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汉碑刻文献对先秦远古祖先的书写多追溯祖先源头或姓氏由来,虽遵循先秦经典的形式而内容多玄远不经;对秦代和西汉近世祖先的描写强调支系流布,但也未必真实;对服属之内父祖的书写则以官职的高低有无为准,如实书写。碑主身份与祖先描写关系密切,著姓祖先书写简单。立碑者与碑主的关系有时也会影响到碑文内容。祖先书写的知识来源主要有儒家经典与谶纬,私谱与姓氏书,以及当世史籍等。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东汉; 碑刻; 祖先; 书写;
东汉碑刻种类繁多,其中有两类内容是记述当世人物,毛远明先生称之为德政碑和墓碑。1这两类碑刻的书写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是讲述先世流传。这类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的思想潮流,为汉碑研究者所关注,并多从这个角度加以阐释:吕宗力先生在讨论碑刻中存在的谶纬神学时,将其中的谱牒书写与谶纬联系起来,认为一部分内容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关;2何如月先生认为碑刻上的祖先书写和儒家孝文化有关,且认为这些书写皆为写实;3范兆飞先生在讨论汉魏士族形成问题时,提及汉碑中部分祖先书写有夸饰的成分。4不过,如果在思想意识之外的角度,将汉碑中的祖先书写作为观察对象进行解析,会发现这类材料内部有明显的差异性。那么如何理解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这种不同?它是由何种原因造成的?本文即从这类材料文本入手,分析东汉祖先书写的规律、目的与影响因素。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汉碑中祖先书写的基本模式。
东汉碑刻作为仪式化的纪念物,其书写有一套成型的格式。大体可分为碑序和碑铭两部分。在碑序中祖先书写是基本内容之一,并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其典型的书写方式,是先世与近祖并书,如《曹全碑》:
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商周。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以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逝,是以位不副德。5
从碑文看,有关远祖内容,上溯到三代至西汉前期,说明姓氏由来和先祖渊源。对于服属接近的祖先则侧重写实,列其仕宦。碑文的撰写者似乎刻意区分先世和近世,写到近世祖先,特别加上“君”字,以加重语气,提示与前面有所不同。从内容看,叙述远祖,因其高远,则攀附三代名人,甚至有的碑文撰写者也认为不可靠,如《潘乾墓碑》:“盖楚太傅潘崇之末绪也。”6“盖”字表明了其无法肯定的语气。即使到了时间相对较近的西汉时代,也是笼而统之的叙述。
《曹全碑》中“君”字以下祖先从高祖写起,至碑主五世,是目前所见多数碑文的写法,大约和服属有关。与远祖书写相反,这类祖先则为写实,两者书写方式截然不同。这种虚写远祖,实写近世当是一种标准模式。但在这一标准模式之外,也有一些变例,即只写远祖或只写近祖。只写远祖的例子如《汉故山阳太守祝君碑》:“其先,盖高辛氏之火正,以能淳耀天地,曰祝融,遂获丰阜之胙。煇裔昌远,大乃侯伯。分仕诸夏。郑有祝聃者,君其胤也。”7只写近世的例子有《冯绲碑》:“幽州君之元子也。”8以下就从远祖、近世祖先以及服属内父祖的不同书写特点来着手讨论。
一 远祖的书写特点
汉碑中祖先书写体例驳杂、繁简不一,但是如果按照祖先时代远近分类观察,这种书写的内容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将东汉碑文中的祖先按照先秦远祖,服内父祖——主要指五世以内服属未尽的父祖辈,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秦代以后的近世祖先分成三类。先看先秦远古祖先的写法,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类型:
一是祖先的源头。这一部分的描述通常遥远而神奇。最常见的是上溯到三代之前的远古帝王,在碑文中记录的帝王有颛顼,《渡君碑》:“[其]先出自[颛顼]。”9帝尧,《衡方墓碑》:“肇先盖尧之苗。”10帝舜,《后汉田君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11仓颉,《上谷长史侯相碑》:“侯氏出自仓颉之后。”12高辛氏,《汉冀州从事张表碑》:“系帝高辛,爰暨后稷。”13禹,《故相府小史夏堪碑》:“帝禹之精苗。”14祝融,《汉故山阳太守祝君碑》:“其先,盖高辛氏之火正,以能淳耀天地,曰祝融。”15伏羲,《樊敏碑》:“肇祖宓戏,遗苗后稷,为尧种树。”16
除此而外,也有将先祖回溯到星宿、自然神灵等,如《汉司空宗俱碑》:“□先盖四岳之后。”17四岳的提法最早来自《尚书·尧典》,是早期儒家的观念。《汉孝廉柳敏碑》描述柳敏的祖先则直追天上星宿:“其先盖五行星仲二十八舍柳宿之精也。”18宋人已论及这种追溯之不经,如洪适对此评论:“颇类张姓连天之说,不典孰甚焉。”19赵明诚分析其成因:“其说亦可谓怪矣!自战国以来,圣人不作,诸子百家、异端怪说纷然而起,其弊至东汉而极焉。自非豪杰之士,卓然不为流俗所移,未有不从而惑者也。若此《碑》直以柳君得姓出于柳宿,果何所据哉?”20这类描写已经超出经典所包含的知识体系,它可以看成是以上古帝王做先祖的升级。因为与先祖相隔玄远,其追溯远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正本清源、真正搞清碑主之所由来,而是通过附会高古而神圣的祖先来彰显碑主血统的高贵,而这种祖先描述也无任何强制性的规范,其真实性在时人看来自然不必在意。
二是对姓氏由来的确认。这通常与商周时期的历史相连接,和先秦姓氏制度有关。《左传》隐公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21
这段话说明至少春秋时代的人认为,当时姓氏制度的起源有这样几种:来源所生、封土、官称、诸侯名字等。这代表了周代命氏的基本原则。先秦姓与氏有严格的区分,如后来郑樵总结:“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22汉代已经姓氏合一,这些功能业已不存,但汉碑碑文对姓氏的追溯方式与《左传》所记述的这一原则基本吻合,我们据此进行分类叙述:
(一)胙之土而命之氏。这在汉碑中出现的频次最高。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杨伯峻先生依据杜预注解释为“此谓天子封诸侯,既因其所由而赐之姓,又封以土地而命之氏。如周封舜后于陈,赐姓曰妫,命氏曰陈”23,即周王在封邦建国同时所命之氏。《汉彭城姜伯淮碑》有“爰封于吕,其裔吕望,佐周克殷,俾侯齐国,姓有姜氏,即其后也”24。不过,揆诸《国语·周语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25应该是姜姓吕氏,姜姓上溯,含糊地称为“姓有姜氏”,这是因为战国以后姓氏合流,到了汉代已经姓氏不分,因此当时也无必要严格因循周制。正因为如此,周代所封国号也被汉代人视为姓氏来源,等同于命氏,如下列碑刻:
《鲁峻墓碑》:其先周文公之硕胄,□□伯禽之懿绪,以载于祖考之铭也。26
《曹全碑》: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商周。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以氏焉。27
《汉故平都侯相蒋君之碑》:至于成王,先有天下,锡地□畿,俾侯于蒋,因而□□28。
《汉琅琊王傅蔡朗碑》: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国氏焉。29
鲁、曹、蒋、蔡皆为周初封国,碑主将其作为姓氏源头,以国为姓,并不考虑先秦时期命氏原则及姓与氏的区别。汉碑中祖先的模式化书写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并且在书写内容上也有体现,同一姓氏也会追溯到共同的祖先。汉碑的陈(田)姓是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虽然详略不同,但基本模式都是说起源于陈国,后奔齐,最后成为田齐的创建者:
《后汉田君碑》:自完适齐,因以为氏。30
《汉太尉陈球碑》:公生公子完适齐为桓公,公正其后,强大,遂有齐土。31
《陈球后碑》:盖周存六代,妫满继虞,建国于陈,遝完徂齐,实为陈氏。32
《汉陈度碑》: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后,以元女大姬配胡□□,封诸陈,至厉公而生公子完,奔齐,遂□□□并于正卿,以本国□氏□□□土。33
