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以这一尺度衡量，奉为“泰斗”的胡适，无疑居于“新红学”的中心位置；“两个《红楼梦》同志”——顾颉刚、俞平伯，则起着同心襄赞的作用，是绝对无人否认的。
在“新红学”形成的历程中，有三个年份最为重要：第一是1921年，胡适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第二是1927年，胡适买到了甲戌本；第三是1931年，胡适看到了庚辰本。大约谁也不会料到，在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中，俞平伯却被有意地“隐去”了。
一
先说1921年。这年3月，胡适草成《红楼梦考证》，4月2日便给顾颉刚写信，中说：“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潜三，《船山诗草》八本。”顾颉刚于是去京师图书馆，频频寻觅曹家的故实。俞平伯其时常到顾颉刚寓里，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三个人的信件交错往来，“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辩”（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遂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两本“新红学”的经典。
现存胡适1921年的日记，是从4月27日开始的，屡见有关顾颉刚的记载，如5月1日访严范孙：“他问我为什么要查此书，我因告诉他我与顾颉刚因考证《红楼梦》而牵涉到曹寅的历史。”其后，有5月5日作书与颉刚，5月30日、6月27日、7月1日、7月17日、7月19日接颉刚来信；7月29日到苏州，颉刚来接，30日同去看江苏第二图书馆；8月13日颉刚早来谈了一会，下午到梦渊旅社去看颉刚等。关于俞平伯，只有5月13日一则：“俞平伯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说的三条理由之中，第二个最可注意。第三十一回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湘云事如此结束，确有可疑。其实不止湘云一人。小红在前八十回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决不应无有下场。司棋必不配有那样侠烈的下场。平伯又说，宝玉的下场与第一回说的完全不对。这也是很可注意的。后八十回中，写和尚送玉一段最笨拙可笑。说宝玉肯做八股文，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
到了1922年2月，蔡元培在北京《晨报副刊》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先后发表《〈石头记〉索隐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俞平伯遂于3月发表《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辩护。胡适3月13日日记抄录顾颉刚来信，复加评论道：“颉刚此论最痛快。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内中只有一段可取。”复贴以从报上剪下的俞平伯文。究其原由，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与顾颉刚着重史料不同，日记记得少一点，自在情理之中。
二
再说1927年。这年7月，胡适意外买到送上门来的甲戌本，这件天大的喜事，第一个应当告诉顾颉刚、俞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但胡适没这样做，而在8月11日写信告诉了钱玄同：“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钱玄同是胡适平辈朋友，1925年5月10日给胡适信中说：“《学衡》第三十八期一本，亦奉上。我送给你看，并非因为其中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乃因有吴宓底二篇和景昌极底一篇，你看他们底议论和思想，昏乱到什么地位？”（《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356页）钱玄同与《红楼梦》考证虽不是毫不相干，毕竟与俞平伯不能同日而语。况且胡适信中还说：“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既然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他与平伯、颉刚的主张，为什么不与二人分享呢？
——这里要说明的是，胡适1927年的日记不存，致钱玄同信是否抄进日记，已不得而知；若非鲁迅博物馆1984年《鲁迅研究资料》收录，也可能湮灭不传。但胡适未将喜讯告诉俞平伯，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周作人看到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3月18日函告俞平伯，并将自己的《新月》杂志借给，俞平伯方得知甲戌本的信息。
初读《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俞平伯有什么反应呢？他4月25日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我在《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文中，疑心此三十回为单行的续书，现在您从脂本所得的材料，校正我说的误失，甚感。惟我当时所以弄错，因戚本只有八十回，原评书者既见此文，偏又不并抄入，觉得不甚可解。
至于您说；“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这并非事实。在《红楼梦辨》上卷一六一页上：“有正书局印行的戚本，上有眉评是最近时人加的．大约即在有正书局印行本书的时候。”此可为证。
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
平伯敬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
（《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俞平伯不擅长文献考证，对《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开头的一段话：“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丝毫没有“于不疑处有疑”的意念，想去追问卖书人的情况；反对最后一段“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批评自己的话，如“平伯误认此为‘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的一部份”、“平伯也误认这是指‘后三十回’佚本”、“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等，急切有所申辩与说明。
