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电影引进中国之初始, 就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电影成为一种有效塑造党国形象, 让民众接受规训教育的快捷技术手段。从1930年代初开始, 南京当局曾大力推动电影教育运动, 杭州则是其重要地区。中国电影教育协会杭州分会及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电影巡回放映队, 深入全省城乡放映, 电影成为民众了解“党国形象”的重要媒介, 民众也得以接触到电影这种现代事物。当然, 无论是教育影片的选择, 还是放映活动的宣传动员, 主要仍与南京政府“党国塑造”目标紧紧相连, 不过, 这种党国宣传实践也有其内在矛盾, 浮光掠影般的民众教育基本上不能取得实际成效。
关键词：电影教育; 运动; 党国; 浙江;
一前言
尽管电影这种新技术与娱乐形式, 在晚清末年就已进入中国, 但却是在1910年代中期后才慢慢开始普及开来。这背后虽然有资本的力量, 但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正如文明戏兴起之浪潮是与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互相呼应, 电影业在中国的兴起及发展, 也是与辛亥后“革命党”人或其他政客的活动密不可分。
1920年代, 当孙中山支持黎民伟在香港创办民新电影公司时, 北洋系统的周自齐正紧锣密鼓地开始与国际资本合作举办孔雀电影公司, 后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全部实现, 但民新电影公司却随着北伐进展迅速成长。 (1)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电影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许多力量都试图在这个新的权利场占据一个席位, 竞争激烈。南京政府开始试图规训电影从业者, 制订电影审查制度。为发挥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功效, 奉行训政理论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推行电影教育运动, 以电影教化民众的同时, 也完成向民众传送党国形象, 建构党国认同等任务。浙江省是推行电影教育运动最为积极的省份之一, 本文即拟以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为中心, 来研究其过程及其内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党国体制之研究已有多年, 但其重点仍在于制度性分析, 即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 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来分析这种体制内在的特点。 (2) 实际上,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体制在基层是如何推行的?如何与民众发生互动?“党国”如何通过一些渠道实现自我合法性建构?政客如何将“党国意识”渗入民众大脑?或在民众间建立对“党国”之认同?党国体制中之宣传事务如何进行, 其效率如何?尤其与本文最相关的, 党国宣传如何运用电影技术来实现宣传目标?电影业的发展与政治之关系如何?笔者认为, 这种具体实践尤其是与民众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我们了解党国体制的实际内容大有裨益。
固然, 电影教育运动并不从中国始。1928年, 由意大利政府建议, 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在意大利成立, 总部设在罗马。1932年, 南京政府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并于次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罗马“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中国分会。 (1) 但与一些国家的电影教育运动目标不同的是, (2) 政府不仅把电影当作是向民众传输科学知识或公民知识的管道, 也试图把党国意识通过电影植入民众内心, 以电影争取民众之政策认同, 并藉此建立其党国统治的合法性。
电影教育当时似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英美路线, 即将电影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工具, 强调电影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一条则是极权国家的路线, 包括意大利、德国与苏联等, 以电影为政治宣传的利器, 建构党国形象, 鼓动民众。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显然偏向于后者, 从当时电影教育的主管单位, 以及高层支持者来看, 无论是蒋介石、陈立夫, 还是陈布雷, 以及各省党部, 主要仍是从政治辅助的立场来讲电影教育的功效。当然, 教育部门有时也呼应国际电影教育联合会, 对科普电影教育, 以及社会实态之拍摄有所注意。但就其主旋律来说, 依然是想通过电影达到宣传民族主义, 以及三民主义训政建国理念的目的。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电影政策, 大陆研究者多在描述电影教育政策及其思想内容。 (3) 李道新在其研究中认为: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 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 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4) 朱煜从国民党社会教育的立场出发, 肯定其将电影教育纳入民众训练的意图。 (5) 宫浩宇则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南京政府时期的电影政策分为:防范性电影政策 (主要指电影审查) 与建构性电影政策 (包括推动教育电影、发展国营电影等) , 探讨了这些政策产生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及其影响。 (6) 其实电影审查也含有浓厚的“建构性”, 其审查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规训立场;推动教育电影更带有防范民众受“不良电影”影响之意味。因此, 还不如按惯常表述将这两种政策分为消极性的与积极性的。
实际上, 作为积极电影政策的电影教育运动, 在1930年代由南京政府发起并不是偶然。正如顾倩在研究中注意到的, 国民党把教育当作是训育, 教育电影往往被等同于国民党党政方针的宣传电影, 而娱乐功能的合法性基本上被取消。由于国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混为一谈, 电影也成了“训政”实施的工具。 (7)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它与当时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有同步性, 更有其内在逻辑。电影教育本身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种重要宣传手段, 也是向民众灌输新生活要义的快捷办法。不过具体来说, 究竟国民党电影教育能对民众产生什么效果?其在各地又是如何具体开展的?我们不能根据国民党设计的意图来推测其政策实践乃至效果, 否则也无法解释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在政治宣传与民众运动上的失败。电影教育或者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党国政治”运行实态的一个窗口。
浙江省, 尤其是杭州市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表现极为热烈, 从形式上来看, 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在此过程中发展规模也甚大。因此, 本文将先讨论南京政府对电影与党国宣传关系之基本看法, 再考察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电影教育运动的基本过程, 藉此来审视新生活运动的一些实际内容, 并分析其与党国意识形态塑造之间的关系。
二电影、党国与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 电影宣传及管制就被提上日程。1927年8月, 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将戏曲电影视作是“社会教育及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 规定在上海演唱之新旧戏曲与放映之中外电影、均须交该部审查后才能放映。鼓励戏曲电影“宣扬三民主义或富有三民主义的革命性”, 体现“优良之国民性”, 凡违反三民主义者则加以禁止。 (1) 该部在闸北创办第一影戏场, 第一部拍摄的电影就是被认为“富有革命色彩”的《民族血》。 (2) 1929年3月, 教育部公布全国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之工作及计划, 以电影戏剧为推行社会教育之最大工具, 并拟订电影戏剧检查条例, 要求国内电影及留声机公司制映与灌入关于国耻教育之内容。 (3) 该部亦与内政部联合公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6条, 合格影片首先应是“不违反党义及国体者”, 其次则为“不妨害风化及公安者”及“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 (4)
如果说电影检查是消极防止或从旁引导, 那么电影教育就是推行党国宣传的积极举措。1932年7月, 经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核准, 教育部主导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宣布成立, 宣称欲从积极方面入手主动介入电影业之生产与传播。该会称以“研究利用电影, 辅助教育, 宣扬文化, 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 (5) 据杭州影评人陆铭之透露, 当时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是由“中央党国先进陈立夫先生、叶楚伧先生、褚民谊先生等”指导下进行的。 (6) 这一点也确实可以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活动中看出。叶楚伧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身份, 担任该会候补监察委员;褚民谊则以行政院秘书长身份担任常务委员。陈立夫当时正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不但参与电影教育协会之策划, 还担任教育协会常务委员兼编辑组组长, 对该会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如电影教育协会订定的电影取材标准5项 (发扬民族精神, 鼓励生产建设, 灌输科学知识, 发扬革命精神, 建立国民道德) , 就是根据陈在《晨报》上发表的《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一文来制订的。 (7) 此一标准虽有推行科学教育与社会生产之意涵, 但党国教育则是主要内容。无论是“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或“国民道德”, 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进行定义的, 也是训政理论中人民训练的重要目标, 其实“生产建设”及“科学知识”, 也是表达这些党国要人对“健康国民”的想像。
陈立夫热衷于电影教育, 一方面与当时蒋介石大力提倡新生活有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个人文化观念及政治思考。1934年3月, 陈立夫发起“文化建设运动”, 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以蒋介石为名誉理事长, 陈自己任理事长。该会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根据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文化”。 (8) 电影教育则成为这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要舞台, 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电影性质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 中国电影界围绕电影性质, 即“软性”的还是“硬性”的, 有过一场讨论。 (9) “软性论”者认为电影应是给观众以感官上的娱乐, 所以影片应该是“罗曼蒂克的, 肉感, 滑稽的”;“硬性论”者则认为电影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娱乐观众, 而应教育观众, 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滋养, 影片应该是而且必然要是“写实主义的, 内容充实的”。 (10) 无论这种观点是来自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差异, 讨论本身就已说明电影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消遣娱乐。有人甚至认为, 电影是社会特殊阶层利用它统治一般小市民思想的工具。 (1) 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宣传立场更偏向于专制主义, 强调国家对民众教化以及训练负有无上责任, 因此, “硬性电影”在报纸争论中占优势是理所当然的。这背后所折射出来更具体的问题则是:电影的功能是什么?电影工作者应该给观众提供怎样的电影?
