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使台湾人从殖民地的二等属民变成一等国民，民族主义得以实践。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民生主义得以造福台湾人民。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也必须回应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实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选举成为台湾政治活动中的焦点，民权主义也得到实践。国民党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相对成功，却也在近30年间遭受台湾社会的拒斥，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有关，也有着历史原因。国民党基于其在冷战时期的处境和自身的“现代化”情结，使得三民主义尚未完成本土化过程，也向这种日本观妥协，并不断向地方势力妥协，出让理念和权利，因而完全略过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经的去殖民化过程，为其三民主义实践遭到反覆的命运植下祸根。
关键词：三民主义；国民党；日本观；现代化情结；去殖民化；
一
在接触具有扩张、侵略倾向的西方势力之前，中国的近代转型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建构一直沿着自身的历史演进逻辑进行着，例如清朝针对“中原”与“藩部”的传统关系做出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构出大有别于以往中国王朝的国家政治体系。假如这个体系独立演进，依其内容推断，我们将不会看到民族、民主、自由、平等、国民经济等等观念的出现。西方列强的入侵，扭转了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使得中国产生了民族建国──这意味着将王朝国家改建成为西式的现代国家，将王朝臣民转化为民族国家国民──的需求。在王朝中国庞大的体量、历史的惯性与复杂性这些大背景下，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并不顺利。
不顺利的标志之一，是现代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民族观念的过程相对漫长。从民众到菁英，长期浸淫在“天地君亲师”体系中的中国人无从理解“主权”的和“民族”的“国”，其所能理解的仅是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与不同范围的地域利益。即使在外侮面前，觉悟者也仅是极少数。因此，在以“民族意识”“公民意识”为号召的现代国家意识蔓延之前，整个中国先蔓延开来的是地域意识、省籍意识。从清末开始，这种意识的强化，屡屡造成一地、一省的利益，一个团体、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由孙中山于20世纪初提出，国民党奉行的“三民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民族主义是一个人群的觉醒，而它的实践需要人群中菁英的奋斗；孙中山和国民党将“民族主义”视为其政党的核心价值，还进一步强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以“五权”的架构设计赋予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西式民主的意涵，名之为“民权主义”；且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增添了全民利益共享的目标，名之为“民生主义”。这些主张使得国民党最早成为为中华民族生存、整合奋斗的菁英群体。
然而，与其他源自西方，但影响中国的思想一样，在西方意识型态启示下产生的“三民主义”必需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才能成为成熟的中国政治蓝图，才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根。遗憾的是，即使经过了全民抗战这样重要的历史洗礼，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相较之下，由中国共产党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反而在加速实现其中国化的过程。这样，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竞争中落败的国民党，直到退守台湾，才得到实验其三民主义政治蓝图的机会。
二
对日抗战，让国民党部分完成了民族主义的使命，但却在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广泛动员基层社会的政党──的政治竞争中落败。国民党唯一比较完整的成就只在于，抗战胜利后，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逾50年的台湾摆脱殖民地境况，赢得民族解放；退出大陆后被迫全力经营台湾，得到在这个岛屿省分实践三民主义的机会。
国民政府以牺牲数千万军民的代价赢得抗战，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台湾，使台湾人从殖民地的二等属民变成骄傲的一等国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台湾得以实践。
台湾的光复，也使得这个岛屿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使80%没有土地的台湾农民成为自耕农，不仅农民所得大幅增加，地主的土地资本也藉此转为产业资本。贫富差距的缩小，产业资本的充裕，为197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这是推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造福全体台湾人民之举。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冷冻“宪法”，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代之，实施“训政式”地方自治。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一方面必须保留象征“宪政法统”的“中央政府”体制，让“总统”和三个“国会”（“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都得以持续延任；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居人口多数的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实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选举自此成为台湾政治活动中的焦点，地方自治选举的层级持续提高，规模持续扩大，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也得到相对有效的实践。
三