值得品味的是最后一问：“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从语气看，此问显得有些突兀。因为脂本刊印的建议，是钱玄同1928年4月6日给胡适的信提出的：“你的那部残本《脂本红楼梦》，我希望你照原样叫亚东排印出来（不标点都行），好让我们开开眼界。你愿意吗？”（《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2页）所以在此信之前，俞平伯还有一信写给胡适，内容当是希望一睹残本《脂本红楼梦》的真容；而胡适可能答以将付排印，故未能应允，“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之问，方显得顺理成章。
收到4月25日的信之后，胡适有没有回复，已不得而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又收俞平伯的另一封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在沪得谈，甚快。返京后迄未作笺以问起居。尊藏誊抄残本《红楼梦》，不知已印出否？颇亟思一读也。何时可以得读，暇中希见告。孟真久无音信，不知仍在粤否？有一信给他，可知其住址，祈为转寄，否则退回北京。
匆匆，祝安好。平伯敬 上。
据此信，可知二人曾经在上海见过一面，由于不署年月，难以判断准确月日。按1929年春，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迁研究所至北平。从“孟真久无音信，不知仍在粤否”看，当写于1928年秋。俞平伯已研读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对胡适所谓“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最近于雪芹原稿的本子”；批语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红楼梦》最初稿本的状态，可以考知《红楼梦》后半部预定的结构等等，自然关切于心，便借南下之机，希望能够一睹为快。不料人已经到了上海，胡适仍以要出印本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俞平伯返京后又写了这封短信。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为什么不肯将发现甲戌本的喜讯告诉俞平伯？甚至不肯将甲戌本给俞平伯过目？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觉俞平伯已经不能算“《红楼梦》同志”了。
倒退回去两三年，俞平伯1925年1月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中说：“《红楼梦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拣最重要的一点先说罢。……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说要贸贸然修正它，颇类似‘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有点儿骇人听闻。”
他为什么要修正这个“中心观念”？因为确定不了“《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他相信：“自叙生平的分子”“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于是开始后悔自己“难辩解的糊涂”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对，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他还进一步自省道：“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我们定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只可以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用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361页）
在考证的领域，俞平伯也发觉胡适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65-366页）
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读过《红楼梦辨》，在1925年1月8日《晨报》发表给俞平伯的信，就《红楼梦》中“明儿”一词是“实指”还是“虚指”、贾蓉究竟何时续娶向俞平伯请教，俞平伯1月18日回信说：“你所提出的两问题，于我现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态度很恳切，属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说。临了，我告你，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33页）
这个时候，下距“批俞”运动还有30年，俞平伯未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凭着学者的良知，要“修正”新红学的“中心观念”——“自传说”。从此以后，俞平伯的红学观念，便从追随胡适转向逐步背离，他甚至寄希望于胡适的转变：
《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坌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迹，如是而已。波斯诗人Omar Khayyam的诗，适之先生所译的那一首，我觉得很能把这意思说得充分：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我希望他亦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48－349页）
这篇刊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1925年2月7日）的文章，胡适应该是读到的，但他1925年开始的日记，到2月1日就中断了，接下去的是9月26日的《南行日记》，俞平伯的意见、连同《〈红楼梦辨〉的修正》，都在日记中“隐去”了。胡适之所以不将甲戌本的事告诉俞平伯，甚至不让上门来的俞平伯看，就是感知俞平伯已经不是“《红楼梦》同志”了。他担心俞平伯“书笃头”性格，不但会就甲戌本的发表与自己不相容的见解，而且还会追问甲戌本的来历，给自己造成学术上的被动。
