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理学博士小川琢治于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第三篇《阡陌与井田》中，以罗马人之都邑及田野划分法与周代之古法作比较的研究，其结论认为两者多有共通之处，而同时亦否认孟子“九一而助”之井田制，以为非中国之古法。其说虽尚无古物上之证明(将来如地下发掘盛行时，或有证明之希望)，然甚新颖，且可作为研究古代文献及将来地下发掘时之一参考。 

据所述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r)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机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rume或Groma)测定地之中点。其器形制，于铁杆附以斜交之十字规(Stella：由所附图观之，此物对于铁杆向左右两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动，不用时则能重叠，小川君所述未详)。规之二上枝各附小锤(案此即使悬规竖立时而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测中点时即竖此悬规以定之。(案测法小川书中亦未详，且颇暧昧，余以意揣之，当系借日光以十字规之影投射于地而得。)中点既定，即于此处辟一方场以建设祠庙，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纵横二路。以此为基线，辟一中央四分之方形或矩形(案其形如田字，方形二字乃余所加，以下文及图形案之当如是)之地面，于其四隅建立界标，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牡犊各一曳青铜之犁于其周围起土，当门之处则起犁而不耕。牡犊驾于内侧，土即反于其侧。所积之土墩为墉(Murus)，所成之土沟为濠(Fossa)。又其次与纵横二路两两平行，各作小径，境內即成无数之区划。每区以罗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为定规，时亦分作矩形。

土田划分法与此相同，惟无墉濠之设，而各区丈量有定制，兹从略。

小川博士所述据云系据安培尔(G．Humbert)、勒诺尔曼(L．Lenormant)、加尼亚(Gagnat)诸氏之研究，及亨利·司徒华德·琼斯(Henry stuart Jones)著《罗马史之友》。惜余手中目前无此等书籍，罗马制度未能知其详尽。然由上简略之撮述，亦可得一重要的暗示，大抵古代田制或有与罗马制度相仿佛之处，故先秦学者始据以创立井田说。周人历法月行四分制与西方之周法相类，则古代东西民族早有文化上之交通，殊属意中事。罗马制度恐亦不必起源于罗马，其滥觞或当求之于巴比仑。惟此等资料，目前无可根据，只好期诸异日。

由罗马制度之暗示，余于“土田附庸”一语别得一新解，足以更正余之曩说，亦足为小川博士说之一佐证。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鲁颂·阎宫》）

分之土田陪敦……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左传》定四年)

余考止公仆墉土田。（《召伯虎簋》）　

此土田附庸，土田陪敦，仆墉土田，经孙诒让、王国维二家考释，已知本为一事，敦乃庸字之误，古文敦字作■，庸字作■，形甚相近。仆陪乃附之假。惟附庸之义二家均沿旧说，余曩读为“仆傭”，谓指臣仆，今由罗马制度以推之，则“仆墉土田”当是附墉垣于土田周围，或周围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为熟语。此可窥见周代之殖民制度。后世之城垣当即起源于此。又此制度，于《诗经》中犹有可考见者。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庸亦当读为墉)。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同上《韩奕》)　　　

釐尔圭瓒，柜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此“山土田”当即“仆墉土田”，山即墉垣。)（同上《江汉》）

凡此均可以见其殖民方法之实际。意义稍别而仪式相同者为《鄘风?定之方中》一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当即起土之意)，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说当训舍)。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牝三千。

此诗于城邑之制作与罗马制度亦甚相仿佛。此诗之本事《诗序》言之甚详：　

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左氏》闵二年及僖元年《传》亦纪其事，左氏云：“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据此可知当时一国人数正自有限。又云齐侯“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以六畜为馈，可知牧畜犹是重要产业，与《诗》之“骤牝三千”相合。于此经济基础之下，面《诗序》言封言建，《左氏》亦云“封卫于楚丘”，“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宮室之移民运动而已。春秋初年犹如是，则周代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终相信，西周时代之社会断非封建制度。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