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苦心孤诣发明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皇帝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通诏令，提倡学习六艺经典，举荐孝廉贤良，把名教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白虎通义》等儒教大典尊奉为所谓的“国宪”，真是“言者谆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听者藐藐”，人们是越来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阳奉阴违、敷衍搪塞者有之；假公济私、兜售私货者有之；置之高阁、我行我素者亦有之。社会上假道学堂皇表现，真君子痛心疾首，“世纪末病”到处流行。
其实这并不奇怪，《道德经》上早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一个朝代越是提倡什么，表明它恰好最最缺乏什么。东汉王朝的道德名教之治，这时候真的变了滋味，走到了尽头。
东汉儒学的中衰，固然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天人感应”的妖言惑众，“河图洛书”的荒诞不经，“师法”“家法”的固步自封；穷经皓首的叠床架屋，使得原本是“人学”的儒学，变成了怪模怪样的“神学”和一堆废话的“村学”，闹得思想界一片乌烟瘴气，搞得聪明人沦为笨伯。但是，其中衰没落更重要的标志，当是当时儒林人士的分化与异化。儒林人士作为儒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者和宣传者，他们的心态怎样，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学地位的沉浮、决定着儒学命运的走向。而东汉末年的儒林异化，则真实地标志着儒学的“载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这实在是儒学自身的一大悲剧，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时社会上异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盗名之徒。这类人来源复杂 ，数量最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他们之所以有热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读经书，动机十分单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道德经》说得好：“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类人从儒学传统中诞生，借重儒学的仁义礼乐口号说事，然而又在精神实质上从母体中剥落游离出去，反过来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损害凌辱母体，成为母体的异化力量，当了可耻的“叛徒”。
利禄是最最有力的政治杠杆，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例外。自从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向嗷嗷待哺的儒生敞开利禄大门，腾出官位，悬挂厚禄笼络、利用儒生，儒生中能够头脑清醒，把持住自己的实在没有几个，各色人等均摇曳着儒学这面金字招牌，一窝蜂地涌入利禄之门，投机钻营，猎取富贵。在绝大多数儒生的眼中，自己是否有出息，是否能收回人力财力的投资，便看能不能“明经术”“通一艺”，一旦有了这点能耐，那挤进学官队伍领一份干薪，或者坐高堂，抽签子打草民的屁股也就胜利在望、指日可待了，“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所以老人家口沫横飞用心地教，年轻人悬梁刺股拚命地学，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云云，正反映了这种“群体性无意识”风尚。
正如友人王晓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神圣的道德教化一旦同升官发财捆绑在一起，则立即发霉变质换了滋味。所以，在仕途禄位这根魔杖的指挥之下，东汉帝国从上到下上演了求名的闹剧，掀起了逐利的浊浪。由于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经难以出名，僧（儒生）多而粥（官位）少，于是沽名钓誉之徒孜孜于剑走偏锋，翻新花样，挖空心思，竞相做出不近情理的道德“壮举”。
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余的财物追送给强盗而成为著名的“义士”；有个名叫赵宣的家伙，母亲死了，为了标榜“孝道”，在墓道中服丧20年（比正常的三年守丧多了近七倍时间），偷偷地生下五个白胖儿子，但却成了遐迩闻名的大“孝子”，成为州郡竞相礼聘的对象；还有个许宣做得更绝，侄子杀人犯案，仇家寻上门来，他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在仇家跟前侃侃而谈所谓的“礼”“义”，弄得仇家蛮不好意思，反倒要叩谢被杀似的。许宣拿它作资本，给自己混了个“孝廉”的头衔，享受上不干活白取一份干薪的处座待遇。总而言之，“一切道德善行都成了发放政治高利贷，都是为了一个极简单、极明了的目标——欺世盗名而荣华富贵。”（王晓毅《王弼评传》第5页）“举贤良，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坐车不落即中书，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已经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道显眼的风景线。
普通儒生是这样，少数著名的经学大师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同样从早到晚沉醉在穷奢极欲之中，混迹于谎言欺哄之间。如大名鼎鼎的权威级“教授”马融，身为“外戚豪家”，即便是在讲经传学时也片刻离不开美女、醇酒与歌舞；“多列女倡，歌舞于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后汉书•马融列传》），好一个“酒饮微醺，花看半开。”
生活的放荡不羁往往是与处世的鄙琐卑劣相关联的，还是这一位马融先生，曾经替外戚权君梁冀“草奏李固(当时朝廷里凤毛麟角的正派大臣，官吏队伍中难能可贵的道德良心)，又作大将军西第颂”，溜须拍马，坑害好人，为一己私利苟且经营，以至于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列传》）。
