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后，大陆学术界开始“重提胡适”。经历一番“否定之否定”，胡适重新大红大紫，风光度超迈往昔。品味那“逐级加码”的过程，颇有发人深省之点。

1979年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递交的一百八十多篇论文中有四篇专论胡适，人谓“标志着胡适研究的回归”。

1991年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绩溪召开“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 讨论会述要称：“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文学、历史、哲学和数育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因而在解放后的30年中，曾多次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适才开始由过去被批判的对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张忠平：《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述要》，《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有人重提“校长胡适”，更有人将胡适誉为“北大百年来不懈奋斗精神的集中写照”，“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榜样”。

2010年5月24日，北京大学开办“胡适人文讲座”，校长许智宏致辞说：“北大人并未忘记这位名满天下、争议颇多的老校长胡适。”他提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运动，说许多经历当年批判运动的北大学者有过重要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当代青年全面了解胡适先生，北大责无旁贷”。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尽管各家政治及学术立场不同，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还是有共识的。再说，胡适1930年代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大校长，在职期间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值得纪念的。”他发挥讲座“命名之由”说：

硬要说以“胡适”命名此讲座乃别有幽怀，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致持论过苛。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感于此，我为北大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十二册《胡适文集》撰文，称：“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讲座”为何是“胡适”》，《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19日）

在“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风气感染下，与胡适表示“愿意划清界线”的北大学者，纷纷表示反省与忏悔，一股“胡适忏悔潮”，弥漫于大陆的学术界。

二

带头的是与胡适有过交往、还参与“胡适思想批判”的周一良。他1990年5月16日在美国布朗克司，应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要求，写了一篇《追忆胡适之先生》，刊登于《回忆胡适之文集》第二册，文中说：

50年代中期，“批判胡适唯心史观运动”中，我曾写过文章，做过报告，参加了批判。现在回想：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第二，确实认为，历史长河从总的看，从大处看，从长远看，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其必然性的。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千百年来的人和事千变万化，又有无数偶然性，是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的。因此，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个看法，我今天仍然相信其能够成立。话又说回来，胡先生说，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或如一百个大钱，任人随意摆布。这些话，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

1989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听“中央研究院”来美的先生们说，胡适之先生之所以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因为当时形势下如果他不出山，院长之位将落在某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又听说，他在酒会上讲话中，谈到自己被“围剿”，因而犯了心脏病。听了这些之后，我深深感到，胡先生仍是30年代的胡适之，政治上、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未变。我相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是一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郊叟曝言》第4-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对参与推倒这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的往事，七十七岁的周一良有两点认识：第一，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没有承受多大的压力：“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第二，“批判胡适唯心史观”对不对呢？——这一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历史的进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地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就说得很含糊了。看来此时此地，他还不敢说做得不对，只得以“历史犹如十七八岁女孩子，任人涂脂抹粉加以打扮”来打岔。遗憾的是，“世界上多少伪造的历史，包括伪造的当代历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古今中外胜利者所写历史，都逃不脱胡先生所指出的现象，此秉笔直书的董狐南史之所以可贵也”一类低水准的话头，竟出自北大历史学名教授之口，实在有点煞风景。。

时间又过去了十一年。2001年周一良将此文收进他的《郊叟曝言》时，“歉疚感”却大大浓郁起来。前言第一段交代《郊叟曝言》命名之由，不妨姑妄听之：“上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上给了我一个代号——某教授。其谐音为牟郊叟。既然久居西郊，称为郊叟亦无不可。从此家人包括老伴和孩子们都以此见称。我也刻了一枚郊叟的图章。代号的谐音成了我的别号。”此书之戏称《郊叟曝言》，是因为1939至194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如厕时取阅“久闻其名而未曾读过《野叟曝言》”，“没看几页就觉得此书毫无意味，不能引入入胜，未再读下去”，——由“野叟”想到“郊叟”，进而想到《野叟曝言》：“我这本小书无论就献芹或献曝而言，比起夏敬渠的迂腐议论和庸俗描写，对文化学术、世道人心相信还是有些益处的，以《郊叟曝言》为名，当无不可。”引用至此须下一按语，方能让读者明白：“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3-1976），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阶段，周一良正在 “梁效” 大批判组效力，社会上号为“某教授”，未知是褒是贬；作为历史系教授，对“以小说见才学”（鲁迅语）的《野叟曝言》，“久闻其名而未曾读过”，倒也不足为怪。只是“没看几页”，就妄断为“迂腐议论和庸俗描写”，未免过于轻率；何况既已认定其书之不佳，又何必袭用其名以显己丑呢？

