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