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岛内纪念颇有些寥落，显示出台湾本土主义政治正确性与中华民国宪制框架在精神上的冲突扭结，同期大陆之纪念亦难达于深刻周全之共和本义而仍有大体笼罩于执政党意识形态与模范党史框架的局限性。我个人是研究中国宪法史与政治宪法理论的，对孙中山做过专题性处理，尤其是关于他的宪政阶段论的研究论文已经在陈明教授主持的《原道》发表。今天重新评估孙中山政治哲学的历史功过，对于中国宪制转型前景以及陷入不确定性的两岸关系而言，仍然有着无法取代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今天两岸政治发展仍然处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遗产与框架性宪制进程之中。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长长的历史身影，矗立在近现代群贤的思想峰峦之间，愈是远离就愈显得高大。这一点与柏克有些相像。总体上，我们要客观研究孙中山，既不神化，也不贬低，将其视为我们中的一员，民主宪制的早期探索者和引路人。
关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与其政治活动及实践情势密切相关，也与其“知难行易”式的启蒙精英主义及包容多元要素的历史综合主义严格扣合。概言之，孙中山政治哲学的最大特质并非其原创性，而是其综合性，由此衍生出其理想性和实践张力。与美国联邦党人相比，他偏于体系，应时游离，而疏于务实，短于妥协。具体而言，我从四个层面评析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思想的学理价值及实践意义。我用四个关键词来加以描述：（1）过早的综合；（2）表面的创新；（3）党国的纠缠；（4）永恒的遗产。下面简要概述之。
第一，过早的综合。三民主义包罗万象，但就政治哲学体系的严谨性和基本预设而言，却存在逻辑基点的内在冲突，呈现出民族本位（民族）、个人本位（民权）和社会本位（民生）的巨大价值张力，以致于很难在现代政治哲学内部寻求到恰当的标准性概念予以定位，同时也难于创新命名，而只能姑且按照中文修辞习惯概括为“三民主义”。严格而言，这是一种侧重实践需求和宣传效应的中层政治理论，还未达到严格的政治哲学层次。三民主义存在早期通三统的取向，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论和处理古今中西特定转型问题的整合性进路。不过，作为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竞争方案之一，它的过早综合性恰恰导致其相对暧昧含糊以及内里逻辑不一致，从而缺乏革命理论所必需的片面深刻性与直接战斗性，未能持续聚焦和紧抓革命时代的真正要害问题并提出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后续“两个党国”的竞争中日益呈现颓势。三民主义试图在中国传统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过早的综合，但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均难度极大，于转型需求而言亦存在匹配与解析的操作性挑战。在革命时代寻求过早综合，其后果在于无力感和两面受压，比如北洋军阀吴佩孚基于传统立场的犀利批判以及后期共产党人基于新民主义主义激进立场的批评与重构。
第二，表面的创新。孙中山政治哲学体系中存在诸多表面创新现象，比如五权分立，权能分立，宪政三阶段论，等等。阿克曼教授曾私下盛赞孙的五权宪法在分权思想史上的开创意义，但这或是隔膜调侃，或是谬赞错爱，因为自洛克、孟德斯鸠直到联邦党人及康德，三权分立最终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获得了纯粹的逻辑三段论论证，构成理性治国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由此在理论上终结了。孙中山的五权是基于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的实践理性方案，在严格逻辑上仍然归于三权，实际上多出来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也逐渐地被行政权和司法权所吸收。关于权能分立和宪政三阶段论，尽管有直接民权及宪政前景的规范性要素，但在实践上却落入国家主义乃至于党国主义的泥潭，后来台湾的民主宪政转型是在特定的台湾小型政治共同体内完成的特殊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当然，孙毕竟设定了民主共和的规范性目标而将党国体制作为工具理性，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第三，党国的纠缠。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与革命情势的具体变迁及其个人思想遭遇的复杂来源有关。总体上，他的思想存在“转向党国”和“党国转型”的曲折经验。转向党国与两个特定的革命经验案例有关：其一，宋教仁案及民国初年国民党转型为议会党的失败，刺激孙中山重回“会党”经验以及开展早期“中华革命党”再造工程，为转向列宁主义政党埋下伏笔；其二，1917年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新世界观，为孙中山的政党再造工程提供了更加完整及具有世界历史/体系重构意义的启发和支持。