他们为何总要将其姓氏流传接续到出奔齐国的公子完呢?原因在于,齐国是周代封国中比较大的异姓诸侯国,从进入东周到秦统一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作为后来取代姜齐创建田齐的始祖,自然会在书写祖先记忆时留下浓重的一笔,且形成定势,值得夸耀。郭姓的起源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这一点:
《汉北军中候郭仲奇碑》:其先盖周之胄绪,虞郭建国,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晋克其邦。34
《汉故冀州从事郭君碑》:□藩虞郭,在河魏之间。遭晋荒强,乃丧厥土。亦世孳孳,职思其勋。子孙缨布,家于乐土,因国为氏。35
《汉郭辅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为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王,锡而封之,后世谓之郭。春秋之时,为晋所并,遭战国秦汉,子孙流分,来居荆土,氏国立姓焉。36
按《左传》记载,虢国被晋所灭,对碑主来说,并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上面三条郭姓起源,虽然都承认起于虢,但是其处理方式,与陈(田)姓的整齐划一有很大区别:《汉北军中候郭仲奇碑》如实按照经典书写;《汉郭辅碑》选择了中立的处理方式;《汉故冀州从事郭君碑》则是无辜者的形象。郭姓这种书写方面的差异,甚至还出现曲笔,也反衬出陈(田)姓来源的书写模式与祖先事迹有关。也正是因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这种书写得姓的目的,是通过祖先的光荣历史来衬托自己的尊贵,所以对于史实正确与否并不在意,比如胡姓的例子:
《汉太傅胡广碑二》:其先自妫姓建国南土曰胡子,春秋书焉,列于诸侯,公其后也。37
《汉陈留太守胡公碑》:其先与楚同姓,别封于胡,以国为氏。38
《汉太傅胡广碑二》和《汉陈留太守胡公碑》,虽然都以国为氏,但对其渊源记述却又不一致,一为熊姓(楚为熊姓),一为妫姓,说明得姓来源是否准确并不是考虑的重点。
(二)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这是指诸侯国内公族以其父祖的字作为族姓。汉碑中典型的例子是《汉故国三老袁君碑》:“周之兴,虞阏父典陶正,嗣满为陈侯。至玄孙涛涂,初氏父字,立姓曰袁。”39涛涂即陈国公族辕涛涂,见于《左传》僖公四年。以父字“辕”为氏,汉代袁姓追溯至此。这是周代命氏的原则,但汉代人在追溯姓氏起源时,也并不严格遵循经义,比如《武斑碑》:“[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功章[炳],[勋]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为]氏[焉]。”40他将得姓上溯到商代武丁,并认为这是“官族分析,因以为氏”,等同于周代命氏原则,说明东汉时期对于姓氏由来的追索并未严格遵循先秦既有的原则。
(三)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即以先世官名为族姓。41汉碑中的衡姓取商代阿衡之“衡”,尹姓取师尹之“尹”,皆为其例:
《浚仪令衡立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为氏。42
《衡方墓碑》: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43
《尹宙墓碑》:其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44
(四)邑亦如之。即以封邑为族姓,其原则和以官名为姓大致相同。如:
《汉故中常侍骑都尉樊君之碑》:食采于樊,子孙氏焉。45
《汉故梁相费汎碑》:其先季文,为鲁大夫,有功封费,因
为姓。46
《汉司空杨秉碑》:其先盖周武王之穆,晋唐叔之后也。末叶以支子食邑于杨,因氏焉。47
《汉益州太守高颐碑阙》:裔乎逢伯陵者,殷汤受命,陵有功,食采齐高乐邑,世为正卿。氏采建姓。48
《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其在周室,有士会者,为晋大夫,以受范邑,遂以为氏。49
卿士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掌握军政大权,负责国君的行政事务,封邑是国君给卿士的采邑,以为酬劳。因此先秦的卿士也是汉碑中姓氏书写的重要来源。不过,先秦命氏原则中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在汉碑中很难找到匹配的例子,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得姓方式太少,很难有解释的空间。
总体看来,汉碑中关于姓氏来源的书写,大致是按照先秦的模式,但也只是模仿其形式,其原因一方面是战国以来姓氏合流,两三百年以后,人们对此不甚了了;另一方面,他们选择姓氏起源,还有夸饰先祖以显示其出身高贵的社会心理。
二 近世祖先的书写
降及秦与西汉,距离立碑的东汉时期已不再遥不可及,东汉时人对这段历史已经比较熟稔,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祖先描述,比起上古三代更为详尽。在内容方面,开始重点强调祖先迁徙和支系流布:
《曹全碑》: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50
《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汉文景之际,爰自南阳,来家于成安,生惠及延。51
《樊敏碑》: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52
从上述碑文看,碑主先祖在汉代的流布,要写上明显的时间节点,或和重要历史事件建立起联系。与此不同的是,有的碑刻用模糊的语言来处理这段祖先的历史:
《汉故成阳令唐扶碑》:累世含祚,受天之怙,胤嗣弥光,为汉台辅。53
《汉稾长蔡湛颂碑》:迄于大汉,继践繁隆,内任台翼,外作股肱。54
《汉封丘令王元宾碑》:历秦及汉,有国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袭。皆能输力尽规,纪功载籍。55
“为汉台辅”、“内任台翼,外作股肱”、“宰相牧守”这些语词指的是担任过中都官和地方官,然而其中并未出现具体官称和祖先姓名,这也是一种虚写的方式。当然,即便有名有姓的实写,也不意味着完全是真实的。《张迁碑》对西汉先祖的顺序书写有序,皆为典籍立传的名人:
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56
碑文将西汉几位张姓名人张良、张释之、张骞,作为张迁在不同时期的祖先,这几位人物《汉书》列传有载。班固比张迁生活的时代要早,作为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却并没有记载这几人是同一家族,《张迁碑》为伪造世系无疑。又如《汉金乡守长侯君碑》:
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阨,谥曰安国君。曾孙酺,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临淮太守,拥兵从光武平定天下,转拜执法右刺奸武威司命大司徒公,封于陵侯。枝叶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济。57
这段话从汉初的侯公开始,精确到其曾孙、玄孙,似乎应该准确无误。可检视《后汉书·侯霸传》:“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本传写祖辈,只写血缘疏远身为宦官的族父,却将身为列侯的父亲搁置不理,显然不合常理。再检《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末年有明统侯侯辅,与碑中侯酺当是一人,被范晔忽略的可能也不大。另外,描写任职有“转拜执法右刺奸武威司命大司徒公”,这套职官,洪适指出了其中的错误:
按《高帝纪》:侯公归太公,封为平国君,非谥安国也。《侯霸传》云:武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再迁执法刺奸,后为淮平大尹,淮平即临淮也。《王莽传》:置执法刺奸,选侯霸等分督六尉,如汉刺史。谓霸尝作五威司命及执法临淮,在光武时,皆非也。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关内,既薨,方追封,则乡其子昱,徙封于陵尔。谓霸封于陵,又非也。58
