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四十年前那场改变中国许多人命运的高考，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初中同学郭万寿和沈协和，想到的是1978年高考前夕那鲜红的记忆。
郭万寿和沈协和都是1962-1965年期间，我在武汉市38中学就读时，初中三（2）班的同学。武汉市38中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所初中学校，但我们2班是当时的一个重点班，很多同学都是附近几所有名小学的大队干部和中队班干部。其中，在小学担任过大队干部的，就有6、7人之多。加上中队班干部，总数大约在15-20人之间。来自武昌名校昙花林小学的大队干部郭万寿、刘丽珍、刘思松等三位同学，就在我班。郭万寿读小学时，曾是昙花林小学的大队长。到初中我们班后，担任班长。沈同学和我一起来自也是武昌名校的大堤口小学，他是初中班上的中队长。
记得文革期间，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曾对我私下讲过一句话。他说班上学习成绩好的有三霸，分别是郭同学，沈同学和我。他自称老四。这话我听起来，又惊喜又惶恐。郭、沈二人在班上成绩，稳坐头把二把交椅，班上老师同学公认，毫无异议。除他二人以外，班上同学中，成绩好的，多的是。我一个成天贪玩，从不用功学习的学生，何曾高居过阿三呢？那位同学在我之后，怎么谈得上是老四？不过，郭同学、沈同学在代数、几何和物理课外习题上，愿意与我交流探讨，也是事实。
郭同学成绩虽好，但与沈同学不同，有一点偏科。他是数学物理特别强的那一种。沈同学的成绩比较均衡。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班要和其他班同学成绩相比，郭同学好像是足球队的前锋，冲锋陷阵，进球靠他。沈同学是中场，各科成绩均衡发展，全队得由他组织。如果一定要把我算进去的话，我顶多也只能算是一名后补队员。教练有时让我上场，作为奇兵。碰到门前混乱之际，一个高球飘了过来，撞上我的枪口，不，撞上我的脑壳，我有时也会腾空而起，一个狮子摇头，也能顶进郭沈都踢不进的球，解答出他们一时也做不出来的题目来。
1965年中考，我们初三（2）班共有10位同学考取了高中，还有30位左右同学考取各类重点中专和中技等学校。这在当时，不只是我们38中，放在其他学校，都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班，10位考取高中的同学中，郭、沈二位同学如愿考上了当时著名的省重点学校，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还有2名女生考取另外一所省重点中学，武汉第十四中学。另外五名同学分别考取市十五中，市三十三中，东湖中学等市重点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取非重点的武汉市第九中学。那是一所以篮球、田径、举重、射击、航海和摔跤见长的学校，上述项目的武汉市中学生代表队主力，冠亚军记录保持者，很多都在此校。如市中学生篮球代表队（以后的市工人代表队）的主力中锋罗辑，武汉中学生女子110米跨栏记录保持者宋福慧，武汉市中学生举重冠亚军，“大块头”，“二块头”，武汉中学生跳高亚军，绰号“民族驼子”的王才金等等，都是我们九中的。我和他们都很熟悉。文革期间，武昌地区中学生中，更有一说闻名三镇，那句话是，“九中的流氓，十中的土匪，四十六中，男的买菜，女的恋爱。”九中同学中玩字号的居多，而玩字号的同学，又多是体育爱好者。使我这个体育禀赋先天不足而热爱有余的学生，结识了武汉地区中学生中不少的体育俊杰。
初中同学中考，仅有少数几位同学落榜。其中有我们班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夏匀生。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曾在司法部门工作。当年夏同学落榜，下发农村，曾让学校的老师和班上的同学唏嘘不已。
进入高中，我和郭、沈二位同学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我们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仍时时交流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解题心得。郭同学进省实验中学后，即便那里的学生都是来自武汉各个学校的成绩优秀者，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仍然在班上，乃至年级，出类拔萃。我进入九中，挟38中三（2）班流风，数学和物理的地位，也相继取得领先地位。记得第一次物理年级统考，满分120分的试卷，全年级仅我一个人获得满分。考试完毕，成绩还未公布，物理黎碧英老师阅完试卷，随即到处找我，好不容易在篮球场上找到我时，我正和同学一起打球，玩兴正隆。黎老师便笑着对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学夏新民，别看他一天到晚在学校打球，他是在家里偷偷学习了的。黎老师说的显然是一句笑话。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在家里做过作业。即便假期作业，也是临到开学，请几个同学一起帮忙完成，上交应付的。黎老师对篮球场上其他同学所说的话，对我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同学们都感受得到。除了物理黎老师，教立体几何的陈郁老师，教代数的刘中枢老师也特别喜欢我，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那时的九中，虽非重点，很多老师水平，丝毫不亚于重点中学的老师。我知道的物理黎老师、几何陈老师、代数刘老师，他们的专业水平非常高。例如刘老师曾是五十年代全国数学竞赛获得者，中学毕业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来因为非专业原因贬到武汉第十四中学，当时的武大附中任教。再后来又贬到我们九中。这都是特定历史原因下的特定现象。
