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思想很明显的是带有儒家的风貌。这种见解倒并不始于我，古人早已就有见到的。例如淮南王刘安说《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其志足与日月争光。（语出刘安《离骚传》，今佚。为《史记·屈原传》所采录，据班孟坚序知是刘语。）王逸更引申之，谓“《离骚》之文依五经以立义”（见王注《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亦谓“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降至前清的戴东原，也说“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见戴著《屈原赋注·序》）这些旧式的学者于引证上虽然都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之处，但断案并没有错。最好我们从屈原作品中来检查一下，看他有些什么思想，究竟和儒家是不是接近。
第一，我们感觉着屈原是注重民生的。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哀郢》）
愿揺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抽思》）
像这样“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国的思想实在是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国，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样可以减少艰苦，怎样可以免掉离散。特别是《抽思》的那两句，表明了他的爱民的心切。他本是打算放下一切朝别处跑的，但他一念到老百姓的受苦受难便只好自己镇定下来。这是多恺切而又沉痛的一个自述呢！古时候的人每怪屈原不得志于楚国为什么不肯跑到别国去发展自己的怀抱。有的又作这样的解释，以为他是楚国的同姓不忍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些都是肤浅之见。一向的人只看到屈原高唱忠君爱国的调子，差不多都忽略了他是位民本思想者，所以对于屈原的态度每每不能了解。像班固那种人竟非难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君上，强非其人，不知道明哲保身。这更是十足地透露了班固自己的可怜性，所谓“蜉蝣撼大树，多见不自量”了。
屈原在当时的确是可以走的。一国不容即便出走他国，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很流行的一种风气。就如孔子吧，他本是宋人而流寓于鲁国，在鲁国不得志，他便周游天下，走了不少的地方。他的弟子们也是分散在东西南北的。他的再再传弟子如像孟轲，也由邹而齐而梁而滕，走到老都还不见休息。荀卿也是由赵而齐而秦而楚，而终老于兰陵。孟、荀以外的一些游士说客，那更朝秦暮楚，昨赵今齐，甚至于走到哪一国去便劝哪一国的主人去攻略自己的祖国，真真正正是彻底而又彻底了。
古人曾说“楚材晋用”，事实上最普遍的是晋材秦用，秦国兴国的一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晋人，如像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等都是。这正表明当时的一般具有见识的人所怀抱的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周秦诸子同是主张大一统的，但大别也可以分为两派，主张德政的人例如儒家，则大抵反对秦国，而主张刑政的人例如法家，则每每不择手段，而倾向于维护秦国。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末年，中国实在已经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地步，只等有一个国家来收获这政治上的大一统的功绩。当时的列国中最有资格的便是秦、楚两国，刘向有两句话，“横则秦帝，纵则楚王”（见《战国策叙录》），把当时的情形说得最为扼要。秦国最占形势，居高临下，俯瞰中原，而它的刑政修明，人民善战，故最有资格。楚国则地大物博，奄有长江流域、淮水流域的一大片膏腴土地，而其南方更是无敌地带，足以供其尽量发展，只要刑政能够修明，也是很有资格。楚国还有一项资格是它的武器的资源不缺乏。金锡的名产地吴越为其所有，而它又是铁器的开始使用者，《荀子·议兵篇》言“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秦昭王也曾说过“楚用铁剑故其卒强”（见《史记·范雎传》）。这，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有大冶产铁区在它境内的缘故。在这儿我们更可以了解，屈原在可以走的风气之下，而偏偏不肯走的另一个原因了。
屈原也是主张大一统的人，他所怀抱的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刘安对于《离骚》的批评有几句很扼要的话：“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除掉“下道齐桓”多少有点问题之外，差不多全是儒家理论的体系。其实就是齐桓、管仲，也是孔子所称道的人，所谓“微管仲，吾其夷矣”，又“齐桓公正而不谲”。到了孟子才夸张了些，说“仲尼之门羞称五霸”。
屈原怀抱着德政思想，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征经营。故他的眷爱楚国并不是纯全因为是父母之邦，更不是因为自己也是楚国的公族在那儿迷恋“旧时代的魂”。我们要知道，他所称道的“前王”或“前圣”并不是楚国的先公先王，除掉《离骚》第一句的“帝高阳之苗裔”而外，他丝毫也没有把楚国的过去的史实来低回过。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且把他所称道的“前王”和“前圣”索性开一个清单在下边吧。
一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二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
三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四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五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以上《离骚》）