我们将碑文和《后汉书·侯霸传》记载的仕宦经历对比,碑文记述的这些经历除了洪适所列的混写、篡改外,“武威司命”这一职官也有问题,本传云“王莽初,五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这是将其举荐人陈崇的官职误植到侯霸头上。碑文写任职经历亦不注意其准确性,可见即使对西汉时祖先罗列详细,亦不必以实录视之。有的碑刻更为简略,只写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一位先祖,如《汉冀州从事张表碑》:“天挺留侯,应期佐治。与汉龙兴,诞发神谋。君其胤也。”59《汉故冀州从事郭君碑》:“昔在霸世,雄彦棋跱。郭隗吐奇,显于战国。历秦迄汉,将相不辍,君其苗胄也。”60将张良、郭隗作为这一阶段先祖的代表,不详写后来的流传,可以看成是上述形式的简写。这也说明当时人认为这些都无须详尽开列,无非是形式而已。
除了攀附名人外,还有一种形式是直接和秦汉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如下面几个例子:
《汉北军中候郭仲奇碑》:遭嬴项之际,高祖初起,运天符命,斥秦擿楚,遂定汉基。枝叶云布,列于国郡。61
《尹宙墓碑》: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仙,或居三川,或徙赵地。汉兴,以三川为颖川,分赵地为巨鏕。故子心腾于杨县,致位执金吾。子孙以银艾相继。在颖川者,家于傿陵,克缵祖业,牧守相亚。62
《巴郡朐忍令景云碑》: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现任伯况,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屋甲帐,龟车留滞。家于梓橦,九族布列,裳絻相袭,名右冠盖。63
前两个例子均将秦汉之际鼎革作为其家族流布的节点,后一例则将汉初关中迁豪作为家族迁移的原因。秦、楚、汉间的战乱,秦汉时期的迁豪政策,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对于每一个家族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而家族析分同这些历史大事件构建起关联,写在碑上流传后世,显得十分稳妥。《汉太尉汝南李公碑》更明示东汉人虚写祖先是有意为之:“盖秦将李信之后,孝武大将军广之胄也,枝流叶布,家于兹土,文武继踵,世为著姓。”64“盖”字显示了把秦汉名将李信、李广作为其祖先,碑文撰写者亦不敢肯定。其后则使用“文武继踵,世为著姓”的套话来表示这一时期。这和远祖书写一样,多为虚写,反映当时人认为这无须证实,书写祖先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世系的真实。
当然,也有个别的碑文可能是实录,《汉故国三老袁君碑》:
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策。天下既定,还宅扶乐。孝武征和三年,生曾孙幹,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后赐金紫,迁修成之。幹薨,子经嗣。经薨,子山嗣。传国三世,至于王莽而 绝。65
其先祖值得书写的事情是参与过“斩贼公先勇,拜黄门郎,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这件事在《汉书·酷吏传·田广明》中有记载:
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轑阳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上曰:“女欲不?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66
史书记录这件事,对封于遗乡者并未指出其姓名,大约其身份卑微,只以其官职“小史”代之,而碑文却将其列为先祖,并对之后的世系书写流传有序,此处是实写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如此,这类书写在东汉碑刻中还是占少数。67碑刻文字对于这一时段的写法还是上古三代祖先书法的继续,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其虚构夸饰先祖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三 服属之内父祖的书写
与远祖书写不同,对于高祖或曾祖以下的近世祖先,则是完全写实的。其标准写法是将高祖或曾祖以下罗列其职官、名字等,除了前揭《曹全碑》外,又如《娄寿墓碑》:“曾祖父攸《春秋》,以大夫侍讲,至五官中郎将。祖父太常博士,征朱雀司马。亲父安贫守贱,不可营以禄。”68不过,更多情况下汉碑描写父祖辈世系时只写一个官职,这或许是其最后所任职官或曾任最高职官:
《尹宙墓碑》:君东平相之玄,会稽大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孙,守长社令之元子也。69
《汉广汉属国侯李翊碑》:牂牁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之元子也。70
《汉童子逢盛碑》:薄令之玄孙,遂成君之曾孙,安平君之孙,五官掾之长子也。71
与上述从高祖开始写起的标准书写方式相比,汉碑中对服属内祖先的记述更多的是简省写法,通常只写父、祖,如《汉故郎中王政碑》:“汉中太守之孙,从事掾之第三子也。”72甚至还有更为简省的写法,即只写其父,如《陈球后碑》:“广汉太守之元子也。”73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对于近世血缘祖先的书写要受制于两点:一是无法杜撰,二是还要有值得书写的事迹。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选择性书写。这种选择性书写也有旁证,即除了写直系外,杂糅旁系叔父兄弟等。这也分成两类,一种是父祖兄弟同写:
《衡方墓碑》:君之烈祖,少以儒术,安贫乐道。履该颜原,兼修季由。闻斯行诸,砥仁疠□,□□□土。阶夷愍之贡,经常伯之宾。位左冯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庐江大守,兄雁门大守。74
《夏承碑》: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弟也。累叶牧守,印绂典据,十有余人,皆德任其位,名丰其爵。75
《武荣墓碑》:君即吴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长史之次弟也。76
能够写进碑传的兄弟,以是否有官职为标准,比如《武荣墓碑》“敦煌长史之次弟”,意味着武荣还有另外的弟弟,却没有写进碑中,只写其兄长,原因可能就是他有官职。而《王舍人碑》“□□从事君之季弟也”、《汉金乡守长侯君碑》“君则上党太守之弟”,只写其兄,未写其父,而其兄皆有官职,这极可能是家族其他成员(甚至包括其父)官职无可称述所致。
第二种也是一种祖先书写的变例,即写曾祖和祖父,父辈只写叔伯,不写其父,却写兄弟或其子。《汉故安平相孙府君之碑》:“司空公之伯子,乐安太守之兄子,汉阳太守侍御史之兄,乘氏令之考。”77《汉议郎元宾碑》:“鲁相之孙,成德□□□□东安平令北海相(下缺)守之弟子,中牟令兄子也。”78如果从曾祖或祖父算起,其家族成员一定不止碑中这几人,但能否写进碑中一定以是否担任职官为门槛。撰文刊碑是以展示碑主行状为目标,祖先书写也是为此服务,这就需要选择家族世系中值得书写的部分。并且,《汉故安平相孙府君之碑》中排列次序是堂弟(司空)—叔父(太守)—弟(太守)—子(县令),这既不是按照血缘远近,也不是按照辈分高低,而是以官职高下为标准,更可说明这一点。《汉太尉汝南李公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东郡太守,父受纯懿之姿,粹忠清之节,夙夜严慄,孝配大舜。”79碑文有曾祖而无祖父,又写到父辈旁系的伯父,其中原因就是伯父为东郡太守,而祖父可能无官职可书,故而略掉。父亲虽然需要写上,但是因为没有官职,只好用华丽的辞藻掩饰,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导致碑刻书写模式化下的无奈之举。
四 碑主、立碑者与祖先书写形式的关系
如前所述,汉碑祖先书写遵循着一定的模式,但是总体看来又繁简不一,这与何种因素有关呢?我们先分析汉代碑刻的外缘因素。首先考虑碑的容字,将现存汉碑按照著录的面积计算,面积从4.3平方米的《鲁峻墓碑》到0.28平方米的《孔谦墓碑》,大小相差极大,这可能会影响刊刻的字数。不过,碑文内容除了历书先祖以外,还要详写碑主个人生平等,各部分详略不一,还有字迹大小等因素,因此这两者无法建立起关联。其次是汉碑分布的地域。汉碑体积庞大,立碑之后,其移易的范围不会太大,我们从出土地角度以现代省域为界(现在碑刻著录出土地亦是如此)做了大致排比,各地也繁简不一,无规律可循。这大约是因为东汉树碑已是遍及全国的俗尚,地域性特征弱化。复次,从立碑时间考察,目前所见东汉碑刻著录时间从永元四年(92)至建安二十一年(216),时间跨度有124年,但前期极少,只有《袁安墓碑》(永元四年,92),无祖先描述,80《汉司空袁敞碑》(元初四年,117),只写“司徒公之第三子”,《李昭墓碑》(元初五年,118),也只写“其先□富波君□”,其余集中在建和元年(147)之后,虽然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但毕竟样本太少。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碑主身份与立碑者这些直接相关的角度来观察祖先书写的特征。
