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日本《支那学》杂志第五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行)有罗振玉著《夨彝考释》一文，得知新近又有“夨彝”及“夨令簋”出土。(出土处罗君未言及。)“夨彝”器盖同文，盖文百八十五字。器多一字。器未见，盖文有影片插入罗释中，其文云：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夫告■(于)周公宫，公令■(出)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成周■令。舍三事令，■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京宫；乙酉，用牲■康宫；咸既，用牲■王。明公归自王。明公锡亢师鬯金小牛，曰用■(祓)，锡令鬯金小午，曰用■。迺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亢■矢，■(敏)■(左)右■乃寮■(与)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庥)，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父丁，用光父丁。鸟册。
罗因铭中有“成周”及“康宫”字断为成、康以后物。故其解“王命周公子明保”云：“周公者周公旦之后，世为王卿士者。(原注：《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子明保，犹《洛诰》言‘明保子冲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命周公子明保，盖命周公掌邦治。”又其解“命夨告于周公宮”云：“命，王命也。夨，史官名，周公宫，周公旦之庙。”
余案罗释非是。周之东都即成王在时已称成周。《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又《卫康叔世家》“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此均其证。盖周初并无谥法，所谓文、武、成、康、昭、穆，均生时之王号，如《宗周钟》之邵王，《■簋》之穆王，均二王在世之器。又“康宮”与“京宮”对文，则可知康宮必非康王之庙，不然则古彝器中何绝不见成宮、武宫、文宫等字耶?故因成周与康宫字样即定为成、康以后器，证据实甚薄弱。
复次以“子明保”为云谓字亦殊不辞。《多方》之“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前人误读，不足为证。其上下文句，今正读之如下：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惟天不(丕)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丕)克永于多享。(以上言成汤得天眷。)惟夏之恭(供职守者)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言有夏之士昏■，为民所保享，乃反为虐于民。)
“大不克明”与“大不克开”为对文，决非“明保享”三字连读。《洛诰》“王若日，公明保予冲子”，亦不足以证此彝，反是此彝可以证《洛诰》。统观此彝铭语，明公与周公判为二人。作器之作册夨令乃明公之臣，王命“尹三事四方”者乃明公，“令夨告于周公宫”者乃明公使其臣夨令报王命于周公宮，“公令出同卿事寮”者乃周公命明公出舍王命。是则周公固尚在，“王令周公子明保”者实则乃王命周公之子明公名保，故下方言明公即此明保。记王命时书其名，称述君长行动则称为公。又案明公亦见于《王令明公尊》。原铭今拓印录如下：
此铭字迹与《夨彝》极相类似。此器上言明公，下言鲁侯，作器者为鲁侯。字迹既与《夨彝》相类，则《夨彝》亦必作于鲁(疑出土地当在山东，俟访)。是则鲁侯明公是一非二。周公之子为鲁侯者乃鲁公伯禽，明公名保，保本古俘字(古保从孚音，且古音轻重唇无别)，禽本古擒字，是则伯禽乃明公保之字。尊铭言“伐东国”，当系《尚书·费誓》伐淮夷、徐戎之事。《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夷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作《■誓》。”《■誓》即《费誓》，此字异文至多。