三民主义在1949年以前的大陆未能有效实践，有负大陆民众的期待，有其历史原因，与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亦有关联；国民党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相对成功，从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实质造福了台湾民众，却也在近30年间遭受台湾社会的拒斥，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同样有关联，也有着历史原因，只是历史的原因与在大陆时期迥然不同。
此前提到，在现代国家意识出现之前，整个中国先上演的是地域意识、省籍意识戏码，做为中国海疆岛屿的台湾自不例外。闽南粤东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群体的汉人于明末清初陆续移民台湾的过程中，首先出现在这个岛屿的，是较大陆原籍更为强烈的汉番意识、地域意识、省籍意识；这些意识经过岛屿心态的加乘，其排他性大幅增加。1895年至1945年间，作为清朝行省的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使台湾人在形塑中华民族认同的三大近代历史事件──辛亥变局、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缺席，因而到光复之日，不仅未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其中与日本合作的部分本地菁英（所谓“皇民”）甚至已经将殖民宗主国视为祖国，排拒真实祖国的接收。这当中，台湾人的日本观持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台湾的日本观成形于1920年代初“内地延长主义”时期，从这个阶段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一些来往大陆的台湾人，面对近代化、都市化程度不高的祖宗之地，优越感油然而生。在“内地延长主义”的架构下，台湾人在台湾岛上作为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地位并未改变，但来往大陆的台湾人，却可以在当时正处于次殖民地状况的大陆享有“日本人”的特权，在大陆华南和东北的部分台湾人，还利用这样的特权欺压当地同为汉人的中国百姓。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部分台湾人对于光复台湾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落后”“不体面”“不卫生”与“没效率”的外观产生排斥，同步开启了怀念日本殖民统治这种心态的大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当一部分参与者的动机，正是建立于这一心态之上。
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某些特定角度看，国民党的政权也许是冷战初期的受害者。苏联将中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外蒙古当作牵制国民党中国政府的筹码，迫使国民党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却又在与有苏联支持背景的中共的竞争中失败，失去对大陆的控制；而当国民党政府惊险地退守台湾时，又发现要立足于这个不算大的岛屿，同样充满挑战。将殖民宗主国视为祖国的本岛菁英强烈抵制国民党以“光复”为名义的接收和统治。国民党要巩固他在台湾的统治，显然必须利用公平分配土地资源等社会变革措施争取基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但面对大陆上共产主义政权的军事威胁和政治竞争，面对整个冷战格局下不得不依附于西方的窘境，又必须向富裕阶层妥协，与之联合压制下层潜在的动荡因子（包括左翼思想、反帝、反殖思想，具体而言，是反美、反日），因而完全略过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须经历的步骤，即去殖民化。国民党未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去殖民化的重大议题，为其三民主义实践遭到反覆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在这样与大陆迥异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之外，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更使之在面对重大挑战时，无法做出有效回应。这种缺陷之一，就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尚未完成本土化过程，国民党尚为完全建立新的文化主体性，仍然只能往仰望西方式的现代化，让自己在意识型态上居于弱势。现代化情结，使得国民党未能充分回应抗战建国时期民众对“新中国”主体性的期待。现代化情结，使得国民党在台湾于潜意识层面原谅了日本殖民主义的罪恶，未能充分体认到在台湾去殖民化的必要性，错过了在战后去殖民化的重要时机。由于现代化情结，同时让台湾少数在殖民主义统治架构下的合作者、受益者，以鄙夷的目光看待较台湾社会“落后”“野蛮”的国民党，使得崇拜“现代化”的国民党在亲日、皇民意识型态的包围下落居下风。现代化情结，更让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知识界和接受欧美教育的大陆菁英，有志一同地在思想上自我殖民，无法找到解决中国人自身困境的思想资源。
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之二，是其缺乏长远目标，也缺乏达成政治目标所需的动员力与执行力。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始终无法让组织和控制力穿透到基层，在台湾，国民党的地方自治举措，有政府向地方妥协的意味，目的只是先求安定。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本来是扩大基层政治基础，培植国民党本地菁英的最佳时机：若与前述去殖民化工作同步推动，在台湾以国民党在本地培育的菁英彻底取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扶植的亲日菁英，不难从奠定自身较为坚固的统治基础，但国民党在自身政治文化的制约下，未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当地方势力藉地方选举的过程日渐膨胀，反过来升高对分享政府权力、分享国民党资源的要求时，国民党已不知如何因应，只好向地方势力妥协，不断出让权利和理念，而此举注定国民党的持续台湾化（台湾所称的“国民党本土化”）。由于这种“外来”政治力量的“台湾化”无力与由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扶植的亲日菁英和自认为其利益曾在国民党的土地改革中受损的大地主阶层所主导的本地上层政治势力所推动的“本土化”竞争，不可避免地形成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今日（仅具“中国国民党”之名）实质上已成为“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持续衰微的趋势。
总之，中国国民党是唯一曾经同时治理过海峡两岸的政党，它在大陆、在整个中国以及在台湾所进行的三民主义实践和其中的成败教训，对于面对中华民族整合与复兴职责的现代中国，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