当时杭州的著名影评人杜蘅之曾发表文章, 认为国民政府及“社会名流”都出来提倡“民族电影”和“教育电影”, 是对民营公司电影出品不满的一种反应。杜称上海许多电影公司曾出了“许多非驴非马, 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欺骗大众, 所以, “我们应该提出几个大的目标, 指示各制片人一条光明大道。倘若政府当道规定几个目标, 严格地要私人影片公司做到, 这便是统制电影的初步了”。他认为, 中国电影应认定三大目标向前发展:第一是培养民族意识, 第二是灌输公民教育, 第三是改进艺术性的作品。 (2) 政府则应该积极承担起“解救”电影的责任, 群众与影商均是不可救药, “因为人性是向下的, 影商们的眼里又只有钱”, 因此, 只有握有统制文化权力的政府与站在影圈之外领导群众的觉悟者一起来发起电影改造运动, 才能“将电影从金钱的奴隶者的地位救了出来, 赋予独立的人格和教育的作用”。 (3)
为说明这层意思, 杜蘅之还同时举苏俄 (联) 、法西斯国家为例, 说明电影的教育功能。他引用列宁的话说, “‘在一切艺术之中, 电影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话不是夸赞电影的艺术价值的丰厚, 而是羡慕电影的社会作用的庞大。”他同时写到,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当然更不会把电影放松的, 他们要使每部都成为宣传法西斯或‘那西’的工具, 同时对于一切反意识的影片采取绝对排斥的政策”。 (4) 站在国民党立场的影评人, 却能熟练引用列宁的话来判断电影的性质, 肯定苏联电影宣传的成效, 对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排他性电影国策, 也钦羡不已。也有人在报上发表评论, 指出“在所谓前进的国家中, 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 或是极右的法西斯蒂, 或是极左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对于采用电影为宣传主义及教育上之工具, 都认为是无上的良策, 并且采用之后, 也都收到良好的结果。” (5)
国民党的影评人, 对意大利与苏联的电影国策极为推崇, 尤其对巡回放映队之措施更表称赞。后者被认为是“推行主义与政策的利器”。 (6) 陆铭之也强调电影可以“传达党国政令”, 宣传党的主义, 这样, 人民之于政府, 犹细胞之于人体一样, 意大利和苏联便是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 也正是这样, 因此, 法西斯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政令能够有效地传达到各地。他希望南京当局要仿效意大利与俄国大规模筹办电影教育, 才能使训政工作落实。 (7) 徐公美更宣称电影是“文化的原动力, 国运的挺进军”。他认为在国内, 电影可以成为指导民众、训练民众之工具;输出国外更可以阐扬民族精神, 表扬国家力量, 转移世界视听, 提高国际地位。 (8) 这些评论人对极权主义电影宣传及国家统制持完全肯定态度。
吊诡的是, 国民党的影评人也曾直接指出当时中国电影有“三重黑影”, 即“封建观念”, “资本主义色彩”, “阶级斗争思想”。 (9) 这无疑是针对所谓娱乐影片, 以及“左翼电影”。为了强调所谓“民族电影”, 一些影评人对《红羊豪侠传》这种质量较差的电影都大加褒扬,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余孽”及“左联分子”。 (10)
为将电影控制在当局规定的标准之内, 当局设立专门机构执行指导及检查事宜, 如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电影检查委员会等。此事刚启动时, 负责官员甚为认真。如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亲自赴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审剧查本。 (11) 对于美国美高华影片公司来华摄制影片《大地》, 邵元冲不仅亲自审查其修正稿, 还多次与陈立夫等人商谈细节事宜。 (12) 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则由当时中宣部设计委员、中央党部剿匪宣传大队主任罗刚担任。 (13)
“电检会”成立后, 至少在形式上, 所有影片公司出产的影片, 都须经过检查才能放映。 (1) 如当时鬼神片、淫秽片属于当局明令禁止拍摄的类型。“电检会”主委罗刚曾亲自从南京到上海会同公安局对各家影院进行武装搜查, 据说除了“托庇于租界势力之外者”, 没有一家得以幸免。 (2) 影片之外, 电影广告也是政府干预的对象。有观众来信称, 杭州影戏院所登的广告过于淫秽, 不利于百姓身心健康, 希望予以取缔。 (3) 杭州市府令饬各影院, “嗣后开映影戏, 应将广告式样词句, 连同本事说明执照, 送府审核, 以便纠正”。 (4) 中央宣传部为谋改进中国电影事业及提倡国片优良作风起见, 还曾于1936年举行国产影片评选, 以当年国内各电影公司出品, 领有中央电检会准演执照, 而系有声影片者为限。根据“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之原则, 除考虑编剧、导演、摄影、收音之技巧以及演员之动作表情等项外, 关于全片故事所采取之题材及在教育上对国家民族应有之影响更是评判的重要标准。 (5)
三党国下乡:浙江省电影巡回队之映演活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虽然在次年宣布统一中国, 但其有效统治区仍只有江苏、浙江以及安徽、江西数省而已。浙江省因属南京当局许多党国要人之家乡, 故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34年2月, 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 浙江省党政机关即予响应, 电影教育也迅速被提上日程。由于发起者地位显赫, 且获得中央的支持, 经费上也有落实, 浙江遂成为中国电影教育运动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最早在浙江提出举办电影巡回队的是当时该省教育厅长陈布雷。1934年3月, 陈在浙江省政府举行委员会议时, 即在会上提出议案, 拟举办电影巡回队映演教育影片, 其在理由及办法中称:
电影表演真切, 感人最深, 欧美各国, 莫不利用之以为辅助教育, 宣扬文化之工具, 教育电影, 各国提倡, 尤不遗余力, 制成之教育影片, 种类繁多, 如卫生、体育、农、工、商业, 以及各种科学常识, 国民道德等, 无不具备。是项影片, 如能普及全国, 深入农村, 其功效之宏大, 自不待言。我国首都、上海等处, 实施教育电影, 颇著成效, 各省均在计划推行, 本省需要亦甚迫切, 自应筹划办理, 兹拟先行举办电影巡回队, 巡回各县映演教育影片, 自本年五月份开始, 计所需开办费985元, 及五六两月份经费900元, 两共1885元, 拟于本年度省教育经费预算内, 县市私立社会教育机关辅助费项下移拨。 (6)
此一议案当时即由省府会议通过。教育厅遂积极筹备巡回放映一事, 先派员赴上海购置放映机件, 并与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接洽商订租映影片合同。不过, 陈布雷不久去职, (7) 由继任者叶溯中继续这一未完成之计划。陈布雷提出建立电影巡回队时, 已经是蒋的智囊之一, 故其在省府会议上之动议很容易就获得支持。 (8) 继任叶溯中, 亦为陈所保荐, 由蒋圈定。 (9) 就任伊始, 叶即委派周凯旋为浙江省电影巡回队干事, 大力推动电影巡回队。中国电影教育协会对浙江省之计划表示支持, 由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将其所需影片寄送到杭州。1934年12月许绍棣接任教育厅长, 与陈布雷亦有密切关系, 他对电影教育也很热心。1935年5月,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年会, 许在讲话中即强调电影是一种活的教育, 对观众影响太大, 故应对电影应有深刻的注意, 教育当局亦需利用电影为实施社会教育的工具。在其任内, 1935年各项教育费用都减少的情况下, 电影教育经费却能有所增加。