郭万寿是我初中同学中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人都喜欢数学和物理，我们有过一起“三等分一个角”的经历【1】。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个不为班上其他同学所知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两人家里，都曾有人患上过精神病。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二舅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就读，起先因“拔白旗”失去女友，以后临近毕业，又因未能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不能攻克他钟情的“费尔马大定律”等原因，患上精神病，到我家休养，街坊邻里，几乎无人不晓。【2】郭同学家里的患者，则不太为人所知。他家兄弟姊妹多，个个从小聪颖，好读书，读书也好。郭曾对我讲，他的大哥，也是在五十年代，考上一所著名的中专。他父亲是一个手艺人，远近闻名的铁匠，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为由，不让他的大哥就学，致其发疯。疯后，他大哥被关锁在家，被禁止出门。他的大哥只能在里面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我要读书！”隔壁左右邻居看到听到，无不触目恸心，嗟叹不已。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我们读初中时，他的二姐正在读高中。我清楚记得，1965年，高考的前一天，我路过郭家临街的铁匠铺门面时，郭的父亲带着他的二姐，正在铁匠铺打铁。我看到郭父小锤掌砧，他二姐挥舞24磅铁锤打铁的情景。当时我很惊奇，惊奇的不是她第二天就要参加高考，这离我们这些贪玩的学生很远，我还没有这个意识。我惊奇的是，一个纤弱的小女生，我眼中的小姐姐，怎么轮得起24磅的大铁锤，挥舞自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呢？不久，高考发榜，郭的二姐不出意外，考上大学。
郭同学酷爱学习，偏好数理。他不是文艺青年，对文学、历史、政治毫无兴趣。但也有例外。记得上山下乡时，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看因病回汉休养的吉海兰同学。其中有个女同学一路上，大讲特讲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等19世纪法国作家及其作品。那位女同学是郭年轻时的倾慕对象。事后，我听同去的一位同学给我讲过，郭回去以后急急忙忙借来几本法国小说就读，读不下去。他没有那份雅趣。本来那位女同学特别崇拜的就是我们郭同学的物理和数学中的钻研精神，以及他课外无线电爱好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可郭偏偏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去啃他压根儿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外国文学，西谚有云，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信哉此言也。
其实，郭的语言也有过生动的表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一句是“口口是肉”，一句是“真开水。”如果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经过“三年灾害”时期的磨难，你对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可能深刻地，心领神会地去理解。就拿前一句话说吧，它应用范围很广，从生活到工作，从专业到投资，都可应用。凡事进入佳境，很值得持有者，郭同学一概以“口口是肉”来表述。时下的流行话语中，稍可对应的是“含金量高”。但后者的韵味，比起郭氏的“口口是肉”，实在差得太远。他的另一句“真开水”，用于款待贵客。每次我去他家时，他都会从炉子上提起水壶，热情地给我倒水，并都会加上一句“这是真开水！”以示尊敬。那时人们烧开水，都在蜂窝煤炉子上烧。为了节约，蜂窝煤炉上面会盖上一块圆铁板，下面关上风门，降低煤炭燃烧的速率。铁板上再放上一个水壶，缓慢加热。客人来了，白开水供奉。茶嘛，一般人家，供奉不起。所谓“真开水”，那是经过100°C沸腾过了的水。来到郭家的，不是珍贵客人，没有资格享受。
他课外的爱好是玩无线电。这项爱好伴随他终生。后来又成为他下海创业的起因，是他企业发展的基础，那是后话了。
记得文革时，他隔壁一家，开了一个无线电收音机维修店铺。老板又以无线电权威自居。郭是资深玩家，理论联系实际，当然不会服气。那家店铺的老板不知什么原因和他有了过节。每当客户来取修理好的收音机时，他就在隔壁家里发射干扰信号，让隔壁老板在客户面前多次尴尬。他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可以收到很多一般人听不到的台，让我们在那时，知道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别看郭同学，无线电玩得超棒。他家里还没有一台像样的品牌收音机。他那里的收音机，都是没有外壳包装的半成品。电子管、晶体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记得他结婚时，就把我家的红灯牌收音机借去几天，作为新房重要的家居用品，放在显著位置摆放。那时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三转”是指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这“三转一响”，如果都是上海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那是当时新婚夫妇家庭的顶级配置，非常令人羡慕。