大多数儒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儒学兴衰的命运。于是乎代表着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太学迅速没落了；“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汉书•儒林列传》），博士(相当于今日高校里的大牌“教授”)在那里呼呼睡大觉，不再开课授业；学生们自由散漫，束书不观，声色犬马，纵情享乐。校舍破烂不堪，变成了一片菜园子地。太学大规模扩招，学生的数量虽然猛增到三万余人，可是绝大多数是混日子、捞文凭之徒，潜心治学者实乃凤毛麟角。结果当然只能是“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一切的一切，都和统治当局的良好初衷相背悖，都加快了儒学的没落。
另一类儒林人物，目睹了黑暗肮脏的社会现实，并且意识到儒学原则在当时被歪曲、被庸俗化的趋势，但是自己又没有什么法子扭转和改变这一现实，于是“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试图远远地躲开这一切，以不与丑恶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辞》所咏唱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泥沟”。老实地说，这虽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也不失为一种在社会大动荡中，清白公正的处世态度，所谓“达则兼相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东汉王朝，他们表示了彻底的绝望，认定它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尽管他们不至于像绿林草寇那样去“反天”“变天”(其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谅他们也是“有贼心，无贼胆”)，但是也不愿傻到智障的程度，心劳力拙去“补天”(真的是“杀人无力求人难，伤心千古读书人”)。
大名士郭太，太常赵典察举他为宰。这本来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睡着时做梦也要笑醒的美差，郭太身边的朋友纷纷奉劝他抓住机会，谋个一官半职，混个出人头地，顺便也提携各位兄弟一把。可是郭太却不这么看，冷静地说：本人夜里仰观天象，白天俯看人事，朝廷的好日子走到尽头了，这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违逆的，“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于是不管什么人征召，他都不出山，找各种借口把送上门来的官帽推辞掉。
还有一个许劭，他的看法也与郭太相似，觉得大祸降临、朝廷完蛋是不远的事情，又何必无事生非，去趟这滩浑水？所以同样多次回绝了官府的招聘。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或劝劭仕”，许劭向奉劝者交心，不是不想当官，实在是区区小命要紧，陪玩不起：“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后汉书•许劭传》）
“恰似那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难临头，玉石俱焚，聪明人可不想当殉葬品，做屈死鬼。所以，不少人就对现实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嚼得菜根，百事可为”。
有一位名叫魏桓的儒生，大概在当时学问名气也不小，所以多次为朝廷征辟，朱衣蟒带唾手可得。他的同乡人羡慕得两眼放光，劝说他赶紧去应召当官，到时候家乡的亲朋好友也能大树底下好乘凉，多少捞点实惠。魏桓却不为所动，反问自己周围的热心人说：如今后宫佳丽成千上万人，是不是能裁减掉？皇宫中良马几万匹，是不是能减少些？皇帝的周围尽是一些不学无术、溜须拍马的豪强权臣，是不是能罢斥走？热心人听了后沉吟片刻回答道：的确没希望，实在做不到！魏桓接过话茬：让敝人活着出去死翘翘回来，这对于各位仁兄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断然辞了官命，隐身埋名不出。（《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文）
再如姜肱这位儒士，得知自己被朝廷聘为太守（这可是二千石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也赶忙打点行装“隐身遁命，远浮海滨”。昏聩的朝廷不知趣，还追着他不放(这也许是不想枉担“野有遗贤”的名声吧)，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不做封疆大吏径作为枢宰令），姜肱知道后，一撒腿跑得更远，“蠃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后汉书•姜肱传》），依靠替人看相占卦填饱自己的肚子。
他们不仅自己这般处世，而且还大慈大悲，鼓励其他人仿效自己的做法，体现出典型的儒家人文关怀、忠恕之道：“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例如徐穉让茅容转告郭林宗（即郭太）：大树就要倒下来了，靠一根绳子是根本撑不住的，“何为栖栖不遑宁居”？又譬如荀爽担心好朋友李膺“名高致祸，欲以屈节以全乱世”。于是伏案挥毫，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书信给李膺。向他诚恳地指出：“知以直道不容于时”，希望李膺心头的激浪巨涛平息下来，看破红尘，潇洒自在一些：“怡情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党锢列传》）。令人遗憾的是，李膺此人的脑壳不怎么开窍，让一顶“八俊”的桂冠迷糊了心智，硬要去充当什么“清议”派的头头，呕心沥血去“补天”，到头来，皇帝一翻脸，脑袋便滚落了地。
这种士林风气的弥漫，说到底，仍然是对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巨大冲击。儒家原则上虽然也主张在人生进退问题上采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态度。孔老夫子就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提倡“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孟子也讲“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可是从根本上讲，它是主张积极入世，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所谓“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便是其在立身处世时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儒家所坚持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东汉末年儒林中这股明哲保身风气的弥漫，表明相当一部分儒生对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继续贯彻，已经不复抱有信心了。面对丑恶的现实、混乱的世态，他们软弱地闭上了双眼，撒手不管，临阵脱逃，忘却了自己肩头所承担责任与义务。可以这么说，当时儒林的异化已经到了深层次的境界。