事实证明，这个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三年后的1931年6月19日，回到北京的胡适，不得不给俞平伯看甲戌本，还命他写了一篇《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中说：
此余所见《石头记》之第一本也。脂砚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然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页三）宝玉滴下泪来无夹评，却于黛玉滴下泪来有夹评曰，“玉兄泪非容易有的”，此误至明，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因余之前说，得此益成为定论矣；然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斋手笔乎？是不可解。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57页）
俞平伯跋语毫不客气地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脂批“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甚至说“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从根本上对胡适之说提出了疑问。而查胡适1927年到1930年的日记，没有出现俞平伯的名字；1931年开始的日记，写到5月28日就中断了，下一篇是6月28日，中间“空白”一个月，恰恰把俞平伯6月19日应胡适之命，写这篇《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的事情跳过了！
据《俞平伯书信集》，1931年9月30日，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九·一八”事变后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希望“平素得大众之信仰”的胡适主持和引导此事；但胡适1931年的日记，从9月26日跳到11月10日，又把俞平伯的长信“隐去”了。
俞平伯与胡适同住北京，见面的机会很多。据俞平伯生平大事记，1932年4月18日晚，往西板桥见章太炎，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等俱在；5月15日下午，周作人在家宴请章太炎，俞平伯、胡适等出席；7月9日，参加梁遇春追悼会，……但胡适1932年的日记，2月15日的“记病”，记到“这时”两个字，下面就失落了，接着便是November27，即11月27日，以上这些会面，也都“隐去”了。
在胡适以后日记中，唯一出现俞平伯名字的，是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抽阉入座，与我邻坐的为赵曾玖女士，为瞿□□之夫人，原籍安徽太湖，今为国文系二年生。”席间胡适与巴金交谈，与俞平伯竟无一言，可谓冷淡之至。
三
1933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胡适看到了庚辰本，且在书后写了一则题记：“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民国廿二年一月廿二日胡适敬记。”（下钤“胡适之印”）同日，还写成《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开头简略介绍甲戌本，说：“今年在北平得见徐星署先生所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部,凡八册。”结尾说：“我很感谢徐星署先生借给我这本子的好意。我盼望将来有人肯费点功夫，用石印戚本作底子，把这本的异文完全校记出来。”胡适心里清楚，承担“石印戚本作底子，把这本的异文完全校记出来”的最佳人选，就是俞平伯。但他从头至尾，都对俞平伯隐瞒了庚辰本的事情。
据吴修安考证，俞平伯的父亲有两位夫人，彭夫人去世之后，续娶的许夫人。俞平伯的大姐和二姐，是彭夫人生的；三姐俞琳和俞平伯，是许夫人生的。而收藏庚辰本徐星署，是俞平伯三姐的老公公。俞平伯和三姐同父同母，应该关系更近，关系更好。三姐家买到的庚辰本，近水楼台的俞平伯却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庚辰本。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俞平伯的大姐夫郭则澐，熟读了庚辰本，还自命“后脂砚斋”；堂堂红学大家俞平伯，1950年10月28日撰写《后三十回的<红楼梦>》，方说到：“忽忽过了二十多年，发现了两个脂砚斋评本。一个是胡适藏得十六回残本，一个是昔年徐星曙（好像把“署”写错成“曙”了）姻丈所藏，今归燕京大学的七十八回本（八十回本少了两回）”，岂非怪哉？！（《俞平伯咋迟迟看不到庚辰本〈红楼梦〉》http://www.toutiao.com/a6402564390655049986/）
更奇怪的是，到了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说：
甲戌本发见后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八大册借给我研究。……这八册钞本是徐星署先生的旧藏书，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斋甲戌如何重要，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看看，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胡适方将有关情况透露一二！既然早知徐星署是俞平伯的姻丈，为什么当时不对他讲，进一步了解此书的来历与传承呢？最最奇怪的是，胡适日记不仅“隐去”了俞平伯，还在关键时刻“隐去”了董康、王克敏、陶湘。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胡适是不想让俞平伯把事情搅黄了。
胡适现存日记最早记到董康，是1922年7月1日：“与董授经谈政治。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不配处于这个时代这个地位。我很可怜他。他问我对时局的意见，我劝他主张‘临时政府’之说，可以解决一切纠纷，可以消除南方的意见。他颇赞成此议，并说‘黄陂是可以做到这个办法的’。”
又一条是1933年6月14日：“我提了三个名字给孙哲生，请他添骋为宪法顾问：林行规、董康、孟森。”孙哲生即孙中山之子孙科，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
又一条是1934年9月9日：“晚饭席上与董康、傅增湘、章钰、孟森诸老辈谈，甚感觉此辈人都在过去世界里生活。”
胡适现存日记记到王克敏的，只有1934年1月13日一条：“去看王克敏先生，稍知政治情形。”