《集解》：“徐广曰：‘一作鲜，一作■。’■案《尚书》作■。孔安国曰：‘鲁东郊之地名也。’”
《索隐》：“《尚书》作《■誓》。今《尚书大传》作《鲜誓》。《鲜誓》即《■誓》，古今字异，义亦变也。鲜，■也；言于■地誓众，因行■田之礼，以取鲜兽而祭，故字或作鲜，或作■。■地名，即鲁卿季氏之费邑。”
观此可知有五种异文，费、■、■、鲜、■。而■字：《说文》复作■，云：“从米北声，《周书》有《■誓》。”段注本作■，云：“《尚书·■誓》即今所用卫、包妄改本之《费誓》也，《周礼》《礼记·曾子问》郑注皆云《■誓》。……《史记》作《■誓》，徐广曰：‘一作鲜，一作■。’盖伏生作胎作鲜作■，古文作■，音正相近，不当从北声可知。”是则费字可以除去。又■字《说文》作■，一或作■。
今试谛审《明公尊》中在字下一文。字当为地名，形甚奇诡而略漫漶。余以为乃二字合书，下字为邑，上字左旁从犬，右旁似■(爾字从此得声，《说文》“■，词之必然也”，后世多以爾字为■)，当即■之古字。《说文》重文之作■者即此古字之讹变，盖示■形近，犬豕形近。是则■■乃古今字。其或作■，或作■，或作鲜，皆借用字。又古文地名合书之例于卜辞极多见，金文亦有之，如《齐侯■钟》之“釐邑”合书，正其确例。
准上则明公之为鲁侯，鲁侯之即伯禽，伯禽之本名为保，由此二器可以合证。鲁侯之称明公当为封鲁以前称号，犹康叔封于卫以前称康侯（金文有《康侯丰鼎》），唐叔虞或称唐公（见《晋公■》）。明公名保字伯禽，亦犹唐叔名虞字子于（见《史记·晋世家》），是则古人一字一名，为事已甚古。
今更返论《夨彝》，即就《夨彝》亦得证明明公之必为鲁侯。明公受王命尹治三事四方在八月甲申，越四日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复受周公之命出同卿士寮，乃至十月癸未明公始朝至于成周出令，用牲祀祖，用牲见王，中间竟隔有两阅月之久，臣子受君父之命不应有如此怠慢。观其癸未至成周，乙酉用牲于王，则知王在成周。又观其言至于成周，言归自王，则知明公不在成周，即不在王所。周公此时当在王左右，夨令之往返，与明公之一至，费二阅月之久，则知明公所在地之隔成周约有二十曰路程之遥远。此与曲阜离洛阳之远近相当。是则明公之为鲁侯必矣。又观明公之臣有太史(即作册)尤足以证明其为鲁侯。《左氏》定四年《传》有云：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以法则周。(使者使鲁公也，《正义》云使六族之长云云，非是。)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公指周公，之指鲁公，杜注及《正义》均未得其解。)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案此文两用于字，两用於字，恐一首一尾略有后人之增益。)
鲁有“祝宗卜史”，故此彝铭有作册。
又此“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一语(《鲁周公世家》云“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以下文分封康叔“命以《康诰》而封於殷虚”，分封唐叔“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例之，则《伯禽》、《唐诰》均当为《周书》中之篇名。孔颖达《正义》引刘炫云：“《伯禽》犹下命以《康诰》，是《伯禽》为命书。”案此说确有至理。《康诰》今存，《伯禽》、《唐诰》皆佚。余疑《周书》逸篇中之“《旅獒》”或当即《鲁诰》，《说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史记·周本纪》“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书序》作“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周公簋》亦有“拜稽首鲁天子造厥顺福”语。是周初古文本作鲁者，壁中书作旅也。獒字陆德明《释文》云：“马云作豪，酋豪也。”《正义》引郑玄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遒豪。国人遣其遒豪来献，见于周。”是则作豪作獒汉时已无定本，余谓豪獒均诰字之音变，古幽宵二部音极相近，《诗》、《易》诸书已屡有混用。汉人师传本由口授，因《鲁诰》久逸，故致有此变名。又有“旅巢命”，疑亦同为《鲁诰》之变。《伯禽》则当是《鲁诰》之别名。古人诰命本非先有题而后有文，凡《尚书》篇名均后人所命。(《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全为后世儒家所拟作者不在此例。)故如《甘誓》在墨子书中则称为《禹誓》。又如金文中多诰命之文，如《毛公鼎铭》可称为《毛诰》或《毛公之命》，《大盂鼎铭》可称为《南公之命》(铭中有“命汝盂刑乃嗣祖南公”一语)，是则《鲁诰》与《伯禽》二而一耳。