前言的第一段，是对1990年《追忆胡适之先生》的自我检讨：“写此文时，我作为‘书生’的觉悟还不够高，见闻也很狭隘，此处有必要补充说明。例如胡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现在看来，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放的第一枪，而我们全国的历史书都说是南朝鲜发动的。又例如，‘双十二事变’后，延安方面提出要杀蒋抗日，张学良将军提出拥蒋抗日，而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说延安方面不主张杀蒋介石，这个谜底经过了几十年最后才由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揭穿了谜底。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历史是可以摆布或者打扮的。胡先生‘大钱和女孩子’的比喻中歪打正着，也未可厚非也。”——堂堂历史学家，偏偏在史识上犯低级错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在“保家卫国”，关键不在谁放的第一枪；西安事变若不是延安方面不主张杀，蒋介石岂能全身而退？十一年前犹然评说 “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领悟了“百年庆典”将胡适誉为“北大百年来不懈奋斗精神的集中写照”，干脆说“历史是可以摆布或者打扮的”了！

最为可笑的是，前番“确实是诚心诚意”的话头不见了，“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的认识也没有了。那一段“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的认识，经过重新“摆布”，变成了被迫无奈的盲从：“批胡运动开始时，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摸不着头脑。我心里想，将来还会见面，自己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以理服人，不宜乱说。后来运动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论点都出来，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所写批胡的另一篇文章题为《西洋汉学与胡适》，是尹达同志以《历史研究》主编的身份交下来的题目。其实，西洋汉学不一定每人或每篇文章都与帝国主义挂钩，而胡适之先生与西洋汉学也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做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荒谬地指责费正清是美国特务，‘文化革命’中我自食其恶果。”（《郊叟曝言》第2-3页）

对当年写的两篇批胡文章，周一良如今自我认识如何？第一篇，“自己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以理服人，不宜乱说”，似乎不像信口开河；第二篇呢，“是尹达同志以《历史研究》主编的身份交下来的题目”。——交下来的题目，就一定要说假话？这篇《追忆胡适之先生》，不是身在美国，应美国教授之命写的吗？人家要你怎么写，你就一定要怎么写吗？他现在的反思是：“其实，西洋汉学不一定每人或每篇文章都与帝国主义挂钩，而胡适之先生与西洋汉学也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做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一良自己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得通过解读《西洋汉学与胡适》才能判定。

前言的结尾，回顾1945年曾写信胡适，请他为小儿取名，沉痛而又崇敬地表白道：“当时我对于胡先生确实是尊敬和爱戴的。我现在年近九十，不可能再跨过海峡到胡先生墓前顶礼膜拜、去赔礼道歉了，愿以此小文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的心情。”（《郊叟曝言》第5页）念及他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的经历，人道周一良“倾向进步，参加革命，此后历经运动，学术事业中断十数载”，晚年自选著文数十篇集成《野叟曝言》，竟以向胡适“诚恳请罪”为旨归，可怜亦复可悲。

比周一良名气更大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虽未参与“围剿老校长胡适”（有人称赞“受过胡适提携的季羡林保持了可贵的沉默”），不意“忏悔”更比周一良沉痛彻底。1987年11月写了一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开头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结论是：“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知人论世，真正的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少了。”文章的着力点，在反驳“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群言》1988年第3期）