从日记用语看，胡适与董康、王克敏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只是后来二人沦为汉奸，使胡适不得不对日记作了“处理”，上面发现的几处，不过是漏网之鱼。
与本论题相关的，是1932年12月7日的日记所附札记：
徐星署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册
第一册“第一回至十回”“脂砚斋凡四阅评过。”无评，三回作《贾雨村寅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第二册“第十一回至二十回”，然首页回目只有八回。“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共廿八页。首页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笫十九回”无回目。
此册有朱批，除与我所藏相同之“松斋”“梅溪”评语外，有署“壬午春畸笏”，或单署“畸笏”。[第]十二回无“天香楼”的话，但卷尾总批云：“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王午春。”
《胡适日记全编》的编者以为，这一页可能是1933年l月间考证徐星署所藏《脂观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本撰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所作的札记。然而翻开1933年的日记，第一天便是3月2日，将拿到看到庚辰本并做了长跋的1933年1月22日略去了，遂“隐去”了具体的过程！从字面上，关于庚辰本的借阅归还，都是通过王克敏完成，“主人”徐星署始终没有出场；到了1959年11月11日，胡适《与王梦鸥书》说：“此书原在徐星署家，王克敏代为借出给我看。后来，此书就归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书后来都归燕京大学。”属于徐星署的书，由王克敏代为借出，后来又归了王克敏，这一笔糊涂帐，焉知不是托词？胡适如果真的想搞清楚庚辰本的来历，第一时间告诉俞平伯，让他回去一问，一切不就都明白了吗？
其实，关于庚辰本发现交易的所有陈述中，大清状元、相国徐郙的儿子徐星署，不过是古董行的噱头，王克敏也只是挡箭牌；真正的关键人物，是隐隐约约透露的董康、陶湘，以及他们背后的陶洙。
陶洙（1875—1961），字心如，江苏常州人，世居青果巷54号，他是少数接触过庚辰本的人之一。据周汝昌回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陶洙告诉他说：“‘庚辰本'是徐星曙所藏，如今不明下落如何；惟我幸得照像本，一字不差，从无人知。当时照像，只有两份，另一部由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得去了。此外世无副本。”（《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5页）庚辰本明明已卖给燕京大学，怎说“如今不明下落如何”？陶洙若是局外人，又怎能得到照像本，且“一字不差，从无人知”？现存的另一个脂本己卯本，亦有陶洙添加的批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己卯本影印本《凡例》说：“此书经陶洙收藏时，曾据庚辰、甲戌两本钞补并过录其眉批、行间批、回末批等，凡属此类过录文字，经与两本核实，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己卯本原来极少批语之朴素面目。”己卯本的来历，向来都说是董康旧藏，后归陶洙。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与陶洙毗邻，同住青果巷，且有姻亲关系。其《书舶庸谭》四卷本，作于1926—1927年避居日本时。1933年11月，董康赴日本讲学，成《书舶庸谭》五至七卷。卷七1934年1月13日记云：
狩野与余评论水浒及红楼人物。余于水浒之宋公明，无所可否，金圣叹极端攻击，未为至论。然第一流当属之林教师。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狩野深韪余言。
此处所说“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言林薛属一人”之批不见于今存之己卯本（己卯本无第四十二回），唯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云：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代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董康并未说清，“尝阅”的“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是自己的藏书，还是在他处见到；而“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倒与胡适1933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所言“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相合。因为胡适爱修正自己的观点，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说法是：“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
1935年4月，东京汤岛孔子圣堂落成，董康应邀参加落成典礼，邀陶洙同行，成《书舶庸谭》第八卷。1935年5月13日记云：
三时许，诣文化研究会访狩野，并晤仓石、吉川。会中所储丛书全部皆由兰泉让渡，以故与心如相契尤深。导心如至二阶，逐一摩沙。陶氏以聚丛书鸣于一时，各部精选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旧椠外特树一帜。
归途至佐佐木书店，购紫式部《源氏物语》一部。此书纪宫闱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惜文笔为当日方言,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其真神境也。心如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馀闻》一篇。始知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董康是在“导”陶洙晤友人归途于书店购得《源氏物语》，以为“此书纪宫闱琐事，俨然吾国之《红楼梦》”，足见董康其时的红学观，尚停留“纪宫闱琐事”层面。当他正感慨于“非深于和学者”无从味《源氏物语》真神境时，陶洙在一旁插话说：我“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馀闻》一篇”，董康听毕，恍然大悟，遂郑重记于日记：“始知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菀”，通“苑”，枯萎之意。