知《周书》本有《鲁诰》一篇，则《洛诰》中“公明保予冲子”一语，可得一正解。《洛诰》文极其参杂，如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又曰；“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民彝，汝乃是不■，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王国维云‘正父皆官之长’)，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前人均以为周公教导成王之语，然口气绝不类!且一曰“其往”!再曰“汝往”，成王将何往哉?余谓此等文句皆周公告诫伯禽之语，《鲁周公世家》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正此所谓“颁朕不暇”；“慎无以国骄人”正此所谓“汝往敬哉”。口气辞意均合，则《洛诰》中可断言有《鲁诰》佚文窜入。下文“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至“予冲子夙夜毖祀”一节，余以为亦即《鲁诰》中王命伯禽之语。曰“公明保，予冲子”，乃称呼伯禽之名而告之，犹《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文侯之命》“王若曰父义和”。金文中此例尤多。余意大抵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从王于周”以下直至“予冲子其毖祀”，均当为《鲁诰》佚文。由《洛诰》中除去此一节，前后文气语意自异常顺适。冲子、小子，古人或自称或称人，自称示谦，称人示爱，义不限于父子，人不拘于老少。又《鲁诰》之与《洛诰》混淆者殆亦有故，盖洛鲁古双声而兼叠韵也。
故由语法而言以“子明保”释为“掌邦治”实甚不辞，而罗君所据《多方》、《洛诰》二语亦同不足据。《大盂鼎》有句云“古(故)天異(翼)临子法保先王口有四方”，王国维读法为废，作大字解，甚是；然云“天翼临子法保先王者犹《召诰》云天迪从子保”，亦以“子法保”三字连为动词，与此“子明保”连为动词似甚相类。然余谓王于此语亦未得其正读。余案子当读为之，语当为“故天翼临之，法保先王，口有四方”，此语罗君虽未提及，然恐疑余者将引此为辩，故附正于此。(王国维《盂鼎铭考释》误处尚多，如“我闻殷隊命”闻误为昏；“古丧■巳”乃“故丧师祀”，巳作如字；又如“邦司四白”“王臣十又三白”，白乃伯之本字，均误为百。)
明公既为鲁公伯禽，则周公自系周公旦，《夨彝》自系周初之制作。且此彝为周初之制作，于本铭更有旁证。
第一，文字多与卜辞相同：如于字作■，卜辞习见，殷：彝亦往往有之，前人多误释为刊。周彝如《大丰簋》及《周公簋》，确系周初之制作者均用此字。稍晚则罕见。又如出字作■，《新获卜辞写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第三八一片复作■，董读为出。以卜辞武或作■，步或作■，塵或作■(逐字异文，见《明》五七〇)例之，确无可易。作■，乃从行省。此与卜辞正可为互证。■字亦常见于卜辞，字于卜辞变形虽多，然如“癸丑卜贞王宾仲丁■妣癸肜日亡尤”（《前》一，八，一），则与此形全同。此字罗于卜辞读“赫”。以为从大从二火，又以为即召公名君奭之奭。然卜辞及金文(殷金《戊辰彝》亦有此字作■)并不从二火，亦不从■；考卜辞大抵均祖妣相配，《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亦然；余以为乃母之异文，原文大字乃人形，左右所夹者当系乳房，与母字之二点同意。又如大乙之配为妣丙，而《新获卜辞》有一例“乙巳卜口之大乙母妣丙一牝”（三三六），祖丁之配为妣己，《殷虚书契后编》有一例“口辰贞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上，二六，六）是■母同为一字之明证。此言“■左右于乃寮■(与)乃友事”，盖读为“敏”字。“乃友”与“乃寮”对文，寮即卿事寮，友如《酒诰》之“太史友内史友”。罗释友为助，亦未得其正解。
第二，习俗与殷代相同：如夨令之父为父丁，以日为名，此乃殷代之遗习。此习于穆王时虽犹有遗存(如第四篇中所引之《■簋》)，然亦在周初，离殷代并不甚远。又铭末缀以“鸟册”二字(器文作“册鸟册”)，鸟乃图形文字，此乃殷彝中惯见之例，为周金中所罕见。