通过排比碑主身份观察,最容易发现的规律是著姓碑主对祖先的书写比较简单,比如前言《汉司空袁敞碑》有“司徒公之第三子”。汉代有名的著姓是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因此杨氏也同样简单。《司空文烈侯杨公碑》:“惟司徒之孙,太尉公之胤子。”81只写父、祖。当然也有书写稍繁缛的,如《汉司空杨秉碑》:“其先盖周武王之穆,晋唐叔之后也。末叶以支子食邑于杨,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无绪,暨汉兴,烈祖杨熹,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业,绂冕相继。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辅,考安登司徒、太尉。”82尽管如此,对远祖的描述也不是玄乎其玄,只模糊地追溯到周代,并且按照儒家经典的记载,尚未离经叛道。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只是汉碑初兴内容简省的结果,然而在树碑俗尚流行、内容极为繁复的风气下,其对先世的描述也同样简单,那么祖先书写的繁简与碑主身份之间就完全可以构建起联系。对这一点,碑刻中孔氏家族对先世的描写更为典型:
《孔宙墓碑》:孔子十九世之孙也。83
《孔彪墓碑》:孔子十九世之孙,颍川君之元子也。84
《孔谦墓碑》:宣尼公廿世孙,都尉君之子也。85
《孔褒墓碑》:孔子廿世之孙,泰山都尉之元子也。86
《孔君墓碣》:孔子十九世之孙。87
以上五例除《孔宙墓碑》和佚名的《孔君墓碣》外,其他三通皆先写与孔子的世系关系,然后紧接着写其父亲,呈现出简单而模式化的特征。这是因为在东汉时期,孔子世系有一套公认体系,比如班固在《汉书·孔光传》中罗列出的世系为: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顺,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88
这反映了在儒学昌达的东汉时代,孔氏一族的高贵身份不言自明,因而毋须通过粉饰祖先来彰显血统,显示出对自己出身的自信。袁氏、杨氏等东汉时期因儒学而兴的著姓,虽然从门第角度不及孔氏后裔,但就其在当时的影响力来说,也不须太在意对祖先的夸饰。
汉代宗室到了东汉后期枝丫繁多,身份也不似西汉时那么显赫,但是在祖先书写时还是要彰显一下其皇室血统。目前存有两通碑主为宗室成员的汉碑:
《汉光禄勋东平无盐刘曜残碑》:盖孝文枝胄,梁孝河东之裔孙也。祖考山阳令,显考伯人令。89
《刘熊碑》: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仍其则,子孙亨之。分源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相继丕显。□□□□,□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90
《汉光禄勋东平无盐刘曜残碑》称“盖孝文枝胄,梁孝河东之裔孙也”,说明他已是皇室疏属,但仍然要标记上自己的皇室血统,尽管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却也可以展示其相对于他姓的优越感。《刘熊碑》近世祖先世系清楚,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祖父是因谋反自杀的广陵王刘荆,父为被汉明帝封为三位乡侯之一的刘荆之子,因刘熊是季子,故未继嗣为侯,其血缘相较刘曜来说与皇帝更近。尽管如此,他仍然要溯源至高祖刘邦,说明拥有皇室祖先仍为时人所崇敬。
不过,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悬隔不同,汉代除了孔氏、皇室,其他姓氏是否为著姓界限并不明确,能够确定是著姓的,除了杨氏和袁氏这种公认大族外,其他数量更大的碑主并无明确的标准来界定。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几通未入仕者的碑刻来观察,先将其对祖先的描述移录如下:
《汉孝廉柳敏碑》:其先盖五行星仲二十八舍柳宿之精也……或闻生柳惠国大夫,而流俗称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部府丞。91
《汉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其祖李伯阳,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后雄俊豪杰,往往崛出。自战国至汉,名臣踵继,枝胄散逸,其迁于宛尚矣。王莽窃位,汉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复郊庙,锡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时相 逐。92
《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陶唐氏之后也。其在周室,有士会者,为晋大夫,以受范邑,遂以为氏。汉文景之际,爰自南阳,来家于成安,生惠及延。延熹二年,官至司农,廷尉,君则其后也。93
这些平民石刻对祖先的描述呈现出两极化:对远祖极尽夸张,将其祖先上推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名人,甚至星宿,比起著姓的祖先要显得更为高贵。然而涉及父祖,或官位不显,如柳敏父为郎中、府丞;或虚写,《汉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只笼统地说“王莽窃位,汉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复郊庙,锡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时相逐”,而无具体所指。
平民碑刻对祖先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为仅简单地罗列近世祖。这一类型典型例证有前揭《汉童子逢盛碑》《娄寿墓碑》两通,这类碑刻的特点是本人没有值得称述的官职,而服属之内的父祖辈亦无人居高官。娄寿虽然曾祖、祖父为官,但父亲则为布衣;逢童早夭,追述四代,但只有高祖为县令,父为五官掾,曾祖与祖父则无官位,均非著姓,于是选择了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方式。汉碑中数量更多的是介于名享天下的著姓与普通布衣之间的官吏,虽然其世系的书写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但攀附远古名人为祖先起源却是一种常态。
碑主身份决定了祖先书写的内容,从立碑者角度也能够看出这一问题。目前所见立碑者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门生、故吏,他们刊石立碑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碑主身份不同,其内容也呈现不同的面貌。比如上述孔氏诸碑和杨氏诸碑,皆为门生和故吏所立,却不似其他所立石碑内容之玄远繁复,这说明了碑主身份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不过,在这一原则下,碑刻内容有时也会显现出立碑者的主观意愿,这从两类立碑群体中可以看出:一是立碑者为碑主子孙,如下几例:《鲜于璜墓碑》立碑者“君之孙鲂、仓、九等,乃相与刊山取石,表谥定号,垂之亿载,以示昆苗”。其书写祖先部分的内容为:
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汉胶东相之醇曜,而谒者君之曾,孝廉君之孙,从事君之元嗣也……君三子,大子讳宽,字颜公,举有道,辟太尉府掾。中子讳黼,字景公,郡五官掾,功曹,守令,幽州别驾。小子讳晏,字鲁公,举孝廉,谒者,雁门长史,九原令。胶东君讳弘,字元誉。中子讳操,字仲经,郡孝,灌谒者。子讳琦,字玮公,举孝廉。子讳式,字子仪,故督邮,早卒。督邮子讳雄,字文山,州从事。子,即君是也。94