也是十一年之后的1999年7月，季羡林又写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感情色彩也变得更加浓郁了：“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回顾胡适1962年逝世时，大陆上“左”风犹狂，报刊上没有一点反应，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既然“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故除了重申“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之外，还强调“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至于“胡适思想批判”，这次已经不说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似是而非的伪辩证法”，径直称之为“缺席批判”，且以生花之笔形容道：“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既然未曾参与这场“闹剧”，季羡林为什么要“忏悔”呢？且看他对1948年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回忆”：

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据季羡林自己后来“考证”：“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上面的“回忆”是错的。那怎么办呢？经过考虑，决定“保留不变”。原因何在？他的解释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其实，季羡林的得意之笔，就是将“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改为“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如果确认胡适12月15日已经离开北平，“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就不可能参加庆典，更不可能“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所谓“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的场景就无法落墨，而这恰恰是季羡林“忏悔”的要义。他引“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的杜诗，说自己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他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理是什么？“忏悔”当初不该劝胡适留下也。《为胡适说几句话》写道：

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

——是跟国民党逃跑好，还是留下迎接解放军好？站在胡适墓前的季羡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通音问。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后悔之意，渗透于字里行间。他又列举被胡适赏识的周一良与杨联升的不同命运：“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褒贬之意，跃然纸上。

除了周一良、季羡林，表示“忏悔”的还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若水。王若水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后历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总编辑。他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中说：“这种思想批判是靠由上而下地命令推动的。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对这一点，我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例如我参加过的胡适批判运动，就是如此。”他补充相关内情道：“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文章是很左很肤浅的，可当时还得到毛泽东的赞许，我自然也很高兴。不久，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发言，说他认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明白他的意思实际是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这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将自己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评价为“很左很肤浅”，声明他“只是奉命”，“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忏悔”之外，还有卸责之心。

据《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30日田志凌《胡适浮沉六十年》，林增平亦有“忏悔”之意。林增平1947年毕业于中正大学历史系，历任南昌大学讲师，湖南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历史系主任、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当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欧阳哲生写《重评胡适》，导师林增平鼓励他做这个题目，并告诉他50年代他曾响应号召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到了“文革”，他自己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终于醒悟过来，再也不愿提起当年的“批胡”了。

著名杂文家严秀（曾彦修）的《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有《立此存照——八大本“胡适批判”谁读过：大概只有胡适一人》，讲他与王子野编辑《胡适思想批判》的情形，说：“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证明：当时王子野与曾彦修二人始终半篇批胡文章也未翻读过，一来时间决不允许，二来二人对此等文章均毫无兴趣。……开始编书时，就已谈过，编选原则是，代表性的问题与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说些什么，没时间看，也管不了。因此，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真是一场古今中外的奇怪战争，一人下令，大家枪炮齐鸣，但无一人关心战果如何，只有那个被攻击目标一个人在那里静观一切，不置可否。”曾彦修不是庸凡之辈，学生时代向往革命，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任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4年3月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辑《胡适思想批判》正在此时。身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对组织上交代的政治任务如此敷衍塞责，实在是匪夷所思。

曾彦修提到的王子野，原名程健行，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1938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作，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编译局秘书长，《晋察冀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著有《王子野出版文集》，内收《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提高出版物质量的初步意见》。王子野死于1991年，没有看到曾彦修的文章，可说是死无对证。但他写有《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中说：“谁也不能否认，胡适是近代、现代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可惜在学术文化上这样一个巨人，往政治上却是一个侏儒，一个残疾人。由于他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迷醉美国的民主政治，妄想用美国的那套货色来改造中国，为此鼓吹不遗余力。而对真正能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始就采取敌视态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从此以后直到逝世，前后几十年，他的反共立场纹丝没有改变。在这方面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广大的进步人士从来设有放松过和他作斗争。这个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是完全必要的。但五十年代清算胡适思想流毒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否定一切的作法，背离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要求。这种‘左’的不正之风，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得到纠正。以前对于胡适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现在已开始研究，这是好现象。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待于深入。这次把全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集中起来开会，就是要来交流经验，摸索如何进一步深入。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对胡适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了回来。”（《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

