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见假，始知董君于一九二八年冬曾从事殷虚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八十一片。辞虽无甚精萃，然物由发掘而得，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理惑论》，日本饭岛忠夫博士《支那历法起原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说》，均怀疑卜辞，而理由甚薄弱。)
惟惜董君于近代考古学上之知识，无充分之准备：发掘上所最关紧要的地层之研究丝毫未曾涉及，因而他所获得的比数百片零碎的卜辞还要重要的古物，却被他视为“副产物”而忽略了。《写本》后记第二十一页上有下列一句话：同时出土之副产物，有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铁、瓦、瓷、炭、土之类，其时代及与甲骨之关系，皆待考订。
然此等古物一离地层“其时代及与甲骨之关系”即无以“考订”。而尤可惊异者乃“铁”之一字!除此字外，所获古物与罗振玉《古器物图录》中所载无甚出入，与殷代为金石并用时代之断案亦可相符。惟此“铁”字实是一声霹雳!董君所得之“铁”，乃铁器耶?铁块耶?铁矿耶?抑为毛铁耶?炼铁耶?钢铁耶?“铁”的出土处是在地表?是在浮土层?是与甲骨同在?甲骨所在地层在地质学上有何等性质?“铁”是否有由外层渗入的痕迹?所在的位置怎样?……这些都是极关紧要的问题，而且非就地层(此乃最正确的古代简篇)便无从考订的问题，而董君乃以一字了之。留待后日考订，殊属出人意外。近又得希白来信，云“李济之发掘殷虚，得商代石象，花纹与彝器同，可称创获。复得尺二大龟四”云云；李君之发掘闻亦有董君同事，能得多种珍奇之物诚可为发掘者贺，为考古学的前途贺，然我辈所急欲知悉者乃殷虚之地层关系与商室之人种问题(此事由地层中发掘之人骨可以考订)，深望此次之发掘或较董君前次更有进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