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蒋庆先生于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在北京参加“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已经讲者订正。

非常遗憾，这套丛书的实际编辑者和功劳最大的人没有来，这套丛书的出版要感谢任重君，他是这套丛书的实际主编，还要感谢为这套丛书出了力的许多朋友们，当然，也要感谢传敢兄、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了这样一套好书。

我们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我想这是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有生命力的一个词——“儒生”——现在正式出现公开的出版物中，并且在北京为这个词的出现召开学术会议。这是一百年来第一次！这一百年来儒家的命运，刚才大家都讲了，是全方位崩溃，儒家全方位崩溃的一个特点就是“儒生”这个承载儒家价值的群体消失了。我们知道：儒家价值是靠人来担当的，先儒所谓“道由人传”即是此义。中国百年来承载儒家价值的群体都消失了，信奉儒家价值的人都没有了，社会上哪里还有人来承担“往圣之道”呢？所以，我们说“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是一百年来“儒生”第一次通过这套“儒生文丛”的方式集体地向社会展示：中国现在重新出现了一群活着的信奉儒家价值的“儒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诉求就展现在这套从书的中。这是“儒生”这一儒家群体在中国消失一百年后的第一次重现！所以说，“儒生”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儒家在当今中国并没有死，当今中国通过“儒生”群体的出现证明了儒家开始获得了新生。

陈明刚才讲到了美国汉学家艾恺写了一本《梁漱溟传》，副标题是“最后的儒家”，现在看来这个副标题要改写了，因为儒家通过“儒生”群体的重现获得了新生。今天我们追昔抚今，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徐复观先生晚年时弟子问他，你这一辈子做的是什么事，他说他一辈子做的事就是给孔子披麻戴孝，为孔子守灵。他们当时身处天崩地裂的反儒时代，心境无限的悲凉，因为儒家在中国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时至今日，看到“儒生”重现于中国大地，使我想到“儒生”在全盘反传统时代的生存状况。康有为晚年，大概民国十几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他有一个学生叫俞伟臣，是浙江上虞人，跟他学了两年儒家。俞伟臣当时写了本名为《六期政策》的小册子，认为中国不治，在孔道式微；欲救中国，必倡孔教。后来康有为去世，全中国反孔废儒日愈激烈，俞伟臣看不到任何希望，天昏地暗，举国病狂，非圣无法，于是悲愤至极，抱着孔子的牌位跳东海自尽，为儒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才22岁啊！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受…很不舒服…(数度哽咽)，现在我们“儒生”这个群体出现了，回想当年为儒家献出生命的年轻“儒生”，我们感慨万千！现在看来，俞伟臣是“儒生”殉教的最年轻的烈士，是“儒生”守死善道的人格榜样，如果以后我们恢复了儒家的文庙祭祀系统，康有为的这个学生一定要纳进去配祀孔孟！这一百年来我们只看到梁巨川、王国维这样一些儒家殉教者，没有看到年轻的儒家殉教者，俞伟臣殉教的材料我是最近才发现的。

时至今日，我们感到很欣慰，这二十年来我们“儒生”的群体慢慢出现，不光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儒生”群体也在逐渐形成。比如儒士社，他们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都慢慢成长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儒家诉求。我想如果康有为九泉有知，俞伟臣九泉有知，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儒家儒教全盘崩溃，“儒生”群体彻底消失，而今天儒家儒教正在中国逐渐复兴，“儒生”群体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在重新出现了。

至于“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当然现在评价还为时太早，但是， 我相信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来评价这套《儒生文丛》的话，它是一百年来第一次以“儒生”名义出版的丛书。这套丛书标志着“儒生”群体在当今中国正式出场，并且向社会展示了“儒生”以群体的方式出现的重大时代意义。也就是说，《儒生文丛》的出版向中国社会表明：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儒生”群体并没有死，儒家既不是游魂也不是孤魂，而是涌现在中国社会中的活生生的儒家价值信奉群体！那种认为儒家是游魂或孤魂的说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即儒家儒教在当今中国没有死，已经再生复活！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当初建阳明精舍就是要证明儒家没有死，因为当时中国许多研究儒家的学人都认为儒家在中国大陆已经死了。当时我很不服气，我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人信奉儒家，儒家在中国大陆就没有死。我认为我是信奉儒家的，所以儒家在中国大陆没有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想我还活着，儒家就没有死。如果中国没有一个人信奉儒家了，那儒家就真死了。现在看来，儒家没有死，儒家又再生了，因为“儒生”群体已经重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所以，艾恺说梁漱溟先生是最后一个儒家，这个评价已经过时了，现在信奉儒家价值的“儒生”不仅不是一个，而是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群体，这套《儒生文丛》就是当今中国“儒生”群体重现的见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儒生文丛》出版的历史文化意义很大。

尽管如此，当今中国“儒生”群体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中国“儒生”的存在状况是“弥散性儒生”，这些“儒生”没有团体组织的存在方式，各自在大学里教书研究，各自在社会上从事活动，各自在网络上沟通交流，大家只是偶然开会时才聚一聚。刚才大家讲到只以这种弥散性的方式结合不够，这种弥散性的方式展示不出“儒生”这个群体的组织性的存在力量与强有力的存在方式，所以我想中国除了需要“弥散性儒生”外，还需要“组织化儒生”，有了“组织化儒生”，才会如秋风刚才所说的“儒生”群体才会具有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分散的个人再多也难以形成合力改造社会。刚才大家也讲到，我们这个社会变迁了，科举制度没有了，家族制度没有了，乡绅制度没有了，“儒生”的组织化必须寻求新的方式，这种新的组织化方式就是法律化的存在方式。还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传统制度不一样，传统的君主制度，相对来说还具有某种开放性，孔孟可以去游说诸侯，文中子的弟子可以辅助君王从事政治实践，而现在的体制相对说来封闭性较大，作为分散的个人，儒家价值很难进入到社会和政治里面去。所以，“组织化儒生”就非常重要。现代社会是法律的社会，中国也是这样，所有的团体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才能获得存在资格，“儒生”团体也不能例外。“组织化儒生”的存在团体无非就是三种：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与政治团体，不管这三种团体的内容有何不同，都必须是法律形式的存在方式。现代社会是法律化的社会，没有办法，今后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形成“组织化的儒生”。或许再隔五年、十年，再编辑一套儒家丛书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弥散性儒生”在从事编辑工作，而是“组织化儒生”在从事编辑工作了。也就是说，不是像任重这样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编辑工作，而是靠一个合法的儒家团体来从事专职的编辑工作了。这样效率就会高得多，当然，这就以后努力的事了。今天开会听到大家都意识到儒家组织化问题的重要性，不满足于现在这种“弥散性儒生”状态，都讲到儒家要建立自己合法的社会团体与儒教团体，我觉得这很重要，中国大陆的“弥散性儒生”已经达成了建立“组织化儒生”的共识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具体落实了。

今天为会议做服务工作的是青年儒家组织“儒士社”，“儒士社”是一个“组织化儒生”的雏形，虽然现在还处于非常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我相信以后会慢慢发展壮大。现在儒家的事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做，孔孟的理想要靠信奉儒家价值的人来实践，这些信奉儒家价值的人就是现代“儒生”，而现代“儒生”不能只停留在“弥散性儒生”阶段，必须进入到“组织化儒生”阶段，现在大家在这一点上已达成了共识，我相信今后中国大陆进入“组织化儒生”的发展阶段已经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