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年年底前，美韩将在中国家门口支起萨德反导系统，这个打着“拦截朝鲜导弹”幌子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大国力量平衡，再次点燃地区军备竞赛的导火索。近年来跟中国在人员、经贸和文化来往上都十分紧密的韩国，此时却把自己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从萨德反导系统这件事情来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吗？我在最新出版的《中国民族主义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一书中有如下的解读。
如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远不足以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亚洲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网络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并且相互依赖程度在各国间极不平衡。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及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高，并且亚洲国家间缺少贸易透明度，不存在制度化的机构来解决它们间的贸易纠纷。多数亚洲国家在同一地区有激烈的竞争。有许多理由表明东亚地区的相互经济依赖性不足以避免它们之间的冲突。
第一，经济依赖程度在东亚地区的各国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即使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也很不平衡，如中国。在欧洲联盟，经济主权的概念已经很淡薄，国家之间的差异比较容易解决。但在东亚，经济主权仍然是一个极其吸引人的概念。贸易的透明度一直是东亚国家之间及东亚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障碍之一。即使政府提倡贸易自由化，国内的既得利益的反对浪潮此起彼伏。
第二，东亚国家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地区内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不及欧洲联盟。大多数东亚国家所追求的不仅是区域内的经济相互依赖，而且是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往。日本在这一方面比较明显。例如在 1990 年，英国所吸收的日本的投资比整个亚洲还多。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会是不平衡的。就是说，各国间从经济依赖性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相互依赖经常变成单方面的权力依赖。例如，日本人认为日本能够控制东亚各国，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高度依赖于日本的资本和高技术以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日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日本优越于其他亚洲国家，从而给地区的经济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第三，东亚社会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并不必然有利于减少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美国和日本之间长期的贸易争端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扩张经济利益的结果往往是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做法是例证。日本的经济资源高度依赖外国，要维持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国家会不惜用政治力量向海外扩张经济。
从多边关系和制度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对亚洲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这一地区缺乏任何有效的多边组织和制度。东亚国家在发展多边关系方面经验不足。东盟（ASEAN）的诞生尽管已经有了历史，但它不是政治组织，无能建立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制度。新近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仅仅是为了避免冷战后的冲突，其目标是继续让美国力量留在亚洲，保障亚洲的安全。但亚洲国家的这一策略能否发生效用是很成问题的。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将来不太可能深深卷入亚洲内部的竞争。即使美国卷入，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理论上说，地区性的安全同盟有助于防止霸权崛起以填补权力真空。但亚洲国家间集体安全感极为脆弱。有人把东南亚国家同盟视为典范，认为东盟会有助于东北亚国家来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但这种想法并无坚实的基础。亚太国家间的集体和平意识远较其他地区低，没有任何制度化机构来履行这一任务。根据佛利伯格（Aaron L. Friedberg）的说法，主要亚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差距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急剧扩大。
亨廷顿强调，从历史上看，快速经济增长和扩张类型的外交政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为真，那么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骤然升级。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全球第一，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异常迅速。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不仅中国，而且其他主要亚洲国家都会有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一旦美国撤军，亚洲国家间的争夺霸权之战就会展开。就目前的现实来说，中国和日本最有可能去决一胜负。从贸易、生产率和金融等各项经济指标看，日本早已是这一地区的霸权。尽管日美之间存在经济摩擦和贸易纠纷，冷战的结束却给日本一个极好的机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就是说，日本在没有使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建立了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帝国地位。随着日本经济权力的急剧扩张，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在飞速发展。但在目前状况下，日本的军事发展受到安全困境的制约，即其军事发展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日行为。再军事化对日本来说意义不大，这会使日本以极高的代价换取极小的利益。但美国的撤军会弱化日本的经济影响力。新的霸权，如中国，对日本的经济利益的 容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采取军事方面的措施来保护或辅助其经济利益。
日本国内尽管有很多人反对日本的再军事化，但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是基于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即美国会给日本提供足够的军事安全保障，避免日本受外来攻击，甚至保护日本在他国的经济利益，如美国对朝鲜和越南的干涉。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必须在军事上自足。日本国内民众的意见也会发生变化。他们会认为大规模地军事扩张符合日本的利益。
从中国方面来说，情形就大不相同。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势必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决定了亚太地区是否会出现权力真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称中国永不称霸。然而，中国是否成为霸权取决于中国国力这一客观事实，而非政府的主观意愿。大国的存在本身足以使人产生霸权的感觉。因此，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国势必成为亚洲霸权。在这些人看来，与日本不同，中国有足够的理由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去控制其外在的环境。日本在亚洲称霸已达一个世纪，而中国则承受了一个世纪的羞辱。即使现在中国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但仍然受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指手画脚：搞和平演变运动，人权压力，用最惠国待遇为政治手段等等。中国和日本、俄罗斯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领土纠纷，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带来了庞大的逆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干预有增无减， 出售武器给中国台湾，与中国台湾建立紧密的政治关系。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向外寻找新的经济资源。亚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中国慢慢地成为霸权，承认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就是说，中国可以非军事方式成为霸权。但内外因素的变化促使中国使用军事手段追求霸权地位。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外交行为也表明这一态势，如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保留对中国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利。日本的军事费用急剧增加。西方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围堵中国的理论更使中国人感到外在的威胁。在现实主义看来，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已经导致了亚洲国家的激烈的军备发展。
摘自郑永年新书《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