郭的母亲在郭读初二时去世。他的父亲又在文革初期，他下农村不久，离开人世。他的大哥又是精神病，二姐大学毕业又远嫁他乡，只有他和他的一位妹妹留守在父辈留下的老房子里。他的那个家，实际上是靠他稚嫩的肩膀支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革中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招工进厂。郭、沈二位同学，招工进了地处鄂东的阳新工业区的武汉铝厂。他们两人都当上了电工。这期间，沈同学搬家到了汉口，联系少了。我和郭同学则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只要他回到武汉，我们多半相会，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听郭说，他和沈二人，与厂里的大学生们一起搞技术革新，搞得风生水起。我曾在郭的家见过其中的一位，他们称为“凃大”的，姓凃的大学生，对郭在无线电专业方面的知识相当尊敬。郭、沈二位的表现，让当年工业区的领导，老革命干部，原武汉冶金局的刘雨东局长，青睐有加。刘局长甚至发出感叹，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小子一定是北大清华的料。
我招工进了汉阳钢厂，却远远没有郭、沈二位同学幸运。我分配到了制砖车间。三班倒。我们车间做的是转炉用的沥青砖。那是用白云石烧结、破碎成小颗粒，然后用沥青粘结震动成型的弧形大耐火砖。整个车间工作环境极差，当时又没有任何污染处理设备，其噪音、粉尘、高温、沥青污染，环境之恶劣，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记得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曾去做过几项测试。其中噪音，焙烧窑的鼓风机是120分贝，破碎工段的鳄式破碎机，也是120分贝。成型工段的震动台是140分贝。140分贝，这是什么概念呢？喷气式战斗机起飞的音爆声啊！那已不是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头要炸开，胸要撕裂的感觉。车间内测试的粉尘浓度，忘记具体数据了。但车间的能见度，在出窑、或者破碎时，扬起的粉尘，10米以外，是看不见人影的。成型工段，在沥青浇注时，青烟缭绕。里面含有各种多环芳烃，都是著名的致癌物质。成型工段的工人上班，白面书生进去，“黑旋风”出来，脸上似乎涂上一层黑油，永远都洗不干净。
我在焙烧窑工段工作。那里的窑内温度大约是1500°C。里面的火焰，从点火开始鲜血般的深红，逐渐到橘红，到橘黄，到金黄，到最后泛出一片炫目的蓝白光。如果你知道火焰温度与颜色的关系，你对蓝白光的出现，就会有新的感觉。炉窑操作台工作面上的温度，在50°C以上。这种环境，人都汗流浃背，四肢无力，哪里还会有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曾计算过，每人每班需要用铁锹向窑内撮进4吨矿石。那是可以装满一辆解放牌汽车车厢的矿石。更艰苦的工作是“打瘤子”。由于白云石矿石里面含有丰富的碳酸镁，高温中烧成了氧化镁瘤，结在炉壁上，使窑的容积变小。每隔二、三窑，需要停下炉来，在炉内高温的情况下，将其打下去。打瘤时，三、四个工人一起，手握三个指头粗，3米多长的钢钎，有节奏地，向直径约3米的窑炉内打去。或者二人扶着钢钎，一人轮起24磅的钢锤，打击钢钎头，朝炉内打，将瘤子打下来。那是最艰苦的活。瘤子结在炉内的内壁上，非常牢固，很难打下来。那时，你轮起钢锤，打击钢钎，你不会联想到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的那首诗。不是因为剑与锤的区别。是此情此景，毫无诗意。但那时，我们有号子。我记得和我们一起招工进来的两位进步青年，一个小姚，一个小袁，每逢此刻，就带领我们一起有节奏地吆喝，“打到美帝！打到苏修！”当时我很纳闷，这氧化镁瘤子是美帝吗？是苏修吗？美国大兵、苏修份子、进了我们的白云石窑，1500°C的高温，还用得着打吗？早化成一缕青烟了。
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还得三班倒。每到夜班，一个星期七天，一天一天地熬，度日如年。只到我快离开汉钢时，厂里学上海，搞起了四班三倒制。两天两天一倒，比原来的七天夜班，好熬多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设备，上班制度一变，效率显著提高。真是好“发明”啊！
1977年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和沈、郭二人虽不在一个城市，但不约而同，都报了名，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他们二人也许是为了深造学习。而我首先想到的是脱离苦海，改变命运！他们那边高考前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我在汉阳钢厂，一无教材课本，二没有多年后听说的其他地方高考参加者参加过的任何社会上的补习班，甚至没有合适的交流对象。我记得，厂里只是给了一个星期的假期，用于复习准备。我们三人都参加了1977年那个冬天的高考，发放成绩单时，都过了当年的录取分数线。到了发录取通知单的时候，只有沈协和同学一人被录取。这件事，当时对郭同学的冲击，远远大过我。
1978年，我和郭卷土重来，准备再次参加高考。他回汉的时间比上次多多了。我们经常一起交流。老实说，由于10多年学业的荒芜，我比他严重得多，双方的交流，我获益更多。尤其是物理学习中，对物理公式中数学表达式物理意义的理解，郭的根底非常扎实。但代数中的求解极值的方法，我却比他稍有心得。记得有一次我将我的理解和方法告诉他时，他即刻掌握，非常高兴。
高考前夕，我们两人身上，相继发生过两件事，那是鲜红的记忆，至今犹新。