六“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惜诵》）
七“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
八“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九“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
十“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以上《怀沙》）
十一“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思美人》）
十二“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离骚》）
十三“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十四“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橘颂》）
十五“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
十六“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以上《悲回风》）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以上一共揭举了十六项，还有些次一等的贤人我没有举出。《天问》里面的我也整个除外了。《远游》，我认为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也是除外了的。我们看他所称道的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不正和儒家的古史观是整个一个系统吗？称赞伯夷、伊尹，称赞皋陶、彭咸，不也和孔孟是一个脚步吗？“彭咸”有的说是一个人，又有的说是两个人（彭祖与巫咸），与孔子所说的“窃比于我老彭”是一样，也有的说是一个人，又有的说是两个人（老聃与彭祖）。假使是一个人则老彭应该就是彭咸，假使是两个人则彭祖是共通着的。儒家的古史系统是根据大一统的思想所考案出来的东西，尧、舜的存在我们在卜辞和金文里面并没有发现，而且在殷周人的“训”“诰”、《雅》《颂》里也是没有的。儒家的一套尧舜观和道家的一套也不尽相同。例如第八项的被尧舜“以不慈之伪名”的便是庄子。庄子说“尧不慈，舜不孝”，在这儿屈原还是把庄子当成了“谗人”在指责的。儒家把尧、舜时代粉饰得很庄严，事实上是对于氏族共产社会的景慕。《书经》上的《帝典》（即伪古文之《尧典》与《舜典》）、《皋陶谟》《禹贡》《洪范》，这四篇东西，在我看来是子思一派人假托的。在当时，它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前进的思想，想推翻君主世袭制，并不是迷恋“旧时代的魂”。屈原完全继承了这一体系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现着他的革命的、前进的精神。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那是更不能说他在迷恋“旧时代的魂”的。
“有德者必在位”的主张，在他的诗里面也有。例如：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离骚》）
这不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吗？他之所以“系心怀王”，其实是“愿荪美之可完”（《抽思》），望他成为有德的人物，借楚国的地位来做德政式的中国的统一。待他实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只好骂他是“壅君”（《惜往日》）了。他决不是因为是“一个三闾大夫，对于没落的公族制，反而寄着衷心的同情感，……企图改善当时公族专政的制度”。
屈原的道德节目也和儒家所理想的别无二致。他是注重在“修己以安人”的。例如：
一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二 “耿吾既得此中正。”
三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四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五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以上《离骚》）
六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
七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八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以上《抽思》）
九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
十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以上《怀沙》）
十一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彰。”（《思美人》）
十二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
像这样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此外还有无数的香草美人的譬喻和对于骄傲虚伪的斥责，整个的骨子是和《论语》《大学》《中庸》里面的思想无大出入的。
道德的内涵尽可以因时代而不同，而道德的节目（词汇）有些是长远不变的。譬如“仁义”这两个节目，它们的内涵，便是说要怎样才算得“仁”，怎样才算得“义”，是因时代而变；而应该“仁”，应该“义”，却不会变。“把人当成人”就是“仁”，“该做就要做”就是“义”，这是长远不变的。屈原是深深把握着了他的时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做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彻底的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他的“义”。我觉得他倒不仅仅是一位革命诗人，更说不上什么“艺术至上主义者”了。
