一些广告场景，也只是将其当做影片中的普通元素或生活背景，一带而过，而不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忙着去用火眼金睛甄试哪些属于植入性广告，一味执著于此，不但影响观影效果，倒使得自己有些类似看着老和尚背女子过河的那个小沙弥了。

毫无疑问，现代的电影运作必须遵循一定商业模式，先期投资、场景安排、技术特效，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如果缺乏强力的后盾，后期制作的效果很有可能大打折扣，震撼力也会削弱。以《唐山大地震》来说，短短几分钟的地震影像，非常逼真，绝对需要大手笔的成本才能做出来。从巨额资本支撑、高科技制作到形成市场效应、观众踊跃消费，这才是良性循环。否则，类似题材的电影若仅靠纯粹的小制作，成功概率非常低。

面对诸多质疑和网络批评，冯小刚做出解释：“问题不在于电影里有没有植入广告，在于导演有没有功力将二者很好结合。”不过，即使再高明的植入性广告，其目的本来就在于形象“露脸”，肯定还是会被“高手”识破。问题其实是在于观众，到底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要么是有“洁癖”，容不下一点商业的清纯，要么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清高，在如今的年代，真的是有点“伪善”。

在巨大的批评声浪中，有些是观念不同的差异，有些明显可以看出是为批评而批评，已是一种习惯。这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调查公司尼尔森上月初发布的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这份报告称，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而韩国网民则最喜欢分享正面的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是区域唯一分享负面比愿意分享正面评价多的消费者。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有中国媒体就称这是众多中国网民患上了所谓的“坏消息综合症”。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尼尔森的发布做了跟进调查，41.3%的中国网民明确认同尼尔森的结论，41.9%的网友认为批评性言论更有价值;35.6%的网友认为负面评论多表明中国网民维权意识增强。

尔森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商业消费领域，然而，中国网民“负面评论”的习惯却明显地也反映和扩展到整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形成和其他亚太国家比例和程度不大一样的情况，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官方与民间信息互动的状况密切相关。网络监督和网民评论已经成为民间力量监督政府、抒发民意的一个重要管道，中国的一些官员要比其他国家的官员更担心网络带来的“杀伤力”。

但是，网络力量在发挥有效监督作用的同时，也明显呈现新的趋势，展现新的心理特征。习惯性批评、习惯性质疑、习惯性反对，在网上越来越多，使得政府在说服民众接受自己的说辞、认同自己的政策时，变得举步维艰。这些质疑、批评、反对乃至批判，有的时候确实切中时弊，针砭明确，直指要害;有的时候却只不过是在制造众声喧哗的局面，或逞口舌之快，或属意气之争，而且不乏暴力语言、恶意中伤甚至不明所以的忿恨，看后令主政者沮丧，毫无建设性。

当然，在跟网络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是每个官员都有相应的认知，熟悉网络世界的游戏规则，也不是每个官员都能意识到网络使得自己面对的压力不是地方一隅，而是超出想象的广大地理范围，即便站得住脚，应对手法却常常显得粗糙而拙劣。在爱恨交加的情绪之下，他们需要习惯来自不同角落的“习惯性批评”，就像电影《唐山大地震》的英文名After Shock一样，“余震”之后找到内心的支撑和相应的平衡点，适应网络世代的心理，也适应监督与谩骂“齐飞共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