高考前大约半个月时间，我还在上班。我所在工段的白云石焙烧窑，有上下两层作业面。那天我在窑下出料口出料时，楼上手推料车的一车白云石突然翻车，致使一车白云石矿石，拳头般大小的矿石，从卷扬车上，瀑布一样从二楼倾倒下来。其中有一个小矿石，不是足球！小朋友小拳头般大小的矿石，砸在我的头上。顿时，鲜血不止。同事们赶紧把我扶到厂医务室，消毒止血，缝了四针。我还对关心我的同事们说，头上见红，挂了彩，也许是一个好彩头哩！
这次临靠前10天，厂里就给我们放假。郭也从阳新回到武汉。这期间，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几乎每天晚上，郭都会来到我家。那是七月，正值武汉酷暑，到了晚上，武汉人多在人行道上摆上竹床，在外乘凉。我们就在我家的竹床上交流。记得其中有一道物理题，汽车爬坡的力的分解问题。郭讲了出题者各种可能的变化及解法，我受益匪浅，自觉此类问题已了然于胸。有时，我们又在一起闲聊，放松一下高考前紧张的心情。这样的日子，连续几日，天天如此。只到有一天晚上，高考前两天吧，郭同学没有来，我还感到奇怪。第二天晚上，他姗姗来迟，头上一圈一圈地，绑着染红了鲜血的白纱布。如果不是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竹床，我还以为他是从上甘岭前线下来。我急忙迎上，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他的精神病大哥不知什么原因，在家里突然大发威风，起先是甩破大饭碗，接着又拿起摔破的碗片，向他的头部猛地砍去。郭受击后鲜血不止，自己独自一人，跑向一里路远的湖北医院，缝上了10多针。我见到他后，连忙安慰说，头上见红，这对他来讲是好彩头哩。
以后几天的考试，我每天晚上出现以前从未有过的失眠现象，整晚无法睡眠。进了考场，头脑一片空白，数学考试，平常非常熟悉的对数的换底公式也不会了。更有物理，最后一题，也是分数最多的一题，与郭万寿之前与我交流分析过的题目，几乎一模一样。但我面对试卷，大脑短路，无从下手。几天下来，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考试很不理想，走出考场，非常沮丧。
不久，高考成绩出来。郭的成绩在全省前100名以内。这个成绩大大好于我。他数学物理考得比我好，也就罢了。他这个平常不太关心时事，也不太热爱文学的理科霸男，语文和政治的成绩，竟然也都比我考得好，让我好长时间耿耿于怀。回头一想，这一切又完全符合逻辑。我平时少流汗，他考时多流血。我的汗水都交给了汉阳钢厂的焙烧窑。他的头上比我多缝了几针。他又聪明又钻研，如果考得不比我好，那才是咄咄怪事哩。
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都收到了当时极为珍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如愿考取了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我考上的学校没有他的好，但我仍然非常高兴。
这是改变我们那一代人中许多人命运的一场考试。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三人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后的日子，沈同学和郭同学都事业有成，在各自的岗位，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这一次，我也不甘落后。大学毕业后不到两年，我的一篇论文，有关离子选择性电极的，参加全国离子选择性电极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00多人，国内从事电分析化学工作的专家教授几乎都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会议在扬州当时最好的酒店，扬州饭店举行。我与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副主任的蒲国刚教授同住一室。蒲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刚从英国归来。我们相谈甚欢。晚上，他邀上几位会议代表，一起到古运河边散步。凉风习习，杨柳依依。同行的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一位，一时雅兴大发，张口吟诵，“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当时，我非常兴奋，随口接道，“…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想想几年前，我还在汉阳钢厂制砖车间，撮大锹，打瘤子，三班倒。如今却和国内这些专家教授一起开会，学术交流，吟诵雅谈，怎么会不兴奋呢？又过了两年，八十年代中期，我负责的所内的一个武汉市重点课题组，在国内率先研制出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打破了日本人在此项技术上对我们的封锁。当时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以后几年，也做了其他几件工作。这些工作，在我们77、78级诸多俊才面前，微不足道，不足挂齿。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却非常重要。因为再过几年，等我再老一点的时候，我孙辈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对他们讲，作为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幸运者，我也曾经做过几件小小的有意义的事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高考前夕那鲜红的记忆。我永远感谢那次改变我个人命运的恢复高考制度。
注：
【1】参看拙文《当时只道是寻常—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2】参看拙文《我的疯子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