三

在浊浪翻卷的“胡适忏悔潮”中，有三位学者的表现，异乎寻常。

一位是出生于1911年的何兹全。他1997年8月应主编耿云志之约，为《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写了一篇《怀念胡适老师》。何兹全在北大的4年(1931-1935)，正是胡适作教授的时候。文章零零碎碎回首了一些往事：

“我听过他的课，课程名称回忆不起来，是哲学史的课。模模糊糊记得他讲淮南王、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现在想来，在史学方面我从胡先生那里学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思想体系。”

胡适每个星期日在家接见青年学生，“我到他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1946年秋冬，史语所为胡先生开欢迎会，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还说了个怕老婆的笑话：“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1949年胡先生到了纽约，我和王毓铨去看他，“脸色发暗，一块黑一块黑。暮气无神”。

我1950年9月回国，回国时没有去看胡先生。

怀念的这些往事，有哪一件值得眉飞色舞回味？哪一件描绘出胡适的高大形象？看不出来。——以上不过是衬托，下面才是“怀念”的重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得寸进尺，咄咄迫人。国民党政府一味忍让，寄希望于英美等国的干涉，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主持公道。这是自欺欺人。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跟着这样说，胡先生也是一个。他在《独立评论》上先后写了《国联的抬头》、《再论国联的抬头》和《国联还可以抬头》三篇文章，来说明国联是维持正义和和平的组织。这是幻想，是错误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198-20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然后是大段抄录自己1936年6月1日的《闲话国联》（副题是“兼评胡适之先生的《国联还可以抬头》”。文中说：“说国联是维持正义与和平的组织，太是表面的看法，胡先生未免过于好人。国联并不是胡先生所希望的东西。”文章强调自己对国联的看法是：一、国联是强者企图以和平方式宰割弱者的讨议机关。二、国联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只是一个工具，自身无主张无政策。国联的政策、主张，便是操纵它的强者的政策主张。三、因为国联披着一张维护正义的皮，同时因为有小国的参加，小国多是弱者，对弱者被宰割是要表同情的，因而使国联常带出维持正义的色彩。但只是带点色彩而已，并不能成为决定的力量。小国多以大国马首是瞻，结果还不能不跟着大国走。

谁叫他在北大听过胡适的课？这就派定了何兹全“学生”的身份；正当老师重放光彩之际，应邀撰写纪念文章，自然难拂盛情。可惜搜索枯肠，竟没有想出什么盛德嘉言，只好实话实说。文章末了声明：“我虽然批胡先生，但一点也没有降低我对老师的尊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老师谆谆教诲学生者，即爱真理，追求真理，我想我这样做，老师是会高兴的。”不随波逐流，不发违心之论，诚乃学者之本色。

一位是杨向奎。他在《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发表的《读〈胡适传〉》，不知是编辑相约还是主动投稿，反正借评论白吉庵《胡适传》，痛痛快快地表述了对胡适两个“关键问题”的观点。

一是胡适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态度。杨向奎斩钉截铁地说：

胡先生不具备有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他只是想在当时中国封建残余的政治制度中加上一些他学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这根本结合不起来的两种制度，遂使他左右为难。政治思想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也就是阶级本质。胡先生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封建式的私塾教育，封建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是我国新文化的倡导者，这种文化体系是反封建的。但我们必须弄清“文化”这一词的含义，这是内容丰富而有许多分枝的综合体。胡先生最初只是从文字工具入手，这文字工具是任何阶级任何时代都可以使用的东西，也就是文字语言不构成上层建筑之一环，它只是一种工具。后来五四运动之所以变成反封建的新思潮，这是由当时许多人努力的结果，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实在发挥了伟大作用。反封建对胡先生来说是不虞之誉，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当时还有“封建”的存在。