“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即《红楼梦》写的是曹氏家门的兴衰（而非“荣宁衰替”）。“始知”二字，表明董康接受陶洙的观点，故斥责“通行本评语乃隔靴瘙痒耳”。可怪的是，一年前董康说“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一年后又记陶洙“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都没讲清是从哪里读到“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的。如果陶洙读到的是董康所藏的己卯本，他会当面向他说“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吗？拨开惝恍的迷雾，陶洙是现代学人中唯一自承撰有有关脂砚斋专著的人；1934年董康“尝阅”的“脂砚斋第四次定本”，就是陶洙给他看的庚辰本，董康只是接受了他的见解而已。《邓之诚文史札记》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云：“小陶来，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示。大约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小陶者，陶洙也；“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的观点也；陶洙带着庚辰本来邓家见示，为的是兜售推销也。
问题是：明明是陶洙自己的己卯本，却偏要说是董康的旧藏；明明在1935年亲口告诉董康，“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却要在己卯本加上“丁亥（1947）春”、“己丑（1949）人日”的题记，就是为了制造董康死后才归他的假像，以掩盖己卯本与他的密切关系。回头来看庚辰本，明明就在陶洙自己手里，方能用图书馆设备以“直接照相法”制作两套巴掌大的复制本，同样假托为徐星曙所藏，谎说“如今不明下落如何”。陶洙为何要将董康、徐星曙作为挡风墙？盖有所隐而畏人之知也。所欲隐者何？与脂砚斋批本之关系也。《书舶庸谭》明确记载：“耽于红学”的是心如；“著《脂砚餘聞》一篇”的也是心如。“馀闻”者，馀下之闻见也。岂有他人闻所未闻之际，拈此“馀闻”二字乎？《脂砚馀闻》至今无人目睹，从董康陈述看，主旨就是《红楼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亦即写曹雪芹家世的书，正与胡适的“家世说”遥相呼应。《脂砚馀闻》为何未公之于世？绝大可能是转化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了。
直到1961年5月18日，胡适作《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又追叙当年“发现”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情形时，提到董康、王克敏、陶湘，却偏偏没有陶洙；明明陶洙与庚辰本的关系最大，却要由王克敏把书送到胡适手里，还推说是他的亲戚徐星署的旧藏；徐星署又是研究红学的俞平伯的姻丈，俞平伯偏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岂不是怪事？可见一直到死，胡适都在和陶洙掩盖着事情的真相。
余英时赞扬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胡适自己也标榜说：“我受了十馀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从现象上看，他日记里的确保存了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但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保存的意图无非向当权者证明：自己正被人骂为“反动”，可见咱们原是一路人。但对于学术上的批判，胡适却绝对不能容忍。日记里对梁启超批评的火冒三丈，就是典型的例证。1935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晨报》经理陈博生，指责该报《艺圃》批评他的《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说文章“错误百出，又捏造了好几部书的名目”，并说：“我的《辨伪举例》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贵报登此诈欺文字，毁坏我的考证名誉，可否重登我此文，以赎此失察之罪？”逼得《晨报·艺圃》于8月5日、6日、7日、9日，四次重新连载胡的文章。该报同时又续登原作者的《答辩》，胡适8月19日再次致信该报，在指出《答辩》中的谬误后并批评该报袒护诈欺行为。“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就不容许人家批评？这就是功成名就的胡适的逻辑！
相对于蒲松龄的生年考，《红楼梦考证》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了。但即使在起步阶段，胡适从来没有无条件地赞扬过“《红楼梦》同志”俞平伯。他明白：俞平伯并没有继承他哲学与史学的衣钵，在北京大学黄侃才是他的导师；他也明白：俞平伯对自己从来没有百依百顺：1933年作《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对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中的错误予以驳正（《文学》1933年创刊号），1934年作《关于〈商颂·玄鸟〉》，认为胡适《说儒》，“纰缪往往而有”，“固不值一驳也”（《俞平伯书信集》，第196页）。胡适对《红楼梦》文本缺乏研究，不得不利用俞平伯的成果以构建“新红学”体系。一旦发现他在根本上与自己拉开距离，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就完全不能容忍了，日记的“隐没”，就基于这种心态。而在为“新红学”体系“制造”新证据时，既怕俞平伯说出不中听的话，更怕揭破个中的西洋镜，自然就更要加以隐瞒了。
1954年“批俞评红”的战略失误，在没看到俞平伯早对“新红学”进行了修正，导致对二人关系的严重误判，将他视为胡适的“代理人”，不能不说是大方向的偏差。胡适1955年给沈怡写信，称俞平伯为“胡适的幽灵”，断言“胡适的幽灵，是搞不清、除不尽的”（《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0页），一时为许多人所称赞，揭示胡适日记“隐去”的俞平伯，弄清他从来不是“胡适的幽灵”，对红学界日后的走向，也寻得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2017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