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的话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
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节葬篇》这几句话，有的朋友认为，所指的不是周代。因为在文字上没有时代上的限制，它没有明说是周代，也没有明说是当今。
是的，限制时代的字面是没有的。但假如我们注意到那“将军”“大夫”等的称谓，我们便可以知道那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时代了。“大夫”的称谓是周代以前所没有的，“将军”更是春秋以来的新名词。
墨子不是考古学家，他没有发掘过安阳商墓。因为时代远隔，“文献不足”，在我看来，他无宁是只知道周代有人殉而不必一定知道商代也有人殉的。
《节葬篇》下文：“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阓（鞼）三操（缫），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鑑）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这儿的殉葬品里面，有的朋友也说，没有包含着人。其实“女乐”所指的就是人了。“女乐”人数可以多可以少。《论语·微子篇》“齐人归（馈）女乐”，《史记·孔子世家》以为“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还有“舆马”一项也不一定是单纯的车马。“舆”的第二义是“人有十等”中的“阜臣舆，舆臣隶”的“舆”（《左传》昭公七年）。故单举一“舆”字，实可兼含着车与车夫。
二、殉的种种
殉有种种，有志愿的与非志愿的、有同穴的与不同穴的。奴隶的杀殉，非志愿者居多。亲暱者的生殉，志愿者居多。死了，可以埋在一个坑里，但也不一定要埋在一个坑里。假使一个大墓里面没有殉葬者的痕迹，我们还不好说这个大墓墓主死时没有殉死的人或制度。
例如西汉初年，田横被汉高祖刘邦威逼至洛阳，在洛阳附近自杀了。同行的二客，在他葬后，“穿其冢旁孔，皆自刎，下从之”。这两位殉死者是勉强同穴的。还有在海岛中的其余五百人被骗远来，听说田横死了，也同时自杀了。这一大批殉死者，便不可能与田横同穴①。
又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夏，崔杼把齐庄公杀死了。齐庄公的亲近者有十几个人殉死。
“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脱）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孥）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
这些死者也没有和齐庄公同葬。齐庄公的葬仪是很简单的：“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翣不跸（用了四把宫扇，没有打肃静回避），下车七乘，不以兵甲”。（“下车”有两解：一解为送葬车，一解为殉葬车，大概是后一种吧）②。
在这后一个故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齐庄公死时，晏婴的态度和他所说过的话。庄公被杀，晏子也跑到了崔家门前。晏子的随从问他:“是死吗？”他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首长么，我要死？”“那么逃走吗？”他说：“难道我犯了罪吗，要逃走？”不死不走，他却说出了一段划时代的名言：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出奔）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
对于殉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这批判的态度是不彻底的，它在基本上依然肯定了殉死的合理。只要做长上的死得正当，便应该殉死；死得不正当呢，私暱者也是应该殉死的。这还只说到志愿的殉死者，非志愿的杀殉究竟应不应该，便根本没有说到。这就表明了晏子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晏子所受的时代限制。
三、孟胜的故事
墨家，在它的隆盛时期，是一个有宗教性的严密组织。它的首领称为“钜子”，或“巨子”③。“钜子”一代传一代，有点象教皇那样。
大概是第三代教皇吧，他的名字叫孟胜。他有这样一段故事。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
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
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
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
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
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
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
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
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胜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这段故事见《吕氏春秋·上德篇》。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墨家的组织是怎样严密，可以看出儒、墨斗争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墨家对于殉死的态度。
吴起本来是儒者，他是子夏和曾申的弟子④。他和商鞅是同乡，比商鞅年长，而同是在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儒家空气最浓厚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物⑤。吴起受谗，由魏逃楚，做到楚悼王的宰相。他把商鞅后来行之于秦的差不多同样的一套政策，大张旗鼓地行之于楚。因而同商鞅遭了秦国公族的众怒一样，他也遭了楚国公族的众怒。楚悼王一死，楚国公族便群起而攻吴起，把吴起杀了，更把吴起的尸首车裂了。吴起的悲剧也可以说和商鞅的悲剧一模一样。但商鞅辅秦孝公二十一年，而吴起辅楚悼王仅仅一年，这是他们两人遭遇上的最大的不同。因而商鞅的法在秦固定了，吴起的法在楚便没有固定。后来秦强楚弱，这两个人的遭遇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明白了当时楚国的情势，便可以明白在孟胜故事中所包含着的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墨家钜子孟胜是阳城君的老师、朋友、臣下，而阳城君是谋杀吴起的参加者，可能还是组织者。看他去楚国之前先把自己的城池委托孟胜把守而且剖璜为符，足见他是早有决心的。孟胜所辅助的是这样一位保守党，而孟胜还死心蹋地为他死难，我们从这里也尽可以看出墨家思想的本质了⑥。
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对于殉死的态度。墨家是赞成殉死的。徐弱的“请先死以除路”，很有意思。这可以使人联想到，楚宣王时楚国的安陵君向宣王请求“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⑦；也可以使人联想到，安阳的商王墓底正中处那个小坑中的殉死者⑧，那一定就是“先死以除路”的人。
孟胜的死是殉城池，殉阳城君（可能他以为阳城君死了）。徐弱及其他百八十五弟子的死是殉孟胜、殉师。特别是最后二人的死最为突出。钜子已经选定了，新钜子叫他们不要死，而他们偏要回到楚国去殉旧钜子。这可表现墨者的重视私谊比重视组织还要强。
要之，墨者是赞成殉死的，这也正是“墨者之义”。墨家尚同，尊重君权。墨子所称誉的是“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⑨。这和晏子的“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是同样的意义。晏子是墨家所最崇拜的人。《晏子春秋》一书大抵即成于墨家后学之手。了解得这一层，也就可以了解《墨子·节葬篇》为什么把物殉看得比较重，而把人殉却看得比较轻。墨家是主张节用的，物殉太浪费了，故加以反对。人殉如出于自意识的道义感，在墨家看来，不仅不应该反对，倒宁是应该奖励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
注释：
①故事详见《史记·田儋列传》。——作者注
②《礼器》“天子八翣，诸侯六翣，大夫四翣”，此只“四翣”，贬了等。又《周礼·大行人》“上公贰车九乘，侯伯贰车七乘，子男贰车五乘”，此只“七乘”，大概也贬了等。——作者注
③《庄子·天下篇》言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作者注
④参看《青铜时代》中的《述吴起》。——作者注
⑤先秦法家导源于“子夏氏之儒”。商鞅为李悝弟子，李悝为子夏弟子。参看《十批判书》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作者注
⑥在商鞅悲剧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商鞅为秦惠王所杀，而秦惠王师事墨家第五代钜子腹䵍。故事见《吕氏春秋·去私篇》。——作者注
⑦《战国策·楚策》江乙劝安陵君固宠，“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安陵君从其计，向宣王请求殉死而愈受宠爱。宣王在楚悼王死后第十二年即位，在位凡三十年。此事与孟胜故事合参，足证在战国将近末期，楚地殉葬之风犹盛。——作者注
⑧商王墓“于墓底开小方坑，殉人一犬一”，见《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即本书《蜥蜴的残梦》），又见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学术》版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作者注
⑨“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见《墨子·非命上篇》。——作者注
（原载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1984年，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