浙江省教育厅巡回队, 从1934年5月起先在杭州民教馆民众乐园公开映演, 并举办通俗讲演, 据其报告, “每次观众, 总在千人以上, 计映演二十天, 观众在四万人以上”。随后巡回队开始沿浙赣路到各地轮流映演, 巡映地后来又扩大至杭县、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镇海、鄞县等处, 至1934年底, 总计观众达48万人。 (1) 到1935年5月, 电影巡回队扩充成两队, 分别往省内各县巡回讲映。据事后报告, 截至1936年11月止, 电影巡回队已巡回省内七十六县市, “穷乡僻壤, 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行踪;妇人孩提, 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印象”, 第一队观众约170万人, 第二队观众约93万人, 共约263万人, 约占全省人口之十二”。 (2)
在省教育厅电影巡回队在地方各县市巡回放映的同时 (3) , 各地方民众教育馆也是教育电影放映的主要场所。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 于1936年2月开办, 由教厅提供放映机件, 4月开始推行电影教育, 其巡回讲映地点, 在嘉兴、平湖、海盐、嘉善一带。自1937年3月起, 该馆拟在总馆分馆及施教区所在地, 每月各巡回讲映二次, 施行定期的电影教学。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从1936年6月开始实施电影教育, 其巡回讲映地点, 包括浙东沿海各县———鄞县、镇海、定海、象山、南田等县, 放映影片, 除向教厅借用外, 并自制防毒片三卷, 海滨之鸟一卷。 (4) 台州专区则由六县民众教育馆联合组织教育电影巡回队, 报告称“每次民众至少八九百人, 多至三四千人”。 (5)
为扩大巡回放映队伍, 稳定放映制度, 以免电影教育“囿于一隅”, 或“一曝十寒”, 浙江省教育厅提出建立电影教育网之计划。即由教育厅出面, 督导各省学区 (即省属学校行政管理单位) 建立自己的教育电影巡回队, 由省方提供经费补助。1936年12月, 浙江省原有电影巡回队改组作为电影教育服务处, 分电影教育、播音教育及摄制三组, 掌理全省电影教育、播音教育以及摄制修理等事宜, 这项组织在国内为首创。省教育厅电影教育重心, 由举办电影巡回队教厅转变为服务角色, 也包括自行摄制影片, 以补救片源之不足, 包括地方新闻, 生产及风景名胜片均准备入手摄制。 (6) 之所以欲自行摄制影片, 其实也是与成本有关。照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规定, 教育影片免费供给, 惟配映之滑稽片每月应收租费。 (7) 同时, 浙江省电教官员认为那些片子有些“片情深奥”, 观众不一定能看懂其中意思, 无法发挥效应。 (8) 是故, 从1936年4月开始, 浙江省就开始自行购置摄制用具, 从事摄制, 其拍摄的影片主要还是公教机关之活动, 尤其与新生活运动有关者。 (9) 但由于自制影片费时费力, 质量也未必可靠, 省教厅后来仍只得从国内各影片公司采购适用影片, 以应急需。(10) 各学区电影巡回队大概开办了二年左右。到1939年, 浙江省教育厅在原各学区电影巡回队基础上设立省教育电影巡回五队, 仍轮流到各地放映教育电影。 (11)
这个计划若能实现并能推广的话, 国民党之基层宣传网或能健全, 并可将电影教育变成一种各地稳定的宣传制度。1937年5月, 浙江省教育厅决定举办暑期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 其目的是“为养成各实施电化教育机关教育电影放映人员, 及无线电收音机技术人员, 俾便实施电化教育起见”。 (12) 第一期学员共有130余名, 其中以鄞县、杭州市、杭县三地最多。 (13) 按其规定, 此种电化教育训练班, 不但要求学员学习, 每日还要分派学员在本市各乡区实习讲映, 每区在一月内须讲映五六次, 要求各地民教馆除先期通告及临时协助照料外, 对学员应酌贴车资一元至二元。 (14) 为培养学员之“民族精神”, 训练班还曾率队参谒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的墓地。 (1) 教育厅还选送8名学员赴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受训。 (2)
除浙江省教育厅外, 浙江省省党部也备有35毫米及15毫米的放映机件, 除随时在杭州、市南、市东、三墩等民众俱乐部放映外, 并派往各县放映, 所映影片以宣传及新闻性质者居多。下属各县也积极购置放映器材。如鄞县县党部就备有放映机件, 除常在民众俱乐部放映外, 间亦下乡。东阳县政府于1936年11月, 购置放映机, 向教厅借用影片在城乡巡回放映。 (3)
四杭州:电影教育之中心
浙江省之电影教育运动, 无疑是以杭州为中心。其实, 杭州亦是全国电影教育运动中心地之一。在中国电影教育协会下辖各分会中, 可能除首都分会外, 杭州分会是实力最强者。该会由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以及省教育厅厅长叶溯中、浙大校长郑晓沧等人为筹备委员, 1934年8月成立。 (4) 除叶、罗、郑三人外, 负责人还包括胡斗文、陈纯人、项定荣、方青儒等人。该会章程宣布“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成立后, 即建立杭州市教育电影片轮回放映制度, 要求各电影院放映教育影片。 (5)
正由于杭州分会拥有较大实力, 因此, 除南京外, 战前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会曾有两届在杭州举行。 (6) 1934年5月,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杭州举行第三届年会, 杭州分会担任筹备及招待各项工作。次年5月, 第四届年会仍在杭州举行, 陈立夫、褚民谊、张道藩等人均到会致辞。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公展在会上强调要把娱乐与教育联系起来, 利用电影教育的良好工具, 改变普通人认为电影仅是一种消遣品的观念, 使每一种电影之中, 都包含教育的意义, 尤其要强调以中国为本位。 (7) 中央民族运动指导委员会代表伍仲衡也讲电影工作者“要为民族前途而工作”。 (8) 该会之所以有较强力量, 应与主持者及背后支持者有关。因此, 冯俊峰认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市分会似乎没有经费的困扰。 (9)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 其主要工作在于举办杭州市教育电影巡回放映, 此事由杭州市教育电影放映委员会负责主持。 (10) 该会成立后即组成巡回放映第一队, 每月向电影院租借国内外有关教育影片, 以及各种新闻记录片转交该会放映。同时该分会也向教育厅电影巡回队商妥, 借用他们的教育影片, 联合在杭州各中小学校轮流放映。从1935年3月14日起至5月9日止, 该分会之电影队在市内各校馆巡回放映总共57次。
浙江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 则是推动杭州电影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其日常工作是在馆内民众乐园放映教育电影, 该馆在杭州市内分设教育电影固定讲映场5处, 分别为:
星期二:东楼市南民众俱乐部。
星期三:南星桥义勇警察队俱乐部。
星期四:茅家埠市立第三民教馆。
星期五:卖鱼桥湖墅新民社。
星期六:湖滨杭州民众教育馆。
这几个地点分布在杭州不同的地理位置, 其影响力能辐射到一定区域的居民。各场讲映时间规定为:6月至9月, 从下午8时起;10月至5月, 从下午7时起。为了避免观影出现混乱, 规章要求受教民众须遵守左列规则:
一、凭券入场, 每券仅限一人, 概不收费。
二、出入本场须照规定路线。
三、场内物品, 如有损坏, 须照价赔偿。
四、场内不得兜销食物。
五、凡婴孩醉汉患传染病者或患精神病者概不招待。
六、场内须放轻脚步, 并须遵守秩序。
七、场内不得赤身露体及抛弃杂物随地涕唾。
八、受教民众, 如不遵守前项规则, 得随时令其退出。 (1)
除这些市内固定场外, 1936年后, 杭州民众教育馆还要承担第一学区电影巡回队的放映任务。自1934年4月至1936年11月止, 该馆之定点、巡回映出, 观众共达170多万人次。 (2)
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是电影教育的重要场所, 影片大多向教育厅电化教育服务处借, 包括各种题材, 如介绍国防常识影片、公民教育影片、社会常识影片。 (3) 为配合浙江省会夏令卫生运动, 该馆专门向教育厅电化教育服务处借卫生教育影片, 分赴教育电影固定讲映场, 巡回轮流讲映。 (4) 其放映影片中, 新闻片、纪录片与科教片似乎为搭配放映。为鼓励“民族意识”, 杭州民教馆向教育厅电化教育服务处借纪录片《绥远剿匪录》。 (5) 这些片子均不用租费, 所以民教馆乐于租用, 完成宣传任务。 (6)