如果把徐穉、许劭等人看作是黑暗政治的消极妥协者，那么，像李膺、陈蕃、李固、范滂、孔融等先生，则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是当时黑暗政治的悲壮牺牲者。他们既不像赵宣等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猥琐下流；也不像郭太、许劭等隐世独善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软弱消极。而是想实实在在做些事情，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振纲常于瓦解，颇有点“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悼亡诗》)的痴情与执著。为此，他们苦心孤诣，拿鸡蛋砸石头，联络外戚，放言清谈，乃至起兵勤王。只可惜，他们思想僵化，白白富有善良的愿望而不具备底定乾坤、重整山河的本领，终究无法改变严酷的事实，事泄身败，悲惨地走向断头台，作了绝望时代的祭品。清代诗人黄仲则(景仁)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人的表现庶几近之。
这些人的最大特点，一是思想的僵化。习惯于迂腐地对待儒学的基本原理，并且驾轻就熟，继续玩弄着阴阳灾异、图谶迷信这一套东西。像大名士杨赐，曾在灵帝熹平、光和年间，分别就青蛇出没，虹蜺现身等自然现象上书给皇帝，尽自己一份“文臣死谏”的职责，但是我们若通观全篇，就会发现，那上面统统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那一套鬼话：“和气致祥，乖气致灾……夫皇极不违，则有蛇龙之孽”（《后汉书•杨赐传》），丝毫没有什么新鲜感，根本没有任何新招术。这样的老生常谈，皇帝陛下的耳朵都快听出了茧子，他若有兴趣来理会你，那才怪呢！所以，头脑比较冷静的崔寔等人打从骨子里便瞧不想李膺、李固等人，认为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笨伯，只会夸夸其谈的书呆子，根本不配讨论国家大事：“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寔传》）。
这些可敬的“笨伯”们除了思想僵化，在具体办事的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空疏迂阔的。他们对于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学之“爱”是出乎真诚的，这一点不必有任何怀疑，也力所能及做了些表彰儒学的工作。像跻身于“八及”之列的刘表曾在荆州推广儒学，招纳贤士，开创荆州官学。又像大名鼎鼎的孔子后裔孔融先生，在当太守的时候，也曾经开办学校，表彰儒术，还着力荐举了郑玄等第一流大学者给朝廷，使社会上的读书种子不至于因国事蜩螗而灭绝，儒家的学统不至于因人事代谢而中断。正是这个缘故，从小聪慧又有让梨情操的孔融在当时社会上名望很高，一度混出诸侯的模样。
可惜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这位孔融仁兄，在做青州刺史（大军区一级的司令）期间，袁绍的儿子袁潭统率军队来攻打城池。战况十分激烈，形势非常危急，“流矢雨集，戈矛内接”。你猜猜孔融他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呢，可以告诉你，按寻常的思维一定猜不着：这位仁兄既没有亲临前线浴血指挥，也不曾镇坐军帐居中调度，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安安稳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隐几读书，谈笑自若”！真是怡然自得，潇洒自如，颇有泰山倾崩于前而脸不变色的大家风范、雅人深致。当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城夜陷”。总算他还知道“逃之夭夭”，有逃命求生的本能，在敌军抓捕到自己之前，跌跌撞撞“乃奔东山”去了，只是苦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让袁谭麾下的将士们给一窝端，扣作人质，吃尽了苦头。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孔融，是活生生的一个典型书呆子的形象。因此史书称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他日他让曹操随便按个罪名砍去脑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君子从来斗不过小人，纯正的书呆子遇上“乱世之奸雄”还能有活路吗！
其实，其他许多党锢之祸中的儒林人物，又何尝同孔融有本质的差别呢？范滂被捕时，曾对儿子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伤心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后汉书•党锢列传》）。是啊！做坏事自己良心上不能忍受，可做好事当君子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如何是好，怎么才行，他们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留下千古奇冤；后人也没有本事替他们设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徒然呼唤奈何，真是左右不是人，前后都见鬼。这嗟叹，这悲鸣，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这类正直而迂阔于事情的儒生群体，对自己及其整个儒家学说之命运困惑迷惘的心态。
儒林异化的结果，不用说，当然是十二分的糟糕。它的持续，换来的是党锢之祸的发生。而党锢之祸的降临，李膺、陈蕃、范滂等儒家精英人物的被杀，宦官恶势力的无限膨胀，则表明东汉王朝已经腐朽反动到了极点，它已不再有任何的勇气，来倾听（更谈不上接受）不同的声音了。尽管这声音原本是出于维护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的“补天”而绝非居心叵测的“变天”。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几个独夫民贼已经黔驴技穷，彻底失去了实施专制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代表广大官僚们的信任与支持，东汉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果不其然，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公元184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隽列传》），如烈火之燎原，如激水之漂石，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丑陋的东汉王朝的丧钟撞响了！与之相应，则是长期以来高居庙堂、貌似神圣的儒家名教成为滑稽的笑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