但孙的政治定力和思想包容性习惯决定了他并未成为完全的列宁主义者，而是“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民权和宪政仍然高居于其政治思想体系的至高位置及本体定位，这一点严格区别于中共建党。但列宁主义改造后的国民党毕竟不同了，其与国家之间的法权关系至少在宪政实现之前是列宁主义式的，其党国模式由此奠定。建党是一种以“国中之国”的方式、借助先进分子和先进组织的优先代表权和行动能力推动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所谓的军政与训政。这就造成党国主义的政党与人民之间存在摄政与监护关系，但其远景上存在“还政于民”的宪政规范性约束。1920年代是国民党领导共产党开展国民大革命，整体批判和取代北洋系的军阀政治及其传统主义思想残余。但严格而言，国民党的党国因其“三民主义”的过早综合性与内在含混性而成为一个“松弛的党国”，但共产党的党国则经历“上海—井冈山—延安”复杂成长成熟而锻造为列宁主义下的“坚硬的党国”，二者之意识形态严酷性和政治军事组织力逐步拉开历史差距。且共产党聚焦农村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以及通过抗日过程凝练民族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在敌后根据地获得了建国竞争的显著优势，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基。国民党1946的制宪努力大体遵循孙中山模范建国规划，但未能阻止中共的政治军事全面逆袭，败走台湾，开启另一端的小规模转型实验。至于今日台湾之国民党遭遇民主化下的转型正义清算和本土分离主义挤压，其与孙中山的建国规范理想之间的关系日益松弱，但这是政治情势所迫，不能反证孙中山政治哲学之严重弊端。而大陆一端尽管取得1949胜利，但其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严格转型任务始终未能结构性完成，甚至在宪政作为规范性目标的方向性上亦存在教义禁忌与政治模糊性。但大陆政体至少在形式上亦托举孙中山民主革命衣钵并从中获益，不过其如何完成民族化条件下的宪制转型，是孙中山政治遗产在大陆历史进程中的最大悬案，所谓“历史三峡”是也。台湾转型虽在制度上完成，但在理念与取向上却出现了反“三民主义”的去民族化和去中国化倾向，不足作为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合格继承者。大陆是否堪当此任，以日下之威权与民主的蜷循踌躇姿态，亦不甚乐观，但于历史长周期而言，应不会逸出曾经的孙氏初心。
第四，永恒的遗产。孙中山是走向民主共和的伟大导师和国共两党的聚合器与分水岭，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思想尽管存在过早综合、表面创新及党国纠缠的学理与体系性不足而主要表现为一种侧重实践理性的中层理论模式，但其价值立场和思想本体却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合理性和规范正确性。具体而言分殊总结为：其一，走向共和，亦即接续大一统，熔铸大国族，建构标准共和国；其二，宪政根本法，即以宪政作为绝对宪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宪法规范而凌驾于诸宪法文本的宪法律安排，以党国架构作为理性工具服务于最终的宪政民主规范性目标；其三，通三统方法论，这种思想与政治方法论在20世纪初的革命时代或许太过理想化及过早综合，但于宪制转型的当下处境则恰好作为妥切的大历史观与共识性意识形态的程序工作原理，国内学界如甘阳2005年已有回声和倡议，秋风有“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尝试性整合，高全喜亦由原初的排拒姿态而逐步转向以自由派方案为基础的“未来宪制性整合”，可见其影响深具。
总之，孙中山150年，民国百年而大陆建国近70年，他的先行者姿态、民主共和身影与党国主义幽灵横亘于历史天空和海峡两岸，标志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始自晚清的、艰苦创新又牺牲巨大的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事业的第一个系统化思想成果与实践方案，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担纲且相互竞争的“建国大业”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宪制整合进程。风云变幻，今兮往兮，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当代两岸及未来中国无法回避和必须诉诸的最大共识与整合建构的历史基础。最后，作为一名青年宪法学者，请允许我对孙中山绵延150年的历史身影表示敬意，并以四句概括性评语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史家结论：他是理想的民主先行者；他是失败的党国规划者；他是古今中西的扳道工；他是第三共和的伏笔人。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和中国近代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2016年11月4日，北京）上主题发言记录的整理稿，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