杭州市的这些电影教育机构, 在许多事项方面均有合作。如1935年杭州民众教育馆就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杭州分会等机构一起开办过大型露天教育电影场。其事由三机构委托馆湖滨运动场办理, 放映人员及放映机件由民教馆供给, 影片则向上海柯达公司租借, 租片费及杂支共200元, 由电教分会及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分担。根据有关统计, 露天电影场为期约二月, 自7月16日起至9月15日止, 除天雨停演15天, 实映一个半月, 计映影片55部, 间有重复, 并有幻灯音乐通俗讲演等辅助, 观众共有123280人, 平均每场约有观众2700余人。 (7) 露天电影场开幕时, 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到场训话, 阐述电影教育之功用及意义。按规定该场每三日换片一次, 自由参观, 不收取任何费用。 (8) 9月15日, 该露天电影场闭幕, 由项定荣出席致闭幕词, 其归纳电影场特点为两点:一曰平民化, 无论老有男女, 不分贫富阶级, 均一律平等入场, 免费参观, 极合平民主义之精神。二为经济化。其介绍本场办事人员均尽义务, 所有开支, 仅租片费电费约需二百元, 由文建协会浙分会及电影教育协会杭州分会各担任一百元。项自称“以二百元之代价, 供十三万人之观看, 统计每人所耗不足二厘, 可谓最经济最有效之教育方法”。 (9) 实际上, 露天电影占据民众纳凉之胜地, 无论有否电影, 民众仍会到湖滨纳凉, 举办方也无法区分民众是为受教还是纳凉而来, 故这种民众数量统计, 水分较大。
五新生活运动与电影教育的成效
对民众来说, “党国”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与自己的生活未必有什么关系。三民主义虽然在1927年后就渐渐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宣传开来, 但最多也只能局限于那些识字阶层, 或者中小学的党义课本上。训政理论, 也由于空泛抽象无法让民众理解运用。因此, 国民党虽然在表面上控制了国家, 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照旧。这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但对正在忙于“剿匪”或镇压各种反对势力“叛变”的蒋介石来说, 未受教育不能听从“党国”命令的民众可能便是无法利用的空洞资源。对1934年前后的南京政府来说, 连年不断的战争, 以及无法真正“统一”的地方, 捉襟见肘的财政, 都使得大规模的深入民间的群众动员不易做到。在此情形下, 电影便成为一条相对廉价便捷的宣达党国旨意的路径, 为蒋介石及其他党内意识形态领袖所青睐。当时, 推行电影教育运动的人都强调电影是一种较低成本的宣传手段, 电影成为一个比较容易看见的新生活运动成绩, 并能将运动带入乡村。正如巡回放映队人员所称, 电影教育“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 不怕对象的参差不一, 尽管披着戏剧的外衣, 而做说教的目的”。 (1)
国民党在当时的中国, 也几乎成为一个被滥用的招牌。任何反对蒋介石或南京中央的政治军事势力, 都会扛着国民党或孙中山的牌子。那么谁能代表党国呢?除了军事实力之竞争外, 就要看谁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以及更多的宣传资源了。这也是1933年南京政府之所以愿意投资建设中央摄制场的原因。拍摄电影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然是将能够反映南京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立场的电影推向民间, 影响更多的民众。这就是电影教育运动之所以兴起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 是从1934年2月19日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所做演讲开始, 这篇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 就是在南昌百花洲乐群露天电影院所作, 据称共有5万多人旁听了此次讲话。 (2) 发动新生活运动, 更多的可能是蒋个人的决定, 而非国民党中央成员熟商后提出的政策方案。因为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最高官员、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 也是1934年3月7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 才知道蒋介石在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 (3) 在2月19日的演讲中, 蒋介石对“德国复兴”之道推崇备至。他认为德国的经验, 第一条就是改革社会, 尤其是让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让普通国民具备国民知识。 (4) 也许正因为此, 易劳逸才认为新生活运动, 是1930年代国际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再现。 (5) 不过黄金麟却认为, 新生活运动是南京政权用以回避眼前难题的一个策略性选择。他强调南京政权为突破所面对的结构性限制而采取的“积极”作为。 (6) 笔者认为, 从民众宣传意义上来讲, 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展现权力的统治策略, 通过定义清楚的党国行为规范, 统治者希望将民众的效忠仪式日常化, 从而获得更多的民众动员资源。就蒋自己公开的表述来看, 他强调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 (7)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 宣传无疑便成为最重要的办法。
按照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颁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 新生活运动之宣传动员方式, 先以教导, 后以检阅。教导是以身教、口教, 再以图画、文字、戏剧、电影为教。 (8) 陈立夫认为宣传就是, 以宣传的力量使不知不觉者为有知有觉。 (9) 陈认为推行新生活运动, 不能以命令式的办法来动员民众, 而要采取劝导感化的方式, 先施之以感化, 再继之以劝导。 (10) 使一般民众了解新生活运动之意义, 及新生活运动之准则。于是利用报纸、通讯、杂志, 标语, 电影, 广告等形式, 并发行小册子, 传单。 (11) 然而, 无论是报纸杂志, 或传单标语, 其受众均只能是识字者, 广大的文盲阶层如何才能获得新生活运动之教育呢?以当时人的看法来说, 那就主要是要依靠电影。
电影放映活动与新生活运动紧密结合, 一些地方在电影放映前都要由干事讲新生活种种注意事件。 (1) 讲映是巡回电影映演的一个必须步骤, 当然具体执行如何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电影巡回队在乡村究竟是如何开展工作呢?观众又是如何评价教育电影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浙江省教育厅电影教育巡回队到平阳仪山放映电影时, 在当地曾引起一场风波。电影巡回队到仪山乡, 本来预定在学校操场放映电影, 所有学生都非常高兴, 并且回家通知家人来观看。但后来因下雨巡回放映队决定临时换地方, 放映时间也推迟到晚上8点开始, 学校担心晚间组织学生外出看电影发生意外, 原本五六百人观看的学生仅去了100多人。放映人员嫌麻烦, 敷衍行事, 本来要放12幕的电影只放了5幕就停止。当看完电影的师生回校在礼堂里讨论时, 有人就说那些电教影片太坏, 毫无趣味。有的则说卓别林做的那幕滑稽片最好看。结果委员向校长投诉“教员侮辱他们”, 甚至称他们是“反动分子”。其理由是“我们是上头派下来的, 你们反对我们, 就是反对蒋委员会, 反对蒋委员会, 就是反对中国国民党, 反对国民党, 岂不是反动份子?” (2) 可见, 尽管乡村社会接触电影不多, 但至少这些小学的师生们仍从“趣味性”来评价电影的质量, 本来是想通过电影宣传党国主义, 结果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仍只有附带放映的卓别林了。