第三，官制与殷制相合：殷人官制其见于典籍者，《周书》中颇多：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播民当即农民)和，见士(事)于周。（《康诰》）(案此《大诰》文，脱简误入《康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威)；相惟御事，厥■(非)有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里居即里君，居乃字之讹，《史颂簋》亦有“里君百生”字)，罔敢湎于酒。（《酒诰》）
汝■毖殷献(民献)臣，侯甸男卫。（同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召诰》）
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王人当即王官，周金有《王人献》)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并)侯甸矧咸奔走。（《君奭》）以上均《周书》所见殷代官制，百僚、庶尹、宗工、里君，与此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一致，侯甸男邦伯与此诸侯侯田男一致；田即是甸，《大盂鼎》亦云“隹殷边侯田雩殷正百辟”。惟此有可稽考者。《尚书》伪孔传于《康诰》之侯甸男邦采卫释为五服，并列举里数，谓“与《禹贡》异制”。罗释《夨彝》亦竟谓侯田男为侯服甸服男服，俨若殷代已有五服之制。案此实大有可疑。以《夨彝》言，侯田男统摄于诸侯之下，与卿士、诸尹、里君、百工对言，《大盂鼎》亦以侯田对言百辟，则侯田男当为职位之名，而非畿服之名。《酒诰》、《召诰》之侯甸男邦伯当为侯甸男等之邦伯，邦伯即诸侯。《康诰》之“侯甸男邦采卫”，《酒诰》之“侯甸男卫”，以侯甸男邦伯例之，则采或卫与伯同义，采当即是宰。或言邦伯厂或言邦采卫，或卫，与《夨彝》之诸侯同是一事。《禹贡》为儒家所伪托，全无可疑；特其甸、侯、绥、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略有所本。盖甸服侯服男邦之名取于侯甸男，非侯甸男即侯服甸服男服。
由此论述亦若殷代已有封建制度者然，然此可称为封建制度之萌芽，不必即是后世儒家所称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现代观点以封建的经济组织为基础之封建制度。盖所谓侯田男非即出于天子之分封，以当时社会基础推之，当为当时大宗小族之酋长或军侯。各族之名称不一，或称侯，或称田，或称男，而统称之则曰诸侯，曰邦伯，曰邦采卫。故古之诸侯亦有异于春秋战国时代之诸侯，更有异于秦、汉以后之诸侯王。名称虽相近似，性质则大异。如今之大总统与古之冢宰，由字义而言二者并无悬殊，然大总统与冢宰之异不待辩而自明。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曩余以为全出于杜撰，得此彝亦知其略有所本。
考周初之所谓封建实无殊于今之所谓殖民。如定四年传言封鲁公则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皡之虚；康叔则取于有阎之土，取于相土之东都而封于殷虚；唐叔则封于夏虚：均略取敌人之土地而另成一新国。然其经济基础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怀同■，乃狄姓)，固纯然为奴隶制度。统制方略亦各不同，如鲁卫则“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唐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索者法也。所谓周法戎法，所谓商政夏政，要不过农业与牧畜之分而已。唐封夏虚而用夏政戎索，可知夏民族实即戎狄，此当为中国之先住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本夏禹之后，于此可得一证据。以上论述《夨彝》讫，因此器之出，于中国古代史上大有启发，故备论之如此。又同出之《夨令簋》闻有一百零八字，想与此彝必饶有相互发明之处，惜余于罗释附说中仅得识其一句(已补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请俟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