《汉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亦为其子所立,“哀子懿达、仁达,衔恤哀痛,靡所写怀,乃撰录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门人,睹文感义,采石于南山,懿之群儒,假贞石以书焉”。其祖先书写为:
曾祖中水侯,祖将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将军,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诞生孝章,婚姻帝室,世为名族。95
除了上述两通汉碑外,还有上引《汉故国三老袁君碑》,也是其后代参与树立,“于是厥孙卫尉滂,司徒掾弘等,乃刊石作铭”。就这三通子孙所刊碑刻内容看,比起他人立碑,更注重祖先,特别是近世祖先书写的真实性,《鲜于璜墓碑》甚至从高祖之父写起,96并且还加入碑主子辈信息,这反映了子孙作为立碑者在碑文撰写的整体模式下,还要以碑主为中心,把碑文中祖先书写作为展示家族谱系的一个载体,藉之流传久远的愿望。
二是立碑者为地方官吏、友朋等关系较门生、故吏、子孙稍疏远者。如陈留太守为范丹立碑,其中有“唐陶氏之后也。其在周室,有士会者,为晋大夫,以受范邑,遂以为氏。汉文景之际,爰自南阳,来家于成安,生惠及延。延熹二年,官至司农,廷尉,君则其后也”97,联系到前引《巴郡朐忍令景云碑》,对西汉时期祖先也是以重要事件作为描述的节点,而其立碑者为后任的朐忍令雍陟。可以看出官员立碑的目的主要是显示一种姿态,与家族成员详细写清楚世系不同,甚至也缺少像门生、故吏与碑主之间的情感,而试图通过夸饰祖先来彰显碑主身份。另外,官员对碑主先祖与身世也未必会有详细的了解,这也限制了碑刻的内容精准度。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友朋立碑,这样的例子在汉碑中不多,如《汉玄文先生李子材铭》称立碑者为“故好友朋”,其祖先书写内容为“其祖李伯阳,周柱下史,睹衰世而遁焉,其后雄俊豪杰,往往崛出。自战国及汉,名臣踵继,枝胄散逸,其迁于宛尚矣。王莽窃位,汉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复郊庙,锡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时相逐”98。这段话对战国以后的近世祖先没有写出具体人物,只是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建立起模糊联系。其原因和官吏立碑一样,受制于情感和技术原因,祖先书写部分徒具形式。
当然,在立碑者、碑主与祖先世系书写方式之间如果要梳理出一条整齐划一的线索是不现实的,它受制于碑主身份、立碑者的主观意图,甚至石碑大小,时代先后等外缘因素的影响。但是从碑主身份和立碑者与碑主关系等方面观察,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隐约呈现出社会风尚和人为因素在其中的影响。
五 汉碑祖先书写的知识来源与产生的社会背景
汉代碑刻中祖先世系书写虚实相间,真伪参半,呈现了复杂的形态,其主要目的都是通过列举祖先的高贵身份来衬托碑主血统。这种世系描写要建立在整个社会公认的知识体系之内才能被时人所接受。东汉时期社会学术环境也的确提供了相应的基础,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类:
首先是经学的发展。儒学自西汉中后期成为统治者认可的意识形态之后,熟悉儒家经典也是士人必备的素养,而东汉碑文多由士人撰写,99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些碑刻的出现和儒士的兴起有关,100因此这就使得经典中的相关内容成为他们撰写碑文的重要知识来源。我们以《诗经》为例,如《张迁碑》“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典出《诗经·小雅·六月》。又如《尹宙墓碑》“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典出《诗经·小雅·节南山》。这两条高文先生已经指出。101此外,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经历了王莽时期对经学的推崇,后汉时经学家兼修今古文而不是专注于今文经,如郑玄、马融等。因而在这些古文经的经典中,特别是作为古文经的《左传》,其中有大量对先秦历史的记述,极大地拓展了上古世系知识的来源,为祖先书写提供了大量依据。如《潘乾墓碑》:“盖楚太傅潘崇之末绪也。”据《左传》文公元年,潘崇曾辅佐楚太子商臣继承王位。前揭《汉故平都侯相蒋君之碑》:“至于成王,先有天下,锡地□畿,俾侯于蒋。”蒋在周代是名气不大的诸侯国,仅见于《春秋》经和《左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和经典关系密切的谶纬对经典有更为夸诞的解说,更能迎合立碑者神化碑主祖先的需求,因而同样也是碑刻中祖先世系描写的素材。汉代谶纬文献多已散佚,但从今人辑得的佚文中,仍然能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汉故成阳令唐扶碑》:“其先出自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对于这一传说,在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中的多种谶纬书有这样表述,如《诗含神雾》:“庆都与赤龙合昬,生赤帝伊祁,尧也。”102《春秋元命苞》:“尧火精,故庆都感赤龙而生。”103《春秋合诚图》:“尧母庆都,有名于世,盖大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104《河图》:“庆都与赤龙合,生帝于伊尧。”105
其次,家谱与姓氏书的出现。儒家经典,包括纬书,其书写的重心毕竟不是以世系谱录为主,也无法满足不同姓氏对祖先世系和得姓的书写需求,因此这时也有抛开经典,专门叙述姓氏类的书籍。东汉时期王符《潜夫论》中有《志氏姓篇》,应劭《风俗通义》中专门有《姓氏篇》,其共同特点是,一方面提出了得姓的方式,与上引《左传》隐公八年那条材料类似:
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微末,因是以为姓,则不能改也。故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106
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107
这些尚未脱离上引《左传》隐公八年那条命氏原则。另一方面,以此为根据,进一步梳理出了不同姓氏的来源。从王利器先生所辑《风俗通义·姓氏篇》佚文看,就有500多个姓氏,其全部内容当然就更可观了。108这样基本可以满足当时人对远祖的追溯。在《姓氏篇》佚文的内容中,姓氏来源既有和儒家经典吻合的一面,比如:
殷氏,氏于号,唐、虞、夏、殷是也。109
田氏,陈敬仲始食采地于田,由是改姓田氏。110
衡氏,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见《诗传》,子孙以衡为氏。一云:鲁公子衡之后,以王父字为氏。111
当然也有与儒家经典的记载不同之处,如:“张氏,张、王、李、赵,皆黄帝赐姓也。又晋国有解张、高张侯,自此晋国有张氏。”112即张氏来源有两途,一是黄帝赐姓,二是来源于晋国臣名,这与《汉冀州从事张表碑》《张迁碑》所说张姓来源于西周的“张仲孝友”不同;又如“武氏,宋武公之后,氏于谥”113,而《武斑碑》则认为是来源于武丁。《潜夫论》中也有一个例子,《志氏姓篇》:“夫黎,颛顼氏裔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祝融之孙,分为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芈。”114《故山阳太守祝君碑》:“其先,盖高辛氏之火正,以能淳耀天地,曰祝融。遂获丰阜之胙。煇裔昌远。大乃侯伯。分仕诸夏。郑有祝聃,君其胤也。”《潜夫论》所记祝融本为名,后分为八姓,其中并无祝姓,而祝睦碑直接截取祝融之祝。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丰富的姓氏知识来源,立碑者可以根据需要择取,并无严格约定。
复次,私谱的出现。当时豪族的发展也有对家族谱系整理的要求,因而也出现了谱牒,《后汉书·袁绍传》:“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对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私谱,陈爽先生曾进行了考证。115私谱一方面可以为近世祖先的书写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能防止冒领姓族,保证近世祖先书写的真实。除了前面举出几例有选择地写近世父祖以外,《赵宽墓碑》对祖先世系的描写,已经有了族谱的雏形:
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讨暴有功,拜关内侯。弟君[宣],密靖内侍,报怨禁中,徙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该于威谋,为汉名将。外定强[夷],即序西戎;内建筹策,协霍立宣,图形观□,封邑营平。元子卬,为右曹中郎将,与充国并征,电震要荒,聝灭狂狡,让不受封。卬弟传爵至孙钦,尚敬武主,无子,国除。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繤为侯。宗族条分,裔布诸华。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豊,字叔奇,监度辽营谒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为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116
马衡先生说:“详载世系,至十世之远,为汉碑中罕见之例。所载名字官位,多可补正两《汉书》之缺误,意盖出自其家谱牒,或较史家所纪为正确也。”117另外欧阳修针对《后汉司隶从事郭君碑》内容,认为“前世碑碣,但书子孙,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载其兄弟甚详。盖古人谱牒既完,而于碑碣又详如此,可见其以世家为重”118。这些情况说明,私谱已经有了发展到碑刻中的倾向,也是碑刻的知识资源之一。
当世史籍也为世系书写提供了素材。当时人除有意识地在经典和姓氏著作中寻求祖先来源的答案外,当世的史书或许也能够在无意间提供支持。《东观汉记》是东汉时期经过几代史官纂修而成的当代史,书中记述人物时,同样也有这样的写法,如范晔《后汉书·梁统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梁统)其先与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同书《冯鲂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冯鲂)其先魏之别封曰华侯,华侯孙长卿食菜冯城,因以氏焉。”119另外《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裴注引韦昭《吴书》曰:“晋有大夫杨食采于步。后有步叔,与七十子师事仲尼。秦汉之际,有为将军者,以功封淮阴侯。骘其后也。”120韦昭作为汉末三国人,他的撰写方式,与碑刻写法十分接近。这也给碑刻世系书写提供了现成的素材。
东汉时代知识的储备为祖先书写提供了基础,碑刻的书写方式能够流行,还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一是大族兴起发展后,家族意识觉醒。西汉中后期以后,豪族兴起,为了保证对族人的控制和凝聚,追忆祖先光荣历史成为必要的形式和手段,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后汉书·循吏列传·秦彭》:“秦彭字伯平,扶风茂陵人也。自汉兴之后,世位相承。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121被称为“万石秦氏”这件事据《东观汉记》记载,发生在西汉后期元、成之间,说明至少从此时起,家族中有显赫地位的人为时人艳羡,并且也值得刊石流传。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汉代对家族历史书写的另一面,即与魏晋时期贵族门第已经制度化不同,尽管有四世三公袁氏和弘农杨氏这样的著姓门第,但总体说来,这时的社会阶层尚未完全固化,只要有意愿,每个立碑者都可以将自己的祖先攀附到名人,而没有来自制度和世俗的压力,这也就给了他们广阔的解释空间和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是儒学兴盛,其经典不仅提供了知识资源,也促进了对祖先世系的重视。王莽大兴儒学,也刻意塑造出慎终追远的政策导向,如梁鸿“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122。王莽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取儒家经义,为其臣下塑造高古的祖先。又,前面总结的东汉孔氏家族在碑文中对祖先的描述,使用统一的模式,以孔子为标杆,著姓家族只写显赫近世祖所显示出的血统自信,在儒学定于一尊的氛围下,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渲染祖先的俗尚。
将祖先世系书于碑上,几乎成为碑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碑主身份多为官员、大族,这就反映了东汉时期豪族发展,重视家族意识的社会现实。祖先书写的内容一方面来源于庞杂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隐约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说明豪族从单纯的经济扩张发展到追求精神文化方面的自觉意识,有了门第观念的趋向,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前奏,但与魏晋门阀界隔分明的士庶之别相比,东汉后期碑文中的祖先书写又体现出过渡时代的特点。
注释
1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191页。
2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3—284页。
3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0、116页。
4范兆飞:《胙土命氏:汉魏士族形成史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
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57页。本文所引碑文中的碑别字一律改成通行汉字。碑名以整理者命名为准,不作统一。
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35页。
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063页。相同的例子还有《渡君碑》,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21页;《汉益州太守高颐碑阙》《汉故荆州从事苑镇碑》等,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82、439页。
8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60页。相同的例子还有《王舍人碑》,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49页;《汉郑季宣碑》《汉议郎元宾碑》《汉堵阳长刘子山断碑》《汉廷尉仲定碑》《汉汝南周巨胜碑》,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40、548、634、635、833页。
9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22页。另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44页;《汉故郎中马江碑》《汉益州太守高颐碑阙》《汉绥民校尉熊君碑》等,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14、782、786页。
10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79页。另有《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汉故成阳令唐扶碑》等,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6、1099页。
1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379页。另有《汉太尉陈球碑》等,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82页。
1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444页。另有《汉琅琊王傅蔡朗碑》等,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32页。
1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95页。