然而, 对主持者来说, 也许观众反应不在其考虑范围, 其关心的是如何向上级报告其成绩。自浙江省市、县各电影巡回队开始在各地区巡回放映教育电影始, 报纸上关于巡回电影的放映路线就不绝于耳, 其中更充满了各种统计。如播放了多少场次, 放映了多少电影, 又有多少观众观看等等, 似乎数字越多, 其所收的成效越大。 (3) 党治之特点便是将所谓“数目字管理”发展到更为机械的空洞数字。如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在1939年度第一期巡回施教工作报告中, 就称, 本次巡回放映总共耗费5个月, 跋涉3600里, 但只化了1155元, 受教的人却有137400人, 平均每人教育费为八分五厘弱, 因此, 他们认为这是很经济的教育事业。(4)
那么, 电影上的党国是怎么样的呢?从浙江省范围内映演的那些电影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主要有直接传递党国形象、颂扬领袖的新闻纪录片《蒋公回京》、《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 (5) 有展现党国战绩的《绥远前线军容》、《绥远剿匪专号》等;或表现中国政府的治理成绩的宣传片, 如《中国的教育》;有试图培养民众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 (当然是由南京当局定义的) 的《国光》、《国难地图》;也有传达国家认同与统一意识的风景纪录片, 如《塞外风光》、《我们的首都》、《西湖》等, 浙江省政府自拍的宣传片则有《浙江麟爪》。
为配合新生活的开展, 电影运动中, 浙江省电影巡回队及各地民教馆也把卫生教育, 以及生产教育当作是重要的宣传内容, 笔者从报纸上辑录的相关新闻中能找到与卫生科学相关的教育电影包括:《消化》、《齿之生长》、《齿之保护》、《全身骨骼》、《细菌》、《微生物的生命》、《衣及手之清洁》、《血》、《水之澄清》、《饮水卫生》、《家庭看护法》、《沐浴及发之清洁》、《污秽的处置》、《灯之用法》、《普通食盐》、《蚊子之生长》等。与生产科学有关的教育片, 如《农场》、《牧羊》、《春蚕》、《纸的来源》、《玉蜀黍》、《棉之生长》、《动物肥料》等。这些电影大部分是中国电教协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联合拍摄的。不过即使是科教片, 凡当时由政府介入拍摄的, 也会掺加进意识形态的内容。彭娇雪曾提到, 《饮水卫生》本属一典型的卫生教育片, 但导演在该片里设置了一个主人公, 此人既是一个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 但又是一个国民党员, 他深信改造社会必须由教育民众做起, 壮年人因不卫生而染病死亡的, 是国家民族的损失, 无形中减少对外的力量, 所以大力推动卫生教育, 在影片结束前, 他以一个新生活运动推动者的身份发表总结意见, 要大家“从衣食住行几项基本生活做起, 使各个公民的生活, 都能够简单整齐清洁, 走上新生活的光明大路”。这种语言几乎就是全盘照搬新生活运动宣传提纲。 (1)
电影教育与新生活运动之结合及其党国化趋势, 在1936年后更趋激烈。如1936年4月, 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召集电影界举行谈话会, 决定三项国产影片今后中心作风原则, (一) 发扬民族意识, 完成国防电影使命; (二) 慎重采择适合时代性之题材, 以推广国难时期电影教育之功效; (三) 电影剧情之推进。 (2) 在会议结束时, 与会者被要求起立敬祝中华民族复兴及领袖健康才宣布散会。1936年10月, 中央电影摄制厂拍摄一部“蒋公五十寿辰献机祝寿大典宣传片”, 寄送各地放映, 据称影片将十余年来蒋公为党宣劳情形, 缩编入内。 (3) 这与当时南京当局在竭力推动蒋介石个人独裁有关。到1937年1月,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文件给各地分会, 认为电影影响社会教育手段“至深且巨”, 但各影院在开幕或闭幕时, 经常有播奏外国国歌或其他“不正当歌曲”者, 因此, 站在“国家教育立场”来看均殊为不当, 因此, 为了“培植人民爱国热情”起见, 要求各地电影院在开映前于银幕上加映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国府主席像片之短片, 同时奏播党歌、国歌, 并令影院观众起立致敬。此种影院仪式化, 与德、意两国极为类似。 (4) 浙江省“奉到命令后, 即由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就党国旗, 及国父孙总理, 国民政府林主席, 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等影片多帧, 2月6日发交杭市各电影院”, 于每场影戏开幕时, 首先放映。并规定:“在放映时, 播奏国歌 (用党歌代) , 全场观众, 均须此时起立脱帽致敬, 是项仪式完毕后, 方得坐下, 放映其他影片”。为了监督执行, 浙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派员分赴各影戏院, 偕同军警稽查, 实施查察指导。结果, “各影戏院观众于放映党国旗暨领袖影片时, 全场一致起立致敬, 情绪颇为热烈云”。 (5) 这种强制性的党国仪式贯穿于1935年后的电影教育运动之中。
浙江省之所以能成为新生活运动, 以及电影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 是与浙江省政当局结构有关。浙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 如诸多模范区的建立, 尤其在党国化方面, 浙江省一直走在前面。从南京十年的历史来看, 浙江省的最高官员人事主要是由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如省主席一职便由蒋先后安排几位非黄埔嫡系的“投诚者”或“立功者”担任。1930年12月, 蒋安排湖北原民党要人, 原湖北省财政厅长张难先到浙江省担任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由于浙江省政复杂, 原主席张静江也留下许多财政赤字, 整理不易, 故张曾五次辞职未获批准, 只得上任。 (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党原南京当局与广东方面达成政治妥协, 蒋介石宣告下台, 但他下台前把鲁涤平 (湘军将领) 调往浙江任省府主席。不过, 鲁涤平之权力其实是被架空的, 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 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 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 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 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因此, 凡蒋有手令到杭, 浙江省当局总是能够立即作出反应。黄绍竑在回忆中曾称, 他是1934年10月在庐山疗养时, 被蒋介石突然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也知道浙江对于蒋之重要, 曾担心不能胜任, 但“蒋先生的意见很坚决, 似不能辞谢, 乃决意受命”。甚至具体的省政府改组名单, 也由蒋亲自圈定, 财政厅长仍按蒋意以徐青甫担任, 黄华表为秘书长, 其他省政府委员包括徐青甫、曾养甫、许绍棣、蒋介卿、朱孔阳、周象贤、庄崧甫、黄华表等9人。宣铁吾任保安处长 (前任是俞济时) 。 (7) 至于推动电影教育态度积极之浙江省教育厅, 如前所述, 其时厅长正是蒋最重要的智囊人物陈布雷, 后面几任教育厅长也都是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浙江省国民党官员。
国民党在浙江省的力量也应该最为强大, 这一点可以从党员人数上看出。据王奇生统计, 在各省国民党人数统计中, 浙江省一直排在前面, 到1935年为28168人, 1936年30383人, 党员人数均超过江苏, 居全国第一。 (1) 浙江党务系统之高级干部, 如叶溯中、许绍棣、罗霞天、张彭年等人, 均与陈立夫, 以及陈布雷等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也有人将这些人与上海的潘公展等人一起视为所谓“CC系”的核心骨干。故在电影教育一事上, 浙江省党政机关不但能够与南京保持一致, 而且也全力推动属下配合行动, 这是浙江省电影巡回队之活动能够在全省各地开展的关键因素。