在讨论了朝拜宣统与参加善后会议 “最使人不能谅解”的两件政治活动之后，指出“不承认社会发展史，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他也不承任帝国主义的存在”，这种幼稚而可笑的议论，出自胡先生之手，奇怪而又不奇怪。他还引梁漱溟的话，贫穷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之所在。这些是三尺童子皆能说的话，而胡只是闭着眼睛说话。

一是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杨向奎说，胡适到美国后受资本主义教育，浸润着资本主义文明，回头看本国的封建主义的文化，觉得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我们总觉得他谈的原因和结果还不能合龙，为什么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思想就会平庸。为什么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就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这些原因引导不出那样的结果，而且他所说的结果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的封建时代人民也不是“不想革命，只做顺民”，也不是“安于不识不知，不想征服自然”。关于前者，在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最多，战斗最激烈，他们并不是只想做顺民。胡先生绝对不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史，所以对此毫无所知。后者，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自然的带头人，所以在两千年间的科技史上，中国大部分时间领先。胡先生也不研究中国科技史，所以对此也毫无所知。

针对胡适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低落而且在历史上就低落，我们的祖宗造孽深重，祸延于今”，驳斥道：

他所谓创造性强的人必敏于模仿；否则必不能创造。是无根据的空论，就逻辑讲，这也不通。第一个创造者，他能模仿什么！不能说创造源于模仿。他说我们的周秦文化不如希腊罗马，也是因为胡先生对于周秦文化理解不深不全面，即以自然科学论，我常说一部《墨经》可以抵整个希腊。我们知道胡先生对于《墨经》是没有研究的，他虽然新估“小取”，但无与于自然科学。他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而当时没有四十年的大学。这是胡先生经常说的话。我们也常说，胡先生对于中国教育史似乎一无所知。中国传统的太学国子监，被他一笔抹煞了。他可以说这不是现代化的大学，那么欧洲中古大学是现代化吗？胡先生经常以“无所知”当作“无所不知”，我们实在为之惋惜。

如果杨向奎注意到李约瑟《中国科学史》记载，中国古代有1600多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读到次年出版的罗伯特?坦普尔把此书浓缩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书中选择中国古代100个“世界第一”，评论道：“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第2页，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他的文章的说服力就更强了。

杨向奎还提到五十年代胡适回到台湾，公开报告大肆丑化中国传统文明，引起听众不满，胡适答以“中国历史上有人吃人的记载，这算什么光荣的传统”，反驳道：

在封建社会的战乱年代发现“人吃人”是事实，但胡先生你可以此和现代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毒死熏死五百万犹太人，日本军人在我国南京大屠杀，作杀人比赛，究竟是谁文明，谁更野蛮？要知道“人吃人”是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而“人杀人”惨无人道的杀人，是出现在当代的文明世界！胡先生为什么这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此我们抛开国界不谈，人类的文明始终是有缺陷的，人吃人、人杀人，都是人类自己对付自己。生物学家都知道老虎不吃老虎，狮子不吃狮子，而现在人类所有的尖端武器都是对付人类自己，不是为了打猎！胡先生如果有见于此，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还有许多地方不如我们的古代文明。如今大家都在讲东西文化圈，或者是儒家文化圈，因为在这个圈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西方人惊呼：二十一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为什么如此，那就要在传统的文化中去找原因了。

杨向奎自信地写道：“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无限精华，它使中国古代力拥光艺万丈，又使今日的东亚振兴起来。胡先生有知对此尚有何说？他那中国传统文化不值一文的论调，他那丑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完全站不住了！这只能是丧失自信心，对于本国历史没有深人研究，没有透彻了解的‘胡说’！”

对于胡适无知的鄙薄，对于胡适无耻的义愤，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这样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字，84岁的著名学者杨向奎，只能寄托于一篇《胡适传》的书评。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啊。