在这儿我们倒有个问题：便是屈原这样彻底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他这思想的渊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南方的思想和北方的思想是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区别的。儒家特别代表了北方式的现实主义，道家则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现实的理想主义。道家中的主要人物庄子是宋人。《道德经》成于环渊之手，是楚人，都是南方的人物。《孟子》上有一位“为神农之言”的许行，也是楚国的人物。“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便责备他们说：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据这个故事看来，可以知道当时确有南北学派之分，而陈良是楚国的一位儒家代表，并且是曾经教过几十年门徒的。照年代上说来，我觉得屈原说不定就是陈良的弟子或其私淑弟子。屈原出使过齐国，他和北方的儒者也应该有过直接的接触，可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料可供考证。
屈原的关于形而上的思想也深受着儒家的影响。他本质上对于神的存在是怀疑的。《天问》一篇差不多整个是对于“怪力乱神”的疑问。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然保留着天的信奉，例如前面已经举出过的“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便是良好的例证。或许在他的观念中的“皇天”或“后皇”，也同儒家一样，只是一种理念，而不是像殷周时代的乃至如墨家意识中的那种人格神吧。照道理上讲来应该是这样。因为一方面既那样怀疑，另一方面似乎不应该再有人格神的信奉。不过屈原在这儿却现出了他的矛盾。他的诗里是有天堂、地狱等的描写的。我们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把《招魂》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招魂》里面上帝能够说话，而且还住在天上，天门有九头怪物把守。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豺狼纵目，往来侁侁些。
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
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这说的是天堂，看这所写的当然并不是乐园而是十分险恶的地方。假使把天堂写得十分险恶是屈原的创见，那倒是在把天堂来开玩笑，和《天问》的怀疑思想颇相配合。《离骚》里面也说到天堂而且还把天堂的看门头儿（“帝阍”）骂了一番，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屈原的异想。他叫月神的望舒跟他做先锋，叫风伯的飞廉跟他做后卫，叫凤凰去做传宣使者做通报，乘着风云在空中或上或下、或分或合地便走到了天国的门前。他叫天国的门子跟他开门，然而那门子却倚着天门望着他，不跟他开。（大约是要点进门礼吧？）他没有办法，天又昏暗起来了，自己在天门前踌躇了一下，他又想往昆仑山上去。回头再把天门望了一下，不禁流下了泪来，伤心地说“连天国中都没有好人”（“哀高丘之无女”）。这思想真是够奇特的，在二千多年前无论哪一国的著作家，我相信都不会有过这样奇特的思想。
《招魂》中又写到地狱。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
这是中国所固有的描写地狱的文献。《尚书·尧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虽然同叫幽都，但指定为北方区域，和这不同。这些怕是中国古代所流传下来的仅有的传说吧。有人说，这是南方古代所接受的印度思想，但恐怕也不尽然。一切宗教性质的东西都是人间世的反映。自氏族社会解体以来，人间有王长者出现，玉衣玉食，作福作威，反映到天上便成为上帝与天堂。与王长者为对的奴隶们或叛逆者，则受苦受难，该烧该杀，再彻底一点，就让他埋进土里也逃不掉监狱和禁子。土伯和幽都便是这禁子和监狱的影子。中国古代既有监狱，怎能说不会有地狱呢？不过中国的这种观念还没有十分发展，便被后来输入的印度思想所代替罢了。
屈原思想对于奴隶制时的神权束缚本来是怀疑的，但他却不惜费力量来描写天堂、地狱，而仍然承认着上帝与土伯的存在。他反对“怪力乱神”，但也讴歌“怪力乱神”，像他的《九歌》里面所讴歌的一些神鬼，差不多都是一些“怪力乱神”的标本。这不能不说是有点矛盾的。这矛盾该得怎样解释呢？我看这解释也很简单，便是屈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这两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实说是相合无间，并显不出怎么的矛盾的。换句话说，便是他的人格和作品把这两种倾向巧妙地综合了。
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纯粹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他须得反映多方面的生活，须得把思想穿上衣裳，赋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特别是在习惯上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地也还非得沿用它们不可。譬如我们现代的人，谁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晴天的清晨总要说“太阳出来了”，在晚上总要说“太阳下山了”。谁都知道月亮并没有盈亏，然而总还是说月圆月缺。心脏只是管血液循环的，我们要表示感情的时候，还是在说，“你不知道我的心”，或是说“很想把心子剖给你看”。这是不合理，是矛盾，然而谁也不觉其不合理，進也不觉其矛盾。故如歌德尽管是泛神论者，而他的《浮士德》依然在描写天堂、上帝、恶魔；爱因斯坦尽管是相对论的倡导者，而他依然信仰耶稣教。屈原思想和他艺术表现上的矛盾，便是这样。合理的思想照例是前进的东西，生活习惯总要落后一点。艺术是生活习惯的反映或批判，它在纯粹性上便要受些限制。但是生活习惯到了若干时后也是要跟着前进的，到了那时候还要固执着那种生活习惯，那就成为思想落后了。屈原所表现的天堂、地狱和神鬼等，在北方的诗歌中却几乎没有，在这儿也可以得到说明，便是北方的生活习惯在当时已经和南方的大有距离。