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发动, 浙江, 尤其是杭州也是当局重点关注地区。如第一次的新运视察团, 就规定南京、上海与杭州为最先被视察的城市, 1934年3月1日至4月1日视察团便到这三个城市检验新生活运动实施成绩。其他依次为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与河南省。 (2) 黄金麟也认为杭州是新生活运动的模范, 黄似乎对新生活运动报告比较相信, 认为只有在杭州等地, “整齐清洁“才成为众人的事。 (3) 其实, 即使像杭州这种新生活运动模范城市, 其实际成效可能仍要仔细考察, 不能完全相信官方的报告言辞。宣传与实际之落差之大, 从电影一事上便可看出。
如南京当局为了推动电影教育, 曾花费不少金钱与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一些政治宣传电影, 如中央摄制场与联华公司合作拍摄的抗战片《绥远剿匪新闻》即是其中。但是其放映效果却让人沮丧。有杭州影评人在此片放映后发表评论称, 即使是第一次放映, 又是星期天的晚上, 电影院里面也不过零零落落三二十人。等到片子放映了十分钟之后, 又跑了若干青年男女。作者分析称, “这自然因为他们和她们在这片子上找不到‘刺激’的什么材料, 而乏味地飘然早退了”。但其实可能与影片质量太差, 充满官方的教条宣传有关。最后, 影评人不无绝望的评论到:“一般的观众, 又谁愿意拿出钱来看这些‘乏味’的东西。抗战精神抵不上色情刺激, 飞机火弹也不及大腿肥臀, 西北的‘老粗’们又没有时下电影明星的魅惑力大。自然不‘卖座’。那末, 我们的观众的需要究竟是什么”! (4) 电影教育如果抓不住观众, 那么这种教育还能发挥什么效应呢?其实早在1929年, 邵元冲就曾对南京当局耗费不少经费拍摄的“总理奉安大典”影片表示不满, 称其“光线结构皆不见佳”, 即使连邵这种自认为是总理信徒的人, 也对这种影片的放映效果表示很遗憾。 (5)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 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已将电影当作是党国宣传的利器, 但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仍然非常困难。尤其在当时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主义占上风之时代, 未必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电影教育仍只能滑行下去。
六结论
1920年代, 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开始建立政府之后, 所谓党国体系就开始进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有效地塑造党国形象, 让民众能够接受规训教育, 电影便成为一种快捷的技术手段。就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 民众开始接触电影, 便往往“受赐”于这种党国训育政策。尽管当时国民党这种电影宣传未必能产生很大效果, 但无疑已经开始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纳入到政治化的轨道,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后来中共大力推广城乡电影宣传运动的先声。电影成为国人了解“党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媒介, 他们也从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政府期待的“合格国民”。
国民党的电影教育理念, 也深受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意大利与德国、苏联的国家电影政策, 都成为国民党电影政策制订者及宣传者眼里的榜样。在电影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极权主义与个人崇拜色彩的领袖效忠仪式, 甚至会在科教电影中强制性的植入洗脑内容。
然而, 对电影业之发展来说, 由于南京当局的强力介入而受到严重影响。在党国体系下, 电影的政治化, 以及工具化, 制约了本国电影业的艺术探索。电影高度统制与艺术自由创造之间存在尖锐矛盾。1930年代之后, 国民党反对电影娱乐化, 但其宣传品又过于枯燥无味, 无法吸引观众, 不能产生效果。本土电影业者在电影管制制度下也很难拍摄出深入人心的电影作品, 当存在可以选择的其他电影, 观众当然就会更加喜欢外国电影。同时, 电影教育运动对当时民营电影业者带来了冲击。一些电影人加入到电影教育运动, 成为电影宣传的骨干人物, 如罗明佑就是典型案例。 (1)
不过这种党国形象营建, 及其与民众观念的互动, 并不能概括电影教育运动的全部。从具体政治执行者来说, 城乡普遍化的电影免费放映活动, 既然有赖于政府财政之支持, 在当时的环境下, 政府经费支拙, 除了以“电影巡回队”的形式走马观花地进行“瞬间接触”外, 国民党政府并无力建立有效的民众宣传网。与后来中共的宣传实践相比, 国民党此类浮光掠影般的民众教育基本上不能发挥实际效果。在电影教育运动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基层的政策执行者, 会采取妥协策略, 宣传党国形象的同时, 为了吸引观众, 同时也可能为了他们私人的利益, 电影放映者仍然会配映一些外国滑稽电影, 或其他国产的娱乐片。从宣传上来看, 这种“不彻底”的做法, 会冲淡宣传的效果, 也会让民众找到更多配合观映的理由。
对电影教育政策执行者来说, 由于实际的教育效果不容易测量, 因此他们在向上级表功时, 便会刻意强调数字成绩。比如电影巡回队到了多少乡镇, 有多少民众观看了电影等等。这种表面数字政绩策略, 其实也表现在国民党其他民众运动方面。与中共相比较, 国民党的民众宣传看起来不大成功。这并不仅是说民众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接受了党国的主义宣传或规训, 也表现在民众的配合程度上。如果要寻找原因, 我想首先是国、共两党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结构有明显差异, 共产党建立的“全能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 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的。这就使得民众的可选择性大为降低。文化垄断不但使得民众娱乐消费生活更加单一化, 也使得像电影这样的宣传技术能够对民众日常生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从电影接受史来看, 民国时期中国的城乡差异显然是明显的。1930年之前, 电影虽然早已进入中国, 但主要仍限于城市范围,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把中国电影史, 看作是中国城市电影史, 但是, 1930年代的电影教育, 却让电影走入了乡村, 开始嵌入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国民党电影教育运动也把电影这种新鲜东西第一次带到了深山僻壤, 成为一次大型的电影普及活动。电影巡回队自称当他们在各地映演时, “不特当地民众空巷, 且有自五十里外赶来者。在兰溪南门溪滩映演时, 观众竟达二万。行踪所及, 不特盛况空前, 其给予民众影象, 亦至深刻”。 (2) 这种评价或有自夸之嫌疑, 但毫无疑问, 通过电影巡回放映, 二三百万浙江各地基层百姓确实第一次在他们家附近看到了电影这种新的事物, 尽管目前我们很难找到资料来分析民众的反应。但是电影肯定从此深入他们的大脑, 成为一种新的知识源。同时, 我们也不可否认, 国民党时期的电影教育, 就科学教育一层来看, 多少也会对民众产生一定的正面的影响。然而, 由于国民党在教育与宣传两种价值之间毫无保留地倾向于后者, 甚至以宣传代替教育, 将比较极端狭隘化的宣传意识, 灌输于电影这个需要依靠技术与表达的文化产业, 便使得产业呆滞化。不过, 我们也可以发现, 到后来战时环境下, 由于民众信息需求的缘故, 一度战事宣传电影也曾畸形发达, 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众真的由“娱乐动物”进化到“政治动物”。到战后, 中国的影院中外片放映比例又迅猛增长, 其他娱乐片也重新占据上风, 人民的大脑终究需要休憩, 僵硬的主义宣传仍要让位于符合人性的故事感化。
注释
1徐新:《黎民伟的电影事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 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国史馆, 199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四分册) , 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第92页。