14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85页。
1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1063页。
1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82页。
1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58页。
1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82页。
19[宋]洪适:《隶释》,《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页。
20[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04页。
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62页。
22[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页。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1页。
24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69页。
25《国语·周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2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53页。
27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57页。
2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30页。
2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33页。
30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379页。
3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82页。
3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83页。
3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55页。
34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23页。
3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90页。
36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95页。
3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851页。
3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417页。
3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1338页。
40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157页。
4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2页。
4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94页。
43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79页。
44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13页。
4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50页。
46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76页。
4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59页。
4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82页。
4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7页。
50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57页。
5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7页。
52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82页。
5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1081页。
54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1078页。
5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58页。
5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64页。
5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07页。
58[宋]洪适:《隶释》,《隶释·隶续》,第93页。
5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97页。
60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90页。
6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23页。
62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13页。
63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45页。
64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66页。
6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1338页。
66《汉书》卷九〇《酷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64页。
67另有《汉故中常侍骑都尉樊君之碑》:“在汉中叶,笃生哲媛。作合南顿,实产世祖,征讨逆畔。复汉郊庙,而樊氏以帝元舅,显受茅土,封宠五国。寿张侯以公德加位特进。其次并以高声处卿校侍中尚书,据州典郡,不可胜载,为天下著姓。”(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50页)作为东汉初年的外戚,世为著姓的樊氏家族,东汉人冒领的可能性不大,也可以认为是实写。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具有这样身份的人比例亦不会太高。
68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65页。
69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13页。
70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61页。
7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02页。
7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35页。只写祖和父的还有《汉袁满来碑铭》《汉汝南周巨胜碑》《汉光禄勋东平无盐刘曜残碑》《汉彭城姜伯淮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汉太尉杨公碑》《汉幽州刺史朱龟碑》《汉封丘令王元宾碑》《汉故平都侯相蒋君之碑》《汉陈留太守胡公碑》《汉故郎中马江碑》等,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95、833、792、769、764、762、715、557、530、417、615页;《鲁峻墓碑》,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52页。