一位是金岳霖。他在1981年到1983年，断断续续地写了100个回忆录的片断，结成《金岳霖回忆录》出版，最后一篇是《我不大懂胡适》。为什么说不大懂他呢？金岳霖用特有的有意趣的文字，摆出了几件往事：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搞哲学的不承认必然，哲学史教授不懂抽象，确实一定有毛病，长于抽象理论的金岳霖剖析道：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金岳霖回忆录》第1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金岳霖引胡绳关于毛主席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谈话：“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55年的“胡适思想批判”，1911年出生的何兹全没写过文章，1910年出生的杨向奎写过一篇稍稍沾边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1895年出生的金岳霖，倒和汪子嵩、张世英、黄枏森合作写过一篇《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又独立写过一篇《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前者着重分析批判实用主义对于“经验”的解释，指明尽管实用主义者标榜自己的哲学是“最新的”、“科草的”哲学，实质上却不过是最陈腐的主观唯心论哲学，与巴克莱主义、马赫主义等主砚唯心论比较，没有任何新的东西。1956年高教部一份报告提到：“以金岳霖和哲学系青年讲师、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为例：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体写作了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老教师反映：‘年轻同志真有两下子！’当时金岳霜正在写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苦于有些观点搞不清楚，希望年轻同志帮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对杜威、胡适等的著作读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针对这种情况，党推动他们进行互相合作。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进行研究、集体讨论和反复多次修改，结果写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这篇论文。一般说老教师占有材料比较丰富，而新生力量观点比较正确。但新老之间的这种互相合作，绝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贯穿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如金岳霖曾经把杜威的哲学——美国帝国主义的哲学，说成是美国人民的哲学，经过汪子嵩同志等作了一定的钻研和准备，然后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辨，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从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帮助，他们说：‘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和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和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且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彼此都有收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第36页，转引自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986-4.html）

而在《金岳霖回忆录》中，充满自豪地写道：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写的《论手术论》，写后有点担心，因为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荪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解放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得意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八十八，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金岳霖回忆录》第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与《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一同收录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七辑第一、二篇。对于参加胡适思想批判，88岁的金岳霖为何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反认为是生平得意之作？原因是“接受了革命哲学”：“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金岳霖回忆录》第56页）

四

忏，是请求原谅；悔，是自申罪状。为什么要忏悔？因为犯了错误或罪过，所以要自陈己过，悔罪祈福。“胡适忏悔潮”背后的潜台词，是当年对胡适的批判“搞错”了，必须“平反昭雪”。但所谓“搞错”，实有两种不同的内涵：

第一种：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反对社会主义，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或胡适即便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但别的方面还是有贡献的，不能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所以，这是一场冤假错案，错在弄错了斗争对象，把朋友当做敌人，——从这义上讲，忏悔属于“纠偏”，属于“落实政策”。

第二种：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该反对。这也是一场冤假错案，错在主持批判的一方“迫害知识分子”，所以应该将是非颠倒过来，重新肯定胡适指引的方向和道路。——从这义上讲，忏悔属于“颠覆”，属于“改天换地”。

季羡林、周一良们忏悔的开端，是1987年和1990年，而高潮是1999年和2001年。促令“逐级加码”的原因，显然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世界形势的剧变。1991年，东欧瓦解，苏联解体，令人惊心动魄。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译本相继出版，西方自由主义的不战而胜，今天的美国即历史终结的理想样板，获得了相当的信奉者。周一良为什么说历史“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解释”？就是呼应布热津斯基的历史“是一个自发的、偶然的过程”，从而否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季羡林强调在胡适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更一语道破他心中的憧憬。

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何兹全、杨向奎、金岳霖的表现，证明“胡适忏悔潮”终究是暂时的，不得人心的。

2017年7月19日改定

注：此文初成于今年1月，曾向多个刊物投稿，都被拒之门外。兹经改写补充，请“爱思想”发布，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