2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5;西村成雄:《党と国家―政治体制の軌跡》, 东京:岩波书店, 2009年;深町英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の形成過程》, 台北:中央大学出版部, 1999年。
3朱敬:《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电化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116—120页。
4有关国际电影教育运动及其在各国的实践, 可参考:Richard Taylor, Film Propaganda: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London:I.B.Tauris, 1998;Z Druick,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 Institute, Reactionary Modern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Film Studies, Canadian Journal of Film Studies, Volume 16, No.1, pp.80—97。
5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史略》,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2年;虞吉:《民国教育电影运动教育思想研究》, 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8年。
6李道新:《“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第1—18页。
7朱煜:《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
(1928—1937) 》, 苏州大学博士论文, 2012年。
8宫浩宇:《1927—1937年南京政府电影政策研究》,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 2012年。
9顾倩:《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
(1927—1937) 》, 北京:中国广播电社出版社, 2010年, 第78—79页。
10《戏曲电影审查将开始》, 《申报》1928年8月14日, 第15版。
11《市指委会各部消息》, 《申报》1928年7月19日, 第13版。
12《教部社会教育设施》, 《申报》1929年3月16日, 第17版。
13《教内两部公布检查电影片规则》, 《申报》1929年4月19日, 第11版。
14郭有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年, 附录, 第1—9页。
15陆铭之:《教育电影的功效和怎样推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 第67页。
16郭有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史》,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 附录, 第1—9页;郭有守:《我国电影教育运动之鸟瞰》, 《教与学月刊》1936年第8期, 第89页。
17刘俐娜:《中国民国思想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67—168页。
18孟君:《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 《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 第79—82页。
19瑏瑠?彬彤:《什么样的影片才是观众需要的?》《东南日报》1934年9月1日, 第4张第15版。
20彬彤:《什么样的影片才是观众需要的?》, 《东南日报》1934年9月1日, 第4张第15版。
21杜蘅之:《三论中国电影题材》, 《东南日报》1936年9月9日, 第3张第10版。
22杜蘅之:《电影与群众》, 《东南日报》1935年6月25日, 第3张第10版。
23杜蘅之:《统制电影作风》, 《东南日报》1935年5月4日, 第3张第10版。
24顾仁铸:《中国教育电影之动向》, 《江苏教育通讯》1932年第1卷第5期, 第7—8页。
25陆铭之:《教育电影的功效和怎样推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 1935年, 第64—65页。
26徐公美:《由“电影国策”说到“电影统制”的必要》,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 1935年, 第44页。
27房宇园:《中国电影的三重黑幕 (上) 》, 《东南日报》1936年8月7日, 第3张第10版。
28杜蘅之:《民族电影——评红羊豪侠传》, 《东南日报》1935年3月26日, 第3张第10版。
29瑏瑡?瑏?瑢瑏?瑣《邵元冲日记》,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1077页;第1080—1083页;第1091—1092页。
30胡文:《谈电影从业者的环境: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东南日报》1934年6月30日, 第4张第15版。
31诚公:《中央搜查神怪影片摄制场后香港将益见兴旺!》, 《东南日报》1935年1月19日, 第4张第15版。
32汪澹宁:《不良电影广告政府应随时取缔》, 《东南日报》1935年6月20日, 第4张第14版。
33《电影广告不得夸张秽亵》, 《东南日报》1935年6月24日, 第2张第8版。
34《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廿五年度影片评选报告》, 《东南日报》1937年7月24日, 第2张第8版。
35《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一)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8日, 第2张第7版。
361934年5月, 陈布雷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 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37《陈布雷回忆录》,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9年, 第137页;第139页。
38《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一)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8日, 第2张第7版。
39《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二)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9日, 第2张第7版。
40李建国编:《杭州市电影志》, 杭州:杭州出版社, 1997年, 第82—84页。
41《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四)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31日, 第2张第7版。
42《海门民教馆巡回放映电影》,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3日, 第2张第7版。
43《二月来国内各种重要民众教育消息汇志:教育厅推行电影教育》, 《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1期, 第7—9页。
44《教厅自明日起公映自制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4月24日, 第2张第7版;《教厅在各中学放映自摄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3月8日, 第2张第7版;《教部摄取影片中国的教育》, 《东南日报》1937年4月30日, 第2张第7版。