7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683页。只写其父的例子还有《汉孝廉柳敏碑》《汉司空袁敞碑》《汉甘陵相尚书袁博碑》《汉冀州刺史王纯碑》《汉北军中候郭仲奇碑》《汉廷尉仲定碑》《汉金城太守殷君碑》《汉冀州从事郭君碑》《汉相府小史夏堪碑》《汉太傅胡广碑一》《汉太傅胡广碑二》《汉孔德让碣》,分别见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82、507、509、551、623、635、686、690、985、849、850、1001页;《李固残碑》《冯绲碑》《杨统碑》,分别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162、260、270页。
74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79页。
7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07页。
7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40页。
77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05页。
7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48页。
7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66页。
80王家葵先生力辨其伪,参看王家葵《汉袁安碑研究》,收入其著《玉吅读碑:碑帖故事与考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
8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64页。
8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59页。
83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42页。
84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18页。
8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191页。
8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24页。
87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195页。
88《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2页。
89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792页。
90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65页。
9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584页。
92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5页。
9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7页。
94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256页。
95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9页。
96张传玺先生说:“汉碑例书先世至高祖者少见……书及高祖之父者,璜碑之外未见。”参看张传玺《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收入氏著《秦汉问题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97《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7页。
98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第975页。
99何如月先生说:“东汉碑文,多由文士撰写,碑文是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文士写作的主要体式之一。据文献记载,东汉时桓麟、崔瑗、胡广、马融、卢植、服虔、刘珍、蔡邕、边韶、张升、张超、皇甫规、孔融、杨修、潘勖、樊钦等人,都撰写过碑文,但除了蔡邕外,其余大多数人的碑作今天已经失考或不存。”参看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第113页。
100王静芬先生说:“汉碑具有丧葬、纪念和教育的功能,并昭示了儒家的价值观。它的广泛使用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儒士——的兴起有关,他们既是这些纪念碑的出资者,也是其受众。”参看王静芬著,毛秋瑾译《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和之后的运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页。
101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2、426页。
102[日]安居香山、[日]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2页。
103[日]安居香山、[日]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591页。
104[日]安居香山、[日]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764页。
105[日]安居香山、[日]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222页。
106[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1页。
107[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5页。
108仓修良先生甚至认为这就是谱牒学的著作,参看仓修良《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109[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10页。
110[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14页。
111[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23页。
112[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21页。
113[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32页。
114[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412页。
115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25—28页。
116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20页。
117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五《石刻·汉三老赵宽碑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78页。
118[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19《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65页;《后汉书》卷三三《冯鲂传》,第1147页。
120《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36页。
121《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秦彭》,第2467页。
122《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27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