中国文化的滥觞，事实上是起于殷代。殷代的人集居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最早把这一带地域开化了出来。周人代殷而起，殷人大部分被奴隶化了之后，但还有一部分和他的同盟被压迫向东南移动，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便是宋、徐、楚诸国。这些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算又把这东南夷的旧居开拓了出来，把殷人所创生的文化移植到了南方。所以在周代数百年间，尽管南北敌对，各自发展，而在文化上依然是同母的兄弟。因为无论南北，都是殷人把它开化出来的。但是殷人的气质和周人的颇有不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氏族。殷墟所发掘出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所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时代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周人则是比较现实的氏族。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他们继承了殷人的文化，但加上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在几百年的陶冶中，于是在黄河流域又形成了一种比较质实的生活习惯。南方的开化既较迟，而又是殷人的直系的文化传统，故尔南方的生活习惯较为原始，然亦较富于艺术味。这便是南方的思想与诗和北方的思想与诗，在风格和内容上，何以颇为悬异的缘故了。我曾作过这样的比譬：殷人颇像雅典人，周人则颇像斯巴达人。我觉得这个比譬是相当恰当的。中国文化既导源于殷，在周代虽有南北之分，而自秦国兼并六国以后，天下一统，秦人是更质实的氏族，于是北方的现实主义的文化便统一了全中国，殷楚人的那种生活情趣便渐渐被融化了。
屈原的诗是把民间形式扩大了，而且尽量地釆用方言，在春秋、战国的文学革命上完成了诗歌方面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这层我在别的机会上已经叙述过好几次，在这里不想再缕述了。不过他这诗歌形式的革命却和他的思想的前进性是合拍的。他是注重民生的人，乘着奴隶解放的潮流、智识下移的气运，对于已经僵定了的诗歌，借民间的活生生的生活与言语的灌入，使它复活而蓬勃了起来。这是他的一个伟大的成功，是永远也不能磨灭的。但可惜他的作品留存于世的只有诗而无文，这却不免是一件憾事。他是替楚怀王拟造宪令的人，《惜往日》里面也说“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他应该是有许多散文写出的，而这些散文却没有方法再见了。
总之，屈原的思想是前进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儒家思想，在当时，由奴隶制蜕变为封建制的当时，是前进的，我们不好由现代的观点来指斥为反动，更不好因而说屈原也是思想反动。他和王国维不同，王国维是在封建制已开始蜕变的时候而仍然固执着封建思想。同样也和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不能并比。屈原固仍不免有些矛盾，但他的矛盾只是在作为艺术家的构思和遣词上，有意无意地不能将旧有的生活习惯完全摆脱，便是思想是前进的，而方法则不免仍有多少限制。这样小小的矛盾并不是使他终于怀石自沉的原因。他的自杀的原因倒是由于他的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剧了。
请再把白起批评楚国的话摘录一遍吧。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
这和屈原作品中所斥责的楚国当时的情形，俨如桴鼓之相应。处在这样的国度里面，身受迫害、倔强到底而感受性又比任何人都要锐敏的人，你叫他会怎样？白起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的拔鄢郢、烧夷陵的兵势，确实把楚国几乎逼到了亡国的边缘。早就看到了这一步，而终于看到了这一步的诗人屈原，你叫他会怎样？更何况屈原他是有至高的理想的，他是想以德政来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然而好端端的一个楚国却被父子两代的“壅君”和群小们弄得一塌糊涂，看着那以力征经营的秦国便要以刑政来统一天下，这不是比一个楚国亡了，更要令人失望吗？临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大失望，理想家的屈原，你叫他会怎样？我看除死而外，在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更何况他的死，就和王国维是因为肺病和经济逼迫一样，也还可以有别的生理上的原因。我是感觉着屈原的身体，并不十分健康的。过着三十多年的悲剧生活的人，论道理也不会健康得起来。他的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请看他说：
一 “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风》）
二 “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
三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以上《抽思》）
睡了似乎梦也很多，又很怪：
一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二 “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惜诵》）
还有身体上也确实有痛苦：
“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惜诵》）
这大约是神经痛，不然便是肋膜炎。至于他有心悸亢进的征候，在他的诗里是屡见不一见的。再说《离骚》那种诗形，《九章》的大部分也是同样，是有点“印版语”（settertyped expression）的倾向的，这也是精神多少有些异状时的常见征候。我这样说好像有些侮辱我们的诗人，但这责任是应该由楚国当时的一批群小来负。
屈原是一位深刻的悲剧人物，但这悲剧的深刻性也正玉成了他，成为伟大的民族诗人。
1942年2月20日
本文节选自郭沫若《屈原研究》，文津出版社，2021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