45《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五) 》, 《东南日报》1937年4月2日, 第2张第7版。
46《浙江省教育电影巡回队暂行办法》, 《进修》第3期, 第104—106页。
47《教育厅举办电教训练班》, 《东南日报》1937年5月21日, 第2张第7版。
48《电教训练班定八日上课》, 《东南日报》1937年7月3日, 第2张第7版;《电教训练班今日编队上课许厅长上午莅班训话》, 东南日报》1937年7月8日, 第2张第7版。
49《电教训练班昨开学许厅长对学员训话》, 《东南日报》1937年7月9日, 第2张第7版。
50《电教班学员谒张苍水墓》, 《东南日报》1937年7月18日, 第2张第7版。
51《教厅选送电教班学员》, 《东南日报》1937年7月10日, 第2张第7版。
52《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四)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31日, 第2张第7版。
53《杭教育电影协会今日在教厅开会员大会》, 《东南日报》1934年8月22日, 第2张第6版。
54《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杭州分会昨日成立》, 《东南日报》1934年8月23日, 第2张第6版。
55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其他一、二、五、六届年会均在南京举行。
56《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 第6页;第7页。
57冯俊峰:《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对电影的管理与控制研究》,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6年, 第119—120页。
58《教育电影协会杭分会会员大会改选许绍棣等为理事》, 《东南日报》1935年9月17日, 第2张第7版, 教育体育时论版。
59《杭民教馆分设教电放映场》, 《东南日报》1937年2月16日, 第2张第7版。
60《杭州市电影志》, 第98页。
61《省民教馆放映防毒影片昨日下午起》, 《东南日报》1937年2月12日, 第2张第7版;《杭州民教馆讲映国光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2月21日, 第2张第7版;《杭州民教馆换映教育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日, 第2张第7版;《杭州民教馆换映教育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3月8日, 第2张第7版;《杭州民教馆讲映历史名片》, 《东南日报》1937年3月16日, 第2张第7版。
62《杭民教馆讲映卫生教育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5月18日, 第2张第7版。
63《杭民教馆讲映民族意识影片》, 《东南日报》1937年6月15日, 第2张第7版。
64《杭民教馆换映教育新片》, 《东南日报》1937年6月21日, 第2张第7版。
65《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三)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30日, 第2张第7版。
66《文化建设协会浙分会主办露天教育电影场》, 《东南日报》1935年7月15日, 第2张第7版, 教育体育时论版;《露天教育电影场昨更换新片》, 《东南日报》1935年8月6日, 第2张第7版。
67《暑期露天电影场昨晚举行闭幕礼》, 《东南日报》1935年9月15日, 第2张第7版, 教育体育时论版。
68《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二十八年度第一期巡回施教工作报告》, 《电教通讯》, 第8号, 第2—3页。
69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9年, 第73页。
70《邵元冲日记》, 第1093页。
71蒋介石:《新生活运动》, 南京:正中书局, 1934年5月, 第5—8页;第19、41页;第19、104页。
72[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 》, 王建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73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0期, 1998年6月
74陈立夫:《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 正中书局, 1934年, 第27页;第64页。
75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新运十年》, 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44年, 第198页。
76《电影巡回队在萧山放映》, 《东南日报》1934年6月19日, 第2张第6版。
77问天:《所谓反动分子——浙江省教育厅电影教育巡回队到平阳仪山时的一场风波》, 《市街》第3期, 第9—10页。
78《教育厅推行电影教育》, 《东南日报》1935年1月12日, 第2张第6版。
79《浙江省第二电影巡回施教队二十八年度第一期巡回施教工作报告》, 《电教通讯》第8号, 第4页。
80据当时消息报道, 此片由黎民伟从1924年孙中山韶关誓师开始拍摄, 到1928年完成, 花了五年, 完全根据北伐事迹, 片中除海陆空三军军事动作外, “革命先烈、党国要人、均为摄入”。《剧场消息》, 《申报》1928年11月28日, 第25版。
81彭骄雪:《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29页。
82《今后国产影片中心作风原则》, 《东南日报》1936年4月21日, 第1张第2版, 社论要闻。
83《献机祝寿影片寄各地放映》, 《东南日报》1936年10月28日, 第1张第3版, 要闻版。
84《新运总会函各地分会》, 《东南日报》1937年1月24日, 第2张第8版, 社会新闻版。
85《浙新运会灌输民众崇敬国家领袖信念》, 《东南日报》1937年2月7日, 第2张第8版, 社会新闻版。
86张难先:《义痴六十自述》,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一辑) ,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 第196页。
87广西文史馆编:《黄绍竑回忆录》,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11年, 第299页。
8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北京:九州出版社, 第251—252页。
89《新运辑要》, 第四编, 办法, 第4—5页。
90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0期, 1998年6月。
91大尉:《电影观众的需要——看了绥远剿匪新闻之后》, 《东南日报》1937年1月24日, 第3张第11版。
92《邵元冲日记》, 第546页。
93罗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执行委员, 同时也兼任中央摄影场的顾问。为配合电影教育运动, 1933年, 罗提出“挽救国片, 宣扬国粹, 提倡国业, 服务国家”的制片方针, 并代表联华公司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订立拍摄新闻片的合约, 又亲自编导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影片《国风》。张骏祥:《中国电影大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年, 第636页。
94《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一) 》, 《东南日报》1937年3月28日, 第2张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